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鄉愁——20世紀德國保守主義思想史

文史 05-11

文章來源@鳳凰讀書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社會上下曾流行一個詞--「零點時刻」（Stunde Null）。這個源於軍事的術語描述的是德國重建時期的根本處境-既有的歷史已經終結了，一切都得從零開始。但「零點時刻」並不意味著德國社會卸下了「第三帝國」這段難以回首的歷史的沉重包袱。相反的，在法律意義上，聯邦德國繼任著「第三帝國」的政權，因而這種政治負債顯得更加沉重。「第三帝國」的崩潰，構成了德國當代歷史意識中的決定性事件。與此同時，兩德的分裂，以及東西兩大軍事集團的對峙，也進一步激發了德國社會深刻的不安意識。所以，在重建時期，一個時代議題自然而然地成為思想家的首要關切點，那就是追問這個時代的歷史架構（Verfasstheit）。這個根本問題關涉著德意志民族的自我理解。

在相關的爭論中，現代性概念成了這個問題的樞機。當然，由於政治立場和思想路徑的分歧，思想家們對於這個概念的理解各有不同，對於戰後時期的時代診斷也各有偏差。從盟軍和流亡者的立場上看，德意志民族的過往歷史通常被解釋為一種特殊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德意志民族的發展，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社會-政治上，都與西方文明脫軌，最終錯失了步入現代性的關鍵契機。構成德意志民族性的諸多要素，如宗教改革、浪漫主義、德國觀念論、帝國傳統、強權國家和軍國主義，等等，都使這個民族越來越偏離於啟蒙主義的普世軌道。因而，德意志民族不但從未真正進入現代，而且逐步滑向特殊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最終導致梅尼克所說的「德國的浩劫」。盧卡奇所謂的「理性的毀滅」和普萊斯納所謂的「遲到的民族」，都是產生於這種解釋進路的著名論斷。所以，德意志民族的當務之急便是，重新與西方的現代文明接軌，並完成自由民主的政治建構。

與這種特殊道路論針鋒相對的乃是另一種解釋進路，即文明批判論。從文明批判論的視角看，納粹主義並不是某個民族單獨偏離於西方文明的結果，恰恰相反，它是整個西方歷史的災難性結果。西方世界的現代歷史，就是個體化、世俗化和大眾化的歷史，而德國在納粹主義時期所犯下的罪行，不過是這部歷史的最刺眼、最極端的表現。在現代性進程中，人被過度地拔高，而這本身就是一種墮落，成為主體的人反而被統治欲所擺布，最終陷入虛無主義而無法自拔-這種現代性無可避免地導致災難性的結果。沿著這一進路，文明批判論者在戰後致力於反思現代的主體性精神。相應的，他們也對個體的自律原則、科學技術所開啟的合理化進程，乃至政治寬容和政治參與都提出了全面的批判。在他們看來，這些因素正是現代性的核心要素。他們的理論訴求便是通過「人的去中心化」，將人重新安放在一種具有意義支撐的自然秩序當中。文明批判論的持論者十分廣泛，不僅有天主教哲學家和存在主義者，甚至包括了馬克思主義者。

在佔領時期結束後，聯邦德國按照西方的民主體制重建了國家秩序，整個政治秩序開始穩定。與此同時，國民經濟也迅速恢復和發展，最終開啟了一個「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的時代。在社會領域中，聯邦德國上下也發生著一系列轉型。在這一時期，德國逐步發展為福利國家，德國社會也向西方的大眾文化敞開大門。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時代診斷的關鍵議題也隨之發生改變。由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特別是信息革命全方位地改造著整個世界，技術已然成為這個時代的核心標誌，技術問題也成為時代的核心問題。當然，特殊道路論者能夠輕易地適應這種新形勢，而他們也歡迎這個以科學技術為引擎的現代化進程-在社會結構的工業轉型中，德意志民族將回歸普適的規範。在這裡，現代性概念成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中性範疇。而這種現代化進程，則對文明批判論者構成了不小的挑戰。文明批判論本質上是拒絕現代性的，面對新的社會現實，他們的理論姿態多少顯得隔絕於世。與此相反，弗萊爾和蓋倫等理論家將這個時代界定為「技術時代」（technisches Zeitalter），進而提出一種技術統治論的保守主義。他們都認同於科學技術及其所催生的現代工業社會。不過，他們同時也認為，技術進步誠然在政治和文化層面上也具有解放意義，但在這一進程中，歷史終將達到其終點，而人性也將達到一種靜止狀態。所以，未來的世界圖像，僅僅只是複雜的工業社會結構的內在展開和全球擴張。當然，這種固化的歷史前景是無法為左翼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所以，對技術統治論的批判，一直貫穿著整個20世紀 60年代的學生運動和抗議運動。沿著馬克思主義的進路，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左翼理論家將當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指認為壓抑性的，甚至是法西斯主義式的社會結構。在他們看來，如果不訴諸社會革命，這種非人的體制就無法從根本上被克服。在這個宏觀方向上，哈貝馬斯認為「資產階級革命」的解放理想仍未兌現，因而現代性仍只是「未完成的方案」。

這便是聯邦德國戰後時期顯見的精神氛圍。這種氛圍當然也深刻地影響著學院派知識分子的理論研究。關於這一時期的學院思想格局，著名學者福爾克爾·格爾哈德（Volker Gerhardt）勾勒出這樣一幅圖畫：在法蘭克福，人們追隨著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資本主義發動批判，以極具風格化的表達方式抵制著啟蒙和現代性；在海德堡，人們跟隨著伽達默爾，力圖通過解讀海德格爾古樸的字句而對哲學有所貢獻；在德國其他大學裡，人們經歷了希特勒的野蠻歲月之後，在常態化的教學和研究中重新回歸歷史-語文學的定位，同時也重新回歸了不問政治的傳統；而在明斯特，在約阿希姆·里特那裡，人們則立足於當下的時代關涉而從事哲學思考。對於中國學界而言，約阿希姆·里特仍然是一個陌生的名字。里特是典型的學院派思想家，即便是在其鼎盛時期，他也不像阿多諾和哈貝馬斯等公共知識分子那樣在公共領域中享有盛名。而即便是在德國學術界，學者們開始關切里特之於當代德國思想史的意義，也是較晚的事情。里特並非體系性的哲學家，其著述主要以專題論文的形式散見於專業期刊之中，並且很晚才結集出版。第一本著作《形而上學與政治》（Metaphysik und Politik）是在他退休一年後才出版的。第二本著作《主體性》（Subjektivit.t）出版時，他已逝世經年。里特在世時，雖不是默默無聞，但其影響僅限於學院體制之內。直到 20世紀 80年代，當其學生開始掌握學術乃至政治的話語權之後，他對於德國當代思想史的潛在影響才最終煥發出來。到了90年代，他已被公認為「過去十年間即便不是最著名的，卻也是最具影響的德國哲學家之一」。他的哲學成就主要是通過重新解釋亞里多士德和黑格爾的實踐哲學，從而推動了實踐哲學的當代復興。而他自己獨特的現代性解釋方案也建立在這種實踐哲學傳統之上，代表性的作品便是長篇論文「黑格爾與法國大革命」（「Hegel und die franz.sische Revolution」）。這是一篇奠定其思想史地位的重要論文。

里特在戰後重建時期登上思想舞台。1947年，他在明斯特大學創辦「哲學討論班」（Collegium Philosophicum）。在里特的主持下，討論班保持著政治多元性和立場自由化的思想氛圍。參與者的學科背景極為多樣，從神學到數學，無所不有。他們的立場也五花八門，在討論班中，可以找到托馬斯主義者、福音派神學家、實證主義者、邏輯學家、馬克思主義者和懷疑論者。圖根哈特（Ernst Tugendhat）曾參加過三個學期的討論班，後來雖然對里特不無批評，但也不得不承認：「那時，圍繞著里特的圈子的確是德國最為活躍的圈子。」從這個圈子走出來的許多學生，在 20世紀6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嶄露頭角，並最終成長為各個知識領域的權威人物。其中，最為著名的後學包括哲學家呂伯、馬誇德、施佩曼（Robert Spaeman），法學家博肯福德（Ernst-Wolfgang B.ckenf.rde）、克里勒（Martin Kriele），等等。同時，他們的影響並不止步於學術界。在 20世紀 80年代科爾政府期間，整個德國主流話語發生保守主義轉向，里特後學們紛紛登上舞台。呂伯和施佩曼都當過州政府顧問，前者甚至影響到科爾的講話；克里勒當過州憲法院法官，而博肯福德則當到聯邦憲法院法官。里特的後學陣容蔚為大觀，影響深廣，並且，他們相互之間也仍能感受到老師的持續影響，並逐漸形成趨合之勢。因而，這個圈子逐漸被命名為「里特學派」（RitterSchule）。原來的哲學討論班也被視為德國戰後保守主義的誕生地和聚會場所。

當然，關於「里特學派」的命名是否成立這一問題，仍然備受爭議。至少呂伯便認為，里特後學分散在不同地點和學科，很難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學派」。即便如此，里特及其學生們的總體思想面向還是比較統一的。在戰後，德國的左翼和右翼在聯邦德國的自我理解問題上形成尖銳的對立，而里特及其學生則以一種審慎的，或保守主義的姿態來接受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這種立場，後來被賦予多種稱謂，如「哲學保守主義」（philosophischer Konservatismus）、「新保守主義」（Neokonservatismus）和「自由保守主義」（Liberalkonservatismus），等等。從總體上看，里特學派展現出一種溫和的懷疑論姿態。根據馬誇德的說法，他從老師那裡學到的是--覺察比推導重要，沒有人能從頭做起，任何人都必須接著做下去：這就是歷史感；矛盾是不得不忍受的，反對解決矛盾的假象；這些矛盾在人身上比在文獻當中展現得更加深刻，這就要求：能夠與異己的立場相處並從中學習；所以，豐富多彩的哲學星叢是更好的；此外，就是制度感及其責任；最後，經驗-生活經驗-對於哲學來說是不可代替的。沒有哲學的經驗是盲目的，沒有經驗的哲學是空洞的：哲學是對經驗的回答，沒有經驗，事實上就不可能有哲學。這種思想姿態潛移默化地作用於新保守主義者的思想準則，並最終作用於他們的現代性方案。德國學者延斯·哈克在其力作《市民的哲學》一書中，將其基本思想準則概括如下：「以責任對抗信念，以制度化的決定對抗無統治的話語，以傳統和倫理對抗理想化的理性和道德。改革者負有舉證責任，加速的進步要求文化層面上的代償，一切種類的意識形態都必須面對懷疑。」正是由於這些思想準則，新保守主義所構想的現代性方案，其主旨也十分鮮明，那便是，肯定現代性，但同時也不掩蓋其困境。具體說來，就是肯定現代市民的生活世界。相應的，在現實的政治爭論中，新保守主義者把形形色色的革命派和復辟派作為論敵，其主旨便是，「對拒絕市民性加以拒絕」。當然，這些政治觀念都發源於里特的哲學思想，尤其是其現代性理解。

曹衛東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校長。

文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德國思想史專家。

德國《論證》雜誌、香港《社會理論學報》編委，

德國普萊斯納學會學術委員。

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國家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

燕園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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