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儒家復興與社會整合

筆者曾在2004年8月撰文斷言，「保守主義」已經浮出水面。這裡的「保守主義」主要是指儒家。2005年，發生於知識界和社會層面的種種現象似乎印證了這一判斷，儒家的復興已經呈現出某種強勁的勢頭。那麼，這種復興勢頭，究竟是可怕還是可喜？

儒家已有復興的制度基礎

當代大陸已經形成了儒家復興的制度基礎，儘管它仍然非常微弱。

首先，出現了一個具有一定共同體意識的儒者群體，其中既有體制內的教授、研究員，也有民間積極分子。他們之間在很多重要學理與實踐策略上存在分歧，比如，儒家復興的兩元大將——北陳明與南蔣慶，見面就會爭論。但這一群體的共同體意識還是比較強烈的，他們也具有相當的激情。

其次，已經出現了一批從事儒家事業的機構。直到2005年中，儒家復興的主要依託似乎只有蔣慶在偏僻的貴州苦心經營的陽明精舍。這是純粹民間性質的。同時，人民大學也有一個規模不大的孔子研究院。2005年中，多個機構陸續宣告成立。5月人民大學宣告成立國學院，並於秋季開始招生。國學未必是儒學，但與儒學有密切關係。隨後，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高調宣布成立中國儒教研究中心。這兩家機構都具有相當強烈的官方背景。而民間的努力仍在繼續。年末，陳明在廣東宣布將成立信孚國學院。幾乎與此同時，山西省部分當代儒者積極奔走，成立山西省當代儒學研究會。蔣慶在其《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一文中，更是大膽地提出了成立「中國儒教協會」的設想。另一方面，陳明主編的儒家學術刊物《原道》近兩年也煥發了活力，儒家也出版了其他簡報和刊物。

第三，當代具有不同取向的思想流派，似乎普遍對儒家示好。一直引領政治哲學思潮的劉小楓、甘陽兩人在其合編的《政治哲學文庫》總序中明確指出，「中國政治哲學的展開，毫無疑問將有賴於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尤其是儒家這一中國的古典政治哲學傳統」。甘陽正是在訪談中明確提出，「中國的軟實力在於儒家與社會主義」。劉軍寧、范亞峰、王怡、劉海波、高全喜、秋風等學者則從另一個理路出發，默認甚至支持儒家的復興。陳明等儒者也樂於保持開放性。袁偉時、徐友漁、秋風等學者被陳明邀請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第一屆儒教學術研討會。除此之外，不少研究法治與憲政的政法學者也都有意回頭參照中國古典的思想與政制資源。

第四，圍繞儒家復興不斷爆發的爭論也擴大了儒家的影響。近一兩年來，引起大眾媒體廣泛關注的學術爭論，不少與儒家復興有關，比如讀經討論，祭孔爭論，人大國學院的爭論，年末，蔣慶提出對社會使用儒家遺產徵稅——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也引起爭論。這些爭論火藥味非常濃厚，大多數人對儒家持批評態度。但批評意味著儒家是值得重視的。

當然，這種爭論也表明，當代儒者似乎有必要向世人證明儒家復興的理據。一個持續的傳統可以僅僅因為它在那兒，而成為自己存在的充分證明。對它的功能，它的利弊得失，人們可能無法理性評估。但儒家傳統曾經遭到嚴重的衝擊，早在八九十年前，它就被判定為不合時宜，且妨礙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半個世紀前，儒家禮儀與秩序更是遭到全民狂歡式的刻意摧毀。渡盡如此劫波之後，儒家如欲復興，就需要說服人們，為什麼儒家復興在知識上是可欲的，在實踐上可能有助於實現一個偉大目標。

儒家的古典憲政主義傾向

古今中外的聖賢似乎天然地具有憲政主義傾向。他們的基本論斷是：對於一種好的政治生活來說，統治、權力是不可或缺的，因為人間需要秩序；但統治者和掌握權力者又必須受到約束，從而使之無法成為一種暴虐的力量，反而能夠為個人的道德完善和社會的健全發育提供一個制度框架。這種傾向，姑可稱之為「古典憲政主義」。

自孔孟以來儒門的政治理想，其基本的取向似乎也是古典憲政主義的。最典型的是董仲舒。天人理論確實賦予劉氏家族以統治的正當性，但同時也將天子置於「天」之下。董子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當然，天子自然地傾向於濫用其權力，因此，董子設想，以天來限制王，試圖通過這種超越人力的神秘力量恐嚇天子。其實，在現代憲政技術——法治與民主出現之前，在歐洲中世紀，面對國王的強橫權力，人們也只能訴諸上帝，讓上帝來約束國王。

在當代政治儒學、尤其是在蔣慶的政制設計方案中，也有一種強烈的批判性，試圖將儒家一以貫之的道統置於現實的權力之上，以儒家的「憲法性原則」約束規範現實的政治。最近蔣慶更明確提出了「儒教憲政制度」的概念。

當然，歷史地看，儒家沒有發展出法治、民主等合理有效的憲政技術——其實基督教同樣沒有做到這一點，人們本來就不應當存有這種指望。因此，儒家政治思考中的憲政主義傾向和意願並沒有能夠變成現實。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作為一種政治思考傳統，儒家是鼓吹專制的，儒家所設計的政制，就是為了維護天子專制。事實可能恰恰相反。

假如能夠確認這一點，則在研究政治哲學的時候，返回古典儒家傳統，就是可欲的。從政治哲學發展的內在理路來說，這樣做甚至也是必要的。

近代以來在西方發展起來的政治哲學，為民族國家的存在及其內部的政治秩序——比如國家的至上權——提供了論證。但民族國家的絕對性早已面臨挑戰，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生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部分哲人已回到自己的過去，比如近來在國內頗為熱門的列奧·施特勞斯，力圖以古典思想矯正近代思想之偏頗。那麼，中國古典的政治思考與政制設計是否同樣值得深入的思考？已經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趙汀陽對中國古典的「天下」概念進行了重新解釋，在我看來，天下概念可以為人們籌劃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政治秩序提供某種啟示。

當然，這種努力不是純粹儒家的，只能算是借用儒家的傳統資源，返本開新。一些原教旨主義儒者對此頗為反感，而主張更為徹底的復古。這種努力從實踐上看是不可行的，但從知識上說，他們也可以專門家的身份豐富當代中國的知識譜系。國內知識場域中的話語體系現在不是太豐富了，而是太單調了。有些人想當然地拒絕一種自己已然不熟悉的思考，根據自己所知道的體系輕易地斷定其為荒誕，折射出的恰好是心靈的閉塞。

法治、民主、市場都需要道德基礎

上述知識層面上的努力，可以用「儒學」來概括。但今年以來最為引人注目的辭彙卻是「儒教」。「儒教」究竟是不是一種宗教，歷來存在分歧，當代新儒家內部也看法各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儒家提出儒教，旨在強調儒家的倫理實踐性，試圖以儒家的倫理道德影響社會，甚至影響政治。

恰恰是這種實踐性努力，引起很多深受啟蒙思想影響的人士的警覺。人們馬上聯想到君為臣綱、夫為婦綱、父為子綱，聯想到「吃人的封建禮教」，聯想到男尊女卑，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人們想像，一個「儒教社會」將是一個喪失個性自由的社會。

姑且不論所謂「儒教社會」是否能夠建立起來，單是這種圖景，就帶有過於強烈的漫畫色彩。儒家的道德教化更強調的是仁義禮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並不過時的道德綱目。可以設想，僅從傳播學角度看，當代儒者從事道德教化工作，所教授的恐怕將是這些永恆的道德規範，而不可能是惹人反感的「三綱五常」。陳明提出「即用見體」，使儒家道德規範保持了足夠的開放性。

若當代儒者確能有此明智，則儒教的教化工作就是值得歡迎的。

今日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種種混亂，實與國人普遍的道德淪喪有直接關係。20世紀初的啟蒙者曾經幻想，人類可以設計出新道德，取代舊道德。五六十年代，政府也通過政治手段，摧毀舊道德，建立新道德。但冷酷的事實是，舊道德被摧毀之後所得到的，不是新道德而是無道德。正是在這種道德真空環境下，中國開始市場化。慾望不受道德的約束，固然創造了驚人的經濟與財富奇蹟，但奇蹟的背後必然是強者、富者的貪婪、冷酷，繁榮的背後是社會的緊張與衝突。走出這種困境，當然需要法治、民主的制度建設，但同時也需要社會的道德重建。事實上，若沒有道德約束，優良的制度也會被扭曲。可以肯定，儒教的道德教化，是有助於中國社會的道德重建的。

同時，儒家的社會自治實踐對於社會轉型及政制轉型也具有重大意義。儒家向來具有深厚的社會自治傳統。宋儒標榜「以天下為己任」，但其著手點卻是在以「禮」化「俗」。張載的門人呂氏兄弟最早建立了「鄉約」，范仲淹則首創「義莊」。事實上，在古典社會，儒者的最大成就乃在於利用儒家倫理資源，動員商人的財富，組織和領導社會自治，為社會提供幾乎全部公共品和公共服務。正是這些努力，在君權專制的體制下保持了經濟、文化的一脈活力。

今日社會情勢已發生重大變化，但處於變化過程中的社會亟需自我治理的技藝和領導者。大量民眾脫離鄉村來到城市，傳統的社會關係網路破碎，其精神陷入孤獨困頓之中；而由於他們的離去，鄉村的社會形態也發生巨變，喪失生氣；同時，在城市，新興社會組織形態在原有的國家控制體系之外興起，比如，沿海城市有聚集了大量青年打工者。所有這些人的生活目前都是不穩定的，缺乏必要的內在秩序，缺乏組織，因而也缺乏與外部的溝通。我們其實並不存在「社會」。

當代大陸新儒家如果有心，可以繼承儒家的社會自治傳統，這方面將大有作為。這也可以為儒家參與政治提供必要的道義與政治資源。在本次儒教學術討論會上，台灣新儒家林安梧先生在儒家的政統、學統、道統之外，特意提出「社統」一維。大陸新儒家對於這一體罰大多予以認可，蔣慶提出的儒教復興大綱中有一條就是「下行路線」，陳明提出讓儒教成為一種「公民宗教」。袁偉時、徐友漁、高全喜等先生也等學者支持儒家向這個方向發展。

從長遠的角度看，當代大陸新儒教從事道德重建和社會自治的努力，對於中國的憲政轉型與建設也是非常有益的。一個社會，若其民眾主流缺乏基本的道德感、是非感，這個社會就不可能是法治的，因為道德是法律的基礎；若其公民只知利益而不知原則，這個社會的民主制度也是難以維繫下去的，其政治很快就會墮落為純粹的利益交換；若其民眾缺乏自治的意願與能力，民主憲政制度就始終是虛浮無根的；若其商人群體只知利而不知義，這個群體內部就會盛行欺騙和投機。

因此，對於儒家知識傳統的復興，對於儒教從事道德教化的努力，人們或許可以多一份寬容，甚至樂觀其成。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只有儒家才有助於社會的道德重建與社會自治，其它偉大的宗教道德傳統，同樣在從事這方面的努力。有些儒者鼓吹儒教成為憲法上的國教，這是斷斷行不通的。道德傳統的自由競爭，乃是道德重建的最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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