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家書：齊家之要，耕讀孝友

毛主席曾這樣誇讚清朝大臣曾國藩：「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亦有人稱之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曾國潘，「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尤其在立德立言方面，曾國藩幾無爭議，可謂「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其《曾國藩家書》，眾口一詞，讚賞有加。國學大師南懷瑾認為：「曾國藩有十三套學問，流傳下來的有兩套，其中之一就是《曾國藩家書》」。它給人們最大的啟示就是「家」這一範疇。

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曾國藩29歲，進京入住，正式開始了仕宦生涯。在30餘年繁忙的翰苑和戎馬旅程中，曾國藩不忘家人、敦睦親情，先後寫了近1500封家信，內容涉及修身、戒子、持家、交友、用人、處世、理財、為學、從政、治軍等諸多方面。這些家書神閑氣定，行文從容，運筆自由，隨意所至，平實中蘊含著深刻哲理和豐富警句。它是曾國藩心靈世界的真實袒露，是曾國藩齊家、治學、從政思想的集中反映，是曾國藩激蕩人生和奮鬥經歷的忠實記錄，是曾國藩學識造詣和道德修養的生動寫照。曾國藩沒有什麼大部頭著作傳世，但一部家書足以使他名垂千古。

在傳統社會，家書的對象可分上、中、下三個層次。上的層次是指父母長輩。道光二十年初，曾國藩給父母寫了一封報平安的家信，這是現存家書中年代最早的一封。在這封家書中，曾國藩詳細地敘述了進京路途的情況和在京居住的情況，以免父母對他的挂念。曾國藩不忘兄弟的學習，「家中諸事都不挂念，惟諸弟讀書不知有進境否？須將所作文字詩賦寄一二首來京」。曾國藩表達了濃濃的思鄉之情，希望父母來信「以煩瑣為貴」；「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堂上各老人須一一分敘」。

中的層次是指兄弟平輩。道光二十二年秋天，曾國藩給諸弟寫了一封家信，這是曾氏全集中所收與弟書的第一封。在這封家書中，曾國藩對兄弟表現出了極大的責任心和殷殷期盼之情，他談了自己的缺點與不足，「予又素性浮躁，何能著實養靜」；「予時時自悔，終未能洗滌自新」。他談了拜師交友情況及其益處，「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他談了讀書學習的目的，「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是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辱所生；一者是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他談了讀書學習的關鍵是要專心致志，「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

下的層次是指子女後輩。咸豐二年夏天，曾國藩遭遇母喪，給兒子紀澤寫了第一封家信。在這封家書中，曾國藩的心情至為悲痛，甚至把母親的病故歸罪於自己。「不孝之罪，豈有稍減之處」。由於紀澤是長子，當時只有十三周歲，曾國藩詳列了17件事情，要兒子去一一辦理，這既是對紀澤作為家中少主人在禮儀上的承認，又飽含讓兒子經受歷練和增長見識的深情。

品讀《曾國藩家書》，是一種精神享受，更是一次生命洗禮，深深為曾國藩的文化品格所震撼和折服。這種文化品格蘊含著華夏文明的密碼和基因，即對於父母來說，曾國藩是一個好兒子，忠孝兩全、孝悌兼備；對於兄弟來說，曾國藩是一個好兄長，教導勸勉、「金針」度弟；對於兒子來說，曾國藩是一個好父親，率先垂範、嚴格要求。「金針」意謂學問見識和本領。作為「三好」的曾國藩，其才能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源於後天嚴以修身、嚴於律己、精誠所至。人畢竟是從自然界進化而來，不可能完全變成天使，因而修身律己是浴火重生，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是對物慾的放棄和終身的克己，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年輕時，曾國藩也是浮躁、愛玩、吸煙，有著不少性格和修養上的缺陷。20歲時，曾國藩立志成為聖賢，改名「滌生」，意謂洗滌改過重生。為了「滌生」，曾國藩一生都在與自身的缺點抗爭，不斷自責和反省。他的自省極為苛刻，曾因為戀床、晚起，在一則日記中罵自己是禽獸，「醒早，沾戀，明知大惡，而姑蹈之，平日之氣何在？真禽獸矣」。他的自省細緻入微，在一則日記中對自己貪利的夢境進行自責，「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謂下流矣」。他的自省終生不渝，在辭世前一年還寫下日課四條，與子侄共勉。一曰慎獨而心安，二曰主敬則身強，三曰求仁則人悅，四曰習勞則神欽。曾國藩說：「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亦補昔歲之愆；並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強調耕讀傳家，這是曾氏齊家的基本準則

《曾國藩家書》強調耕讀傳家，這是曾氏齊家的基本準則。所謂耕讀傳家，本質上是要求家人既學謀生，又學做人。耕是謀生的手段，主要指農業生產，事稼穡，豐五穀，養家糊口，以全生命；讀是做人的路徑，主要指學習聖賢教誨，知詩書，達禮義，修身養性，以立道德。尤其是讀，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讀書做官，而是學習做人的道理。即使不讀書、不識字的人，也要學習做人的道理。

咸豐四年四月，曾國藩在寫給諸弟的信中指出：「吾家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於淫佚矣」。在這封信的最後，曾國藩強調耕讀傳家「至要至要，千囑萬囑」。如果聯想到寫這封信的前十天，曾國藩經歷了靖港之敗和投水自殺，則更能見證他對耕讀傳家的珍視和苦心。值得指出的是，曾國藩在這封信中將齊家、讀書與做官區隔開來，這也是他的一貫主張。

咸豐六年九月在給兒子紀鴻的信中說：「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同治四年五月致四弟九弟的信中說：「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旗幟也」。曾國藩之所以強調耕讀傳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文化熏陶。中國是個農業文明發達的社會，耕讀傳家觀念深入人心，曾國藩自不例外。其二是清醒認識。在曾國藩看來，能使家族延續久遠的，不是官位和財產，而是家風和品格。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致諸弟信中說：「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隻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賡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為仕宦之家」。其三是家族影響。史料記載，曾氏家族一直在湘鄉荷葉塘過著半耕半讀的農家生活，即「曾氏自明朝以來世業農，積善孝友，而不顯於世」。曾國藩的父親一生以教蒙童為業，自撰一聯說：「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這說明耕讀傳家已成為曾氏家族齊家的基本理念和傳統。

談到家族影響，不能不談及曾國藩的祖父星岡公。一定意義上說，星岡公是家族中對曾國藩影響最大的人，也是曾國藩最尊敬的長輩。即使後來封侯拜相，他仍認為自己遠不如祖父。最突出表現是曾國藩始終將其祖父所說的「懦弱無剛乃男人最大之恥」作為座右銘，並一再以此告誡子弟。同時表現在齊家上，曾國藩反覆強調：「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為法」。咸豐十年閏三月致四弟信中說星岡公治家之道，「大約有八個字訣。其四字即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由此可見，曾國藩祖父治家之道的實質是耕讀，其中前四字就是讀書、種菜、養魚、餵豬。信中對後四字作了詳細說明，「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鄰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星岡公常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最為認真」。

強調孝悌和家，這是曾氏齊家的倫理準則

《曾國藩家書》強調孝悌和家，這是曾氏齊家的倫理準則。中國傳統實行的是家族宗法制度，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齊家的核心就是處理好家庭內部各個方面的關係，主要是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的關係，其倫理準則是孝悌。所謂孝，是對父母長輩的敬重和報恩；悌，是對兄弟姐妹的友愛和關心。在中華文化中，孝悌不僅僅是家庭倫理準則，更是社會倫理準則。

孔子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子還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曾國藩深受孔學影響，十分看重孝悌在齊家中的意義和作用，強調只有孝悌，才能使家庭和睦、興旺發達。咸豐四年八月致諸弟信中說：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他甚至認為，孝悌比耕讀更重要，即耕讀之家能延續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則可綿延十代八代。曾國藩自己終身躬行孝悌，是孝悌的楷模。

在孝的方面，曾國藩對祖父母、父母極其恭敬孝順。他始終以很低的姿態給父母長輩寫信，常常盛讚其德其行，時時噓寒問暖，經常稟報商議家事，懇請兄弟子侄盡孝盡責。曾國藩經常為不能親身孝敬父母長輩而內疚慚愧。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致諸弟信中說：「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錦繡，竟不能效半點孫子之職；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親之勞，每一念及，不覺汗下」。當父母長輩稍有病恙，曾國藩深切擔憂，他說：「祖父大人之病，日見日甚如此，為子孫者遠隔數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當母親病故時，曾國藩更是哀痛不已，深深自責。咸豐二年七月給紀澤的信中說：「余德不修，無實學而有虛名，自知當有禍變，懼之久矣。不謂天不隕滅我身，而反災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隱匿大罪不可勝數，一聞此信，真無地自容矣」。

在悌的方面，曾國藩對弟妹們關愛備至，真正起到了「長兄如父」的作用。曾國藩有弟弟四人，其家書的精華在於與弟書及訓子書，尤其是與弟書，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都超過訓子書。一般而言，關心子女容易，關心兄弟姐妹難，因為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續，而兄弟姐妹則會自立門戶，漸行漸遠。曾國藩在大量寫給諸弟信中所充溢的兄弟之情，令人深為感動，這不僅體現其望弟成才的苦心，而且體現其崇高的道德風範。曾國藩對弟妹們的關心是全方位的，既有生活上的關心，又有讀書上的關心，還有做人上的關心。

在生活上，道光二十九年三月致諸弟信中說：「予尚有寄蘭妹、蕙妹及四位弟婦江綢棉外褂各一件，仿照去年寄呈母親、叔母之樣」。在讀書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致諸弟信中說：讀書講究志、識、恆，「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在做人上，當得知四弟以在家塾不利於讀書而想外出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致諸弟信中勸誡說：「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凈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難能可貴的是，儘管在教育關心諸弟上付出了極大努力，曾國藩仍自責自己未盡全力。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致諸弟信中說：「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強調勤儉持家，這是曾氏齊家的價值準則

《曾國藩家書》強調勤儉持家，這是曾氏齊家的價值準則。農耕文明生產力低下，物質財富有限，不能不強調勤儉；曾國藩出身於貧寒農家，也不會忘記兒時生活的艱辛和勤儉的必要。一般認為，勤是勤勞、勤奮、勤苦，「天道酬勤」，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通過勤勞做出來的；儉是節儉、儉樸、簡約，「儉者，德之共也」，儉樸是一切良好道德品質的基礎。

曾國藩對勤儉的理解更為直觀具體，同治二年十二月給侄子紀瑞信中說：「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僱工」。他一生奉行勤儉自律，咸豐六年九月給兒子紀鴻的信中說：「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吾不敢也」。他特別崇尚勤儉的家風，多次給予深情回憶。在給侄子紀瑞信中說：「吾家累世以來，孝悌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為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一文，尚餘九十九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信中所說的輔臣公是曾國藩的高祖父，竟希公是曾祖父，星岡公是祖父。

因此，在道光二十七年七月稟父母信中，他明確指出：「勤儉本持家之道」；同治三年八月致四弟信中說：「余教兒女輩惟以勤、儉、謙三字為主」。對於曾國藩的勤儉主張，如果僅僅從物質和經濟層面理解，就會顯得低俗和淺薄，他實際是從道德和精神層面強調勤儉持家。在曾國藩看來，勤儉是君子所為。在給兒子紀鴻的信中，他說：「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所以，在咸豐四年八月致諸弟信中，他要求「子侄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凳、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以為有損架子而不為也」。咸豐八年十一月致諸弟信中又說：「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懶，宜學燒茶煮菜」。

在曾國藩看來，勤儉是孝悌要義。道光二十九年三月致諸弟信中說：「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朴，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在曾國藩看來，勤儉是保家之道。曾國藩一生戒懼「月盈則虧，水滿則溢」，特別是當了大官以後更是誠惶誠恐，最怕子侄後輩染上驕、奢、逸的毛病。咸豐四年九月致諸弟信中說：「諸弟在家，總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子侄，最易流於驕，流於佚。二字皆敗家之道也，萬望諸弟刻刻留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至要至要」。咸豐十年十月和十二月前後兩封致四弟信中說：「余在外無他慮，總怕子侄習於驕、奢、逸三字。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逸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弟切戒之」；「時事日非，吾家子侄輩總以謙、勤二字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咸豐十年十月致九弟季弟信中說：「賢弟教訓後輩子弟，總以勤苦為體，謙遜為用，以葯佚驕之積習，余無他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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