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檸：魯迅一生最信賴的日本人——內山完造

文史 10-20

文 | 劉檸

在中國，內山完造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而且有很高的知名度。當然，多數人知道他，是因了魯迅：從戰前到戰時，上海的內山書店，是中日關係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魯迅人生最後十年的常「泡」之所——十年間，去過五百次以上，購書逾千冊，遑論第一次上海事變（即「一·二八」事變）時，魯迅一家（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內山書店近兩個月的避難生活。

因此，談論內山完造，必談內山書店和魯迅——這，自然沒問題：作為與晚年魯迅過從甚密，在魯迅去世前一天還曾收到其日文便箋的人，內山無疑是當世最有資格稱「知魯」者之一。

可問題是，內山與魯迅的交往，滿打滿算，不到十年，未及他旅中生涯的三分之一。在結識魯迅前，已有十餘年在中國社會的「潛水」，其中國觀已然成形；魯迅去世後，復有十年的歷練，中國觀仍未改其宗。事實上，魯迅構成了內山中國觀的一個要素，或者說提供了某種支撐。

作為明治中期出生，大正初年即來大陸闖蕩的日本人，內山的中國觀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在「富國強兵」的國是驅動下，以所謂「通商國家」的堅船利炮為後盾，大批底層民眾從偏遠的山村涌到大陸，謀生圖存，尋找發展機會，同時也製造了一批大陸浪人。

應該說，當初內山完造渡海來中國，也是基於同樣的背景。但與多數來闖蕩大陸的日人不同的一點：完造是信主的人，而且是虔敬的基督徒。其信仰的引導者，同時也是去中國的介紹人，是日本著名宗教家、後成為京都同志社大學校長的牧野虎次牧師。對出身底層且無學歷，在國內商海中打拚多年，已深感倦怠的完造來說，中國既是一個新鮮而神秘的國度，也不失為一個現實的選項。所以，當牧野牧師向他徵詢去中國想法的時候，一拍即合。後完造在《花甲錄》中寫道：

我一聽，激動得禁不住渾身直哆嗦。何至於如此呢？因為我以前就覺得，如果說世人是五寸的話，自己不到四寸五。恐怕非得到四寸人的社會去，才有可能成功——那便是中國。

就是說，相對於「五寸」的日本，中國是「四寸人的社會」。而這對在「五寸」社會中，只有「四寸五」的「屌絲」來說，其「比較優勢」自不待言，意味著大把的機會與成功，無疑是不小的誘惑。如此中國觀與日本明治維新以降，通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從「二等國」一躍進入歐美列強的「一等國」行列，而朝鮮、中國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則淪為「三等國」的文明意識形態一脈相承，可以說代表了那個時代日本國民的最大公約數。而毋庸諱言，這也構成了完造其人中國觀的原點。

1913年（大正二年）3月24日，二十八歲的內山完造乘春日丸抵達上海，先是被驚到了：

清晨，頭一次看到長江的赤黃泥水，先吃了一驚；接著，放眼望去，對極目千里、無邊無涯的大平原又吃了一驚；僅一支叫黃浦江的支流便可容納三千噸的春日丸自由進出，不禁令人對這怪獸一般的龐然大物的宏偉再吃一驚。

這一連三驚不要緊，「我對此前把中國人想像成『四寸』雖然開始抱有疑問，但聽說這風景不過是西洋人的街區，我便仍帶著對中國人的『四寸』視線上陸了」。

自此，直到戰後被遣送出境，完造的所謂「四寸」中國觀不斷被試錯、修正、重構。而其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均是中國現場的刺激：一是中國人——從商人、知識分子到普通店員，甚至是那些掙扎於社會底層的農人、縴夫和苦力，他們身上的勤勉、樂天、隱忍的品性，默默地感染著完造。

同時，在大陸的日人的無禮、霸道，軍人的橫暴，則令他時時感到痛苦和羞恥。如第一次上海事變時，看到（中國）「避難者成群結隊涌過，卻全然不見任何混亂跡象，卡車穿過馬路時，也平安無事。與日本人動輒歇斯底里狀相比，完全不成問題，實在是平靜如常」，完造的內心其實很難平靜。特別是眼瞅著「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帶走時，也淡定自若」，而「躁動不安的是日本人」，他內心的天平明顯發生了傾斜：「兩相比較，自然不難看出民族的輕率與持重。」

劉檸：魯迅一生最信賴的日本人——內山完造

魯迅在千愛里避難時與內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合影，1934年8月29日攝於完造寓所前

上個世紀20年代，上海內山書店的中日方店員曾組織過一個內部儲蓄會，每人每月繳納一元，並把錢存進中南銀行。可後來，那家銀行因公債暴跌而蒙受巨額虧損，其所發行的紙幣被外國銀行拒收了。於是，內山向書店的中國人主管王寶良先生建議：「中南銀行比較危險，還是把儲蓄會的存款取出來，轉存正金銀行比較保險。」可王先生卻說：「沒關係，先擱在那兒吧。」內山不解，「萬一銀行破產怎麼辦？」王先生答道：「人家虧損時去提款，銀行便會破產。還是在人家賺錢時去取錢比較好。」內山聽罷，頓感羞慚：

我不禁面紅耳赤，連這個十三歲起就進店當小夥計的王先生，都能把經濟理論付諸實行，這種普通中國人身上的偉大實在令我感佩不已。問題不在於理論本身，決定性的因素是實行與否。

要知道，在那個時代，積貧積弱的中國人在外部視野中有多麼不堪，連同為中國人的魯迅都在痛毆國人的「國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一個日本人，卻能從底層中國人身上，有所發現，且發自內心地感佩於這種發現，這確實很能說明內山的品格，令我想到了「民藝運動」的倡導者柳宗悅。

早在戰前，柳宗悅便從日本的「保護國」朝鮮的藝術，特別是陶器藝術中發現了一種「悲哀之美」。基於這種發現，他提出了「在偉大的支那面前，在優雅的朝鮮面前，何以呈現獨特的日本」的問題，並把目光投向了生活中的日用雜器（即民藝），試圖從中發現獨特的「日本美」，從而構成了「民藝運動」的出發點。

與柳宗悅一樣，內山完造也是在殖民時代，雖身處殖民主義的磁力場中，卻擁有超越殖民主義思維的分子之一。有道是「知易行難」，但其實「知」也不易。完造在中國的年代，僅上海一地，日僑的人數便從萬人增至日本戰敗前夕逾十萬人。從日本內地往來大陸者中，不乏達官顯爵、文豪精英，但幾乎清一色是為帝國的大陸政策辯護的國家主義立場，作家文人多淪為「筆部隊」，以貌似「客觀」的筆觸，宣洩著對「支那」的傲慢與偏見。放眼帝國時代的日本，有如此超越性反殖民「逆向」思維者，其實寥寥無幾。

而這正是完造的生活經歷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是什麼使完造從一名賣眼藥的游商，在變身為上海最著名的文人書店內山書店老闆的同時，長成一名自由派反戰知識分子？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現實告訴我們的，多是「屌絲」成功後的跋扈，所謂「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魯迅題贈內山完造詩），魯迅則乾脆把中國歷史分成兩個時代：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而內山從社會的底端起步，在中國社會不懈打拚、上升的過程，則呈現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

他剛到中國不久，便帶領幾名中國苦力踏上了行商之旅，先後歷時兩年，足跡遍及華東、華中的大部分地區，自命為「日本人苦力」。每日行腳於陌生的城鄉，為「大學眼藥」打廣告、做宣傳、宴請客戶，時而也接受各地鄉紳、商賈的招待，風餐露宿，雨夜睡在烏篷船上，身體餵飽了南京蟲（日文，即臭蟲）的大軍……異國廣袤的土地、雄渾的自然和異文化的新鮮刺激，不斷刷新、改寫著完造在日本國內被洗腦的中國觀，他開始自覺並慚愧於此前那種「無知的傲慢」：

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中國人，雖然全無常識，卻端著一種日本式的自信，動輒以「文明國人」自居，將自己的生活束之高閣，想必相當滑稽。日後想起來，連自己也禁不住苦笑。

如此，完造在20世紀初葉的中國，一邊感受著日帝對中國的滲透和傾軋，一邊體驗著中國民族獨立意識的高漲，在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和日益繃緊、不無對撞危險的中日兩種文化的夾縫中，苦心孤詣地在大陸行商，同時積累著對中國的觀察及對中日文化差異的思考，為日後作為知識分子的重新出發，做著準備。而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與商人不同之處就在於，即使在作為商人的時候，他的感官也是開放的，也會從商業的習慣和潛規中，發現不同的商業道德，從而修正此前的「問題中國觀」中的既成偏見。

劉檸：魯迅一生最信賴的日本人——內山完造

魯迅1931年書贈內山完造（鄔其山為完造日文名的諧音）詩

如他在《花甲錄》中記述的一個故事。1914年，完造去長沙行商，順道訪問城裡的英華大藥房。五六年前，完造奉職的參天堂上海代理店——上海日信大藥房曾委託這家店寄售大學眼藥。他想了解一下後續情況並回收貨款，可他並不知道該店已經易主：

剛好店主在，說其實這家店四年前已經易主，彼時在自己交接的內容中，還有大學眼藥的餘款。說聲「請稍候」，店主便進裡面拿出了一個紙包遞給我：「這個即是。明細都寫在上面了，請您過目。」我當場打開一看，裡面分別包著寫有明細的紙條和余剩的殘品及貨款，分毫不差。我在感嘆那種誠信的同時，也開始思考什麼是中國人的商業道德。可是，紙包里所包的鈔票是大清銀行的鈔票，而由於大清銀行已經在革命中破產，這些鈔票恐怕連三文錢都不值。但毫無疑問此系四年前所包，紙包外面嚴實密封的封蠟證明了這一點。而且，此等事體並不僅限於湖南人。

儘管店已易主，銀行已倒閉，貨款卻一文不少，完璧歸趙——湘商重然諾的誠信，令關西商人出身的完造內心受到很大震動，而且他相信，「此等事體並不限於湖南人」。可以說，正是這種作為行商的四處遊歷和與中下層民眾的廣泛接觸，構成了內山其人中國觀的底色。

可完造骨子裡並不是商人。生於亂世，又置身於兩種文化的夾縫中，一個純粹的商人角色，使他有種安身立命的惶恐感，這與他早年的經歷有關，也與其基督信仰有關。就出身與學歷而言，完造接近於當時僑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基本相當於「土著派」。但通過基督教的路徑，特別是後來的書店經營者背景，完造得以接近上海——這個戰前獨特的國際化大都市的中間層，從而實現了人生轉型。以1917年（大正六年）為界，完造從一名行商，轉身為書店經營者。從此，「內山」之名，開始與某種「志業」合體——即內山書店。

其實，內山書店的前身，是內山夫人內山美喜（原名井上美喜）的副業，首任店長應該也是內山夫人。彼時，完造四處行商，夫婦聚少離多。為排遣夫人的寂寞，便在當時位於魏盛里的自家公寓二樓的亭子間開設了一爿小書店。因夫婦二人均為虔誠的基督徒，書店開業之初，只經營《聖經》和聖經研究雜誌，及日本社會派基督教理論家內村鑒三等人的著作。顧客多為上海日僑中的基督徒和日本YMCA（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會）方面的人士。不久，完造因公司內部的人事鬥爭，對行商之路斷念，遂從公司離職，廁身書店經營。

完造接手後，夫婦二人胼手胝足，苦心經營，書店幾經搬遷，越做越大，最終本店於1929年在公共租界內的黃金地段北四川路（施高塔路）落定，並在英租界開了一家分店，成為戰前到戰時，日本在海外的最大書店。1926年，文豪谷崎潤一郎訪問上海，曾在隨筆中記錄了內山書店的繁盛和與店主的交遊：

這個書店，據說在支那，是除「滿洲」之外最大的店鋪。店主氣質很年輕，說話清通，是很有趣的人。店中暖爐的四周，放著幾把長椅和桌子，買書的人來了，可小坐，喝茶。顯然，這家店成了書客們的愛「泡」之所。我自己是被喊來喝茶的，就勢了解了一番支那青年的現狀。

從谷崎作家的記述，亦能看出，內山書店已然超出了純書店的範疇，頗有種今天書咖啡（Book Café）的味道，在那時就相當文藝范兒了。事實上，內山書店不僅是當時中國最大的人文書店之一，而且兼營出版。店中附設的茶座，是「文藝漫談會」的專用場所，由中日兩國的作家文人「輪流坐莊」。名為「漫談」，其實還定期出版機關志，曰《萬華鏡》。老闆內山也再次順理成章地轉身為「漫談」作家，生前出版了不下二十種隨筆集。書店提供的左翼進步書籍，是中國知識界了解世界的窗口，是不折不扣的文化重鎮。據不完全統計，僅三十年代，由中國左翼作家翻譯出版的外國文藝書籍中，原版書源自內山書店者，逾三百三十種。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波譎雲詭，戰雲密布，扼守上海公共租界戰略要津的內山書店，自然吸引了中日兩國各界的目光，其影響力遠遠溢出了文化圈。店內高朋滿座，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用完造自己的話說，「中國第一代社會主義者中的李大釗、陳獨秀，都是書店的顧客」，遑論李漢俊、陳望道、歐陽玉倩、田漢、郁達夫、郭沫若、沈雁冰、柔石、蕭軍、蕭紅……當然，最著名的書客，當屬魯迅：魯迅不僅常「泡」，連家中的房租和水電費都是連同書賬，由內山書店代繳的。

在魯迅所結識的日本友人中，經內山引薦介紹者，多達一百六十人以上。魯迅去世前一天，最後一封便箋是致內山的。魯迅生前唯一為人作序的書，是內山完造的處女作《活中國的姿態》。第一次上海事變中，魯迅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內山書店避難；魯迅逝世後，內山完造是忝列治喪委員會的兩位外籍人士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萊）；第二次上海事變（即「八·一三」事變）時，內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許廣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進步文化人，都曾得到過內山的營救……毫不誇張地說，內山完造和他的書店，不啻為嚴峻時代中日關係最靠譜的橋樑。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完造把書店資產均分給中日兩國三十餘位店員，同年10月23日，上海內山書店作為「敵產」被國民政府接收。1946年12月，內山完造被限期離境，且禁止攜帶任何行李，只穿了一件對襟毛線衣，便上了回國的輪船，大量手記、書信等珍貴尺牘悉數佚失。

戰後，因片紙未能帶回國，完造只好以日本出版的歷史年表為線索，完全憑記憶，撰寫了從出生到從上海回國的六十年回憶，即《花甲錄》。1960年9月，《花甲錄》由岩波書店出版。2011年3月，由平凡社再版，並編入權威的東洋文庫。問世逾半個世紀，《花甲錄》早已沉澱為日本現代漢學的經典著作。過去十餘年來，內山完造的諸種著作陸續被大陸各家出版機構爭相出版，可唯獨不見這部「硬貨」的登場。此番由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付梓，算是聊補遺珠之憾。

在種種意義上，《花甲錄》都是一部重要著作。它不僅是內山完造的個人史，更是一部涵蓋了從19世紀末葉（1885年），直至「二戰」結束的日本近現代史、社會世相史和中日關係史。學者竹內好評價說：「《花甲錄》並非歷史書，而是歷史本人，是內山完造的人格。對思考日中關係的人來說，是一個無限的未開拓的，或者說半開拓的寶庫。」

劉檸：魯迅一生最信賴的日本人——內山完造

《花甲錄》日文版

完造不是歷史家，但勝似歷史家。完造其人的特殊背景、傳奇經歷和從戰前到戰時上海內山書店絕大的影響力，使這部回憶錄史料滿載。其中，很多一手資料，大可作為破解歷史迷津的重要參考：如上海租界公園中著名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之問題告示的來龍去脈；如第一次上海事變中魯迅和周建人一家避難的真相；如1927年，郭沫若曾攜一位穿軍裝的安徽女郎在內山家住了十來天，後女郎的母親追至上海尋女兒。而同時，郭的日籍夫人安娜（佐藤富子）則從廣東捷足先登，在內山宅附近賃屋而居，伺機而動的八卦，等等，令人讀之不禁莞爾。

最後，請允許我談幾點關於《花甲錄》的內容和體例上的問題。大致有如下三點：一是原著無注釋，所有腳註均為譯者所加。因本書作為歷史文本，涉及的人、事繁複，為方便讀者的檢索、研究，凡加註釋的外國人名（包括日本人），均標註了英文（或日文羅馬字）拼寫；二是由於完造在寫作時以日本戰後出版的歷史年表為時間線索，故每一年的大事記，均為內山遴選的歷史年表記載，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記述。因此，個別帶有國家主義色彩的表述，權且照錄，重在歷史線索；第三，同樣的問題，礙於作者的生活年代，行文中有一些戰前的表達（諸如「滿洲」「支那」，包括「北滿」「南滿」和「中支」「北支」等），只是基於「時代錯誤」的習慣使然，並無特定的政治社會意味。作為一部回憶錄，為保留歷史的原生態計，也全部照錄，不做更改。特此聲明，請讀者諸君明察。

（註：《花甲錄》，內山完造著，劉檸譯，即將由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出版）

病中寫於2016年10月19日——魯迅八十周年忌日

題圖為：魯迅與內山完造和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在上海新月亭合影（1936年2月11日）

【作者簡介】

劉檸|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藝術評論者。

【精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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