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上的瓷器貿易與世界文明再生產
內容摘要：本文選擇「一帶一路」上的中國瓷器貿易作為討論主題，希望能通過概述在當年海陸絲綢之路兩條道上所發生的，有關中國瓷器貿易而帶來的世界文明互動的歷史，讓我們重新確定中國的物質文化在世界文明再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佔有的位置和所處的坐標。當年一帶一路的貿易中不僅有茶葉、香料、絲綢、還有陶瓷貿易，但前者走的都是單向旅程，自東而西，最後在終點處被人消費使用而難以留下蹤跡。只有瓷器，不僅歷時長在，還被永遠保存在博物館和家族的傳承中，由此，在文化的相互影響上發揮著長久的核心作用。另外，其所呈現的世界貿易造成了藝術圖象和造型的普世性衝擊，讓我們看到世界不同國家的藝術圖像的不斷相互影響及不斷再生產的過程。另外，瓷器還是一種敏感度極高的人與事物之間的測壓計，比其他任何商品都要來得敏感。因為它記錄了來自種種面向的衝擊，包括傳統藝術手法、國際貿易、工業發展、政治紛擾、精英階層思想、儀式禮俗和文化接觸等等。這樣的討論讓我們有機會來回顧：一帶一路上所形成的歷史文化給予我們的種種啟示，並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看到我們通往未來的路。
關鍵詞：一帶一路 ; 陶瓷貿易 ; 印度洋地理大發現
青瓷
一、中國瓷器貿易的世界話語
「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讓在遙遠過去由於貿易，在海上和陸地上產生的絲綢之路開始受到關注。實際上在這條路上被販運和銷售的不僅有絲綢，還有茶葉、瓷器、漆器等許多的中國製造的產品，當時的中國製品具有世界公認的優越地位。美國學者羅伯特·芬雷曾在他的書中寫道：「人類物質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是在中國的主導下展開。在絕大部分的人類歷史時光之中，中國的經濟都為全世界最先進最發達。」但今天的我們，似乎忘記了我們這段歷史的榮光，還忘記了在歷史上，中國不僅是一個「黃色」的農業文明的國家，也是一個「藍色」的海洋貿易非常發達的國家。
為此，本文選擇「一帶一路」上的中國陶瓷貿易作為主題，希望能通過討論當年在海陸兩條絲綢之路上所發生的，有關中國陶瓷貿易而帶來的世界文明互動的歷史，讓我們重新確定中國的物質文化在世界文明再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其所佔有的位置和所處的坐標。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瓷器的國家，從東漢開始中國的瓷器走下成熟，在唐代被銷售到世界各國。在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它始終居於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是全世界最受喜愛、羨慕、也是最被廣泛模仿的產品。其成為一大物質媒介，跨越遙遠的距離，促成了許多不同文化間藝術象徵、主題、圖案的同化與傳播。但是有關這樣的歷史卻並沒有受到研究者們的廣泛關注，即使關注也很少從更廣泛的文化政治經濟的角度來進行深入的討論。正如羅伯特·芬雷所說，瓷器是一種敏感度極高的人與事物之間的測壓計，比其他任何商品都要來得敏感。因為它記錄了來自種種面向的衝擊，包括傳統藝術手法、國際貿易、工業發展、政治紛擾、精英階層思想、儀式禮俗和文化接觸等。
在國際學術界，世界的物質文化交流史越來越受到關注，如美國人類學家西敏司所寫的「甜與權利」，關注的就是糖的貿易及生產是如何與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奴隸化生產，乃至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聯繫在一起的，其已經成為一本世界名著被人們所閱讀。而陶瓷所能牽連出的內容會更多，因為，其不僅是一種「物」，還是一種被抽象提煉和象徵隱喻的符號載體，這一器物遠比其他的物質產品更接近文化和藝術的境界。而且其文化功能繁多，如其是想像力的運用、傳統習俗的體現、社群意識認同的陳述、社會凝聚力的彰顯、身份地位的載體、自我物象化的呈現，社會價值的具體表達等等。因此，討論中國陶瓷貿易所帶來的世界性文化衝擊，可為世界文化和藝術史的書寫提供極具啟發性的種種思考。
瓷器還有一項特殊之處，絲綢之路上的茶葉、香料、絲綢，走的都是單向旅程，自東而西，最後在終點處被人消費使用而難以留下蹤跡。只有陶瓷，不僅歷時長在，還被永遠保存在博物館和家族的傳承中，由此，在文化的相互影響上發揮著長久的核心作用。另外，其所呈現的世界貿易造成了藝術圖象和造型的普世性衝擊也是很值得我們去討論的，而且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還看到世界不同國家的藝術圖像的不斷相互影響及不斷再生產的過程。如取自中國瓷器的中國藝術母題與圖案，被遠方社會接納擁抱、重新組合、另加詮釋，成為其他商品上面的裝飾，然後作為異國風情再送回它們當初所來之處。另一方面中國陶瓷工匠經常改造異國圖飾，用於自家產品，然後又由商人運送出口，使之歸返幾代以前這些圖案的原產地。因此某一受到中國影響的紋飾版本，傳到半個世界之外，被當地藝匠模仿，後者卻渾然不知這項曾經給予中國靈感、而自己正在繼而仿效的異國文化，其實始於自家祖先。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不同文明的再生產，實際上是在相互獲取學習資源的過程中發生的。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每個社會都是全球的組成部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社會與社會之間互為發展條件，相互之間的競爭，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對比的關係都是推動全球發展的重要動力。這樣的情景不僅存在於今天，也存在於歷史上。但過去做歷史研究的學者，因為過於強調在本土國家的框架內理解問題，很少做這樣的跨文化的研究，也很少將研究視野擴大到整個世界，但這正是筆者最感興趣的問題。
另外，受進化論的影響，西方史學家們基於文藝復興以後，對世界變局的片面認識，認定只有歐洲國家才是不斷發展進步的，其他地區則處於「停滯狀態」。這也影響到了國際學界以多元互動的視野來看待這一歐美以外的全球貿易歷史，當然，近年這一研究現象已在改變，一些歐美史學者們也在將視野投向這些非西方的世界，試圖以此為目標重新認識世界歷史的整體面貌。
作為中國學者更應該主動關注這一研究，以重新定位在歐洲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在世界歷史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即使是在地理大發現的近三百年的歷史中，中國仍然是世界的領跑者，甚至是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榜樣之國。本著如此的目標，本文試圖探討從中國唐代開始的一千年多年的歷史中，中國是如何在與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亞甚至東非等文明區連為一體的「環印度洋的陶瓷貿易網路」中起到主導作用的。另外，15世紀以後，由歐美主導的「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全球陶瓷貿易網路」是如何形成的，而且在這樣形成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人類在跨越遠距的商業交換活動中是如何形成一個「世界體系」，並構成為一系列交迭互動的多重經濟體，一個極其複雜的交易網路。在這樣複雜的網路中，中國的陶瓷貿易將歐亞大陸的極大部分串連在一起，最後又藉由歐洲鏈接了美洲大陸，由此，中國成為這個世界體系中最重要的關鍵樞紐和帶動這個世界體系運轉的發動機。當然，這一發動機到18世紀以後逐步熄火，到今天，中國啟動的「一帶一路「戰略還能讓中國這一發動機重新點燃火花嗎的？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二、漕運的開通後的中國水運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瓷器的國家，中國瓷器的對外貿易在東漢成熟時期也許就開始了，但真正形成一定規模，遍及亞非大陸，應該是從唐代開始的。因為只有到了唐代，中國的漕運才得以完善，並日趨發達，才能使這些瓷器得以大批量的運送沿海的港口，再由各港口運送到舊大陸的許多國家。
中國的漕運的發達，始於隋朝，完善於唐朝。隋煬帝大業元年開鑿通濟渠，從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黃河；又引黃河通淮水，通過漕運將江淮糧秣物資到京師。到唐肅宗時，又使長江-邗溝（邗溝是聯繫長江和淮河的古運河）、汴河（古運河的一段）-黃河及黃河-渭水三個交匯處轉運倉的建設有所加強，並形成「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的場面。
唐代的水上運輸發達，促成了造船工業的發展，尤其是長江流域的江南地區造船業之盛，為全國之最。唐代造船材料，多用堅硬耐用的楠木；其次則用樟樹、杉樹或柯樹等。所造船大致可分內河船及海洋船兩類。海洋船方面，唐代遠航外洋的船甚多。唐太宗時，閻立德在江西南昌造浮海大船500艘。自東海、黃海直上高麗。另一方面亦有遠至紅海的商船。
正如亞當?斯密所言：「各行各業可及的市場，因水運而擴大，此為陸運所不及。所以唯有在濱海地區以及可航行內河的沿岸，各類工業才會開始進行分工與改良。」當時的中國各瓷區，之所以能利用大量生產的技術，正是因為藉由「比起尼羅河、恆河，甚至兩者加起來更廣的內陸航道」，使中國的瓷器得以以運銷遍及各地的市場。明時期曾經在中國生活過的利瑪竇宣稱，搭乘船舶來往，是中國一大奇妙景觀：「天然河川、人工運河，這個國家的水道如此密布交錯，幾乎可以乘船前往任何地方。」而這一切都是在隋唐時就打下的漕運基礎。
如唐代出口白瓷、三彩製品和青花瓷的重要窯口鞏縣窯，其位置正處於洛水與黃河交匯的洛汭地帶，這裡曾是溝通北方大半個中國的漕運樞紐。這裡溯洛水向西可達東都洛陽和京師長安；順黃河東去，可抵鄭州、開封，轉入大運河向北直通華北大平原，由天津到朝鮮、日本；向南直達當時重要港埠、國內國際商貿城市揚州；再順長江東去，可直航海外達東亞、南亞與中東地區。陸上，從鞏縣窯址向西南，經軒轅關即達唐代大都會東都洛陽，洛陽當時是絲綢之路的東端，成為鞏縣窯產品陸上輸往西域和歐洲的重要通道。還有當時的長沙窯生產的釉下彩瓷器遠銷亞非不同的國家，其地理位置處於湘江附近，其產品從湘江到洞庭湖，然後達長江進入海外。當時著名的瓷器產地越窯，更是屬於明州地區，明州是當時的重要港口，可以直通海外。正是這種便利的水運交通，讓中國的瓷器通過國內的人工及河流運輸到達沿海港口，到達內海然後穿過馬六甲進入印度洋走向歐亞非大陸。當然，唐代除水運之外，尚有陸運，但作為易碎的瓷器，水運自然要安全便利得多。
白瓷
三、繁榮的中國港口與對外貿易
唐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唐代帝王向各方面擴展他們的統治權，擴張到朝鮮和越南（當時稱安南），遠及中亞的游牧部落和沙漠綠洲中的定居區。同時，唐政府非常重視對外貿易，為了管理市舶貿易，唐玄宗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政府在廣州設立市舶使，唐代其他之貿易港尚有泉州、杭州及揚州等。唐之廣州、揚州，其繁盛可先後媲美於今日之香港與上海。
唐朝首都長安（今西安）成了差不多有200萬人口的世界中心城市，是來自拜占庭和中東各國的商旅薈萃之地。不但是當時中國，甚至亦是全世界的最大城市。
當時外國人所到中國著名城市很多，長安、洛陽以及沿海的揚州、明州（寧波）、泉州、交州、廣州等地都已成為中外商人聚集的國際都市。
中國自古對外交通要道主要有二：一為西北陸路，二為東南海路。自漢代以來，武帝通西域，西北陸路對外交通日見發達。東漢時班超出使西域，到了地中海，接觸羅馬等國。中國的絲就由此時傳入羅馬。至於東南海路，經交州（即越南，當時屬於中國）、廣州等地，進入海洋。
到唐代時，海運路線得到了擴張。以從明州港出發的航線為例：從明州港出發南下，穿過台灣海峽，向東南到達菲律賓群島。沿呂宋島、民都洛島、宿務島、棉蘭老島，蘇祿群島西海岸南下，經加里曼丹島西北海岸至爪哇、蘇門答臘島。越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再穿過尼科巴與安達曼兩群島，橫渡孟加拉灣至印度東海岸，再從東海岸南下，經斯里蘭卡後，又沿印度西海岸北上，循著大陸海岸線，一路直達波斯灣，或由席拉夫登岸，由此深入伊朗內地；或至波斯灣盡頭，溯底格里斯河而上至忒息豐、阿比爾塔和薩馬臘等地。一路則繼續沿阿拉伯半島南岸經阿曼至亞丁灣，或入紅海北上抵達阿伊扎布或庫賽爾港，在此卸貨後，再向西橫穿沙漠到達尼羅河，然後順尼羅河而下最終抵達福斯塔特；或沿非洲東海岸南下，經曼達島、吉迪，最後抵達基爾瓦島。唐代，除明州港外，還有廣州、泉州、揚州三個重要港口。
唐初商業運輸及海外貿易大增，廣州和泉州首度成為重要港埠。當時有人造訪廣州，看見「來自印度、波斯和南海等等各地的船舶無法計數，滿載熏香、藥材和珍品，堆積如山。」9世紀以後，中國式大帆船開始主宰對印度洋的貿易，取代了印度洋開來的較小船舶，制瓷業尤其因此獲利豐厚。
7世紀時阿拉伯人征服接管波斯，此時伊斯蘭勢力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根基。接下來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了伊拉克、地中海東岸、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以及波斯，造成西南亞貿易區全面重整，統一在伊斯蘭旗下。這樣的統一體使這個地區變得日益強大，並以此為力量滲透到周邊國家。8世紀起，西南亞船舶開始來到廣州，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此定居。有各種外國貨輪，名叫「南海舶」者，每年均駛來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其中以獅子國（即今斯里蘭卡）的貨輪為最大。船高數丈，置梯以便上落，堆積寶貨如山。每有蕃舶到港時，郡邑為之喧闐。可見當時的貿易，一方面是中國的商人走出去，另一方面是西南亞等地的商人也在走進來，形成一種循環的流動。
四、「物」的流動與「人」的流動
唐代中國面對的世界不僅是一個「物」的流動的世界，還是一個「人」的流動的世界。當時的首都——長安城尤為繁榮，猶如一塊大磁鐵，吸引各地雜耍人、畫師、舞者、魔術師和樂師紛紛沿著駝路前來。另外，還有敘利亞商賈、波斯教士（包括摩尼教、拜火教、景教派基督徒）、粟特工匠、猶太醫生、阿拉伯珠寶商、西藏傭兵、維吾爾馬商等，絡繹往返行走於海上的絲路和陸地上的絲路。現在中國西北及黃河中游至廣東省一帶，經常發掘出波斯王朝的銀幣，可見當時波斯人在中國經商地之廣了。尤其是橫跨亞、歐、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國，中國稱其大食國。自唐高宗永徽年間開始，大食人便從海、陸兩途來華經商，出售藥材、香料、珠寶等物給中國，並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煉丹術和養蠶織絲技術輸往歐、非兩洲。中國文化及產品傳入歐陸，大食起了中介的作用。
當時往返於中國的除西南亞國家的人們，還有許多周邊的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人們。唐太宗時，東亞的高麗、百濟及新羅三國均有派遣貴族青年來長安留學。當時中國政府特在楚州等地設立「新羅館」，以處理兩國間之商務。當時在中國揚州、漣水、諸城、牟平及文登等城市，聚居新羅人無數，稱為「新羅坊」。還有東南亞的驃國（今緬甸南部）、真臘（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及墮和羅（今泰國南部）、宗利佛誓（今蘇門答臘）及訶陵（今爪哇）等國，都與中國建交並通商。他們分別把香料、珠寶、棉布、犀牛、大象等運銷中國，併購買中國的絲綢、瓷器及工藝品返國。至於南亞的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天竺（印度）、尼婆羅（尼泊爾）及罽賓（今巴基斯坦）等國與唐朝亦有通商。
筆者曾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看到許多唐代的陶俑，裡面有當時生活在中國的歐洲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還有黑人。據說，唐代時，中國有錢人的家中，常養有「崑崙奴」，即來自非洲的黑奴，可見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國際化程度非常高的國家。
陸地和海上沿途的商人們，不僅把中國的瓷器運到亞非大陸，同時，也將印度和波斯甚至北非埃及的圖飾技法以及他們的圖畫版本傳給中國。在唐以前，中國的工藝美術裝飾中大多是人物、禽獸和抽象的幾何紋樣，很少有植物紋樣。但在伊斯蘭的世界和佛教的世界裡，各類植物和花卉才是他們藝術表達的主題。由於商貿的流動，伊斯蘭和佛教國家中律動變化、循環連續的「卷草紋」，格式化的花卉，還有自由表現的莨菪、棕櫚葉、牡丹、荷花等形各色花卉，都被僧侶和各式工匠模仿在無數佛窟、巨墓內，因而進入到中國藝術的主流中，同樣也進入到中國的陶瓷裝飾中，尤其是唐代以彩繪見長的長沙窯的裝飾中。就這樣，人和物的流動，也帶來了藝術和文化符號的流動及融合。
唐三彩
五、宋代的內斂與開放並存
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也是陶瓷製作的巔峰時期，當時著名的瓷窯遍布大江南北。但這個時代和唐代比較起來卻是從開放走向內斂的一個時代。唐代的疆域闊大，有1200多萬平方公里，而北宋只有400多萬平方公里，四周被西夏，遼，吐蕃諸部和大理國所包圍。到南宋更是偏安一偶。此時的中國對外具有較大的防範心理，在文化上開始產生強烈的自我認同，唐代的那種容納整個世界的博大胸懷開始收縮。從陶瓷器的表現來看，外來的造型和紋飾開始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從本國的傳統尋找文化，具有一種復古的趨勢。
自宋神宗元豐以後，皇家祭祀天地開始「器用陶匏」，並正式建立官窯。以樸素的「陶匏之器」，來體現古禮「尚質貴誠」的精神。其造型仿商、周、秦、漢古銅器中的各式鼎、樽、觚、尊、彝（方彝）、卣、壺、罍、瓿、盉、甒等禮器。作為皇家祭祀的禮器，其是具有宗教意味的，祭天祭地祭祖宗的神器，陶工們製造它是充滿敬意和崇拜的。中國遠古時期以玉為祭器，那是因為在中國人的觀念中，玉可通神靈，是日月之精華。作為復古盛行的宋代文化的主流，自然在制瓷時將追求玉的質感為最高標準。因此，不僅是官窯產品，就是當時的汝窯、哥窯、龍泉窯、景德鎮窯、耀州窯等，也大多是各種類玉般的青瓷。當時的青瓷非常豐富，有天青，梅子青，粉青，蟹殼青等，還有景德鎮的青白釉，這些釉質都具有玉般的質感和光澤。這種典雅的如玉般的純凈之色，體現了宋瓷的最高境界，也體現了中國人追求天趣質樸，天地人渾然一體的審美觀。如果說，唐代陶瓷的特色是以異國情調為母題、充滿活力的自然風格、雄渾的氣質與彩繪的裝飾。而宋瓷則是以中國的遠古傳統為根基，追求釉質溫潤、造型古雅、色澤純凈，體現天然質樸的神工鬼斧之美。在宋代，瓷器逐漸成為用餐、家庭裝飾和文房四寶中的固定元素。經由行家的鑒賞、委制和收藏，瓷器文化被整體地納入到上層社會的禮制與價值觀中。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它代表文雅、教養，集道家隱者的節制寡慾與儒家恂徇君子的謙朴內斂於一身。
儘管宋代實行的是內斂型文化，但朝廷卻仍然非常重視海外貿易。北宋初年朝廷就在杭州設立兩浙路市舶司，以轄管杭州、明州的市舶事務。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規定：「自今商旅出海外番國販易者，須於兩浙市舶司陳牒，請官給券以行，違者沒入其寶貨。」宋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泉州設立市舶司，嗣後又設來遠驛，以接待貢使和外商。直到北宋，廣州仍然是我國最大的港口。當時的主要港口除杭州、明州、泉州外。還有廣州港，從唐代起，廣州就設立了市舶使，宋代又設立了市舶司，負責掌管海外商舶貿易。
此時的國際海路，有許多中國商人參與，他們和阿拉伯人一起，成為中國與印度洋兩地貿易的主導者。此刻來自各地多元族裔的穆斯林商人：埃及、阿拉伯、波斯、東非、印度、東南亞，與中國商人並非兩個完全獨立不屬的類別，因為在這些中國商人中也有人信奉伊斯蘭教，而穆斯林商人也有家庭世居中國；兩者都對海上運輸貿易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考古學家在波斯灣多處港口發現的中國銅幣，便多由抵達此間的中國商船載運而來，船主則是居於中國沿海城市的穆斯林商人。此時穆斯林商人的陶瓷貿易規模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商人們將中國商品帶到瑟羅夫與鄰近港口，貨物由這裡轉為陸運，通過扎格羅斯山脈，抵達波斯法爾斯與克爾曼兩省的城鎮。船隻向北再行三百五十公里，到達更遠的巴斯拉，此城位於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三角洲，之後，再通往哈里發王國的其他大城。近年來，在這些城市都發現一些宋代瓷器碎片，並在薩馬拉宮及後宮廢墟發掘出土了一些餐具和香瓶。
到南宋女真建立的金國征服北中國，結束了宋王朝的第一階段。接下來金國又擊敗契丹遼國，幾乎切斷了宋帝國與中亞的所有接觸，從1126年至1279年蒙古滅宋為止，中國君主只能從長江之南、位於浙江杭州的臨時國都，治理他們殘存的帝國疆域，統治面積僅余原有中土的三分之二。北方強權橫亘阻絕，絲路不再可及，南宋毅然轉身，迎向海洋。
正因為如此，整個宋代的出口瓷生產也都轉向了沿海一帶。唐代的出口貿易瓷，不僅限於沿海一帶，還有許多內地窯口，如長沙窯、鞏縣窯等都參與做出口瓷。但到宋代以後，雖然是大江南北名窯遍布，但出口貿易瓷的生產主要轉移到了沿海一帶。近年來，在沿海一帶，發現了許多的宋元時期的沉船的遺址，在這些遺址中我們看到當時出口的產品主要有龍泉窯的青瓷，景德鎮的青白瓷，福建建窯的黑瓷，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仿景德鎮的青白瓷等。白礁一號沉船遺址出水了一批陶瓷器，大多數是黑釉盞。1987年在廣東台山縣川山群島附近海域發現一艘古代沉船，命名為「南海一號」，已出水完整和可復原的陶瓷器4500餘件，分別來自景德鎮窯、龍泉窯和福建地區與外銷瓷密切相關的諸多窯口，如德化窯、磁灶窯等，華光礁一號沉船遺址位於西沙群島華光礁西北部，是一處南宋中晚期的沉船遺址。共採集和出水萬餘件瓷器，這些瓷器大部分來自福建的各民間窯口，其中的青白瓷器主要是景德鎮窯的產品，青黃釉瓷器屬龍泉窯。從這些水下考古發掘的瓷器我們可以看到，宋代中國的外銷瓷生產主要是集中在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福建和廣東就在沿海，而江西和浙江都可以通過福建入海口。如福建東北部與浙江、江西接壤，龍泉窯主要產區的大窯窯區，經過很短的陸路，即可進入閩江水系的上游，景德鎮屬信江水系，與閩江水系的上游鄰近，可經過一段較短的陸路轉入閩江，順江而下出閩江口入海。這樣的交通，導致處於福建省的泉州港迅速崛起，成為一座國際性的重貿易港口。
六、黃色的陸路與藍色的海路並存
如果說，唐代是中國瓷器出口貿易的第一次高峰，到14世紀初期，在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政府的推動下，中國的對外陶瓷貿易就進入了第二次高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的蒙古人建立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最大的帝國，它從東方的朝鮮和中國一直擴展到西方的俄羅斯和匈牙利。蒙古帝國的這種國際規模，使它可與引起文化和制度大混合的歐洲擴張相比。
從11世紀到15世紀，突厥和蒙古民族的帝國擴張行動在歐亞土地上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繫。通過促進前所未有的規模上的跨文化交流和交換，游牧帝國將整個東半球大部分地區各民族的生活和各個社會的經驗融為一體。並把蒙古人的控制擴大到東至中國、西至波斯的地區。
正是因為這樣強國的崛起，使歐亞大陸成為一個安全的商業通道，即便是個人也有能力穿越整個歐亞大陸，當年的馬可·波羅和他的父親、叔父就是如此以步行往返於歐洲與中國之間的陸地，於是，中國和西歐這樣遙遠的土地第一次被直接聯繫在一起。遠距離貿易的影響超越了東非沿海地區，進入了內陸。
在元代不僅是水路交通，就是陸路交通也開始繁盛起來。由陸路運載瓷器銷往國外，自然不如海路方便和平穩，但仍然有商人走。有關這方面的文獻曾記載：余於京師，見北館伴口夫裝車，其高至三丈余，皆韃靼、女真諸部及天方諸國貢夷舊裝所載。他物不論，即以瓷器一項，多至數十車。余初怪其輕脆，何以陸萬里？即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內納沙土及豆麥少許，疊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灑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加固，試投之牢確之地，不破損者，始以登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
雖然元代的陸路安全暢通，瓷器的運輸也有不少走陸路者，但海陸還是更安全快捷，所以元代大量的陶瓷貿易還是沿著唐宋時期的海道在進行。近年有關元時期的沉船遺址也不斷被發現，北礁一號沉船遺物點，北礁三號沉船遺物點，大練一號沉船遺物點等，都發現了大量當時運往海外的中國瓷器。
青花瓷
七、世界圖像符號的交流與互動
元代的出口瓷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景德鎮的青花瓷。在元以前景德鎮生產的是青白瓷，而不是青花瓷，但到元以後卻出現了青花瓷這一新的品種。這一品種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中國人所製造，而是為了穆斯林世界所製造的外銷瓷。從十三世紀到十五世紀中期，中國最重要的港口是泉州。居住在中國的穆斯林人，特別是住在泉州的、以富裕而著稱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無所不具，商業上的交易，促進了這些富商和中國藝人們的交往。於是，對中國古瓷頗感興趣的伊斯蘭國家——波斯和敘利亞商人把伊斯蘭國家生產的鈷藍料介紹給景德鎮的陶工，並向他們定購大量的青花瓷，這些商人不僅為景德鎮的工匠們提供了促使元青花瓷出現的裝飾上的材料，同時，也為這些青花瓷的生產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青花瓷的出現在中國的陶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因為在這之前，雖然出現過唐代長沙窯的釉下彩瓷，宋代磁州窯、吉州窯的鐵鏽花彩瓷，但這些彩瓷都不是中國瓷器裝飾的主流。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直到唐宋以前，中國的瓷器裝飾主要還是以一道釉的素瓷為主。自從青花瓷出現以後，這樣的局面得以改變，中國自此進入了彩瓷時期。所謂的彩瓷，就是在瓷器上出現了用毛筆繪製的有具體的裝飾主題的繪畫及圖案。這些繪畫和圖案，不僅豐富了陶瓷器的裝飾內容，而且還導致了一場世界性的圖像大交流的產生。
在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中，一直反對描繪人類、動物或任何生命，因為在穆斯林眼中，只有安拉可以創造生命，藝術家絕不允許模仿安拉。因此，在清真寺的壁磚、地磚上，到處可見的是《古蘭經》經文穿梭在生命樹枝丫之間，文字交串整合於錯綜深邃的植物迷宮之內，非常富有裝飾性。人們走進穆斯林的清真寺，到處都是裝飾性的圖案和文字，牆壁和天花板上到處都繪滿了各色植物，顏色十分豐富耀眼，使得來訪者感到自己彷彿走進了一個到處充滿鮮花的豪華花園。除清真寺的裝飾外，波斯的地毯也很有自己的風格，所有的空間都被圖案擠滿而不留空隙，而且一道道的花邊圖案非常華麗。這樣的裝飾手段被波斯的商人們帶到了中國的景德鎮，被描繪在由景德鎮生產的青花瓷上。於是，在元青花瓷上出現了類似清真寺和波斯地毯的裝飾，這種裝飾的特點是，中間一個大圓飾，然後盤子的四圍以縱軸向外四散，有時多達六層彼此精細疊加。中間的主圖描繪一株盛放的花樹或中式的孔雀、鴨禽，荷花等圖像，還常常巧妙借用植物圖案，諸如點點的花瓣、起伏的枝莖，構成這些禽鳥的外形輪廓，令這些圖像幾乎融於整體花樣之中，於是一種嶄新的裝飾風格得以呈現。中國元以前的彩繪瓷，普遍都比較疏朗，留白較多，且寫意手法居多。但新產生的元青花瓷，以一種伊斯蘭式的標準手法，將中式動植物造像予以扁平化、抽象化，得以無盡連續重複，幾乎看不到留白。
而且這類的表現手法，發展到16世紀以後，深受歐洲人的喜愛，除多出口到歐洲的瓷盤，都是在在典型的伊斯蘭裝飾的方形、菱形、形條紋、重疊交錯的圓形，輻射多邊形、榫接六角形、太陽光芒、四瓣式花卉、星狀格紋等等幾何圖案中，裝飾上中式的主題繪畫，如佛教的吉祥圖案，如菩提樹、寶傘、法輪和法螺等，還有牡丹，荷花，松竹梅，假山，玲瓏石，孔雀、牡鹿、野生羊、鷹隼等，形成了一種被歐洲人稱之為「克拉克瓷」的圖式而風靡歐洲乃至全球。
當時，不僅是穆斯林的圖案裝飾進入了中國的瓷器系統中，其玻璃和金屬器皿也來到了中國的瓷器系統中，早在唐代，波斯的飾有雞首的銀壺就翩翩的到達中國（也有可能來自地中海東岸），中國的陶瓷工匠們依樣製作，遂使此物大為流行，蔚為時尚。還有西南亞的香客隨身帶的水壺，被稱為「軍持」這是從印度梵語音譯過來的，在印度化時代曾盛行於東南亞，到了伊斯蘭化時代，成為伊斯蘭教徒慣用器物，是佛教僧侶和伊斯蘭教穆斯林隨身攜帶用於貯水飲用和凈水的器物。中國陶瓷工匠將它們轉為瓷製品，在這些地區流傳。還有諸如大肚深腹的罐瓮、帶邊柄的大口水壺、弧形噴嘴、大啤酒杯、魚筐、臉盆架、葫蘆形瓶、玫瑰水噴頭、穿帶壺、大型矩瓶、深碟等等，這些都是中國陶瓷工匠模仿埃及、敘利亞與波斯等地的金屬器造型，這些樣本有些是穆斯林商人特意送往中國以供參考，有時是由泉州、廣州當地穆斯林家庭提供。
在文明與文明間的學習常常是迂迴反轉的，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常常在幾百年間的彼此影響中，又回到原地。如到11世紀波斯的商人，此時又將唐版的雞首瓷壺回銷到西南亞，那裡陶匠或金屬匠忘記了這曾是他們老祖宗的東西，紛紛起而仿效。還有一些中式的植物紋飾，原也是唐代由波斯傳入的直系嫡裔，經過幾個世紀以後又沿著絲路回傳，在伊爾汗王朝境內紮根。幾世紀間經過改裝，被凡事都崇尚中國的伊斯蘭上流社會，將其改造得更上層樓，讓受波斯卷草紋影響的中國式的纏枝蓮圖案處處綻放，不斷再現於織毯、金屬器、灰泥壁、書籍裝幀、屋瓦牆磚和陶器上。
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的中國青花瓷，發展到15世紀已經非常成熟，並成為埃及、敘利亞與波斯陶工模仿的對象。任何的模仿都不會是機械的模仿，這些穆斯林國家的陶工們，慢慢地採取了更自由、解放的律動和空間感，他們的圖案逐漸開放，迎進中式特有的某些生命力與自發性。而在中國方面，則採納了伊斯蘭構圖元素，諸如帶狀紋飾以及更嚴整的空間規範。他們也變得擅長使用西南亞式的空間組織脈絡，傳遞自身的視覺語彙風格。如此製作出來的青花瓷，由於穆斯林文化的影響形成了中國文化以往所無的新元素，成就了一種新的魅力，這種魅力無論在伊斯蘭之地或在全世界都令人無法抵擋，最終風靡世界。
八、中華文明威臨四海
明代結束了元代蒙古族的統治，曾一度被蒙古統治者所荒疏的儒學傳統又開始回到中國文化的中心，一方面是皇家學院和地方學府提供財政支持儒學的發展，開始編撰四庫全書等儒學典籍，另一方面還在開始恢復被蒙古統治者荒廢了的科舉考試體系。
在儒家統治階級眼中，泱泱華夏最重要的是以文明教化為己任，向域外輸出它的文字、典章、衣冠、律令、官制、經典，以及絲綢、繪畫和瓷器等。在這所有的輸出品中，重要的不是物，而是文化，即使是物，也是承載了文化的物。正是這些承載了文化的物，為中國這個「中央或中央之國」，建立了它的古制、先賢與聖典等文化價值觀所體現出的文明形象。將自己的文化傳揚給其他國家。而那些教化程度較低的四方之民，則以進貢的方式向天子表示臣服感戴。自漢唐代開始，中國就是世界經濟的發電廠，因此自古以來即以「中」國自居，亦即世界的軸心。事實是如此，自漢唐以來，以中國為中心，周邊環繞著許多小國，還那些遙遠的西南亞，西亞，北非、東非、歐洲等「蠻戎夷狄「，都在通過文化和物質的流通領受著中國分賜的福祉。
到明代的永樂年間，皇帝為了威臨四海，重組「中央之國」與更廣大世界之間的關係，採取了一個當時看來非常大膽作為：即任命卓有戰功的太監鄭和率領一支三百一十七艘船、兩萬八千人的艦隊出洋，1405年由中國出發。這樣的氣勢在當時來講可以說是絕無僅有，所向披靡的。
在中國的歷史上，將這一行為稱之為「鄭和下西洋」，這個巨大出行任務一共有七次，從1405年開始到1433年最後一次歸國（已是宣德皇帝在位），一共花了28年的時間，時間跨越了整整一代人。永樂皇帝利用海上勢力宣揚國威的方式，打破了古代中華帝國只是被動等待各國來朝貢的傳統政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試圖主動涵納、指揮藍色中國的海上事業。
鄭和寶船浩浩蕩蕩駛入各國港口的景象，每每令當地人印象深刻，嘆為觀止。只見大帆染成棕紅，船欄上黃色彩枳鮮明，船身漆著巨大的白色海鳥，桅杆高聳入雲。然後數千軍士開步下船，搭建起強固棧倉。根據鄭和旗下穆斯林通譯官馬歡所著的《瀛涯勝覽》我們可以看到：大明皇帝使者所到之處，「蠻魁酋長爭相迎」。
15世紀埃及名史家巴耳迪記載：「聖地麥加有消息傳到（開羅），中國開來了許多大帆船抵達印度港口，其中有兩艘停泊在亞丁灣。」當時，急於與中國做生意的蘇丹，允許中國船進入吉達，這是紅海距麥加最近的港口。
在前三次的航海中，鄭和率領他的船隊到達了東南亞、印度和錫蘭。第四次航行到達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而此後的探察冒險沿著東非海岸南下，造訪了一些港口城市，最南到達現在肯亞的馬林迪。在整個旅行過程中，鄭和慷慨地把中國絲綢、瓷器和其他商品作為禮物散發出去。其目的並不是為了貿易，而只是為了確立中國人在印度洋地區的地位。單單為了其中某次出航，朝廷就吩咐景德鎮燒造了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瓷器。如果七次出航次次都攜有相同數量，表示1405年至1433年之間，共有高達三百一十萬四千五百件瓷器隨同三寶太監遠赴東南亞群島和印度洋沿岸的國家。
在中國的歷史中，商業從來都是所有行業里的末業，而以政府形象出行的船隊自然是把貿易看成了最不重要的部分，其政治性遠遠超出其商品性。也許正是這一原因，自永樂皇帝以後，中國政府再也沒有組織過如此龐大的船隊出海，因為國庫沒有能力去支持這麼奢華而沒有收入的政治宣傳活動。
在鄭和下西洋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以後，處於歐洲伊比利亞半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開始了歐洲的地理大發現。但他們的船隊與鄭和的船隊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葡萄牙達·伽馬於1497年率領的船隊，只有4隻船140位水手，而麥哲倫環球航海的船隊只有五隻船，但是他們卻開拓了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現代史，讓歐洲一躍成為世界最發達的地區，而中國卻錯失了這一良機。
文章原載於：《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四期，引用請參考原文
文章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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