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戰場上的隱秘力量 日本對華情報戰：從甲午到「九一八」
上圖：1932年2月，上海「一二八事變」後，日軍憲兵隊召集佔領區（fotoe圖）
「買賣不如意」、「草帽辮行市如何」、「近日回滬」、「要回國，速送500元」、「送銀待迴音」、「草帽辮今好賣，速回電」。
1894年8月，煙台，一名30歲的年輕人接連幾天用電報發出數句暗語。
他叫宗方小太郎，是日本最著名的間諜之一。之前那幾句暗語對應的意思分別為「北洋艦隊出沒威海」，「北洋艦隊出威海進行攻擊」，「北洋艦隊之防禦由威海移至旅順」，「北洋艦隊半數在威海」，「威海無艦隊」，「北洋艦隊由旅順返威海」。他同時對諜報做出分析，認為北洋艦隊「已捨去進取之策，改為退守之際」，並建議日軍突襲威海衛。
8月底，由於行跡暴露，宗方小太郎逃離煙台。9月17日，獲取大量情報的日本聯合艦隊伏擊成功，取得黃海海戰勝利。
這不過是近代日本對華情報戰的一例。一直到二戰期間，日本對華情報不僅組織嚴密，且計劃周全，有軍事教官，亦不乏留學生、商人等，他們遊走在中國的每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蔣介石也曾經感嘆：「我們所見到的日本人，沒有一個不是偵探，沒有一個不是便衣」。
01
甲、乙、丙三種情報
「日本軍方最早有組織地派諜報人員是在1873年。這一年，他們制定了對華的三年諜報計劃」，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副教授許金生向本刊記者介紹。
1873年起，時任兵部省第一局長的鳥尾小彌太開始派遣諜報人員來華，收集內容分為甲、乙、丙三種。分別包括政體、法令、民心是否服從；全權大臣的方針及其品行；海陸軍的兵制、軍隊組織情況；山嶽高低向背、河海深淺狀況等。至此到1894年甲午戰爭結束，日本參謀本部給諜報人員的指令，基本都是在此基礎上制定。
「在世界歷史上，可能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建立過如此包羅萬象，有著如此廣泛基礎的諜報系統，他們絕不放過任何一件事情，也不容許任何草率行事的行為。他們獵取到的一切情報，都是有條不紊地循序獲得的。」英國諜報史作家理查德·迪肯如此評價二戰前的日本諜報體系。理查德·迪肯本人曾在二戰期間從事情報工作，此後先後撰寫了《英國情報史》、《蘇俄情報史》、《日本情報史》等。他同時也認為，「日本在明治上台以後的一百年間，搜集到的情報泛濫成災，超出它的吸收能力，而且其中的大量情報和實際需要毫不相干」。
1886年春，日本陸軍中尉荒尾精秘密潛入漢口，建立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駐華情報機關「樂善堂」，以藥店為掩護，向各地輻射，相繼建立了北京、湖南、四川三個分部。隨後，荒尾精又在長海創辦了日清貿易研究所，致力於培養中國通。該研究所獲得日本政府從內閣機密費中的撥款。
02
戰艦上青菜斤兩都一清二楚
2015年9月12日，山東濟南，山東博物館「甲午戰爭專題展」中，日本間諜獲取的清軍海防漂浮魚雷和海底水雷情報圖。（IC圖）
宗方小太郎自幼喜歡歷史，與著名軍國主義者佐佐友房以師友相稱。1884年，宗方小太郎隨佐佐友房到上海，進入上海東洋學館學習中文。該學館專門「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徹底查明支那的國情，他日大陸經營之時肯定需要」。
「日本軍方長期的、比較固定的日本對華諜報組織體系主要有五個」，許金生介紹，一是特務機關，二是使館武官，三是長期駐軍，四是海軍在華「警備」的艦船，五是軍事顧問和軍事教官。「最後這個是我們自己請進來的，他們每個人來的時候都有詳細的諜報任務」。
1894年，戰爭在即，熟諳中國的宗方小太郎被予以重任。
他奉命從漢口前往煙台，接受日本駐華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在漢奸的幫助下，他兩次潛入北洋艦隊基地。7月8日至13日，宗方小太郎站在威海城內製高點環翠樓俯瞰威海全港，目睹了港內北洋艦隊的艦艇數量及分布。7月22日至16日，他再次進入威海衛，這次不僅清查了軍艦數量，還偵查了海防炮台，形成了完整的情報。
另一個起到重要作用的間諜是石川伍一。石川伍一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職員的身份為掩護，成功收買了天津軍械局的書辦劉棻，獲得了清軍各軍械營槍炮、刀矛、火藥、子彈數目清冊，各軍械所製造彈藥多少，現存多少等大量第一手軍事情報。他將情報彙報給宗方小太郎。至此，北洋艦隊在對手面前暴露無遺。
憑藉大量一手情報，甲午戰爭爆發後，日軍屢屢伏擊成功，北洋水師節節敗退，並被徹底擊潰。
就在豐島海戰數月前，德國商人滿德在火車上和一位日本人攀談，前者發現，「愛仁、飛鯨、高升載若干兵、若干餉，何人護送，赴何口岸，該倭人無不了徹於胸也」。而當清廷搜到寄往日本當局的密函時，更是脊背發涼——日諜連「高升號」上所帶青菜多少斤都刺探得一清二楚。
百餘年後，甲午研究者陳悅感嘆，「自甲午戰爭之前數十年，日本間諜橫行中國刺探情報，以至於劉公島上在哪個地方有口井都清清楚楚。」
03
丟失的密碼本
「日本人做事情喜歡數據化，制定計劃、寫報告，都喜歡用表格，呈現得非常清楚」，許金生說，也因此，他們的諜報體系秉承著嚴謹和周全的傳統。
曾任中國冀察綏靖公署軍務處科員的韓立才在《七七京華津浦軼聞》一書中提到，1937年9月14日，他所在的部隊用高射炮擊落了一架敵機，繳獲的戰利品中包括一張軍用地圖。地圖上正是他的家鄉——河北省鹽山縣一帶。他看後非常驚訝，「日本測繪的那張地圖，比我國測繪的一萬分之一的地圖還精細。我們家鄉附近各個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準確。連村裡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員、多少物資也都有記載。」
相較於日本的諜報體系，中國則顯得漏洞百出。
伊藤博文死去30年後，其遺著《機密日清戰爭》悄然在內部印刷發行。其中提到，1886年8月，北洋艦隊訪問日本長崎，期間清水兵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事件中，一位叫吳大五郎的人偶然拾得一本中國小字典。這本小字典內的漢字縱橫兩側，標註了從0到9的10個小數字。日當局分析後，判定這是清國人電報用的漢字譯電本，並從譯電本中數字的組合方法，分析出了清朝電報密碼。
密碼本丟失一事，清朝軍方竟無人上報。
而在此前，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致送清朝駐日公使汪鳳藻的一件照會，別有用心地將日文譯成中文，長387字。次日，汪鳳藻著人將這份照會用密碼電報送日本電報局發往總理衙門。兩相比對，日本外務省很快掌握了密碼規律，而清朝官員竟毫不知情。甚至1895年李鴻章赴日進行馬關談判，還帶著這套舊密碼，以致於李在和談期間與北京的往返密電內容，包括中方割地及賠款的底線等，全部為日方所了解。
「中國的反諜報也是有的」，許金生稱，清政府時期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均抓過不少間諜，「我們翻民國時期的報紙，總會提到在某個地方抓到了測量地形的人。他們講他們是商人、旅行者但測繪的是軍用地圖。可是抓住了能怎麼辦呢，只能把他們驅逐出境。」每次向日本外務省提出抗議，外務省也很尷尬，被人抓了現行，但也不好承認，「而且當時的中國兵荒馬亂，軍閥眾多。諜報人員和軍閥之間有時是互相利用，一些情報就這麼出去了。」
04
「九一八事變」導火索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舊址
日本對華諜報曾經放鬆過一段時間。「1907年的時候，他們制定國防方針，擬出來了幾個『假想敵國』，但沒有把中國放進去。因為他們認為當時中國海軍幾乎沒了，陸軍也不堪一擊。」許金生說，「1911年，日本又開始制定對華作戰計劃。1918年修訂國防方針的時候，中國僅次於俄國、美國，成了排名第三的假想敵國。此後，每年都會有年度作戰計劃，以及配套出台的年度對華諜報計劃」。
這時出現的諜報機構中，「滿鐵」算是比較有名的一個。
「滿鐵」全稱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於1906年，表面上是一個鐵路經營公司，隱秘目的卻是用盡辦法搜集情報。最盛時期，滿鐵有情報收集人員4500人，其中專門分管對華情報搜集與宣傳的人員達2000多名。
這些人員中有大量退役軍人。「九一八事變」爆發前，他們偽裝成小商小販、醫生、學者，以「浪人」身份來到中國，在旅行考察的掩護下展開情報搜集工作，為日軍做出侵華決策提供依據。同時，日本參謀本部還向東北當局派遣顧問，安置在張作霖身邊。
1945年日本投降後，滿鐵停止運作，收藏在滿鐵所屬圖書館的大量調查報告和資料被陸續發現。經統計，滿鐵「家底」除6200多份調查報告外，還包括50多萬份為調查研究積累起來的資料，包括各種檔案、情報、書籍、雜誌、剪報等。日本戰敗後，很多戰時日軍的軍務機密被投放到原731部隊的焚屍爐中燒毀，文件銷毀工作前後延續了一個多星期。
這時期的日本間諜甚至成了「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
1931年6月，日軍參謀部派大尉部員中村震太郎一行四人從海拉爾出發，到興安嶺、索倫一帶進行軍事偵察。25日，中村等人被駐佘公府的東北屯墾軍第三團捕獲。經搜查，在他們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褲中有大量調查筆記、軍用地圖，並查出寒暑表、指北針、測繪儀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槍。
眼見罪行暴露，中村便欲奪取衛兵的武器逃跑，被在場軍人打翻在地。中村佩戴的日軍軍官專用「三道梁」手錶被打飛掉落在門後，東北軍李德保不聲不響將其撿去，並在之後嫖妓時抵押在當鋪內。日本派駐奉天的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得知此消息後，迅速派人找到該手錶，並以此作為中國軍人虐殺日本軍官的證據。
土肥原賢二正苦於找不到借口對東北發動軍事襲擊，在得知中村大尉可能被中國軍人處死後大喜過望，以賊喊捉賊的伎倆絕口不談中村震太郎在東北的特務行為，只強調「中村大尉遇難是帝國和日本的奇恥大辱」。
之後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東三省淪陷。
1942年，延安的工農學校也出現了日本諜報人員。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系的趙新利博士告訴本刊記者，根據資料記載，這些人主要搜集八路軍內部情報，包括政治部幹部情況、軍隊配置等。諜報信息有時會通過商販往外送。比如一個挑著擔子的游商經過，日本間諜給他十塊錢的紙幣買火柴，商人再找錢過來。情報可能就寫在紙幣右下角傳遞出去。商販是被買通的中國人，和普通商人沒什麼兩樣。
04
酒席上的情報
日本諜報先驅者宗方小太郎
二戰期間，經過數十年刻意經營，日軍在中國的間諜組織已經大致建成，情報網遍布各地。其中，尤以無線電截收網最為成熟。七七事變前，日軍先後在旅順、北京、天津、塘沽等地建成了無線電偵聽站，隨時截收國民政府軍政要員的密電。
人才的培養也一直沒有放鬆。1937年底，日本陸軍省決定在兵務局內成立「情報勤務要員培訓所創」。陸軍大臣隨即發布命令，要求所屬各部隊推薦一名最優秀學員參加考試。
據一名參加過考試的學員回憶，考官桌子上放著墨水瓶、紙、書籍、香煙等十幾種東西。應試者進入考場後做完自我介紹，被要求到另一間屋子去，並回答剛才考官的桌子上放著什麼。有應試者甚至能在那一瞬間從反面看到書上的文字，還能回答出煙灰缸邊橫放著一根火柴等。
與甲午前後的諜報人員相比，二戰時期的器材也更加先進了。日本人利用從德國購入的透鏡，將它裝置在手杖的把手上或打火機上。打火機的體積相當於煙盒的一半，最多能拍16張照片。一邊給香煙點火，一邊即完成自動拍照，也可以做成火柴盒的樣子，一邊抽動火柴盒，就打開了快門，磷片上則裝有透鏡。還有很容易裝進褲兜的能錄入數百頁文件的縮寫器，能把字縮小到肉眼都看不見的程度。
「日本的諜報體系越來越龐大，覆蓋面越來越廣，但執行人員不一樣了」，許金生告訴本刊記者，上世紀20年代中國軍閥混戰以後，隨著這些諜報人員到中國年頭長了，跟軍閥交往多了起來，他們更願意攀關係，利用軍閥達到他們的目的。比如把軍事教官介紹進來，把武器買進來等等。
20世紀初旅居上海的英國人柯林斯驚訝於日本人獲取情報的手段，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們就像到市場採購物品那樣隨便和容易，發現合適的目標後，就想辦法接近獵物，赤裸裸地用金錢勾引。」
除去金錢，色誘也成為二戰期間日本女間諜的重要手段。
13歲那年，在上海長大的南雲造子就被父親送到一所間諜學校學習，師從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1929年，土肥原賢二派她以失學青年的身份潛入南京，化名廖雅權，在湯山溫泉招待所當服務員。這是南京軍政大員召開秘密軍事會議的處所之一。很快，南雲造子「釣」到了國民黨行政院主任秘書黃浚。不知不覺中，黃浚及其兒子都被發展成間諜，為南雲造子源源不斷地提供大量軍政情報，還主動為其擴大間諜組織。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屬的參謀總部、軍政部、海軍部均有人被拉下水，國軍方面重大情報接連失竊。
這些來自酒桌上、床笫間的情報誠然來得更輕易，但也不像之前用腳丈量出來的情報那麼準確、踏實。一個典型的失誤出現在「一二八事變」時。彼時，日方得到的情報是，上海河流縱橫，不適合運大型軍用武器過來。到了上海才發現，道路修得很好。
但這些，作為日本諜報先驅者的宗方小太郎是看不到了。1923年，宗方小太郎病死於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賜勛。其安葬於熊本市的小峰墓地，至今仍為日本人「朝聖」場所之一。（本刊記者陳光對此文亦有貢獻）
參考資料：《近代日本對華軍事諜報體系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許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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