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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從張君勱理解現代儒家之視野

近二十年來對儒家的理解尤其是現代儒家的理解以牟宗三先生為核心,更上一步以熊十力為核心而理解。這樣的理解是當下儒家的自我理解,知識的努力主要在心性儒學方面,更準確的表述是哲學化的儒學,致力於構建一個儒家的哲學體系,這可能也是牟先生中晚年的主要志業。有意思的是對現代儒學的想像,反過來塑造了人們對於兩千多年來的儒家和儒學的想像。比如我們現在看學院里發表的大量關於儒學的論文都在討論心性儒學和儒家哲學,所以他們更多會走向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更進一步,公眾對於儒家的看法基本上是心性化、哲學化的方向,以致於到大陸的儒者提出「政治儒學」的概念後,大陸人會說你們為什麼要關心政治?這是作為一個學者需要面對的問題,或者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這樣的:儒學有沒有可能在當下中國大轉型階段承擔起它應該承擔的責任?或者天命?儒家應該通過什麼樣的方式才能夠承擔它自己的天命?即構建一個優良的現代秩序。可能我們通過張君勱可以更好的理解儒家和儒學。這是我今天發言想要討論的問題,從四方面來講:


第一,通過張君勱可以更全面的來理解牟宗三先生。牟先生對大陸儒學包括港台、世界的儒學影響太大,大家對儒學的研究基本上沿著牟宗三先生的範式展開的。但牟先生關心的是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就我觀察,圍繞著牟先生展開的儒學議題太狹窄,把牟先生更寬廣的議題遮蔽了。如果我們能注意一下牟先生和張先生之間的關係也許有助於我們更完整的理解牟先生,牟先生一開始跟張先生的關係非常密切,當《新生》的編輯,參與《立國之道》的寫作。這樣的經歷我相信對於牟先生一生的學術和其價值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牟先生對民主政治的重視很可能受張先生的影響,然後把儒學第三期(編者按:第一期儒學指先秦至東漢末年,第二期宋明理學,重點是「內聖」,第三期即現代新儒學)主要任務界定為民主政治的開初,這會是從熊十力那來的嗎?不是,應該是從張君勱先生來的,也有張東蓀先生對他的影響,但我相信張君勱對他的影響最大。


前面講的是他的政治價值,由政治價值對儒學使命的重新定位。我們看到所謂現代新儒家思想基本結構:儒家心性之學、德國哲學和民主政治,這首先成熟於張君勱先生,然後對後人產生影響。如果從張君勱先生來理解牟先生,《新外王三書》是牟先生跟後面心性儒學同等重要的思考,《新外王三書》應該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對象,這是我想說了第一點,通過張君勱可以更好的理解牟先生。

第二,通過張君勱可以更為全面理解現代儒家。儒家在過去一百多年中面臨著非常大的挑戰,到今天儒家在一百多年中究竟是什麼,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整體形象比較含糊、模糊,或者說是錯誤的,從我的立場來看可能是錯誤的。到今天我覺得我們需要面對幾個問題:一是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儒家在一百多年究竟做了什麼,在大轉型的時代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這個問題可以具體,這一百多年中儒家究竟是障礙還是現代秩序構建的主體。在啟蒙史觀、革命史觀的敘事中,儒家是一個問題,是現代化的障礙,是建立民主政治的障礙,也是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障礙,通過清理儒家以及儒家所塑造的中國人價值、中國社會各種各樣的制度建立理想中的現代秩序,儒家都是問題。直到現在我相信在大陸的知識界大多數人還是這個看法(不知道台灣怎麼樣),所以給思想界設定的任務仍然是通過批判傳統和儒家確立現代思想的主體地位,確立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地位,都是這樣的一個看法。這其實是我當初研究張君勱想要回應的一個問題。我們通過對於張君勱的思想和政治實踐的重新發現以及在現代歷史過程中的一個更準確的定位可以有效的來回答一個問題,即現代儒家究竟是什麼,做了些什麼。


我說這些話的含義是現在學界所承認的現代儒家人物中,可能張君勱最特別,也最具有代表性,他跟熊十力、梁漱溟、錢穆先生相比最特別,恰恰能代表儒家在處境中應該具有的角色,充分呈現了一個儒家在這樣的時代中的形象。比如熊十力先生,他主要是一個現代哲學家,由此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一個儒者就是一個哲學家嗎?當然他是一個哲學家,但不應該只是一個哲學家。張君勱的視野要更完整,因而更像一個儒者。大家都知道儒者不僅僅是「思」,而是要「知行合一」,行道於天下,不僅是求道、問道,更重要的是「行道於天下」。張君勱在這點上做得最好。他不僅是一個哲學家,還是一個立憲者、一個政治家,而且把這兩者融貫為一體,當然中間有不完備之處,對此我們有討論,但起碼他顯示了這樣的意向,並且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張君勱先生在1946年參加《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不管他在中間發揮主導作用還是共同審議的作用,起碼他非常深入的參與了此過程。在我看來這就是一個儒者所應該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一個儒者最終就是一個立法者,哲學和思考最終指向創製立法,看董仲舒、諸子,他們所扮演的都是這樣的角色,諸子不是在政治上立法,而是給中國社會立法,塑造了後來一千年的中國社會,這才是儒者思考的重點——一個制度的創建。現在儒家的人物中,張君勱在這方面功業最大,立功的背後是立德、立言。我覺得通過對張君勱先生的研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現代儒者是什麼,現代儒者在做什麼。以前的研究很重要,揭示了現代儒者思考哲學問題,回應中西文明之間的緊張或者關係,張君勱能夠給我們提供一個更完整更豐富的視野——不僅在文明層面思考哲學問題,還在國家秩序構建方面努力。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通過張君勱先生理解現代儒家的維度,通過張君勱先生可以在現代中國歷史中發現或者重構一個思想和政治的譜系,這也是我寫《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一個重要的考慮,在現代中國重新發現保守主義思想和政治傳統。張君勱是這個傳統中承上啟下的人物。對於這個傳統我後來寫過幾篇文章想要闡述,我們要問一個問題,現代儒家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算起?大家現在說的都是從新文化運動以後或者梁漱溟先生開始算起,這當然是一個理解的角度,還可以有另外一個理解的角度。現在談論現代儒家和一個問題對應起來:現代國家秩序的構造。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現代儒家最晚要從張之洞算起,因為他們開始應對現代問題,所以就是現代儒家,不管在哪些方向思考,提出了什麼樣的方案,這些方案在實踐中究竟有沒有實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思考的維度和深度與以前的宋明儒者都不同,我認為這足以稱之為現代儒家。當然在現代儒家廣闊的視野中,從康有為到梁啟超、牟宗三的傳承體系,他們有明顯的人事直接關係。這樣的體系可能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一個思想傳統,同時也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而且它和孫中山、蔣介石的政治力量之間有很複雜的、密切的關係。我寫《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有一個小小的雄心:重構現代思想和政治史的敘事體系,以康有為、梁啟超、張君勱作為軸心,一邊有胡適的自由主義,另外一邊是孫中山、蔣介石政治上的激進保守主義。通過這三個線索,以梁、張為中心重新敘述中國現代歷史。

秋風:從張君勱理解現代儒家之視野


姚中秋: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


現代中國歷史固然是儒家遭受前所未有衝擊的歷史,其實也是儒家最為積極的回應並且參與主導現代秩序構建的一個歷史。我覺得通過張君勱對儒家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重新定位,一直在解決問題,並且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主體性力量。這是第二點。


第三,通過張君勱可以更為全面的理解現代中國歷史。如果說儒家在現代中國歷史演進過程中發揮了主體性作用,實際給了我們重新審視現代中國思想、政治、歷史的一個新視角。比如關於新文化運動,現在主流關於新文化運動的認識都是強調輸出「新」,主張「全盤西化」,比如胡適、陳獨秀、魯迅他們在中間的作用。如果我們有更完整的觀察角度會看到新儒家的崛起其實是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事實上中國式的保守主義,在30、40年代的思想和政治領域中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可以更全面理解中國歷史,裡面涉及到最重要的問題是現在中國史的主題是什麼,中國人在過去一百五十年究竟在解決什麼問題,我覺得通過康有為、梁啟超、張君勱的努力也許可以給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描述:現代秩序的構建。直到現在有很多表述比較狹窄,如現代化,不知道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比如建立民主政治。我們看康、張的論述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裡面涉及到非常重要的面向是中國人精神秩序的構建問題。這樣的問題在很多表述中被忽略或者採取另外一種方法。


第四,重新認識牟先生、重新認識儒家、重新認識現代中國的歷史,想在當下達到什麼樣的目的?為什麼要重新認識?這是我自己關心的問題--當代儒學要往什麼方向發展?我想我們通過張君勱重新認識現代儒家的傳統可以重新思考當代儒學,並就其發展的方向提供很多啟示。我的看法是,儒者可以接上張君勱,接續一個更為完整的現代儒家傳統,更為完備的展開當代中國儒學。一開始我就談到現在儒學大概圍繞著心性儒學展開的哲學化視野,哲學構造和哲學史追溯的視野。大家也知道過去十年有大陸政治儒學的新起,構成了大陸儒學非常重要的分支,但看蔣慶的論述非常有意思,一開始提出核心性儒學對立的姿態。其實我對於蔣慶的立場始終持保留的態度,尤其是我研究了張君勱之後,覺得對立姿態是多餘的。

秋風:從張君勱理解現代儒家之視野



蔣慶:政治儒學


從康有為到張君勱,他們既關心心性也在構造哲學,同時參與創製立法。我自己作為一個儒者,張君勱是我的典範。我想對張君勱先生的重新發現可以給當代中國儒學指示一個更為完備的方向——儒學的心性和政治可以同時展開,它們相互之間有直接關聯,而非把完整的儒學切割成互不關聯的碎片,這是我們現在研究張君勱、重新發現張君勱的一個最現實的意義。


(本文來自作者在2013年6月29日至30日的北京大學「張君勱與現代中國」研討會上的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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