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以武力為後盾，編織出一個水陸貿易網
[摘要]杉山正明卻幾乎完全摒棄馬可波羅所提供的材料。因為他對這個人是否存在「抱有根本性的疑問」——甚至連《馬可波羅遊記》是否能夠將其視作一本書，他也心存疑慮。
最近讀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戰》之餘，順著又往下讀了羅沙比、楊志玖、尚剛等幾位蒙元史相關學者的著作，連帶著讀了一部分書中辟專章批判的《現代世界體系》。此書對《現代世界體系》的反動及其理論上的創建，羅新在《元朝不是中國的王朝嗎？》一文論述頗詳。需要補充的是，這本書於1995年在哈佛完成，其擺脫西方中心以及漢族中心的敘事，回歸東亞（蒙古）為中心，似乎與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端的新清史學派的研究理路有著內在共通之處。近年在美國舉行的兩次有關元史的國際學術會議，主題都是從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認識元代歷史，也說明了杉山正明的前瞻眼光。
不過，我更想討論的是從這本書生髮出來的幾個問題。首先是《看不見的城市》——杉山正明這本書沒讀完，我就忍不住將其從書堆裡面翻了出來。卡爾維諾筆下的忽必烈汗異常憂鬱：他叼著鑲著琥珀色嘴子的煙斗，鬍鬚垂到紫金項鏈上，腳趾在緞子拖鞋裡緊張地弓起，眼皮都不抬一下，聽馬可波羅彙報四方遊歷所經過的城市。手握無邊的權力，他卻發現自己的帝國不過是一個既無止境又無形狀的廢墟——整個世界正在崩塌。只有馬可波羅的報告，能夠讓他從絕望的深淵中片刻抽離，依稀看見那些倖免於白蟻啃噬的雕花窗格。
卡爾維諾自承並非專業人士，但他這段馬可波羅奉命出使的故事，卻並非全然向壁虛造——他的根據是《馬可波羅遊記》：「當他（馬可波羅）出使時，就十分注意依次記下往還所歷諸地聽到和看到的所有奇聞異事，因而在他回朝時就能夠向大汗講述這些見聞以滿足聖意。」蔡美彪和楊志玖認為，馬可波羅兼具大汗的使者和斡脫商人雙重角色。這個細節在漢文史料中也能得到佐證：1297年，元人虞集在董士選家中遇到忽必烈宮中侍衛，聽聞忽必烈曾持續不斷地遣使四方，「從容問所過豐凶、險易，民情習俗，有無人才治跡」。（《道園類稿》卷一九）
十四世紀八十年代，馬可波羅的手稿印刷成書，極大地刺激了西方人對遙遠東方的好奇心。哥倫布讀完這本書後深受震撼，他在杭州和揚州等繁榮的商業城市做了記號，並在汗八里（即大都）批下幾個字：商機無限。可以說，這本《馬可波羅遊記》激發了歐洲人探索東方的熱情，間接催生了大航海時代之後沃勒斯坦所謂「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此外，它還影響到柯勒律治、卡夫卡、卡爾維諾、布扎迪等人的文學創作。
杉山正明卻幾乎完全摒棄馬可波羅所提供的材料。因為他對這個人是否存在「抱有根本性的疑問」——甚至連《馬可波羅遊記》是否能夠將其視作一本書，他也心存疑慮。在「歐亞世界通商圈」一節，他還不忘提醒「搭上將蒙古貴妃從大元汗國處送到旭烈兀家的使節團船隊便船的波羅一家身影只在《百萬之書》中可以看到」。相較而言，比他稍早的美國中亞史家羅沙比顯得更加謹慎：在《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中，他傾向於認同德國蒙古學者傅海波的觀點，即「在沒有舉出確鑿證據證明……我們只好作善意解釋，假定（姑且認為）他還是到過中國」。
杉山正明一再強調蒙古史研究的複雜性和高難度，「有關蒙古帝國及其時代的文獻史料多達二十多國語言」，並以此來譏刺沃勒斯坦在構建「現代世界體系」時，他的「視野裡頭沒有蒙古」。稍後他又著重指出西方研究者處理了以波斯文為中心的西方史料，而中日兩國學者則主要依據以漢文文獻為中心的東方史料做研究這一長期以來形成的國際分工。在這本書中，他確實也使用了不少波斯文、阿拉伯文等西方史料，但在馬可波羅這一問題上，他並沒有盡到自己分工的本分——至少對現存漢文史料以及既有學者的研究，他並沒有給予足夠多的關注。
對於馬可波羅身份的疑問，也並非始自杉山正明。在他活著的時候，由於書中充滿了人所未知的奇聞異事，就飽受質疑；1829年，德國學者徐爾曼也認為他的遊記是一部教會傳奇故事；七十年代美國學者海格爾懷疑馬可波羅只到過中國北方，到了八十年代英國學者克魯納斯乾脆就直接否定馬可波羅到過中國這件事，1995年英國學者吳芳思還專門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做《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杉山正明書中對馬可波羅的問題如此保守，或許也與八九十年代這股懷疑風潮有關。
據伯希和與穆爾統計，自1351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傳世的《馬可波羅遊記》版本多達143種，但原始的手稿早已遺失。吳芳思經分析認為，現存版本有不少後人在原版上添加、篡改的部分。這個問題在中國古籍形成史上也是很常見的，嚴謹的學者所做的應該是在比對諸文本的基礎上，盡量還原出可靠文本，並對其所涉史實進行考訂以資利用，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就是一個範例。針對《馬可波羅遊記》文本中所存在的問題，集大成者是伯希和與穆爾編訂的「百衲本」《馬可波羅寰宇記》，以及未完稿《馬可波羅注》，後經其學生韓百詩整理於1959年出版。翁獨健認為伯希和是希望通過這本書總括其畢生的學術成果，陳得芝則稱之為「最全面、最具權威性」。此外，陳得芝、楊志玖等中國學者對書中涉及到的諸項問題也有諸多討論、補訂。杉山正明貿然否定這本遊記，顯得過於馬虎。比如他書中提到馬可波羅護送闊闊真到伊兒汗國一事，就並非僅見於「遊記」。1941年，中國學者楊志玖就在《永樂大典》所引元朝《經世大典·站赤門》發現一條公文也記載了此事，其中提到的三位使者的名稱與「遊記」完全相同。楊志玖據此考證出馬可波羅離華的時間在1291年初，這與伯希和註解「闊闊真」條用西方文獻所得出的結論不謀而合（詳見楊志玖《元史三論》）。
杉山正明書中的忽必烈有著超越時代的眼光，以武力為後盾，從地中海到西太平洋編織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水陸貿易網路，其中的核心就是穆斯林群體為主的「斡魯托克商人」。可是，面對他構建出來的這一套金光閃閃的「體系」，難免讓人產生幾分建構過度的失真感。真實的歷史比杉山正明的描述遠為複雜：忽必烈晚年迫於財政壓力增稅，他的財務大臣回回人阿合馬因這一政策產生的衝突被漢人刺殺。比較有意思的是，在漢文史料以及馬可波羅的描述中，阿合馬都是壓迫漢人的奸臣，拉施都丁書寫的波斯文獻中他卻是個促進中國與穆斯林世界貿易的好人，「光榮地履行了丞相職責約二十五年」。據羅沙比描述，整個十三世紀八十年代，忽必烈與穆斯林群體關係一直緊張，甚至敵對。
此外，我比較好奇的是忽必烈的長相，可惜杉山正明這本書中沒有配插圖，好在羅沙比《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中有不少，恰好可以佐證西方人對忽必烈的想像。在伊兒汗國宰相拉施都丁主持編纂的《史集》手稿插畫中，忽必烈是一幅伊斯蘭人的形象；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波羅兄弟覲見忽必烈》，他高鼻深目，儼然歐洲帝王；比較符合真相的是劉貫道1280年《出獵圖》裡面的形象，65歲的忽必烈身材肥碩，和《馬可波羅遊記》中「筋肉四肢，配置適宜」的描述相去甚遠。
1798年，大煙鬼柯勒律治批閱《帕切斯遊記》，讀到「忽必烈汗下令在此興建皇宮和豪華御苑，於是十里膏腴之地都被圈入圍牆」時睡去，夢中文思泉湧，作詩二三百首，醒來後記憶清晰，正拿筆謄錄，忽然有客來訪被打斷，只留下54行的殘篇《忽必烈汗》。這是楊德豫先生翻譯《柯勒律治詩選》注釋中的一個小故事，行文至此我實在忍不住將其摘錄下來，因為我也曾有過柯勒律治般「夢中詩千行，醒來全忘光」的悲慘經歷，一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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