「沉默」的史學：二十世紀上海的娼妓文化

20世紀的上海名妓

考察對象：從「惡」轉向「沉默」

筆者曾以《關於「惡」的歷史學》為題，討論北洋軍閥史的認知和書寫問題。該文力圖呈現一種具體的政治之「惡」在「史」的進程中反覆交錯的構成性及在構造內部的轉化性，而「構成性及在構造內部的轉化性」本身，又表明「惡」這一命名的社會修辭的屬性，但該文畢竟只討論了一段具有明確主體的政治史。當筆者開始閱讀《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這部著作，一種續寫《關於「惡」的歷史學》的衝動就萌動起來。如果說原來的那篇文章只是隱晦地暗示了作為「惡」這一命名的前提之規則的構造和演變，那麼現在有必要直接討論作為「惡」這一命名的更為複雜和難以確定的前提之規則的構造和演變，因為該書是一部將政治、文化、性別和認知、記憶和敘事熔鑄在內的特殊的社會史著作。

隨著對該書的思考的深入，筆者發現由於對象的「沉默」及作者特殊的「敘事」方式，原來的續寫衝動漸漸變形。政治事件中的「惡」在書寫中一般可以被加於具體主體，其作為如此命名的前提之規則，在一定的程度內可以被分析出一段較為明晰的痕迹，而社會史中的「惡」，只能由一大群個體分散或者分別聚集的匿名者來承擔，其作為如此命名的前提之規則，因主體的比較單一的被書寫機制而變得特別多重和模糊。這是一種沉默的「惡」。也就是說，作為「惡」這一命名的前提之規則，將因一種只能通過某種故事來顯身的廣大而分散的「沉默」，而變得無法確定。這種「無法確定」，最終可能導致關於規則的揭示成為一種多餘。該書作者似乎也不具備筆者的問題意識。她最多分析了作為某些命名的前提的敘事性條件或者說歷史條件。

經過重重鋪墊，筆者最後決定考察該書關於「沉默」的歷史書寫問題。此時，「惡」的主要功能是強化這種歷史書寫的難度。分析也將表明這種歷史書寫本身就否棄與「惡」有關的規則問題，而作為「惡」這一命名的前提之規則問題，與「沉默」本身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並不那麼必然，儘管可以探討。

敘事的累積與層層悖論

人們對當下的事件和現象，總是想限制其承擔太多的意義，從而給其更多的空間，而對於歷史的分析，總是尋求其各方面和各層次的意義。《危險的愉悅》一書就努力地讓上海20世紀的「娼妓史」承擔各種意義，或者說為它構造一個多重的意義來。作者首先指出沉默的「惡」的歷史記載機制：「只是當有人想對她們進行讚譽、譴責、統計其人數、進行監管、為她們治病、分析其病理、對世人發出警示、拯救她們、取締娼妓業或者利用她們作為社會象徵等等——只是在這種種情形下，娼妓才進入了歷史記載。」儘管有論者指出，1949年以前，中國雖然對產生賣淫現象的種種條件加以禁止，對賣淫的方式和範圍加以限制，但對娼妓業本身無明令禁止，也就是說是判定它為非罪的，但這並不影響人們認為它是「惡」的。人們對它所進行的「惡」的命名與記載主體的合法參與之間的衝突，嚴重影響了這一歷史記載的真實性。這種歷史記載機制構成被寫體和記載主體的多元複雜性；它們共同使「娼妓史」，特別是關於「娼妓史」的研究，成為一個透視一段歷史社會的多菱鏡，而這個多菱鏡也可能只是另一個多菱鏡的一面，或者只是多個多菱鏡反射出來的各種游移不定的「像」的機緣匯聚。

由這種歷史記載機制而來，作者自稱該書的「核心問題是調查研究有關事物的知識是如何獲得的，之後如何被記憶起來，再後來又如何得到歷史學者的理解、同時經過其再創造而重新面世的」，也就是說作者力圖「指明事實、事實的製造者和事實的詮釋者之間游移不定的關聯」。這也可以表述為不斷地再敘事化，或者說敘事的累積。這敘事的重重累積，必然包蘊或者分化出層層悖論：種種關聯因「游移不定」而只能存在於敘事之中，同時因只能存在於敘事之中而只能「游移不定」。在這一點上，作者是保持了相當的自覺的。這不僅表現在「導言」中的理論訴求上，也表現在後來的敘事分析中：許多分析只是在種種故事之後點到為止。

因此，假如把「閱讀」這一維度納入思考，這種所謂的「指明」其實已經使歷史書寫的意圖和功能變得不確定，甚至不可能，因為閱讀這種文本，是無法獲得表達形式本身所給予或加強的「確定性」。作者開始指出：「有關娼妓的極其豐富的史料並不是發自妓女的聲音。然而，即使我們能聽到大家竭力搜尋的『妓女本人的聲音』，那也不可能是未受到任何中介影響的原聲。」繼而指出：「我們要學會在幾種不同的語域中閱讀和聆聽，如此或許就能開始懂得娼妓的聲音和行為，當然那是在同那些更顯見的、更清晰可辨的力量之關聯中方可加以識別的聲音和行

為。」這種「或許就能」的說辭，顯然表現了作者後結構主義理論語境的「雜質」性，但這種「雜質性」最終具有相當的矇騙性，因為所謂的「懂得」和「識別」依然是種種敘事性「關聯」內部的東西，閱讀所獲得「確定性」存乎讀者的「聆聽」。通過種種關聯，作者所加以確定的總是同時被自身給予否定。如此一來，我們只是在讀一個故事，而且也許僅僅是在讀一個惡俗的故事。

該書與孔飛力的《叫魂》，雖同為講故事，但有根本不同。孔飛力的《叫魂》之所以採取講故事的方式，原因之一是因為史料的可考證性和系統性比較差，而《危險的愉悅》之所以採取講故事的方式，主要原因是因為歷史記載的「他者」主體性，即歷史記載主體相對於被寫體肯定是「他者」。《叫魂》的敘事結構嚴格符合社會科學的抽象和分析的結構；即使其中不乏斷裂，那也只是作者的粗心，而《危險的愉悅》的敘事就具有很強的離散性，或者說論證性不強。畢竟《危險的愉悅》交待了後結構主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多重意義」的表達定式

作者指出，「事實」並不是被發現的，而是在人們生產意義的過程中被建構出來的。筆者認為，該書就是在生產一系列意義過程中建構出來的一系列小故事。它生產意義的過程，就是「妓女被賦予變動的多重性意義」的過程：「上海娼妓業是有豐富內涵的交匯點，可以從中探索有形的變化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何互相糾纏在一起，因為單有其中一方是不可能對娼妓生活產生決定作用的。」「娼妓業從來就是從事性服務、性買賣的行業，但我們可以從這樣的交易中了解多得多的內容：例如性的意義、其他的社會關係，以及人們如何通過『性』這個媒介展開有關政治權力和文化轉型、國民性和文化歸依感等等問題的討論。」

因此，儘管作者努力表現種種關聯的游移不定，但還是呈現出了某種寫作的定式來。作者總是從各種文字中梳理出主流的簡單化的描述模式或者評價模式，然後再指出「事實」對這些模式的超越和所具有的更多的複雜性或多重性。這最終構成所謂的「變動的多重意義」的表達定式。比如作者在「妓院規則」一章中指出：「到了民國後期，特別是1949年後，妓院老鴇已有固定的形象：殘忍，剝削成性，是性勞動領域裡的資本家。然而，在歷史資料中出現的老鴇卻不能歸結為如此單一的形象。」在「法律與混亂」一章中指出：「所謂受害人形象的妓女及其反面——危險的妓女，是一種非常強大、然而說到底卻又非常貧乏無力的文字表述形式。法律話語和改革派話語就在力求管理她們和援救她們的時候，構造出了這樣兩種形象。但實際情況是，妓女總是越出某一種或多種試圖再現她的話語或話語群。」

筆者認為恰恰是這種寫作定式構成作者所著力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的意義。這其實是學術研究中一種特平常的追求，不同的是作者針對對象「沉默」這一事實，採取一種敘事的方式，並將意義保持一定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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