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革命給美國政治文化帶來了什麼？

撰文：埃里克·方納

翻譯：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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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將唐納德·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表現出來的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和暴力視為一種反常現象，就好像理性的辯論是美國政治的默認模式一樣。然而特朗普之流並非前無古人，美國歷史上曾經也有過一些總統候選人就是靠著訴諸於人們被誇大的恐慌、真實的憤懣情緒以及出於本能的偏見而在選舉中獲得種種利處。特朗普的「前輩」中有19世紀50年代反對移民的「一無所知運動」參與者（註：Know Nothing，「一無所知運動」是美國19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由本土美國人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該運動致力於控制移民入境），「種族隔離」時代的白人至上主義政治家以及更晚近的包括喬·麥卡錫和喬治·華萊士在內的政治販子和煽動者。更不用說體面一點的，比如尼克松這種——他的「南部戰略」（Southern strategy）利用了南方各州白人選民對黑人在民權運動中所取得的成果的怨恨情緒。（尼克松可以用「體面」這個詞來形容這點足以說明自1970年代以來，我們在政治上的標準實在沒有多少提高。）暴力在美國政治史上亦不鮮見。在19世紀的美國，每到選舉時期，國會裡會發生鬥毆，各大城市則會爆發騷亂。一直到了20世紀，生活在南方各州、想要行使選舉權利的黑人還會面臨三K黨以及類似群體的暴力報復。

這一切的起源是什麼？艾倫·泰勒（Alan Taylor）對此給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這一切起源於美國為獨立所進行的鬥爭（美國革命中發生的多場革命）。泰勒認為，種族主義、暴力、用污言穢語辱罵對手......所有這一切從一開始就是美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泰勒決意與那種已然進入到歷史研究領域中的冷戰宣傳分道揚鑣，這種宣傳認為：美國革命與「惡劣的」法國、俄國革命不同，這兩個國家發生的革命最後都蛻變為暴力的階級衝突，然而美國革命則是一場由團結的美國人民發動的反抗英國統治者的剋制而又不失禮節的鬥爭。他明確指出，事實上，美國革命是一場的激烈的、擁有諸多面向的鬥爭，其中保皇黨和愛國者，白人與黑人、印第安人之間都處於衝突之中。正因為此，他的新作的書名才叫做《美國革命中的諸多革命：1750-1804年間的美洲大陸歷史》（American Revolutions: A Continental History, 1750-1804）。

泰勒不認同殖民時代本質上是美國獨立前奏這樣一種為很多人所接受的觀點。他指出，在18世紀中，整個英屬北美的殖民者與母國的關係變得越發緊密，而非漸行漸遠。他們「為英國憲法感到歡欣鼓舞」，為英國對法國所取得的軍事勝利而慶賀，視英王為自己與天主教敵人作戰的支持者。在經濟上也是如此，他們與英國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不同殖民地的領導人與英國政府的聯繫比他們之間的聯繫要多。當第一屆大陸會議於1774年召開時，約翰·亞當斯說，代表們「相互很陌生」，彼此之間都不了解對方的想法和經驗。

那麼，導致北美殖民地走向獨立之路的原因是什麼？大多數對即將到來的美國革命的敘述集中在美洲東部城市發生的抗議活動，這些抗議活動針對的是英國政府為在殖民地徵稅以及為迫使殖民者更大程度上臣服於自己所採取的行動；泰勒對當時在西部正發生的事情更感興趣（在殖民時代，所謂「西部」是指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的區域）。英國在七年戰爭中獲得勝利，法蘭西帝國因之丟掉了北美大陸，阿巴拉契亞以西區域的控制權從此落入英國手中。緊接著，英國政府頒布了《1763年公告》，該公告禁止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亞以西區域定居，以避免與印第安人發生無休止的戰爭。英國政府力勸想要獲得土地的殖民者考慮去之前屬於法國和西班牙所有的地區，比如加拿大，東、西佛羅里達州，還有加勒比海地區的一些島嶼，可是沒有多少人對這些地方感興趣。殖民地居民「如今認為自己應該做想做的事情」，一位英國官員在1768年這樣寫道。到了1774年，居住在「公告線」以西地區的定居者達到5萬多人，那裡的定居者、印第安人和土地投機商之間經常爆發暴力事件。英國人發現自己的處境極為艱難，一方面，他們因嘗試阻止殖民地居民在西部定居，此舉引起了人們對其假想中的專制的反對；另一方面，他們因為未能執行《1763年公告》中的政策而遭到蔑視；另外，他們的所作所為似乎是站在了抵制外人入侵自己土地的印第安人一邊。泰勒寫道，到了1775年，在西部定居者心中，「大英帝國全部的信譽和影響力都已不復存在了。」

泰勒沒有忽略英國政府對殖民地徵稅所招致的日益嚴重的危機——畢竟，這是人們更熟悉的故事：從1765年的《印花稅法案》到波士頓傾茶事件以及1774年英國政府通過的《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再到獨立戰爭爆發和美國獨立。但是，他還就殖民者之間越發劇烈的分化進行了研究。反抗英國統治的領導人依靠的不僅僅是有關稅收、代表這樣一些抽象的論點（"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而且也有賴於一些超出法律管轄之外的委員會和暴徒的力量；他們在反對者身上潑上柏油，黏上羽毛。 泰勒寫道，」愛國者以自由的名義壓制言論自由，私自拆開私人郵件，恐嚇他們的批評者。」當獨立戰爭最終於1775年爆發時，美國社會分裂成了許多塊。泰勒寫道，這場戰爭的發動者並非是「團結一致的美國人民」，爭取獨立的戰爭很快變成了一場內戰，許多家庭破裂，鄰里反目，地方發生的暴力事件比軍隊之間的戰鬥更加慘烈。 他指出，「一個被掠奪一空的農場比一次光榮且勝利的衝鋒更為常見。」美軍將領納撒尼爾·格林（Nathaniel Greene）這樣寫南部各州的偏遠村鎮，「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相互廝殺起來如同猛獸般兇猛，整個國家有被他們毀為一旦的危險。」

即使在愛國者的行列里，衝突也迅速爆發了。在一個國王、貴族和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的世界裡，托馬斯·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所宣稱的「人人生而平等」這樣的話語成了團結所有無依無靠者的戰鬥口號。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 Adams）懇求她的丈夫約翰·亞當斯要「記住女士們」，她指出，女人和男人一樣，那些自己沒有發言權的法律約束不了她們；今天的很多人們都能夠記起她的這番話，而我們對亞當斯的回應則不太熟悉。亞當斯不但完全不理會妻子的這番話，而且還指出，革命者有關自由和平等的說辭讓許多人們開始要求更大的權利，這讓他感到驚訝，也令他感到驚慌：「我們被告知，我們的鬥爭令所有地方的政府組織變得鬆散；兒童和學徒不服管教；許多學校、學院的氛圍變得騷動不安；印第安人輕視他們的監護人，黑人對他們的主人表現得越來越無禮。」亞當斯在美國獨立問題上是激進派，但在這個新國家社會結構的問題上，他的立場完全不激進。對他而言，這種為追求平等而發生的動亂是對自然秩序的冒犯；而對於其他人來說，這正是美國獨立戰爭的本質所在。

那些剛剛獲得權力的普通人抓住機會針對那些長久以來令他們厭恨的事情採取行動。在戰爭期間，被指控囤積貨物的商人遭到了城市裡暴民的攻擊，地方委員會給必需品制定「公平價格」，以此來打擊猖獗的通貨膨脹。國會引入徵兵制，但是允許應徵入伍者找他人替代，或者支付20英鎊，那樣就可以免服兵役，可是大多數殖民地居民付不起這麼多錢。其結果是，喬治·華盛頓的軍隊中那些無法逃脫兵役的人越來越多——根據泰勒的描述，這是由一群「學徒、暫住者、乞丐、醉鬼、奴隸和契約移民」所組成的軍隊。隨著軍隊中的窮人越來越多，大陸議會往往不能按時提供薪酬和用品。一名士兵抱怨說，像他這樣的人「對未來沒有什麼期望，如果美國要維持其獨立的地位，他們這樣的人就必須成為富人的奴隸。」

西部邊境發生的戰鬥尤為慘烈。印第安人與英國結盟，他們燒毀殖民者的定居點，而愛國者的軍隊則會摧毀掉印第安人的村莊。華盛頓在紐約上州親自下令一名軍事指揮官將那裡的印第安人居住區「徹底毀滅」。泰勒認為，獨立戰爭在前線「被激化」了：人們產生了一種白種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所有印第安人，無論友敵，都被視為需要被剷除掉的敵人。

亞當斯所說的「傲慢無禮」的奴隸將有關自由的話語為自己的目的所用。 「對於那些反對自己的同類企圖奴役他人者，我們認為這些高尚的人們將來會取得了不起的成就，」波士頓的一個黑奴群體於1773年帶著嘲諷的口吻這樣宣佈道。可是，成為解放者的是英國人，而不是愛國者們。1775年，弗吉尼亞州的總督鄧莫爾伯爵（the Earl of Dunmore）宣布，任何一個加入他的軍隊的奴隸都將獲得自由。後來，英軍指揮官宣布，任何一個屬於愛國者的奴隸，只要能夠逃離英國控制的地區都可以獲得自由。（與此同時，英軍協助保皇黨保留他們對奴隸的控制權。）在北部的殖民地，有些奴隸為獲得自由，加入了華盛頓的軍隊。但在南方，泰勒寫道，「愛國者們一方面為維護奴隸制度而戰，一方面也為白人的自由而戰」——弗吉尼亞州的法律所做的規定能最好地說明這一點：白人蔘軍者能夠得到一百英畝的土地，外加一名奴隸。

泰勒稱他的書為一部「大陸歷史」，他時而會將他的注意點擴大到包括整個西半球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件。他指出，美國獨立戰爭不是那段時期唯一一次為爭取自由而爆發的起義。在秘魯，一位名叫圖帕克·阿馬魯（Tupac Amaru，這個名字來自一位印加國王）的耶穌會教士率領當地居民發動叛亂，試圖把西班牙人逐出秘魯。等到這場叛亂在1783年被鎮壓的時候，當地居民和西班牙人的死亡人數分別達到10萬和1萬人。當然，還有18世紀90年代發生的奴隸革命，這場革命確立了西半球第二個國家的獨立地位，這個國家便是海地（美國直到1862年一直拒絕在外交上承認海地，這是美國對革命做出好壞區分的比較早的一個事例）。

泰勒這種對整個「美洲大陸」的全局性觀察讓他得以向人們展現奴隸制如何影響了美國獨立戰爭的進程。他指出，在大英帝國位於西半球的全部殖民地中，最終形成美國的13個殖民地不到其中的一半。加勒比海地區的政治領袖和北美大陸殖民地領導人一樣，都不喜歡英國議會對自己徵稅，但是，他們拒絕加入獨立運動。這是因為奴隸人口在加勒比海地區占多數——西印度群島上的白人只有5萬，而奴隸的人數則達到275,000人，加勒比海地區的精英階層迫切需要英國的保護。奴隸制也對英國的政策產生影響。法國於1778年加入戰爭，協助美國對抗英軍，自那一刻起，英國政府所面臨的最迫切問題便是防止自己在加勒比地區最富碩的殖民地落入其他國家之手。英國政府派到西印度群島的援軍比派到北美大陸的援軍更多。1781年，駐守約克鎮的英軍投降，北美大陸的戰事實際上已經終止；然而，西印度群島的戰事又持續了一年，直到喬治·羅德尼爵士（Sir George Rodney）指揮艦隊打敗了法國海軍，戰爭才最終結束，英國對牙買加的統治才因此得以延續。總體而言，泰勒寫道，如牙買加和巴貝多這樣重要的蔗糖生產地對英國而言比反叛的北美殖民地要「重要許多」。

獨立的實現並沒有平息戰爭所引發的動蕩。成千上萬的保皇黨人逃離美國，其中不乏知名律師、商人和英國聖公會的高級教士，他們的離開讓那些雄心勃勃的新人獲得了成為位高權重之人的機會（在南方各州，這意味著人們可以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買到屬於那些已經流亡海外的保皇黨人的土地和奴隸）。在邊境地區，白人與印第安人之間的衝突仍然在不斷發生。州政府的政治演變成了農民與債權人之間的競爭：前者請求法律中止對欠款的追討，後者則在努力捍衛自己的財產權。上層階級人士意識到各個州里的民主政治已經過格了，他們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應。《邦聯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制定了最初的國家政府框架，聯邦政府的權力遠小於州權。在一群民族主義者看來，聯邦政府的權力太小了，他們認為，只有一個更強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控制住民眾的激情以及有效地處理好與印第安人和歐洲列強的關係。

這時候，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出場了。在大眾的記憶中，漢密爾頓總是被他偉大的對手傑弗遜搶盡風頭，近來由於百老匯音樂劇《漢密爾頓》的上演，他才獲得了人們的頂禮膜拜。在這部音樂劇中，漢密爾頓是一個貧窮但雄心勃勃的移民，他所獲得的崇高地位正體現了美國給普通人所提供的向上流動的機會。泰勒筆下的漢密爾頓則是一個狡猾的奮鬥者，他藉由姻親關係成了一個大家族的成員——這是北美殖民地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由此獲得了地位的提升，他對革命所釋放出的「民主精神」大加斥責。美國革命中的漢密爾頓一貫倡導富商和大地主的利益，而非心繫人民。他在制憲會議上所做的一次長篇演講里警告說，在公共政策問題上，「人民群眾......很少做出正確的判斷或者決定」，他主張仿照英國的君主制和上議院，設立終身制總統和參議院。代表們恭恭敬敬地聽著，然後對他的建議不予理會。但是，這部憲法的確加強了聯邦政府的權力，它禁止州政府干預對欠款的追討，禁止其侵犯公民的財產權利。漢密爾頓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應該批准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的種種理由，後來這些文章都收入了《聯邦黨人文集》；在調動民意對憲法的支持上，漢密爾頓發揮了關鍵作用。

漢密爾頓在西印度群島長大，他對奴隸制沒有好感。雖然他的岳父母都是大奴隸主，他依然在紐約州推動奴隸制的廢除。然而，他在《聯邦黨人文集》里的文章沒有提到憲法中對奴隸制進行保護的條款。在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的堅持下，美國憲法允許各州在未來的至少二十多年裡繼續從非洲或西印度群島往國內輸入奴隸，其結果是又有20萬名奴隸被帶到了美國。憲法還給了蓄奴州更大的政治權力：它們可以將本州內奴隸的實際人口乘以五分之三算進總人口，以作為美國眾議院議席分配的用途；同時還規定了逃奴遣返原則。琳達·科利（Linda Colley）最近指出，成文憲法常常會成為「實施控制的武器，而不只是給人們帶來解放和權利的文件」。這個說法對於美國而言當然是成立的。

事實證明，這些共和國的締造者們總體上不願意去面對奴隸制存在於這個本應致力於自由事業的國家的事實。太多的歷史學家宣稱這些革命者們對人類權利的闡述讓這個新國家走上了通往廢除奴隸制的道路。開國者中的許多人希望奴隸制會消亡，希望革命思想對將來社會變革的領導者有借鑒作用，這當然是沒錯的。但是，從美國革命到《解放奴隸宣言》之間並不存在一個直接的目的論的線索。事實上，美國獨立後，奴隸制急劇發展，直到美國內戰以前的南部各州成為了聞名於現代世界的最大的奴隸社會。廢除奴隸制度的是一場血腥的內戰，而非自由的邏輯（許多國家缺乏在政治辭令中對自由和平等的承諾，然而它們卻可以用不那麼暴力的方式廢除奴隸制），內戰的結果是憲法得到修訂，公民權利、公民身份與種族不再相關聯。

泰勒在書的最後幾章里簡短地回顧了一番美利堅共和國早期的政治歷史。雖然開國者們沒有建立政黨的打算，憲法里也沒有對政黨的存在做好準備，然而因為經濟政策上的分歧以及對法國大革命做怎樣的反應才是恰當的這個問題也存在不同意見，政黨很快就出現了。到了18世紀90年代中期，華盛頓和漢密爾頓領導的聯邦黨和傑斐遜領導的民主共和黨各自獲得了自己的支持者。這兩個政黨都是走的下三路。聯邦黨人妖魔化移民，他們稱移民會對新共和國構成威脅。1798年，他們推動國會通過《外僑和煽動叛亂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該法案大大延長了外國人入籍需要在美國居住的時間；另外該法案授權總統可以將任何一個他認為會對美國「和平和安全」構成威脅的外國人驅逐出境。在1800年的競選活動中，聯邦黨人將傑弗遜描述為一個危險的無神論者（而且還有個奴隸姘頭），如果將他選為總統，則會鼓勵人們「殺人、搶劫、強姦、通姦和亂倫」。在富有的弗吉尼亞種植園主的帶領下，民主共和黨人譴責他們的對手是精英主義者，他們強調自己對普通白人在政治平等和經濟機會上所做出的承諾，與此同時激發起選民在黑人和印第安人面前的優越感。這一切熟悉到令人沮喪。

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威特·柯林頓歷史學講座教授， 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其重要著作包括：《湯姆．潘恩與革命時期的美國》(1976)、《美國內戰時代的政治與意識形態》(1980)、《除了自由一無所有：黑人解放及其遺產》(1983)、《重建：美利堅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1988，該書獲得象徵美國史學界最高榮譽的班克羅夫特獎和其他學術大獎)、《美國自由的故事》(1998)和《誰擁有歷史：在變化的世界中重新思考過去》(2002)。

書籍信息

American Revolutions: A Continental History, 1750-1804 by Alan Taylor

Norton, 704 pp, ￡30.00, November, ISBN 978 0 393 08281 4

本文選自《倫敦書評》，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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