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給哲學帶來了什麼？

基督教給哲學帶來了什麼？

黃裕生

在歐洲古代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事件大概要數羅馬帝國的建立及其對無數城市、國土的掠奪與征服。然而，對於後世的歐洲乃至世界而言，最重要的事件卻不是跨越歐亞非的世界帝國的建立，而是在這個帝國版圖內發生的一件在當時人們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事件，這就是基督教的產生與傳播。羅馬帝國征服了包括猶太人故土在內的整個中東，然而，由猶太人創立的基督教卻最終征服了羅馬，並改造了歐洲。不過，這種征服不是靠武力，不是靠強勢，而是靠精神，靠柔弱，即憑信、望、愛的力量。

當然，基督教對羅馬帝國的征服，也是一個充滿冒險與犧牲的歷程。除了使徒遭受迫害以外，基督教徒更是經受到了三百多年之久的各種迫害乃至屠殺。不過，這方面的犧牲不是我們這裡要討論的課題。我們要關注的是，在征服羅馬過程中，基督教在精神層面上的冒險。羅馬帝國不僅是建立在自己的多神教信仰之上，也是建立在由馬其頓的亞里山大大帝為其準備好了的希臘化世界之上。什麼是希臘化世界？簡單說，也就是被希臘文化教化、改造了的世界。而我們知道，哲學是希臘文化中最核心的東西。因此，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傳播與立足，不僅要面對多神教信仰的抵制和反抗，而且要面對哲學的追問與質疑。如果說作為一神教的基督教在面對偶像崇拜與多神教信仰方面有猶太教的經驗可資借鑒，那麼，面對哲學，則是基督教較為特殊的精神遭遇。

基督教與哲學的相遇，不管是對於基督教，還是對於哲學來說，都是一件重大事件。因為這種相遇將不像基督教與多神教相遇那樣，最終由基督教取代了多神教，而是相互改變了對方，相互造成了影響深遠的歷史效應。我們試圖用導論的標題來概括這種相互的歷史效應。「基督教哲學」——它通常以基督教神學的形態存在——可以被視為這種歷史效應的一個集中體現。它是基督教尋求哲學理解、接受哲學追問的實踐的直接產物；當然，也可以說是哲學試圖去理解、開顯基督教教義的思想產物。對於基督教來說，基督教哲學是其教義得到理解、認同並因而得到維護乃至加強的一個有效途徑，而對於哲學來說，基督教哲學則為其開闢出了新的問題與新的維度。後者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

那麼，哲學與基督教的相遇，究竟為哲學帶來哪些新問題新維度呢？

概而言之，這種相遇迫使哲學在人類精神世界裡打開了這樣一些新問題與新維度：A·絕對他者的問題與絕對原則意識；B·自由意志問題與人格意識；C·歷史原則與希望意識；D·普遍之愛與親情的限度意識。

宗教和哲學（還有藝術）既是人類自我解放、自我提升的方式，也是人類自我超度而返回本源的途徑（導論第二節有詳論）。但是，並非所有宗教和哲學都能真正回到本源。真正的本源只能是絕對，或叫絕對的一，否則，它就不是本源。對這個絕對的覺悟或意識，是真宗教與真哲學的標誌。當我們說，基督教與哲學的相遇開顯出了絕對他者問題與絕對原則意識時，並不是說，在此之前的希臘哲學沒有達到對絕對的意識。不管是蘇格接底-柏拉圖對善本身這一「理念」的追求，還是巴門尼德、亞里士多德對「存在」的追問，都堅定地表明了希臘哲學對「絕對」的深切覺悟。不過，基督教卻給哲學的絕對意識帶來了新的內容。不管是在哲學裡，還是在宗教信仰里，絕對當然都是一個大於我的他者，一個我（們）能從中獲得一切正當性理由和堅定力量的永恆他者。在希臘哲學裡，這個絕對他者更多的是一個被追求和被追問的認識對象，而與我們的現象世界或塵世生活沒有直接的關係；只有當我們把靈魂漂洗得足夠乾淨而接近到了它，或者竭盡全力而認識了它，這個絕對他者才作為真理引導著我們的生活。在這個意義上，在希臘哲學的絕對意識里，絕對他者是一個自在的他者，一個只能等待而不能自為的他者。使哲學覺悟到絕對他者既是自在的，又是自為的，因而是一個自在-自為的自由存在者，是基督教給哲學的絕對意識帶來的新內容。在基督教信仰里，絕對他者不僅是全善的，而且是全能的，因而是一個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者。也就是說，它是自在-自為的位格存在者。它不僅從自身中創造-開顯出這個世界，而且保持著審視這個世界，並最終裁定這個世界。——我們永遠處在這個絕對他者的眼光的審視之下。因此，它與我們的現象世界和塵世生活息息相關。相對於我們而言，它不只是一個靜待著我們去認識的對象，而是一個活生生的逼視者與召喚者。基督教關於這種自在-自為的絕對他者的信念，大大強化和豐富了哲學對絕對他者的意識。而絕對他者之為這樣一個自在-自為的存在者，使得出自於它的一切原則都是絕對的，人們不能以任何理由背離它，而不管人們處境如何。這既使原則獲得了擔當起一切苦難和不幸而穿越歷史的力量，也促使了哲學對絕對原則或原則的絕對性的自覺。

同樣，在希臘哲學中，也有自由的維度。但是，自由並不構成希臘哲學的一個問題，或者更確切說，自由還沒有被自覺為一個哲學問題。因為希臘哲學還只是在「擺脫-解放」層面上指向自由，而並沒有觸及自由本身。當希臘哲學強調擺脫實用與感性，努力以一種超功用、超感性的純凈理論態度去認識、對待事物，以便獲得一種客觀知識時，它實際上預設了我們具有一種擺脫-解放的能力，卻並未自覺地深究過這種能力本身，以至連倫理-道德法則都只是建立在某種客觀知識之上，而與這種能力無關。所以，希臘倫理學必以「知識存在論」為其基礎。這使哲學在實踐領域討論和關涉的只是諸如善惡、正義、幸福等問題，而構成後來實踐哲學之核心內容的那些問題，諸如權利、責任、尊嚴、平等、博愛等等，則還在希臘哲學的視野之外。後面這些問題進入哲學視野是以哲學提出自由意志問題為前提的，或者說，是以人在哲學層面上自覺到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存在為前提。而就西方思想史來說，哲學正是在理解猶太-基督教有關「原罪」信念的過程中開闢出了人的自由意志問題。原罪的發生表明，人被拋入了這樣一種能力之中：他能夠不願意服從，也能夠不願意一切誘惑物（導論第三節有詳論）。這種能力就是自由意志：人能夠完全從自己的純粹意志出發決定自己的意願，從而決定自己的行動。自由意志問題進入哲學視野，使哲學不再停留在擺脫與解放的層面上指向自由，而是進入到自由存在本身。於是，自由不再只是以擺脫-解放的維度被遙遠而朦朧地覺察，而是以自我決定-自我開顯的創造維度得到深度覺悟。對自由意志存在的覺悟，也是對人自身的人格存在的意識。人的存在是有「格」的，這個格就在於他的自由意志以及由此帶來的絕對權利、絕對尊嚴和絕對責任。倫理-道德法則因此不再是建立在某種客觀知識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存在之上。所以，倫理學不再以「知識存在論」為基礎，而以「自由存在論」為其基礎。1 哲學的格局由此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基督教成為西方主流精神生活之前的希臘化世界，宇宙論-知識論是人們自我理解的基本方式，歷史並不構成他們理解自身的一個維度。所以，歷史並不構成希臘哲學-思想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人的歷史存在並沒有得到哲學的意識。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西方人還沒有歷史意識，還存在於歷史之外。有歷史學並不一定就有歷史意識。只有從歷史學進入到歷史哲學，歷史才真正進入人類自身的思想視野而打開歷史意識。簡單說，所謂歷史意識，就是自覺地把歷史當作自我理解自我定位的一個基本維度。歷史哲學的產生標誌著歷史意識的覺酲。就西方來說，歷史意識的覺悟是很晚的事情。開發出歷史意識，打開人類自我理解的歷史維度，是基督教於西方精神世界的另一大貢獻。基督教關於上帝從無中創造世界到人類憑自己的意志事件而開始的塵世生活，再到末世的來臨、復活與審判等教義內容，實際上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歷史圖景，以此系統地回答了歷史的起源、歷史的本質、歷史的主體、歷史的目的與希望，藉以理解和安置人自身的存在意義。正是基督教這一歷史圖景迫使哲學在其世界圖景中打開歷史維度，使歷史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由此，也才有所謂歷史哲學；而近現代的所有社會改造運動幾乎都是建立在這種歷史哲學對歷史的理解之上。

基督教最核心的一個教義就是愛。但這種愛不是血緣親親之私情，不是江湖義氣之糾合，也不是某個行業、某個團體或某個階層內部相互之扶持。不管是血緣親情，還是江湖義氣，抑或行業、階層內的互助，都限於一個封閉的群體裡面，而不能同等地擴展到所有人身上。在所有這類情感當中，愛者與被愛者都是以某種功能身份和關係角色出現，比如，在親親之情里，愛者不是父母，就是子女，或者兄弟姐妹，被愛者同樣如此。一個人如果沒有這些關係角色，那麼，人們也就不會給予他親情，他也不會給他人以親情。在任何行業或團體中的互助之情更是如此。我們可以把這種因身份和角色才具有的愛，稱為身份之情或角色之愛。但是，基督教所確立的愛是一種「愛人如愛己」的愛。顯然，這種愛不以任何功能身份和關係角色為前提，否則就不能愛人如愛己。也就是說，在這種愛中，人退出了一切功能身份和關係角色：每個人既不以父子、 兄弟、姐妹等家庭角色出現，也不以農民、士兵、商人、學者或公務員等社會身份出現。那麼，以什麼面貌出現呢？以本相出出現，這就是自由-自在的個休存在者。一個自由的獨立個體。愛人如愛己的愛，不是因他人充當的身份愛他，也不是因他扮演的角色愛他，而只因他本身而愛他，也即因他是個自由存在者而愛他。這種愛是一種開放性的愛，可以無差別地泛施於人人的普遍之愛。在這種愛中，愛者和被愛者都首先只是一個自由存在者；或者說，在這種愛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如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一樣，是自由者之間的關係。因此，這種愛首先確立的是對他人自由的確認與尊重，因而也就是對他人的自立-自主的尊敬與維護。真正的愛他人，就是讓他人守住自由，而這在根本上就是尊重、扶持、維護他人的自主-自立。如果一個人被愛得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主-自立的權利和能力，那麼，這種愛一定不是真愛，而是溺愛。這意味著，人人之間的親情和一切社會情感都是要有限度的，而不能完全順其「自然」，這個限度就是普遍之愛。

實際上，人類除了容易陷於聲色貸利的誘惑外，還很容易沉迷於無度的親親私情以及在各種需要與被需要的功能關係中生髮出來的種種塵世情感而不可自撥。基督教對普遍之愛的極度強調，在促使哲學對人類情感及其尺度進行反思的同時，強化了哲學對自主-自立原則的覺悟與確立。

這些新問題的提出與討論，改變了歐洲哲學的格局，也改變了人類自我理解的世界圖景；而在現實里，也改變了整個世界。迄今為止，世界的基本法則與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都是建立在回答這些問題（特別是關於自由問題）的理論體系之上。

當然，基督教能帶給哲學的並不會只是這些，它作為一個啟示體系，永遠是作為概念體系的哲學要不斷加以理解和消化的。

（本文為作者的《宗教與哲學的相遇——奧古斯丁與托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學研究》一書的引言

1 這裡，我把試圖通過某種客觀知識來尋求真實存在的哲學理論，看作一種「知識存在論」，而把試圖通過理解和確立人的自由存在來理解和尋求人自身的真實身份、真實生活及其與他者的真實關係的哲學體系，看作一種自由存在論。按照這個區分，我把海德格爾的存在論看作是自由存在論的典範。

另有威爾遜

《繽紛的生命》

《生命的未來》

與此書一起組成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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