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改變了周邊所有讀書人的生活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初九日，浙江溫州瑞安的一個讀書人——張棡寫道：「課寯兒閱《蒙學報》」，五月二十日又在「燈下說《蒙學報》於諸女兒聽」。六月十六日他將早上剛借來的「上海照相片」數十張在「燈下與諸女兒及內子同看」。
這幾幅百多年後餘溫猶存的歷史場景都是在清末民初江浙地方小城鎮里一個讀書人的家中發生的，而這些場景中將這個讀書人及其家人一起定格的關鍵之物——新書報、照相片等則無一例外地來自「上海」，從中不難看出上海當時對其一家的文化輻射之力。
清末上海作為一新文化的生產和傳播中心，關於其對江浙地區文化輻射的方式、內容與影響的研究已相當多，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此處已經題無剩義，問題的討論仍有不小的深入空間。這一方面或源於研究資料的限制。一般來說所謂文化輻射，除了上海輸出一方的資料外，還要多展示和呈現對其回應一方的資料，而此種資料相對較為難得，因此像包天笑的《釧影樓回憶錄》等就較多地被研究者所使用。但由於回憶錄材料的先天限制，其雖能說明不少問題，卻並不太容易充分展示出上海文化輸出與回應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另一方面則可能要歸因於作史者如何來詮釋清末上海對江浙地區的文化輻射。不少論者多將其看作一個現代取代傳統、新知戰勝舊學的過程。誠然從中國近代「新的崇拜」不斷拓展的大趨勢上如此說並無太大問題。但如從文化輻射的生產方和回應方的互動看，這一過程卻不是如此清晰和簡單。文化不是憑空懸置之物，它的影響力度與回應一方自身的生活環境密切相關，因此清末由「上海」輻射的各種文化因子在與不同區域和不同人物相結合時會表現出非線性、非一致的多歧紛呈狀態。在此多歧紛呈的狀態之中，我們特別要注意思想文化形形色色的「使用」問題。清末「上海」文化輻射的各種因子實深深鍥入了江浙地方上讀書人在當地社會的權勢爭奪，進而深刻影響了地方權勢結構的變遷。
基於以上問題，本文嘗試以清末江浙地區幾位地方上的讀書人如溫州瑞安張棡、蘇州吳江柳兆熏、常熟桂村徐兆瑋的日記作為主體材料，輔以其他相關資料，作一個初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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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地方讀書人生活的「上海」
既有研究已充分說明清末上海崛起的重要時刻是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此時一個滿目瘡痍、戰火瀰漫、生靈塗炭的江浙與仍然笙歌燕舞、未經戰事的上海形成了鮮明對比。大批江浙小城鎮里的地方讀書人紛紛移居上海躲避戰亂，為上海帶來了大量推動其經濟發展的人力與資本。另一些未移居上海的地方讀書人則或無奈，或有意識地開始將「上海」作為重要消息渠道，以代替音訊基本隔絕的京城、省會和周邊大邑，而此種消息渠道的變化深刻影響了他們的戰時生活。
蘇州吳江地區的豪紳柳兆薰就是從「相好處見上海傳抄明文」，才得知咸豐皇帝已經駕崩，「詔諭六大臣務政」。過了近兩個月，他在友人聚會中聽從上海搬回之人說：「大行皇帝廟謚文宗獻皇帝」，同時曉得曾國藩所上奏摺「詞頗推挽」，一時半刻斷難望湘軍援助蘇南。聞此消息，柳氏為本鄉的擔憂之情不免又多加了幾分。
二十多天後，經常來往上海和吳江之間的柳氏同鄉凌耕雲也為他帶來傳自滬上的消息：辛酉十一月十四日他知道了「明年國號又改元同治。兩太后垂簾聽政，王大臣六人均被重譴，已見明文」；過兩日「得抄讀新聖上諭旨」，知「用事專權宗室三人，已用重典正法，又三人革職發遣」。十二月初六日聽凌氏說「今上新政肅然」；曾國藩收復蕪湖，並受命經略四省；「英夷幫攻蘇城」，但不知是否能得批准。這些消息讓柳氏不禁浮想也許戰爭大勢會稍佳，「未知明年吾鎮可安靖否」。當然在眾多紛亂的消息中亦有不太確切的如「杭州夷人幫守，可保無事」云云。不過凌耕雲向吳江的滬上消息傳遞僅維持了一個多月。十二月二十一日，「長毛」沖至上海城外，「夷兵防堵，開炮始退」，「遷客有膽怯搬場者」，在這些「遷客」中就有凌氏一家人。
轉過年去，柳兆熏痛失愛子，好友袁憩棠前來弔祭，順便談論時事，又知「上海一隅難望出手，官場如兒嬉，且視為利藪，英夷居心叵測，事事陽奉陰違，且以長公為奇貨，挈攻之說，亦難得力」。聞此柳氏心情不免跌至谷底，悵嘆「茫茫大劫，不知何日承平也」。到四月初八日，重又往返上海、吳江之間的凌耕雲帶來一個好消息：「初三日寅刻官軍收復嘉定城，夷兵之力。李星使初至，衣青布袍，今則巍煥，軍令森嚴，似有一番舉動。」
可是一月後消息又大壞，柳氏晤友人袁術甫得知「嘉定決計復失，被降毛內應，夷兵傷者甚多，死一大頭目。青浦、松江告警，渠家欲遷滬」。接下來各處頻發的警訊無一不在證實袁氏所言非虛，到六月十九日袁家專門派人告知柳氏「北兵已克雨花台，滬上亦甚安靜，渠決計即日遷移」，希望柳家也能早作打算。終於在七月初十日，彷徨中的柳氏得到了一顆「定心丸」——「鄰友持倚翁」寄來的信。信中說他六月廿五日先到滬，借住萬豐號，自告奮勇為柳家安排遷滬事宜，並說有船「帶來洋人保護，大可放心」。柳氏一家遂決定暫避滬上，以逃兵劫。
以上柳兆薰日記中的「來自上海」、「從上海來」、「上海搬回」等語都說明自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始，上海已成為江浙地區小城鎮里地方讀書人的重要消息源頭。相較以往，此時小城鎮里地方讀書人的信息傳遞方式其實並無太大改變，除了遍貼城頭的告示和輾轉相傳的邸報、小報外，朋友間的見面聚談和往來信札仍是最重要的消息來源。傳遞速度也未必就比以往快，甚至因為戰事的激烈，較之明末可能還要稍慢一點。
但此時的變化是，如果這個朋友或此封信札是「從上海來」，或就如同從前「自京城來」一樣，意味著其帶來的是較新和較準確的消息，更重要的是這些消息此時已能對地方讀書人生活中的重大選擇產生作用，這正是上海的文化輻射影響江浙基層讀書人生活之濫觴。而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後，來自上海的人或書信依然發揮著對於地方讀書人的影響，同時由上海生產的大量新書報則更深刻地改變著地方讀書人的生活。
新書報對清末讀書人的影響無論怎樣估計恐都不過分。他們曾將新書報比作「每天的長課」、「人生必需品」、「如久渴者之思飲」和「如飯食之不可缺者」。這些時人的看法都從一個側面說明新書報對當時讀書人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在清末這些新書報絕大部分都出自上海或由上海中轉，關於此已有很多相關研究。不過既有討論較少涉及地方上特別是小城鎮里的那些讀書人究竟是如何閱讀來自上海的書報的？書報對他們的生活有何具體而深遠的影響？幸而前文提到的那些地方上讀書人的私密性材料目前在不斷地被挖掘整理，或可幫助我們對上述問題略窺一二。
地方讀書人閱讀上海書報習慣的養成或相當地早。以溫州地區為例，當地濃郁的新學氛圍和溫州—寧波—上海間海輪開通的便利條件讓不少地方讀書人都愛讀和常讀來自上海的書報。孫詒讓從光緒十三年（1887年）起就開始訂閱《申報》和《萬國公報》。前述張棡則是從光緒十四年（1888年）開始已有定期閱讀《申報》的習慣，據筆者統計，這一年中他明確記載讀申報的次數為24次。
地方讀書人閱讀書報的方式或值得特別加以注意。也許因為這些讀書人身處小城鎮中，較之大城市中的讀書人，新書報獲得相對不易，因此其對書報的閱讀極其「充分」。像孫詒讓閱讀上海出版的報紙時會「用硃筆略加圈點，又間有墨筆箋語，書於各冊中」，更規定自己「每日上午專作閱覽新書及報刊文字時間」。
張棡除了自己閱讀以外，還經常將報紙借給友人，並每隔一段時間就對其讀過的舊報紙做「二次處理」，即將報紙文章分門別類，編訂他自創的日報彙編和類編，再時不時取出翻閱。張氏「彙編日報」的念頭是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翻檢舊《申報》時突然想到的，因為他覺得「諸報均連張刷印，不便裝訂」。所以張氏自創新意，「凡首篇均割出另訂。至於《京報》詩文一切均用此法，他日合訂成帙，仿《經世文編》分門隸之，亦洋洋一大觀也」。之後他常常對《申報》和其他上海報如法炮製，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到六月張棡就聯合多位友朋對《新聞報》和《同文滬報》作了一個多月裁訂彙編的「奮戰」。
像有張棡這樣閱報習慣之人在當時的地方讀書人中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常熟鄉區的徐兆瑋在給向他索報的朋友信中就說：「《清議報》止有三十四一冊，其三十一、二、三均已分訂成帙，礙難割贈。」《新民叢報》的告白更反饋其讀者云：
各處來書多勸將本年報中所載論文全行完結，以便釘裝者。惟編中未完之文，或著者因事返國，久未能續，或篇幅太長，斷非一年所能盡登者，故此兩號中惟務取其稍易完者，完其數篇，余則俟諸明年，讀者諒之。
地方讀書人除了閱讀書報的內容外，書報本身對他們來說亦是尋覓更多來自上海的新書報的嚮導和指南。光緒二十八年張棡日記里就提及：「閱《中外日報》近日告白所登滬上書報，美不勝收，茲略摘其最佳者數種於左，以便按圖索驥也。」他按圖索驥了哪些書報呢？有《政藝通報》《富強叢書》《續富強叢書》《格致叢書》《傅雲龍雜著》《牖蒙叢編》《新撰東西洋年表》《輿地叢鈔》《輿地叢鈔續編》《輿地叢鈔補編》《小方壺齋叢書》《西史綱目》《清議報類編》等等。
地方讀書人的書報閱讀也並不是我們事後以為的一個按照所謂時間、思潮發展來選擇或放棄何種書報的線性過程。柳兆薰在同治元年（1862年）閱讀《海國圖志》，二十多年後（光緒十一年，1885年）孫詒讓首讀《海國圖志》。又過四年（約光緒十五年，1889年），杭州的葉瀚「始知魏氏《海國圖志》、徐氏《瀛寰志略》等皆舊而未備，而《圖志》雜行諸書訛謬處尤多」。到四十年後（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張棡仍在讀《海國圖志》，可見此書歷久而不衰的吸引力。
和《海國圖志》相似，《盛世危言》《校邠廬抗議》《無邪堂答問》《泰西新史攬要》，薛福成等洋務中堅的文集、日記等都是地方讀書人在新知獲取中自認為經得住淘洗的基礎書目，並不因時間推移和思潮變幻而降低其在地方讀書人心目中的價值。孫詒讓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第二次讀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時就特地寫過一段識語云：
此書及《顯志堂集》曩曾展閱一過，略有箋記，所論與余同者大致十得七八。今續購新印本讀之，再就最近時事見聞所及，加綴案語數條，以申余之前說，不知可作補正否？
可見隨時勢不同，相同的一本「舊書」時常能讀出前一次閱讀所未有的全新意蘊。除了「舊書」常讀常新外，對於成系列的「新書」地方讀書人亦會有開始僅能得其一部分，後因機緣巧合而得窺其全貌之樂。光緒二十八年四月清廷新政正盛時，張棡終於購得了以辦洋務著稱的薛福成的《出使日記續編》，不禁想起五年前（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曾覓得薛氏《庸庵文集》及《出使四國日記》，感嘆：「惟日記僅止光緒十六年二月止，以下尚未出書，頗以未見為恨，今得此書，則自十六年三月以至二十年五月止，一律完整，令人眼界為之一擴。」
那麼來自上海的新書報究竟對這些地方讀書人的生活有何具體卻深遠的影響呢？在筆者看來，最重要的有兩點：一個是新書報搭建了清末地方讀書人雖在小城鎮一隅，卻能跨府廳州縣、跨省乃至跨國進行溝通交流的橋樑。這種橋樑的搭建引發的是讀書人思想觀念世界和交往聚合方式的大變化；另一個是新書報的思想內容和其傳播機制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影響當地社會權勢結構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關於「影響地方權勢」這一點下節將詳細討論，這裡先談第一點。
明清時代，江浙地區文風繁榮，科甲鼎盛。即使在這一地區的小城鎮里，亦不乏進士、舉人，更不消說大批的生員。這些讀書人中大部分雖擁有功名，但大多數時候只能停留在地方社會，基本沒有太多機會走出去。但他們卻並不因為自己處於地方，就放棄了作「天下士」的理想。當然這種理想的實現在他們看來已不是在廟堂之上縱橫捭闔，而是要調整為「儒者當不出戶而知天下」，然後通過教化鄉民、修葺桑梓、鎮守地方社會的秩序、風俗來「平天下」。溫州平陽的讀書人劉紹寬就利用明代大儒呂坤的言論將地方讀書人如何做說得非常具體：
必令成己成物然後為學，達則及身有為於世，窮則傳諸其徒，以待其行於後；大之有益於天下萬世，小之亦立化於一鄉、一邑之間，斷未有德孚眾望而不能化物者。若只求一身無過為自了漢，則僅為愚夫、愚婦足矣，為鄉愿、為鄉黨自好亦可矣，何必學哉？世俗之壞，人心之變，遠之天下，近之鄉邑，皆系吾人之責。
同時明清時代的地方讀書人也有做「天下士」的條件。他們閱讀研習的是相同的四書五經，並在不斷的閱讀研習中聲應氣求地踐行體悟孔孟聖賢的道理，進而通過王朝定期舉行的各層級科舉考試互相交往，結成網路，最後形成大大小小的各類士大夫共同體。而無論是中央層級還是地方層級的士大夫共同體或都要做到「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人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運；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
這既是明清時代中國讀書人傳統的基本聚合方式，也是當時中國或曰天下的基本聚合方式。而近代以來「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於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於二」。儒家聖賢的道理已不再是讀書人追求的唯一大「道」。同時在王朝危局之下戰亂頻生，太平天國運動已使得江浙地區文運凋零，日後雖有所恢復，但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後清廷變廢科舉之聲漸聞漸厲，北方的聯軍之役又使得科舉在不少地方都不能正常舉行，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延續千年的考試終被驟然廢止。
不過科舉雖廢，地方讀書人的「天下士」理想卻仍有其餘續。依靠新書報，地方讀書人亦能超越自己所在的地域，與外界交流和溝通。這些交流與溝通衝擊改變著他們的思想觀念世界，並重新塑造了地方讀書人之間、地方讀書人與全國讀書人之間交往聚合的方式。
大致來說，清末地方讀書人讀上海的新書報或最關注「時事」消息。這些「時事」消息當然有他們最為關心的科考訊息，但更多的是國家和世界大事。甲午慘敗、戊戌政局、辛丑之變和清廷新政等「國之巨變」的重要消息，地方讀書人都要依靠新書報方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三張棡就是看《申報》得知「旅順及山東威海衛均被奪據，中國兵輪均被轟沉，一二品大員逃者逃，殺者殺，而人民遭其屠戮者，更不可勝計」。之後一年為尋找甲午中國慘敗的根源，他幾乎未輟地捧讀過當時流行的議論彙集之書——《普天忠憤集》，歷時長達一月。六年後張氏購置《中東戰紀本末》，仍能馬上想起當年曾看過王炳耀編的《中日戰輯》。他覺得比較二書，史實大致相同，但《中東戰紀本末》體例龐雜，而《戰輯》「每事提綱，仿通鑒體裁，以下條分件系，眉目極清」。
到庚子之變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五日張棡看七月二十一日《新聞報》，得消息說「外洋各國聯軍已破京城，端王、董福祥二人已挾皇太后、皇室於十七日先遷避陝西矣。出京時車止六十輛，宗室及諸大臣被端王戮者甚多，而嬰城死難者則尚未有明文也」。知道噩耗，面對中秋的良辰美景，張氏不禁感嘆：「噫！月猶如此，國已無君，對景傷懷，殊令草莽微臣，唏噓欲絕矣。」十天後還是看《新聞報》，張棡發現情況並無好轉，「北京外夷聯軍猶盤踞輦轂。兩宮已駐蹕山西。七月廿六、廿八日均有上諭，省罪責躬勉臣工。大哉王言，凡食毛踐土者，其能無讀詔書泣下，慨勤王之無其人。」
自此近半年間張棡的閱讀重心又落在了朝廷如何應變國難與「拳匪」之禍怎樣發展之上，他看以往不太關注的《萬國公報》會評論：「此報羅列京津拳匪之亂及各日電報，又詳紀近日皇上上諭。將來匪亂敉平，得此報逐月排閱，則於拳匪亂事本末，如指螺紋矣」。進而想到好友林左髓告訴他「擬將各報薈萃，記述拳匪之亂，仿《中東戰紀本末》例勒為一書」。可是讀過《萬國公報》後，張棡以為既然《公報》記載已如此周詳，「將來滬上定有人為之，（林氏）似無須再添蛇足也」。
看《中外日報》，張棡就抄下了「扈從西巡某大員手書一通」，忽然又發現《萬國公報》中的《蒙塵私記》文和所抄「手書」的文字一模一樣，不過多了一段跋語。張氏不厭其煩，馬上將跋語也抄錄在了日記中。除此之外，張棡還大量在日記中全錄或節錄《中外日報》和《萬國公報》上有關時局的論說。
對新書報上國家和世界大事的閱讀除了提供給地方讀書人各種訊息外，亦悄然但深刻地轉換著他們的思想觀念。中西交沖以來中國讀書人慢慢開始認知「世界」，所謂「世界」對他們來說實乃一全新概念，這個新概念背後的認知既是自然地理意義上的，也是文化和政治意義上的，新的「世界」概念逐漸取代的是以所謂「朝貢體系」為基本框架的「天下」觀念。
光緒初年《萬國公報》談「世界」情形，其欄目名為「天下光景」，「各國近事」欄中則包括「大清國」。而到張棡等地方讀書人愛讀的《清議報》出版時，其外國新聞欄直接命名為「地球大事記」，國內新聞欄則叫「猛醒錄」，這是一個兩相對比頗堪玩味的設計。需要「猛醒」的中國究竟是否在「地球」各國之列？這個問題對原來認為中國為天下中心的讀書人來說，其心理的落差與失衡一定是巨大的。當然觸動中國讀書人心靈的不只有《清議報》，清末地方讀書人閱讀的各種書報中都會密集出現「全球」「地球」「萬國」「世界」等辭彙和刊登大量的「報譯」「譯錄」與「外論」，這些都說明新書報正在將一套中國讀書人不甚熟悉卻又渴望了解的新「世界」與新國家觀念大量急速地灌輸給他們。那些地方讀書人也正是借著上述書報為渠道，無奈、憤怒、自卑，同時又滿懷進化、進步、發展的希望與憧憬來愛憎交織地「開眼看世界」的。
正是在此種糾結的心態下，我們會發現一方面地方讀書人對西人、西事、西物抱持有濃厚的興趣。張棡看英人貝斯福所著《保華全書》時會評論：「其精到處，真切中中國近日癥結也。」看《西史綱目》則以為其「薈萃近日言西學之書，而加以論斷，棄取頗有識」，是「近日講時務者，不可不備之書也」。見到地球儀等洋器，他也認為「閱之頗精妙」。
繼而對整個「世界」的現代變遷，他們也有其讀過新書報後得出的有趣認識。張棡談上海的「石印縮本」時，會覺得「縮本」與他所處之「今日世界」非常相似，因為「今日世界一縮本之世界也。乘汽輪渡海，不數日即達歐洲，視舊日之帆船何如；坐火車馳鐵軌，則千里頃刻可到，視昔時之人力車何如；至於登氫氣球，駕飛行機，雖萬仞高山，可以一蹴至焉，其為快且便又何如？今縮本亦猶是也」。
在興趣和好奇之外，在新書報影響下地方讀書人更多地產生了中國是否能融入和屹立於世界的深深焦慮。光緒二十一年孫詒讓因「倭議初成」，「憂憤填胸」地寫了《興儒會略例》二十一條，希望能選俊才出國遊學，學習洋務，還要設立製造鐵艦、槍炮各廠，使得「中國船炮可以精益求精，不只仰給於西人，復仇雪恥之大功，庶或渴望告成」。不過孫氏自己也說：「此點恐難速就，姑滿意妄言之。」但就在「妄言之」後孫氏提出更多如何讓中國走向世界的「獨特」想法：
會務大興之後，應派通知洋情、機權敏達之士，分駐各國……選擇儒家修齊治平之書，廣為投贈。一面派遣學人，兼曉西語者，漫遊各國，傳播儒教，所至城村，對其人民講明中國仁義道德之理，教讀四子之文，逐漸由淺入深，使世界上圓顱方趾之倫，皆知中國為文明先進之邦，而儒者中庸之道，可以放彌六合，莫不靡然向風……蒙藏回疆以及黔廣土司，轄境僻遠，應就沿海各省分董中，擇人親往咨訪，有無人才可以造就。如有通儒書、抱大志、願入本會者，一律收攬。
僅僅兩年後，孫詒讓在給梁啟超的信里就說《興儒會略例》文未能「精通事理，揆諸時勢，萬不能行」，因此「深悔前說之孟浪，已拉雜摧燒之矣」。但就是這樣一篇在「慘敗於島夷」的激憤情緒下急就而成，且不乏「虛之論」（孫氏自評）的文章卻更真切地反映了孫詒讓等讀書人在甲午後所普遍共有的既希望能「富強救國」，又不忘儒生「教化天下」理想的矛盾心態。
到光緒三十一年，浙江南潯地方上的小報——《南潯通俗報》發表了一篇名為《世界將來大勢論》的文章，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編者為此文加了一段跋語：「我不樂聞他國之侵略我，我尤不樂聞他國之保全我。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這樣的言論如聯繫到張棡在宣統年間給學生出的作文題「槍炮可以威天下，機器可以利天下論」；「競爭世界有強權而無公理論」；「範文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論」；「顧亭林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焉論」等，足證在地方讀書人心中傳統天下觀念仍有一定的延續性，但亦可見傳統天下觀念在新的「世界」觀念影響下的大幅度轉型，即由原來的「教化天下」漸變為了清末以後的全力以赴「競雄於世界」。
伴隨著思想觀念世界的轉變，新書報亦重新塑造了地方讀書人之間、地方讀書人與全國讀書人之間交往聚合的方式。
一方面依託於來自上海的新書報，江浙地區的地方讀書人在舊有的血緣、地緣、學緣網路基礎上建構出了新的交往網路。這一網路牢固地將在地的那些樂倡新學、愛讀新書報者結合在一起，成為有力量影響地方社會的新學社群。這個新學社群是如何通過新書報來互動的呢？我們來看張棡日記中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廿六日這一天的情況。
那天對瑞安的新學社群中人來說是個「大日子」，因為盼望多時的招商局海輪到了溫州，正和信局的王永增帶著新書報乘這趟船從上海回來了。他給張棡捎來了《新民叢報》第三、五、六、七號，《政藝通報》第六號和四月份的《中外日報》。看到久盼的報紙張棡「欣慰之至」！當天下午同屬瑞安新學社群的余崧舫、項紉秋等一眾人聞訊馬上跑到張棡家來看新書報，「均讚歎不置」。
類似這樣的托購、聚看、借閱、交換新書報的情形在張棡和其他地方讀書人的日記中屢屢出現。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張棡內兄林駿家的工人阿全又依常例給他送來了正和信局寄來的《新民叢報》《政藝通報》《中外日報》和《同文滬報》，附帶還有林駿的一封信。見過阿全後，張棡立即寫了三封信：一封復林駿，一封給正和信局並附買報款洋四元，還有一封交慶元銀樓老闆的石品南，因為此銀樓除了賣首飾外，也是新書報的代辦處與銷售地。張棡等每次上城，銀樓就成了地方新學中人的重要聚集地。信交給工人後，張棡還沒忘要給林駿「中版《日本國志》」一部，因為這位內兄已經拜託他尋覓此書很久了。
另一方面新書報亦能使一個地方性的讀書人交往網路不斷擴大拓展到超越其生活地域的範圍。這是因為雖然清末讀書人的世界已然「道出於二」，但畢竟「道」在那時並未完全消逝，一套基於文明、公法、公理、公例的世界觀在趨新讀書人那裡部分代替了舊的儒學之道而成為「新道」。正是有了這種「新道」，梁啟超等大小「名士」才能以新言論為利器，以新書報為載體鼓盪天下大量讀書人之心。
張棡在閱讀新書報後就曾不間斷地、重複地表達著他對梁啟超和其作品的仰慕和崇敬之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初七日張棡看《新民叢報》第一、二冊，就說「是報均系梁任公主筆，議論精警，識見透到，洵中國近來報界之巨擎，細閱為之愛不釋手」。三月十一日又讀《新民叢報》第一號梁任公《二十世紀太平洋歌》，覺得「悲壯淋漓，愛不釋手」，然後在日記里全錄之。四月廿八日他讀再版的《新民叢報》第二、三冊，稱其為「最精最美之報」。到六月三十日則說：「閱《新民叢報》十一冊正統史學說，鴻裁卓識，一時無兩，梁任公真可愛才也。」七月廿三日在船上仍在看剛從上海買來的《現今世界大勢論》及《滅國新法論》，認為兩書是「痛切之談，石人下淚，任公真有心人哉」。光緒二十九（1903年）年正月十九日讀《新中國未來記》，覺得「尤有無窮新理，不得與尋常小說一例觀也」。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十三日閱《德育鑒》，則以為其「字字皆切理饜心，發人猛省，洵保粹之興奮劑也」。而看到《大陸報》上攻擊梁啟超和《新民叢報》的文字，張棡以為「語皆皮毛，不足損梁氏之價值也」。
從上我們不難推論，同時亦有很多其他材料可以佐證，由於同處清末劇烈變化的時勢之中，閱讀的也是相似的上海新書報，全國各地或有無數的讀書人都和張棡有同樣的感覺和情緒。這些感覺和情緒的彙集、呼應與聚合使一個以梁啟超等「名士」為中心的全國性「想像共同體」乃至於「實際共同體」得以形成，讓地方讀書人與全國性的知識精英在一個「道出於二」的時代里依然保持了一種彌足珍貴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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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地方權勢結構的「上海」
上海的文化輻射力讓江浙地區的地方讀書人有了更多與外界的交流與溝通，進而增加了走出當地社會，向更廣闊天地邁步的可能性。但在點滴綿延的日常生活中，「天下」或「世界」畢竟距離他們非常遙遠，即使是已能搭輪船而去的上海也不一定能待得長久。有人給張棡寫信即感嘆：
侄在滬出款甚巨，自念境迫心勞，力少任重，目下已擔債百餘金，並非鹵莽從事，不自量力，實因年齡之程度增高，科學之門徑全無，均在淘汰之列，不得不別尋一線生機，以作後來之希望。所深慮者，學業無成，依然朽木，空擲此百餘金於申江甬水也，無任恐懼之至。
正因為地方讀書人在上海等大城市生活著實困難重重，所以他們的主要關注點仍是在自己所處的當地社會，而這些地方讀書人關注當地社會的一個重要層面即是以興學、慈善、詞訟、稅攬等為中心的各種地方上的「權勢」。太平天國運動後地方紳權的不斷擴大是一個長程趨勢。尤其是20世紀最初十年清廷力行改革，各種新政在地方大幅度推進時，在地的讀書人面對的是一個極其動蕩，有時甚至是翻轉的地方權勢結構。這種狀況對那些趨新的讀書人意味著多了不少借新政開展而向上爬升的機會。在這一過程中上海輻射出的種種文化因子深深鍥入了地方權勢的變遷之中，呈現出了一個對重塑地方權勢結構中有一定影響的「上海」。
上海的文化輻射對於地方讀書人社會上升的作用不容小覷。新書報和其所承載的新學並不僅開闊了讀書人的眼界，擴充了他們的知識，更是其個人在當地社會上升的關鍵因素。科舉未廢之時，其關鍵性體現在幫助讀書人應對其最重要的向上流動之途——科舉考試上。
光緒二十三年孫詒讓給汪康年的信中就指出瑞安等處訂閱《時務報》之人「假此揣摩為場屋懷挾之冊者十之七八」。到光緒二十七年張棡看到《消閑報》上有《祭八股文》一篇，也會想到八股已改策論，「揣摩濫墨卷諸君，此後又恐無噉飯處矣」。
果然相較戊戌時期，光緒二十八年初溫州當地書院的考試題目已全和八股無關，直接問的是「泰西小學即中國村學，果如何整頓村學，俾蒙師有所把握，其各詳陳之」。這樣的題目自然是要讓士子多寫「經世」的時務策論，以便在日後競爭中脫穎而出。而要能寫出「應景」的時務策論，如未看過上海的新書報恐怕甚難！為抓住這樣難得的商機，在上海辦報者規定其報紙的附送之書「須合場屋之用」。上海書商也瞄準時機大量濫出各種策論的彙編。因此同一年張棡在讀「策論讀本」時，會感嘆「近日坊間所出策論之書，名目繁多，然大半隨意掇拾，希圖射利」。這些都說明了上海的文化輻射對基層讀書人因應科考變化的影響。
到科舉廢除後，上海的文化輻射力更多體現在讀書人因上升通道阻斷，而各自謀划出路上。前文已述地方上的新學社群網路因上海輻射的文化因子鍥入而變得更加牢固，一個後科舉時代的地方讀書人只有藉助新學進入了這一網路，才能結交更多的有力人士，給其社會上升提供更多助力。同時他們自身也要努力吸收新學，或許才能在後科舉時代獲得更多在當地立足的機會。
以張棡為例，早在光緒二十三年他做塾師時就已一邊在讀《西學書目表》，一邊與門人談「看書之法」。幾乎同時（光緒二十二年秋冬間），孫詒讓挑選《泰西新史攬要》中「史事之尤大者」，別錄成冊，署《泰西史約》，供瑞安學計館學生閱讀。之後有人「議仿上海之例」辦瑞安方言館，《泰西史約》還被採用為館中課本。
到新政開始，張棡有時會讓他塾中的學生抄錄滬報，有時則直接以「滬報」中的文章「課諸生」。光緒三十一年後，張棡告別科舉，向一條做學堂教師的晉陞之路走去。一開始教「鄉普及小學堂」時，他即以上海出版的《時務三字經》和《蒙學讀本》作為教科書，也曾「課《東萊博議》，兼說《新民說》」。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張棡受邀就瑞安中學堂教席。乍進入中學，張棡極不適應，形容自己應聘是「鑄九州之錯」。因為除了要應對學生流露的對其「塾師出身」的輕視態度外，他承擔的西史與地理兩門課程也讓其壓力甚大。這兩門課程的內容大多屬於「新學」範疇，儘管張棡讀新書報甚多，但自己讀和教學生恐怕是兩回事。更重要的是張棡發現學堂雖然課程已開，卻並無「切實教科」可用，「西史苦無善本，而輿地又非可以空理比附也」。這其實是當年各學堂尤其是地方學堂的普遍情況，而此時能幫助張棡們暫渡難關的正是那些來自上海的「新書」。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廿一日，張棡翻閱各種「西史」，認為「均蕪雜欠要，殊不足為講堂之用」。他馬上開列《歐洲戰紀本末》《西史通釋》等請學堂立即寄滬購買。正月廿七日，張棡與來校演講的孫詒讓等繼續商酌教科書事。他告訴孫氏教科書少善本，無奈只能以上海作新社出版的《萬國演義》作為西史教科書，以錢基博發表在《新民叢報》上的長文《中國輿地大勢論》作為地理教科書。至此以後張棡為備課不間斷地大量閱讀相關上海出版的「新書」，可見上海文化輻射此時對地方上讀書人地位保持和上升的重要性。
在地方權勢的爭奪中，趨新的讀書人會經常利用「上海」因素來提升自身行動的合理性與正當性。清末最能入讀書人之心的一套基本道理是「天演進化」的觀念。張棡讀《天演論》即以為「是書以物競天擇為體，儲能效實為用，是其說理最精實處」。順著這套道理講下去，讀書人歷來的「不尚爭」之德就要讓位給更符合「天演進化」潮流的「開民智」的各種舉措。張棡曾在贈友人的一段話里表露心跡說：「德以養心，智可祛蔽，天演之公言也。處民族競爭之世，而惟尚德不尚智，於優勝劣敗之旨無當也。」
正是有這樣的思路，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張棡一眾人等經過串聯定下了將瑞安「河鄉」地區的聚星書院改為學堂，先買書報開風氣事。而在所謂「開風氣」的背後，關鍵之處實在於地方「公款」的控制權，尤其是河鄉一處供給科考士子的「賓興」之款如何再分配的問題。張棡為此事先寫出給瑞安縣守的稟文，然後拿著稿子逐一拜訪孫詒讓（仲容）、黃紹第（叔鏞）、黃紹基（仲弢）等瑞安新學社群的中堅實力人物。在此過程中此事不僅獲得了他們的首肯，黃紹箕還向他點出「此事極好，但師範學堂四字尚恐名不副實……不若渾言改學堂，先提公購買書報為得計耳」。這裡已可稍見「提公買書報」一事在新學中人心目中的天然正當性。那麼書報到何處去買呢？張棡送稟文入衙署後，在正月二十日又寫了《分送南北河鄉諸紳士函》，其中給出了答案。
《分送南北河鄉諸紳士函》先提讀舊歲上諭，有書院改學堂和學堂優予出身之旨。然後說「我瑞僻處海隅，近日城紳亦稟憲創設普通學堂……港鄉諸紳亦聞風響應，議設學堂。惟獨我河鄉袖手旁觀」。因此希望「將河西聚星書院停課，改作鄉小學堂，提取本年秋闈，河鄉賓興生息之款，酌提五成，赴滬採購各種報章及一切教科、哲學諸新書」，然後「存儲聚星，嚴立條規，謹司出納，俾河鄉諸紳士時常入堂披覽，講貫教育新理，研求中西哲學」。而「黃仲弢學士、叔鏞太史新自鄂回，遂面謁二公斟酌，頗蒙許可，並著亟行……俟得批示，即可酌提賓興赴滬採購書報」。
這段文字里有上諭指明的國家改革方向，有地方實力人物的首肯，有城區和他鄉興學成效的對比，這些或都是讀書人一直以來支撐其「公啟」合理性與正當性的來源。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多了一個正當性來源即「赴滬採購書報」。
有了上述理由做支撐，張棡對此事的推進自信滿滿，正月廿五日就已寫信給友人，「約其同赴滬上購書」。正月廿六日縣守的批示則更給他吃了顆定心丸：「該生等將聚星書院改作鄉學堂，並提賓興息款赴滬採買報章，俾河鄉有志之士，得以講求披覽，意在造就人才，殊堪嘉許，候分別示諭立案可也。」
不過到二月初一日，張棡被兜頭澆了一頭冷水。原來「河鄉」地區分南鄉和北鄉，張棡所在的南鄉諸人與其是同一陣線，但北鄉讀書人卻並不支持張棡等南鄉讀書人的書院改學堂動議：
北鄉諸紳紛紛議論，有謂學堂未設，遽提款買書，多則無錢，少不敷用；有謂瑞城學計館有書，而南鄉離城十餘里，尚嫌遠不去，北鄉一、二都離聚星三十里，焉能遠來看書；有謂朋友借書尚有爭執，今書歸眾用，焉能皆和；有謂賓興有益寒儒，萬不可提；有謂南北須分設學堂，公延教習為妥。買書固善，然聚星非居中之地，便於南鄉，不便於北鄉，且有疑足下自私自利者。
從上可見北鄉讀書人對「赴滬買書」一點實無太多反對，但對比張棡等人大談特談的興學和買書的潮流和理想，他們說的更多的恰恰是興學和買書的困難與實際，而雙方在公開言論中隱藏的或都是自己對地方「公款」的把持控制之意，同時若要攻擊對手則會利用這一點。如張棡他們就說北鄉讀書人是「一派胡言」，無非為阻撓提款，「閱之令人髮指」！
此後兩方面為此事均動作不斷，北鄉讀書人經過反覆拉鋸，態度堅決至「泰山可移，此款斷不可支」。而張棡等南鄉讀書人則四處訪友，尋求奧援，如黃紹基、孫詒讓等人均繼續表示對他們買書事的支持。兩人的信函中一再強調的是「赴滬買書」的必要和迫切。
黃紹基即說：「八股永無再復之日矣。京官稍有才學志趣者，爭閱新書，將來衡文之選，皆出其中。滬上書報，銷售之廣，過於往年，不止百倍。河鄉賓興息款，僅提半數，鄙人方嫌其少，若復中止，盡留以給應試之士子，平日茫無見聞，臨場何從下筆，所得幾何？不如不赴試之為愈。若人自購報，家自置書，焉得有此力量？為體恤寒士計，於彼乎，於此乎，此事理之萬萬不可中止者也。」
孫詒讓則認為「鄉賓興款，專為科舉而設，今武科已停，文科亦必不出十年，何必惜此區區……倘荷允行，請即將簿冊付提。近來申江書價大漲，早一日即可便宜一分也」。
到四月初一日，此事因南北兩鄉莫衷一是，遂只能妥協，由各鄉分辦學堂、分買書報作罷。不過從這一事件拉鋸討論的過程看，無疑「上海」已成為地方權勢爭奪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地方權勢的爭奪異常激烈時，上海輻射的文化因子如報刊等亦會成為放大此種爭奪的舞台，地方上的讀書人往往會利用此舞台延伸爭奪的戰場，或用以凸顯自身，或用以打壓對手，不一而足。當時上海出版或由上海代派的各大報紙都因生意的需要而刊登各類告白。《新民叢報》就刊登過「徵求告白」的啟事說：
本報開設以來，未及數月，即已風行海內外，現今每期所出報紙已及萬數千份。將來推行日廣，或尚不止此數，竊計現時我國各報中誠未有如本報銷行之廣者，故各仕商如有何告白，欲紹介於我國民者，誠莫過於本報矣，茲特托上海廣智書局為代收告白處，如欲惠登者，請到該局面議，其他各埠或直寄函本社均可。
有一些報紙則真可能因為缺少告白，而陷入經營困境。在告白之外，各報還有來函、來稿、專件、啟事等多種形式來為地方讀書人做戰場，同時上海不少報紙也從自身「立場」和利益出發攪入了地方權勢的爭奪之中。由此在清末上海的各大報、小報上，先由地方上的某一方披露事件經過，然後對手方辯誣，某方再度攻擊，對手方再做反擊的材料比比皆是，這其中關於地方學務、「公產」爭奪、個人德行等事尤多。足證在傳統的流言、匿名揭帖、告示、傳單、明倫堂集議等手段外，地方上的讀書人又增添了以「投上海報」，「轉上海報」等新手段來爭奪地方權勢。下面試舉幾個以「上海報」爭奪地方權勢的較典型個案。
光緒三十三年徐兆瑋在與友人談興學糾紛的信中即認為「錄案登報，亦是一法，但來函一門須有滬上保人方可」。可見其心中所念解決地方糾紛的重要翼助已是「上海」。而對於「上海報」的莫大威力，徐兆瑋通過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的楊崇伊案和宣統三年（1911年）的常熟賑濟案有了深刻的體會。
光緒三十四年徐氏同鄉楊崇伊（莘伯）持槍糾眾搶妓事發，遭端方等大吏彈劾，被驅逐回籍。徐氏先在上海《神州日報》上看到此事，未幾日又見天津《日日新聞》報轉載，感慨說：「（此）即由上海報轉載者。家醜外揚，如何如何？吾邑人見此真汗顏無地矣。」
到宣統三年，常熟遭遇水災，地方巨紳邵松年充任辦賑總理，但忽然堅決辭職。徐兆瑋接家書方知：原來是《新聞》《神州》《民立》等上海報說邵氏吞「積穀款」十餘萬，「且城中遍貼匿名示，晚間邵老遂具書辭職，有地方公事概不與聞等語」。徐氏對此的評點是：「僉人橫肆流言，息老（按邵松年）遂奉身引退。大局糜爛如此，尚生意見，殊可慨也。」
在溫州，宣統元年（1909年），學界名士陳黼宸因瑞安中學堂存廢事和當地另一巨紳項崧（申甫）一方展開明槍暗箭無數的激斗。在激斗過程中雙方使出了渾身解數，像陳氏一方的唐黼墀、池志澂二人就曾聯合所謂同人327位寫了一篇支持陳黼宸、攻擊項崧的「駁啟」欲投於報館。陳氏則躲在幕後對這篇「駁啟」到底以何面目登報進行了精心策劃。陳氏首先考慮「駁啟」的署名問題。以為「同鄉『駁啟』若由池（志澂）君出首名可無此番周折。蓋前尚為地方事，池（志澂）、唐（黼墀）皆可列首；此則為余剖辯，則唐（黼墀）不宜列首」。不過若「由唐（黼墀）出首名，獨揭其匿名背捏，乃穿窬小人所不為，如此人格而為教育會長，我浙人斷不認受」，此法亦可接受。其次陳氏認為「駁啟」文字要寫得「語宜痛、少，不留餘地」！最後陳氏指出，「如此，恐《浙江日報》不登，可寄《浙江公報》及上海各報，先行付錢，斷無不登之理」！此外陳氏還特別提醒「駁啟」送報館一事「必須秘密十分，不可令第二人知之才好」。
3
餘論
民國九年（1920年）五月一日張棡到瑞安縣城裡的日新書局看過《新青年》雜誌後，憤憤然在日記里寫到，「此報皆陳獨秀、劉半農、胡適之、錢玄同各位筆墨居多，中間論文學處頗有新穎之語。然抹殺國粹，專尚白話，自謂特識，而按之實際究仍是依傍洋文，鄙薄前哲，此殆世運使然，所以生此種怪物，令其擾亂文學界也。閱畢不禁廢書三嘆」。
此時滿腔憤懣的他似已淡忘了十幾年前自己也曾如五四新青年般如饑似渴地閱讀著來自上海的新書報，崇拜著梁啟超等大人物。又過十年（約1930年），同在溫州的劉紹寬翻閱自己光緒年間的舊日記時則說自己是「究之所得，新學儘是皮毛，久之皆脫落而不能附著，徒使舊學日荒，非所謂邯鄲學步，失其故步者歟」？
此種以民國之我否清末之我的現象，正反映了轉型時代的讀書人「常只在那歷史性的特定時刻為了某些相近似的特定目標而聚集在一起，但是變革之後，每個人對下一個終點的定位與取徑之間，有些人止於此，有些人止於彼，經時間的淘洗而日漸分離」。以本文討論的主要對象——江浙小城鎮里的讀書人來說，為應對近代之變局，他們中的一大批人成為了地方上的趨新人士，其吸收新學營養的重要土壤則在上海。滬上不斷膨脹的文化輻射力為他們帶來了改變其生命歷程的新知識，也幫助他們打造了爭奪地方權勢的「新武器」，但卻並沒有告訴他們在那個中西交沖後日新月異的時代里究竟應該怎樣安身立命。讀書人獲得的新知識和「新武器」越多，就離他們原本的安身立命處越遠，同時亦只能見到各種未來替代性歸宿的幻影，由是他們就成了梁啟超筆下「過渡時代」里兩頭不到岸的感覺最強烈的那批人。
就實際能掌握的權勢而言，地方上的趨新讀書人中有一小部分或能成功地從一個普通基層讀書人變為地方精英，進而上升為省籍精英乃至全國精英。我們可以羅列出黃炎培等一批著名人物。他們既是科舉時代里能夠突圍而出的人，又能在清末和民國各種時局變幻中把握機會，不斷爬升，直至共和國時期依然屹立不倒。此即李璜在1928年所歸納的「老新黨」之一類：
年紀在四五十上，論學問是會做幾篇八股策論文章，論功名是清廷舉人、進士，或至少是秀才，論閱歷曾經到日本去速成歸來，或甚到歐美去考察或亡命過來，論事業曾經舉辦新政或提倡革命。這類人在清末年以至民國十七年中的政治界或教育界，捏著最高的權柄。
但我們也要看到，李璜筆下那些在民國仍握有強大權勢的「老新黨」畢竟是少數。清末趨新讀書人中的大多數在某段時間內雖也藉助迎合潮流的努力爭取過自身上位的機會，但終因命運多舛而基本所得有限。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徐兆瑋在一信中就說自己「學術荒蕪，舊思想既限於聞見，而腦力衰減，又不能輸入新思想，進退失據」！幾個月後又說「家鄉之事，無一可措手處……近日持厭世主義，畏聞公事，畏見顯者，自誓不鑽一差，任天而動」。宣統元年張棡則感嘆自己「少困科舉，中歇憂患，東西科學，均未問津……為飢驅仰顏受聘，濫竽教席」。辛亥革命後他仍覺得「新學飈興，學校林立，自顧老大負笈，畏涉重洋，不克同諸時流，吸新知識，奈何如之」。這些雖未必全是他們的老實話和心裡話，卻也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一批地方上時運有限的讀書人所要面對的現實情況。
如果說清末的趨新風氣對他們還只是一柄機會與失意並存的雙刃劍的話，到五四，這批清末一路跌宕而來的「老人」則要面對更囂然、更強勢的來自北京、上海的「新文化潮流」。這股潮流給他們帶來的沉重壓力從民國十二年（1923年）張棡給校長的一封「夫子自道」的信中既可見一斑：
仆自恨少年株守舊學，不鮮趨新，雖無東西洋留學之資格，為當道所契重,無北大、南大畢業之招牌，為同輩所傾襟，又無英、算各科之新智識，為諸校生所景仰……以有限之精神，困無形之鐘點，尋常之薪水，不能肥家，徒耗精力，垂老之光陰，負匕矢人，兩無所得，此中苦況，惟老於國文者知之，亦惟老於國文者能言之。
張棡真的不趨新嗎？從前文看顯然不是這樣的，由此可見從清末到民國，很多後來的「保守」人士先前都可能是「趨新」之人。不過除非是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否則無論如何選擇都意味著或有一些脫穎而出的可能性，但亦包含著無限落伍的可能性。在那個新舊隨時易位，選擇無所適從，落伍即成反動的大時代中，歷來作為中國基層元氣而存在的地方讀書人該如何出處進退實是百多年來形成的最大困局之一，至今仍難以索解。（文/瞿駿）
（作者授權，原文見《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5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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