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霸權會在21世紀終結嗎？

佩里·安德森教授在北京講學。

伴隨著西方著名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佩里·安德森教授的新書《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近日在中國出版，安德森教授應北京大學「大學堂」講學計劃之邀前來北京講學。10月18日，他在北京大學進行了其首場講座：大國協調：十九世紀（The Concert of Powers:the 19th Century）。安德森在講座的末尾提到，維也納會議所確立的世界秩序壽終正寢於一戰全面爆發的1914年，大規模武裝衝突與戰爭徹底顛覆原有的政治版圖。此後一個世紀，三種迥然不同的國際秩序相繼出現，標誌著世界主要政治勢力互動關係在不斷變遷。首先是1918至1945年，存在的是競爭性無政府狀態，大小國家或結盟、或對抗，最終墜入二戰的深淵。冷戰下的1945至1989則是兩極對立的年代，美蘇為首的兩大敵對陣營競相爭奪對世界的控制與影響力。1991年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霸權統治著國際體系。沒有哪個令人聯想起輝煌一時的歐洲協調機制。

10月20日晚，在其北大系列講座的第二節「大國協調：二十一世紀」（The Concert of Powers:the 21st Century）中，安德森教授帶領在場聽眾簡單回顧了動蕩的二十世紀，接下來將目光直接投向新一個百年。通過對21世紀初正在出現、尚未定型的國際體系的考察，他試圖回答：這一新的國際體系在哪些方面與19世紀的維也納體系相似，又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同？本次講座邀請到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擔任評議人，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章永樂為主持人。

19世紀「維也納體系」的遺產：

當代五大強國的國際新秩序

安德森首先從兩個世紀的共性談起。與他在上一講中描述的19世紀的政治格局相比，21世紀似曾相識：世界強國定期召開外交會議，G7、G8、G20等國際治理機制與維也納會議體系發揮同等效力；諸國通過聯合國、WTO等政府間國際組織解決爭端，簽訂有拘束力的國際條約；人權話語宛如19世紀「文明標準」的當代翻版；打著不干涉的旗號，軍事與政治干涉層出不窮。最後，與過去一樣，國際機構一邊以國際利益和國際團結為官方宗旨，一邊任由列強凌駕其上，享受著包括擁有核武器在內的種種特權。

那麼21世紀的強國們是否有能力和可能重建19世紀的五強格局？安德森承認，在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官方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水平等維度，當代五國與維也納體系的構建者們一樣差異巨大。他簡要梳理道，歐盟在五強中擁有最高的國民生產總值，政治上仍是一個鬆散的國家聯盟。俄羅斯佔據最為廣袤的領土，擁有世界第二大核武器儲備量，正處於elective autocracy統治之下。印度目前處於一個中央集權化的、文化多元的聯邦框架之下，號稱自由民主，即將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但仍然是一個存在4億貧民的種姓社會。美國是列強中擁有最高生活水平的一個，擁有最大的金融產業與最強的軍事力量，在18世紀留下來的古老憲法之下，是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投票率長期低迷。最後，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正展現出史無前例的經濟活力。

這些勢力比滑鐵盧戰爭後的世界更為異質嗎？這種異質性能否與大國協調的發展前景相容？安德森首先肯定，即使五強協調格局有成形的可能，其進程也必然比19世紀更為艱難緩慢。畢竟，當今世界既沒有拿破崙式的共同勁敵的突然潰敗，使列強仍為其威力所震撼；亦不存在對革命和大規模戰爭回潮風險的恐懼，因為各國的戰爭邏輯已被核武器恐懼永久改變。同時，伴隨著前蘇聯的崩潰，西方亦不必困擾於意識形態再次發生病毒式蔓延和反動的隱患。那麼，安德森提問道：沒有對戰爭與革命的恐懼，大國協調的穩定基礎何在？

答案恐怕更為平庸也更為複雜。首先，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將多邊利益更為靈活地束縛在一起。在80年代經濟新自由主義信條佔據上風後，資本市場、貨幣市場與商品市場一樣跨越國境、密切聯繫，甚至遠超古典自由主義的極盛之時。其結果是，經濟失調及其可能引發的一連串負面影響構成對世界政治秩序的主要威脅，如2008年的次貸危機與正在抬頭的生態系統危機。外交峰會上，各國以貿易流通、利率、幣值與碳排放量的協調而非王朝與領土為主題，試圖尋求爭端解決原則，維護共同利益。

衝突當然存在：其一，各國各有自己的經濟與生態發展日程；其二，國家之間的領土爭端沒有天然的解決方案。 然而，安德森指出，無論各國在具體訴求上有多大分歧，其共同基礎均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務實性原則，因為全球化不僅在客觀上、也在主觀上統一著「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和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講，21世紀與20世紀在意識形態上的兩極分化格局相當不同。與往日不同的還有，安德森點明，經濟增長是各國政府正當性的衡量尺度，長時間的經濟衰退才是對國內政治的最大威脅。

伴隨著西方著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佩里·安德森教授的新書《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近日在中國出版，安德森教授應北京大學「大學堂」講學計劃之邀前來北京講學。

同樣令人聯想起19世紀50年代的是，在世界逐漸走向和平的大背景下，少數政治動蕩地帶成為騷亂和戰爭的大本營。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部分曾經拖垮19世紀的政治秩序；今天，在昔日帝國的中東部分，至少有七場戰爭正在進行。甚至在歐洲內部，前南斯拉夫的命運說明帝國所遺留的衝突與動蕩尚未消失。在阿拉伯世界，歐洲殖民主義與西方對石油的貪婪也延續著壓迫與衝突的歷史。

同19世紀一樣，大國協調並非五國勢均力敵，而是存在內部等級體系。區別在於，安德森特別提出，英俄兩強格局已然顛覆，美國享受著無人挑戰的獨霸地位。然而，在顯而易見的財富、教育、貨幣、軍事等優勢之外，其海量債務引發普遍的質疑：一個依賴競爭對手為其注資的國家怎麼可能指望主宰世界？對此，辯護者會不無道理地說，美國國債的GDP佔比低於其1945年的數據、低於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更遠低於拿破崙戰爭後的英國。但安德森教授指出，最重要也最不同的是，美國並非向其境內、而是向外國債券持有人負債。而考慮到美國從中日的巨額進口量是通過不斷舉債才得以維持，而中日的經濟發展又依賴於對美出口，那麼大量拋售美國國債無異於直接對本國經濟造成威脅，債務國與債權國也就實現了利益的相互捆綁。這樣看來，全球經濟最大的結構性隱患正是對各國不得不選擇的經濟利益互聯模式的真實寫照。

安德森教授補充道，美國的霸權地位還有其他兩項優勢作為支撐：意識形態上，美國是唯一一個可以將其影響力輻射全球，從而推廣自由市場和自由選舉理念的國家，並在這一理念的普適性上達到無人能及的高度，無論中國、俄羅斯，還是超國家的歐盟都不足以與之匹敵。地理上，美國在兩大洋的保護下享受著相對隔絕的地緣優勢，不似其他四國均與其潛在或實在的競爭對手在領土上有接壤。同時，無論基於何種國內情況，美國之外的四國仍是內向型的，即對國內事務的考量壓倒對國際事務的考量，與華盛頓的聯繫也勝過四國之間的任何關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是唯一的外向型國家，對國際議題的重視超過國內議題。從這些角度來看，安德森強調，美國在當代的霸權地位是空前絕後的：十九世紀的日俄兩國分居歐洲兩翼，保持競爭對手關係，使得雙頭霸權體系更為鬆散、也更容易為其他列強所接受。而今日，美國在五大洲均設軍事基地，其精兵強將可在24小時內到達地球任何角落，這意味著美國有能力任意干涉諸國的勢力範圍和領土政策：包括阻止俄國收復克里米亞，以及要求歐盟吸收土耳其等。

那麼其他四國如何？安德森提出，如果我們以2000年前後的情況為基準，可以發現各國合作之緊密達到令人驚訝的程度，新的大國協調機制初現端倪：美國在其他國家的幫助下侵略和佔領阿富汗；與各主要勢力一起對伊朗施加經濟制裁。同一時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歐盟和北約向東擴張逼近俄羅斯邊境，印度成為美國的核夥伴。種種跡象似乎表明，老布希提出的世界新秩序似乎指日可待。

21世紀大國協調機制中的裂痕與隱患

那麼我們所擔心的問題是什麼？安德森指出，今日大國關係與19世紀的最大不同體現在俄羅斯的境遇變遷。拿破崙戰爭結束後，勝利的四國以極為謹慎和溫和的態度對待戰敗的法國：不剝奪其固有領土、不將其排除在會議體系之外、不施加更多的羞辱和懲罰。各國清楚認識到，波旁王朝統治基礎不穩，失去列強支持便面臨倒台的風險，最終損害列強剛剛重建的政治秩序，再次引爆革命。與此相反的是，安德森對比道，冷戰後的西方無須從外部對俄羅斯提供支持。畢竟，葉利欽政權熱情地擁抱西方，對美國的經濟與外交方針言聽計從。而普京上台伊始，也儘可能試圖與美國合拍，而美歐卻以蔑視報之：從不顧老布希承諾，將北約勢力擴展至其附近水域，直至在烏克蘭顛覆親俄政府。這些政策之下，俄羅斯最終反叛，並報復性地收復克里米亞。換言之，安德森總結道，儘管同為五強中的失敗一方，俄羅斯與法國卻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對待。而這種態度所導致的結果是，俄羅斯由十年前「國際社會」的積極成員，反彈成為對美國領導的國際現狀高度不滿、意欲改革的修正者。為重獲尊重並逼迫歐盟停止經濟制裁，俄首次在中東部署軍隊，以阻止美歐推翻敘利亞政府的企圖。與此同時，美國並無停止經濟制裁的意圖。種種對峙，在新的大國協調機制上投下陰霾。

接著，安德森教授對其他三國的現存問題與轉變進行回顧。在英國退歐、民眾對緊縮政策與移民政策普遍不滿、南北差異和東西衝突等內部問題的困擾下，歐盟勢力減弱，再不能同十年前一樣聲稱其代表著「全人類最光明的未來」。在對俄、對華、北非和中東等政治和軍事問題上，歐盟不得不追隨美國，但在財政和商業政策上仍保持相當自治，可與華盛頓有不同發聲。印度經濟發展，意圖與更多國家發展夥伴關係。但同時，東北和西北地區的緊張局勢、與巴基斯坦的持續爭端、低識字率和基礎設施建設的不足，都使其難以從國內事務中抽身，承擔其應有的國際角色。

那麼中國如何？安德森教授觀察到，在取得輝煌經濟成就的同時，中國長期慎於行使自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但他也提醒道，中國的外交政策已經發生轉變。從20年前適應美國霸權的「韜光養晦」到現在的「有所作為」，中國已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國際經濟和政治事務中來。至於中美關係，儘管兩國在經濟往來、文化交流、全球變暖等議題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安德森教授認為，考慮到兩國在根本戰略目標上的分歧，夥伴關係的進一步深入將變得極為困難。從中國的角度講，其試圖成為其自己周邊水域的主人，故不可能長期容忍美軍跨越西太平洋、將其勢力延伸到東亞地區的行動。至於美國，其目標從未止於保持對太平洋的控制、阻止中國在地緣上的勢力擴張，同時還包括意識形態上的目標：催化一場席捲中國的革命，實現自由民主的政治變革。

各國都認為自己掌握時局。那麼協調局面的繼續發展前景如何？安德森教授承認，對此給出明確回答並不容易。毫無疑問，這一體系的物質基礎十分穩定。這是全球化的真實含義：在全球財經市場牽一髮則動全身的緊密聯繫中，各國均服從於後現代資本主義的行事原則。在這一物質基礎之上是一個意識形態與制度的上層建築，尤其體現在各國領導之間不斷的會晤、磋商，以及「國際社會」的修辭之中，各國都有自己版本的「國際社會」修辭，但核心主題是相似的，其頂端則是超級強權的軍事安全結構。但安德森教授也指出，當今霸主對今天的世界秩序——即資本主義下地區利益構成國際體系穩定基石的現狀——並不滿意。他再次強調在之前已經提及的兩點：其一，是對俄羅斯的羞辱和壓制；其二，是美國不僅要力推自由市場原則，建立統一經濟體系，還要推動世界政治制度的同質化：資本主義是不夠的，必須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資本主義（liberal democratic capitalism）。這兩點均是對維也納體系的反動：畢竟，十九世紀的歐洲列強滿足於對革命的鎮壓，從未企圖在各國建立相同模式的君主政體，反而是尊重自治、多樣性和地區利益。

但問題在於，全球化浪潮之下，美國長期從中獲益的不平衡的資本主義經濟格局已經發生改變。從這一趨勢推斷，美國失去霸權地位的局面並非不可預測。新的權力中心將會崛起：首先是中國，接著是歐盟和印度 —— 他們即使在軍事上略遜一籌，但在經濟與人口上也足以與當今霸主匹敵。

「自由公民社會」的全世界推行：

存在於國家內部的新式霸權基礎

但更關鍵的是，安德森教授頗有深意地問道：霸權會消失嗎？他提示到，如果追溯霸權的深意 —— 不是修昔底德以古希臘城邦為背景的對國家間權力秩序的分析，而是葛蘭西以義大利革命為語境的對社會內部權力體系的考察，那麼霸權都是強制（coersion）與同意（consent）、強力（physical force）與思想教化（ideological submission）的結合。那麼，如果世界果真完全由按西方標準實行自由市場與自由選舉制度的國家構成，國際社會就將具有前所未有的霸權強度，也不需要傳統的霸權平衡器進行協調。

安德森進一步指出，這種可能的發展前景並非空想，而是已經被某些最具智慧和洞察力的戰略家和理論家所注意到。比如，早在2003年，美國一流的政治觀察家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就在其一篇名為《不動聲色的霸權》（Supremacy by Stealth）的文章中提出兩項基本原則，恰好呼應葛蘭西關於霸權二元組成結構的論述。卡普蘭指出，應以「精準致命」作為強力的使用原則，以經濟合理的手段達到關鍵目標，包括使用小規模精英部隊、部署全球情報系統、開發尖端軍事科技等。在非傳統戰爭中，戰略決策將更多地繞過國際法和國內民主程序，而交由華盛頓的政治精英迅速決策。更有趣的是卡普蘭對「同意」部分的構想，他認為，在煽動他國改朝換代的同時，美國也應對自己的霸權地位的維繫保持謹慎。至於維持霸權的原因，卡普蘭指出，核心並不在於對權力本身的慾望，而在於維持一套以基本政治穩定、自由與務實觀念結合的意識形態、對財產權的尊重、經濟自由、代表制政府等為構成要素的世界秩序的需要。而在這一目標的實現上，此時此刻，沒有什麼國家比美國更能勝任。在多邊有機聯繫的新國際秩序建成之前，世界需要美國來維持秩序和穩定。安德森教授以這句話結束對卡普蘭的引用：我們所承擔的任務就是，維護一個必將終結的帝國。（We are charged with the job of running an empire that looks forward to its own obsolescence.）

安德森提示道，所有的歷史觀均有瑕疵、所有霸權模式均非完美，但若要展望未來，就不應該將對未來政治的構想局限於單一邏輯。誠然，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通常需要一個霸權國家來制定遊戲規則，缺少霸權的時代通常是不穩定的時代。而新的理論所強調的是一個再也不需要國家間霸權平衡器的國際秩序，因為霸權的基礎已穩定存在於國家和社會內部。按卡普蘭的描述，就是「自由公民社會的全球性擴張和世界主要國家間有機循環的相互聯繫」（worldwide diffusion of a liberal civil society and revolving organic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major states）。關於前一個短語，安德森以位於華盛頓的致力於世界民主和政治自由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為例；關於後者，他指出，這正是外交峰會的職能所在 —— 相互依存，共同繁榮。

最後，安德森教授總結道，關於未來國際秩序的發展和轉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描述。對康德而言，我們離永久和平的共和國聯盟只有一步之遙；而在考茨基看來，我們將生活在所謂的「超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在未來真正到來之前，無人能給出確定答案。但無論如何，安德森教授提醒我們：這些可能性值得銘記在心。

與潘維教授對談：

資本會一統天下嗎？

主題演講結束後，潘維教授對演講進行了評議，安德森教授則給出了回應與澄清。

潘維教授首先對十九世紀-二十一世紀大國協調模式比較的主題表示了高度興趣。而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他總結道，安德森教授的演講著眼於霸權話語，強調美國的自由主義觀念支撐著以美國為首的當代秩序。對此，潘維補充了一項論據：與上世紀30年代和2008年經濟危機出現時政府果斷出手干預所不同的是，在當今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政府干預常常遭到質疑。與美歐限縮政府權力相同的是，中國政府也在推進簡政放權。在潘維看來，可以藉助葛蘭西的理論，從意識形態上的霸權話語來解釋這股席捲全球的趨勢。

潘維還提出了兩項評論。其一，美國自由主義觀念在今天不僅已經遭到挑戰，還同時不斷製造著混亂。自由主義背後，則是全球化趨勢下大規模資本跨境流動，摧毀起源於威斯特伐利亞會議中的國家邊境的概念。在潘維看來，衝突的產生並非源於不同文明之間的摩擦，而在於文明與資本之間的對抗。資本所到之處，傳統社區紛紛崩潰，人民感到無助和絕望。其結果是原教旨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者、環保主義者在全球各地湧現。而結果有二：一方面，人們不僅需要限縮政府權力、也要限縮資本的勢力範圍；另一方面，民族國家不再是衝突的主體單元，資本作為非國家主體成為新的敵人。

其二，潘維同意安德森教授所指出的，中國政權在今天已經被美國大大挑戰。不過他指出，更重要的問題不是哪個國家或國家聯盟將統治世界，而是什麼將統治世界 —— 換言之，資本會否一統天下？在這個意義上，潘維更認可考茨基對超國家主義前景的預測。他最後提示道，將資本「關進籠子」是重要的。如此一來，現存世界秩序也許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持久。

安德森教授的回應主要包括以下三點。其一，關於潘維對全球經濟局勢的考察，他肯定道，世界政治秩序的穩定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而後者的穩定性在今日確實值得質疑。他回顧道，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已經進入被經濟學家稱為的「漫長的衰退時期」（long downturn）。儘管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曾扭轉這種頹勢，但他們今日也面臨經濟發展普遍減速和經濟泡沫等問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儘管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已經直率地指出經濟發展的灰暗前景，各國仍使用傳統的自由主義策略應對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問題，並未發生太大變化。其二，他觀察到新自由主義下資本無限度擴張所引起的社會反應，即所謂「民粹主義的反叛」。就此他強調，民粹主義並不針對整個資本主義，而是針對新自由主義形式的資本主義。安德森還指出，這種話語常常缺乏對社會結構的系統分析，並將精英和民眾相當粗略地對立起來，而其具體口號如「佔領華爾街」雖然佔據道德高點，卻是經不起推敲的。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思潮。 因為這種思潮的模糊性，在不同國家的政治傾向並不同，但其吸引的社會群體和存在的物質基礎是類似的。新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構成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政治圖景。最後，安德森承認，潘維教授的問題抓住了核心，而這也是卡普蘭文章的觀點：世界霸主的地位在國家間轉移，資本的統治地位卻巋然不變。（文/孫一先）

轉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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