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走出去，先學會「他國化」

在中國國家利益布局全球化、全球性(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宗教呈現復興跡象的當下，宗教不僅能為中國公共外交提供重要平台和載體，向國際社會展現中國人民豐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也能為「親、誠、惠、容」等外交理念和實踐提供深刻的思想基礎和資源。

長期以來，我們國家對外來的先進文化包括宗教文化一直有一種需求，傳出不少赴外國取經的佳話。然而在今天構建文化軟實力的過程中，我們還面對一個新問題：中國宗教文化如何「走出去」。

國外——尤其是西方，尚未對我國文化形成強烈需求的接受環境和受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注意方式方法，勢必會影響「走出去」的效果，甚至還會產生曲解和反感。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就是主動用別國文化話語來對我們的宗教文化適當地做「他國化」處理。

宗教典籍語言「他國化」

「他國化」本來是針對比較文學影響研究而提出的，是指一國文學在傳播到他國後，經過文化過濾、譯介、接受之後，成為他國文化規則和文學話語乃至文學文化的一部分。

在英語國家，一般讀者不喜歡讀翻譯作品，更不喜歡閱讀帶有翻譯腔的作品，僵硬的直譯法在文學作品翻譯中很難行得通。中國宗教文化的翻譯應符合接受國文化的語言規則，但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重視不夠，甚至說還沒得到重視。

佛教進入中國時，對一些經文的翻譯做過適合中國文化傳統的改動，並從自身教義與儒家文化思想的共同點上進行詮釋：一方面從大量佛典文獻中篩選出佛教思想的精髓內核，確定出適應中國國情的教義理論和修持方式；另一方面使這些內容同固有的中國文化相融合并深入到民眾的生活之中，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例如，佛經《善生經》在漢譯過程中被添加了「凡有所為，先白父母」「父母所為，恭順不逆」「父母正令不敢違背」等內容，這顯然與佛教淡漠世俗親屬關係、倡導「眾生平等」的教理不太一致。

再比如，17世紀在文化經濟發展的江南，出現了既有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教精神，又接受良好儒家文化教育的「儒回」，被稱作「金陵學派」。他們將伊斯蘭教教義同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有機結合起來，以經詮儒，以儒詮經，既發揚伊斯蘭教真諦，闡述伊斯蘭教教義，又吸收中國優秀文化，也就為伊斯蘭教中國化奠定基礎。

可見，在中國宗教走出去的過程中，用接受國的文化及語言規則對中國宗教典籍作品進行他國化處理非常重要。中國道教協會開展的「道行天下」活動是非常重要的走出去方式，但如果只向其他國家贈送中文版或直譯的中國道教典籍經書《道藏》或者《老子集成》，未進行他國化處理，效果定會打折扣。

文化事物意象「他國化」

由於文化或審美情趣的差異，同一種事物可能蘊涵不同的意義，有的可能相去甚遠，甚至完全相悖。為避免使接受方產生心理上的排斥，我們在「走出去」時不能「固執己見」，而應立足於所在國文化，對某些文化事物、文化意象進行他國化。

舉個例子，在中國文化特別是漢語文化中，龍是高貴和神聖的象徵，因此中國古代的皇帝被稱為「真龍天子」。另外，漢民族傳說中的龍能呼風喚雨，來無蹤，去無影，神秘莫測，所以它又是威嚴、威武的象徵。我們的佛道教等文化典籍中也有關於龍的語言和形象。

但在英語文化里，dragon(龍)卻是一個兇殘可怕的怪物。西方一些傳說就有關於聖徒和英雄與龍作鬥爭並將其殺掉的故事。英國古代英雄史詩《貝奧武夫》、德國古代英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等，都有類似情節，以此顯示主人公的英勇，突出他們的豐功偉績。當我們在高歌讚美自己是「龍的傳人」時，西方人聽了恐怕是另一番感受。基督教《聖經》中也有龍，聖經故事中惡撒旦就被稱作是the old dragon。基於西方文化背景，中國人在信仰基督教之後，也對中國傳統的龍文化產生抵觸，甚至把龍的圖形摳掉。因此，我們在翻譯「亞洲四小龍」時，將其譯為Four Asian Dragons就不妥當，而改譯成Four Asian Tigers，一方面較好地傳遞了內容，實現了文化信息的對等，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心理上的排斥，用tiger(虎)一詞代指「亞洲四小龍」已在英語界得到認可。

他國化以受眾為導向

我們將中國宗教文化送去的地方不是「真空」，而是實實在在的受眾。除上述語言、文化因素外，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受眾因素，應根據一定文化語境中受眾的興趣，對我們開展的活動、推廣的中國宗教文化作品進行適當的包裝、改譯，甚至改寫，以符合受眾的審美習慣。

在這個方面，莫言作品在國外的傳播就很具有啟發性。目前在「走出去」的中國作家中，他是最成功的，但國外讀者所讀的莫言小說已不能等同於莫言的原作，而離不開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立足歐美文化進行的「他國化」。葛浩文在翻譯時不是「逐字、逐句、逐段」地翻譯，而是「連譯帶改」地翻譯。他在翻譯莫言的小說《天堂蒜薹之歌》時甚至把原作的結尾改成了相反的結局。然而事實表明，在推介莫言的作品並讓它們在譯入語國家受到讀者歡迎喜愛方面，葛浩文的翻譯很成功。葛浩文這種「編譯」(或「改譯」)的方法符合英語讀者的接受心理和審美心理，這是與大多數譯者最大的不同。莫言的寬容大度，也使得譯者得以放開手腳，大膽地進行他國化，從而讓莫言的外譯本跨越「中西方文化心理與敘述模式差異」的「隱形門檻」，成功進入西方的主流閱讀語境。

總之，我們在宗教「走出去」時，必須立足於目的地國、接受國的語言、文化和受眾心理，將之進行適當的他國化或本地化。這樣才能使中國宗教文化在異質文化中安全著陸，才能取得接受國人民群眾的歡迎，他們才會接觸中國宗教文化，深入了解中國宗教文化，取得理想的傳播效果，最終才能使中國宗教文化的魅力得以彰顯，真正增強我們的宗教文化軟實力。

（作者系《中國宗教》雜誌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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