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儒學的現代意義

儒學的現代意義

文/湯一介

對於一種學說作出價值判斷，可以從多種角度來考慮，可以從政治的、經濟的、科學技術的等等方面來考慮，但是也許最重要的應是對它的價值作哲學的判斷。為此，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當前全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以此作為我們思考哲學問題的出發點。

當前人類社會存在的重大問題有什麼？我想，歸納起來有三大問題：人和自然的矛盾；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人自身的矛盾。這些矛盾如何解決？我認為，我國儒家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這三個哲學命題，也許可以為我們解決上述三大矛盾提供某些寶貴的思路和應該特別重視的思想資源。當然，我並不是說，這些問題光靠儒家思想都可以解決。

一、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關於「人和自然矛盾」的問題。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學家發表了一個《世界科學家對人類的警告》，在其開頭就說，人類和自然正走上一條相互抵觸的道路。我認為，這話深刻地認識到人類社會如果如此發展下去，將會遇到嚴重的危機。科學技術高度發達，雖然可以給人們造福，但作為自然一部分的人，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不僅掌握了大量破壞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掌握了毀滅人自身的武器。對自然界的無量開發和破壞，資源的浪費，不僅造成「自然和諧」的破壞，而且嚴重地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些已嚴重地威脅著人類自身生存的條件。

這種情況的存在，應該說和西方哲學「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有關，正如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笛卡爾的哲學……他完成了或者說極近完成了由柏拉圖開端而主要因為宗教上的理由經基督教哲學發展起來的精神、物質二元論……笛卡爾體系提出來精神界和物質界兩個平行而彼此獨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夠不牽涉另外一個。」這就是說，西方哲學長期把精神和物質看成是各自獨立的，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學以「外在關係」（「人」和「自然」是互不相關的二元）立論，或者說其思維模式以「心」、「物」為獨立的二元，研究一個可以不牽涉另外一個（但西方哲學在現代有一轉向，例懷德海的《過程哲學》，對西方原有的二元思維方式進行了批評）。這就是說西方的思維模式從軸心時代的柏拉圖起就是以「主—客」（即「心—物」或「天—人」）二分立論。然而中國哲學在思維模式上與之有著根本的不同，也是在軸心時代就以「天人合一」（即「主客相即不離」）立論。

中國哲學的源頭之一可以說是《周易》，在1993年於湖北荊門出土的「楚簡」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記載：「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這條竹簡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前的東西。從這個記載看，「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說的是《周易》是研究天道（天的規律）和人道（人社會的秩序）會通道理的書。這就是說，在中國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研究「天」不能不牽涉到「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牽涉到「天」，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

從人類社會的發展上看，人們最初遇到的問題就是「人」與「自然界」（天）的關係問題，因為人要生存就離不開「自然界」。所以在中國古代一直都在關注「天人關係」問題。當然如何處理和看待「天人關係」，自古就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主張應順應自然；有的學者認為應利用「天」來為人服務，「制天命而用之」；有的主張「天人交相勝」等等。但儒家思想的主流多主張「天人合一」。所謂「天人合一」是說「天」離不開「人」，「人」也離不開「天」。

為什麼有這樣的思想？可以說其起源很早。我們知道，《周易》本來是一部卜筮的書，它是人用來占卜、問吉凶禍福的。向誰問？是向「天問」，「人」向「天」問吉凶禍福，《易經》記述了這些，所以這就成為「天」、「人」關係的書。所以宋儒對「天人合一」思想發揮得更加深刻了，例如程頤說：「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朱熹說得更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於天；即生此人，則天又有人矣。」在人產生之初時，雖然得之於天（由天產生的），但是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來彰顯，即「人」對「天」就有了一個責任。如果沒有「人」，如何能體現「天」的活潑氣象，如何體現「天」的「自強不息」，「地」的「厚德載物」呢？所以人應該知道「為天地立心」就是「為生民立命」，不能分割為二。所以，《郭店竹簡·語叢一》中說：「知天所為，知人所為，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知命。」知道了「天道」（自然運行的規律）和「人道」（人類社會生活的規律），這樣才叫做知道「天」和「人」有一個統一的道理，然後才可以知道「天」（天道）和「人」（「人道」，社會）發展的趨向。我們可以說，「內在關係」與「外在關係」不同，「外在關係」是說在「天」與「人」二者之間是各自獨立的，各不相干的；而「內在關係」是說在「天」、「人」二者之間存在著相即不離的關係。因此，「天人合一」雖是中國哲學中的一很古老的哲學命題，它是中國儒家思想的基石，它同時也是一常新的人類社會需要不斷給以新的詮釋的命題。我們在考慮人類自身問題時，必須考慮與「天」（自然界）的關係問題，而且應結合「天人合一」的觀念來不斷深入探討「天」和「人」存在著的相即不離的內在關係。當前人類社會不正是由於長期嚴重地忽略了「天」與「人」的相即不離的內在關係正在受懲罰嗎？不是「人類」和自然正走上一條相互抵觸的道路嗎？

由《周易》開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即「易，會天道，人道也」的思想），作為一種思維模式，對於解決當今「人與自然」的矛盾，或者可以給我們以下三點啟發：

1

「人」既要「知天」，更要「畏天」

「天人合一」作為一種思維模式，它要求人們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對立的，這是由於「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於天」。破壞「天」就是對「人」自身的破壞，「人」就要受到懲罰。因此，「人」不僅應「知天」（認識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而且應該「畏天」（對自然界應該敬畏，要把保護「天」作為一種神聖的責任）。

現在人們只強調「知天」，只是一味用「知識」來利用「天」，征服「天」，以至無序地破壞「天」，而不知對「天」應有所敬畏，這無疑是「科學主義」（科技萬能）極端發展的表現。「科學主義」否定了「天」的神聖性，從而也就否定了「天」的超越性，這樣就使人們的人文精神失去了依託。

中國人的「天人合一」學說認為，「知天」和「畏天」是統一的，「知天」而不「畏天」，就會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機的、生生不息的剛健的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會把「天」看成是外在於「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的恩惠。「知天」和「畏天」的統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現，從而表現著「人」對「天」的一種內在責任。「天人合一」這個哲學命題，體現著「天」與「人」的複雜關係，它不僅包含著「人」應該如何認識「天」，同樣也包含著「人」應該尊敬「天」，因為「天」有其神聖性。這也許正是由於中國儒家沒有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等），但是它卻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也許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儒家思想可以起著某種宗教的功能，這就是它認為「人」依「天」所具有的「內在」品德經過自我德行修養而實現其「超凡入聖」的「超越性」。

2

「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相即不離

我們不能把「天」和「人」的關係看成是一種外在關係，這是因為「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離的。「人」離不開「天」，離開「天」，則「人」無法生存；「天」離不開「人」，離開「人」，則「天」的道理無法彰顯，誰來擔當實現「天道」的責任呢？這種對存在於「天」和「人」之間的內在關係的認知正是中國哲學的特點。王夫之對此有一重要的說明，他說：「抑考君子之道，自漢以後，皆涉獵故跡，而不知聖學為人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為太極圖說，以究天人合一之源，所以明天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實，而以其神化之精粹為性，乃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無非陰陽變化之秩序，而不可違。」

王夫之的話，可以說是對「天人合一」思想，也就是「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的很好的解釋。「人道」本於「天道」（因「人」是「天」的一部分），討論「人道」不能離開「天道」，同樣討論「天道」也必須考慮「人道」，這是因為「人道」的「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陰陽變化的秩序。所以張載說：《周易》這部書「得天而未始遺人」。

3

人生意義在於體證「天道」，人生價值在於成就「天命」

為什麼說儒家哲學認為，在「天」和「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相即不離的「內在關係」？蓋自古以來，至少由西周以來，在中國的思想中就有「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的思想傳統，從孔孟到程朱陸王都是這樣認識的。在這個問題上，朱熹有個說法也許反映出孔子「仁學」的一貫思想，他說：「仁者」「在天則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天道」生生不息，以仁為心，「天」有使萬物良好的生長發育的功能，故「人」要效法「天」，要對人慈愛，對萬物使之得益。這是因為「天人一體」，「人」得「天」之精髓而為「人」，故人生在世當以實現「天」的「盎然生物之心」，而有「溫然愛人得物之心」，「天心」、「人心」實為一心。「人」有其實現「天道」的責任，人生之意義就在於體證「天道」，人生之價值就在於成就「天命」，故「天」、「人」關於實為內在關係。

就以上幾點來討論「天人合一」，我們從哲學的角度理解，才能洞見其真精神、真價值。它是作為一種世界觀和思想方式，一種思考問題的路徑來看「天人關係」的，它的意義在於賦與「人」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人」必須在「同於天」的過程中（提高到「天」的境界），實現「人」的自身超越，達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當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大可能直接具體地解決當前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個一個「人與自然矛盾」的問題。但是，「天人合一」作為一哲學命題，一種思維模式，認為不能把「天」、「人」分成兩截，而應把「天」、「人」看成相即不離的一體，「天」和「人」存在著內在的相通關係，無疑會對從哲學思想上為解決「天」、「人」關係，提供一有積極意義的思路。「哲學」不大可能直接解決人類存在的具體問題，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說：哲學可以被視為「無用之學」，因為它不能一一解決具體問題。但它思考問題的路子，卻可啟迪人們的智慧，提高人們的人生境界，故又可被視為「大用之學」。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就是要從中發掘出其無用之大用，以貢獻給人類社會。

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

我認為，也許孔子儒家的「仁學」能對造就「人與人」，擴而大之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和諧，即造就「和諧社會」有重要意義。

當今人類社會所存在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較之於「人與自然的矛盾」更為複雜，它不僅涉及到「自我與他人」、「人與社會群體」、「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種種矛盾，例如：對物慾和權力的追求，對自然資源的爭奪、佔有和野心的膨脹，造成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對立和戰爭，而有「帝國霸權」和「恐怖主義」等等。過分注重金錢的追求和物質的享受，特別是統治者的貪污腐化，欺壓老百姓，造成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緊張，社會的冷漠，幫派林立，黑社會的猖狂等等。在人類社會中，現在兒童有兒童的問題，青年有青年的問題，老年有老年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犯忌，在日常生活中的互不理解和仇視，心靈上的隔膜，使社會的和諧全失，這樣發展下去終將導致人類社會的瓦解。儒學是否能對現代社會存在的種種弊病提供某些有意義的思想資源呢？

我認為，也許孔子儒家的「仁學」能對造就「人與人」，擴而大之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和諧，即造就「和諧社會」有重要意義。

自1993年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論」之後，引起了各國學術界的廣泛討論。從人類歷史上看，由於文化（哲學、宗教、價值觀念）的不同引起的衝突和戰爭並不少見，就是進入21世紀雖未發生世界性的大戰，但局部地區的戰爭則不斷，其中政治、經濟問題無疑是引起衝突和戰爭的重要原因，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文化問題也是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發生衝突和戰爭的原因。如何化解這種因文化上的原因而引起的衝突甚至戰爭，也許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是一條非常有意義的原則。

在中國歷史上，一向認為「和」與「同」是不同的兩個概念，有所謂有「和同之辨」。《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國語·鄭語》：「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之。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可見「和」與「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以他平他」，是以相異和相關為前提，相異的事物相互協調並進，就能發展；「以同裨同」，則是以相同的事物疊加，其結果只能窒息生機。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理想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庸》）「萬物並育」和「道並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則是「和」。這種思想為多元文化共處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

不同的民族和國家應該可以通過文化的交往與對話，在對話（商談）和討論中取得某種「共識」，這是一由「不同」到某種意義上的相互「認同」的過程。這種相互「認同」不是一方消滅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兩種不同文化中尋找交匯點，並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文化的發展，這正是「和」的作用。不同民族和不同國家之間由於地理的、歷史的和某些偶然的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正因為有文化上的不同，人類文化才是豐富多彩的，而且才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形成了互補和互動的格局。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衝突，甚至戰爭，但並不能認為「不同」就一定會引起衝突和戰爭。特別是在今天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情況下，如果發生大規模的戰爭也許人類將毀滅其自身。因此，我們必須努力追求在不同文化之間通過對話，實現和諧相處。現在中西許多學者都認識到，通過對話溝通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例如哈貝馬斯提出「正義」和「團結」的觀念。我認為，把它們作為處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間關係的原則，應該是很有意義的。哈貝馬斯的「正義原則」可理解為，要保障每一種民族文化的獨立自主，按照其民族的意願發展的權利；「團結原則」可理解為，要求對其他民族文化有同情理解和加以尊重的義務。只有不斷通過對話和交往等途徑，總可以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間形成互動中的良性循環。2002年去世的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提出，應把「理解」擴展到「廣義對話」層面。正因為「理解」被提升到為「廣義對話」，主體與對象才得以從不平等地位過渡到平等地位；反過來說，只有對話雙方處於平等地位，對話才可能真正進行並順利完成。可以說，伽達默爾所持的主體——對象平等意識和文化對話論，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重要理念。這種理念，對我們今天如何正確而深入地理解中外文化關係、民族關係等等，具有重要的啟示。無論哈貝馬斯的「正義」和「團結」原則，或者是伽達默爾的「廣義對話論」都要以承認「和而不同」原則為前提，只有承認不同文化傳統的民族和國家可以和諧相處，不同的文化傳統的民族與國家才能獲得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廣義對話」才能「真正進行並順利完成」。因此孔子以「和為貴」為基礎的「和而不同」原則應成為處理不同文化之間的一條基本原則。

三、自我身心內外的矛盾

「修德」、「講學」、「改過」、「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內外和諧的有意義的路徑。

如果我們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觀念來為解決「人和自然」之間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資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觀念來為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那麼我們可以用「一內外」來調節自我身心內外的矛盾。

現代社會，由於種種內外的壓力，特別是人們無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調，人格分裂。由於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殺人、自殺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病，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安寧，其原因正在於道德淪喪，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對這樣一種情況，許多有見識的學者都為此提出救治的理論和策略。從中國傳統文化看，儒家對人的身心道德修養和人格培育給予特別的重視。

在《郭店楚簡·性自命出》中說：「聞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說，知道了「道」，就應該反求諸己，這就是「修身」。《大學》（大人之學）這部書更加特彆強調人的道德實踐對於建設理想的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它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這就是說，儒家認為每個人的道德修養好了，那麼「家」可以齊，「國」可以治，「天下」可以太平，如果自己的道德修養這個根本混亂了，治好「家」、「國」、「天下」，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庸》一書中也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治理社會是要靠人來治理，讓什麼人來治理就要看他自身的道德修養，道德修道是以合不合「道」為標準，這裡的「道」是指「天下之達道」，即「和諧」，而做到使社會和諧就要有「仁愛」之心。

這裡，把個人的道德修養與「仁」聯繫起來，正說明儒家思想的一貫性。儒家講「修身」不是沒有目標的，而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即為了建設「和諧社會」。《禮記·禮運》中所記載的「大同」社會的理想，就是要求建立一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諸多方面的和諧社會。儒家把和諧社會的理想建立在人的道德修養的提高的基礎上，因此，儒家特別重視人的自我身心內外的修養。

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而不能徙，知不善而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子這段話告訴我們的是做人的道理：「修德」並不容易，那就必須有崇高的理想，有關懷人類社會福祉的胸襟。「講學」（講究學問）也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自己提高智慧，而且要負起對社會進行人文教化的責任。「改過」，人總是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但要能勇於改正錯誤，這樣才可以有助於社會的和諧。「向善」，是說人生在世，應日日向著善的方向努力，作到「日日新，又日新」，這樣就可以達到「止於至善」的境地。「修德」、「講學」、「改過」、「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內外和諧的有意義的路徑。

儒家的「修身」是有目的的，《周易·繫辭下》中說：「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人們為人行事要益於社會而安身，以達到對道德的推崇。個人通過道德修養，以使其精神境界得以升華，來實現「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大事業，實踐「立大本行達道」的大事業。這對個人自身說，其人生境界自有一內外和諧的「安身立命」處，也就是宋儒所追求的「孔顏樂處」了。朱熹在其《答張敬夫書》中與敬夫討論「中和義」時說：「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個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乃在於此。」儒家認為，找一「安身立命」處，對自己的身心內外之和諧至關重要，所以朱熹說：「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而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而為乖錯。一國一家，莫不然。」

如果自我的身心內外能夠做到中正和諧，即使天下大亂，在自己和天地萬物之間，對自己的身心安寧康泰就不會有什麼影響；如果自我的身心內外做不到中正和諧，即使天下治理得很好，自己的身心也將是不安和錯亂的。無論治世、亂世，自己都應修德敬業，這樣就可以在活著的時候盡倫盡職，在離開人世的時候將是很安寧的，所以張載《西銘》的最後兩句話說：「存，吾順世；沒，吾寧也。」

儒家一向都非常著重「安身立命」，所謂「安身立命」就是要對自己有個道德修養上的要求，這樣才能使自己身心和諧，內外調適，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做人的道理」，這樣身才能安，命才能立。至於那些有礙自我身心內外和諧的外在影響，應該排除。要做到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很不容易，但應該是人們努力去追求的，這樣自己才可以有個「安身立命」處，其身心內外自然和諧了。然而追求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其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的和諧。

司馬遷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者，未必盡同」，我們溫習闡發孔子儒家的思想，發掘其中對當今人類社會有意義的資源，無疑是重要的。但古來聖賢的思想、理念並不能全然解決當今社會存在所有的問題，也並不能全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它只能給我們一些思考的路子，啟發我們去用這些思想資源，在給以適應現代社會生活要求的新的詮釋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為建設和諧的人類社會作出貢獻。「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我們中華民族是一有長達五千年的歷史文化的古老民族，我們的使命是使我們的社會不斷革新，而對全人類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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