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摺疊，科幻現實主義？經濟因素決定社會文化

繼《三體》後，又一獲得雨果獎的中國科幻巨著誕生！然而，相比於《三體》，其中的現實映射，更為露骨與直接。

郝景芳獲得雨果獎

2012年，郝景芳花3天時間寫完《北京摺疊》，發在了清華水木BBS上。據《人物》雜誌的報道，科幻作家寶樹就是在那裡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寶樹記得，這篇科幻小說有點特別，「太空未來、宇宙冒險、打怪升級這些浪漫色彩的它全沒有」，郝景芳筆下的北京城，除了能「像變形金剛一樣折起來」，「幾乎就是一個現實主義」。

小說梗概評說：現實主義！

這篇報道這樣介紹《北京摺疊》：這是不知年月的北京，空間被極端地分為了三部分。第一空間里的當權者享有完整的一天24小時，第二空間的中產白領和第三空間的底層工人則各自分到一天里的白天和夜晚。每到清晨，大地翻轉，城市摺疊，不同階層的人在完全隔絕的時空里過著各自的生活。跨越階層的通道極其狹窄——並且需要鋌而走險。

在北師大教授、科幻文學研究者吳岩看來：反烏托邦小說的典型設置就是階層的二元對立，「上流社會和貧民，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而郝景芳在《北京摺疊》中加入了中產階級，「讓這個故事具有了更為冷峻的現實感」。

這種現實感還表現在郝景芳刻意的去戲劇化上：一般來說，上層壓榨下層，由此衝突爆發是這類小說的經典模型，但《北京摺疊》里，衝突看似始終沒有發生，小說主角、來自底層的老刀為了給人送信，從第三空間來到第二空間又進入第一空間，最後帶著第一空間的信回去了，既無生離死別也無天人交戰。老刀是第三空間兩千萬垃圾工中的一員，但事實上，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機器早已可以代替人處理垃圾，老刀們只不過是出於安置需要而被保留了工作。反抗無從發生，因為連剝削者都不存在了——老刀們面對的是無陣之物。

科幻作家夏笳和郝景芳同齡，在她看來，世界分兩種人：一種人相信世界是平的，對於大多數抱著iPhone、iPad，成長於「互聯網烏托邦」里的年輕人來說，「他可以免費分享名牌大學的MOOC，可以和隨便哪國朋友微信或Skype聊天，而且智能穿戴遲早會解決一切語言障礙」，他們有什麼理由不相信，未來世界，只會更平坦、均勻、擁擠且親密無間呢？但如果你願意把目光放低一寸，就不可能看不見這個看似平坦的世界中的巨大鴻溝：另一些人生活在沉重的現實引力之下，過著難以想像的生活。

《北京摺疊》與她以前的作品不大一樣，更多地加入了一些殘忍的、點明社會黑暗面的元素，耐人尋味。這與她個人經歷有關，從學術轉到從事諮詢工作，未來她的作品應該會融入更多的時代特徵。並且，「郝景芳不是一個高產的作者，她很早開始寫作，連續但作品不太多，這也反映了中國科幻寫作者的現狀——大多數是兼職作者，但其中已經出現達到世界水平的作品。如果有更多作者能全職寫作，會對整個科幻行業的創作有很大促進。」

郝景芳後來從清華大學物理系本科畢業，在清華的經管學院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據說她最終決心轉系，是想從經濟學中研究不平等的根源。2013年她開始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工作。郝景芳是從2006年開始寫一些科幻小說，後來又寫一些現實主義短篇小說。但她表示，對於「外界冠以我的『學霸女神』等這樣的東西，我是不能信的，我一旦信了，我就會被營造出來的盒子囚禁，然後我會更加在意別人的感受，也就因而更加觸碰不到我的內心。」

郝景芳在獲獎感言中表示，獲獎並非完全在意料之外。「科幻作家很喜歡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慮到，不管好壞，是幸運還是不幸。他們會討論採取什麼戰略應對外星人等等這樣的問題。基本上可以說，他們生活在無數平行宇宙之間。

在《北京摺疊》這部小說中，我提出了未來的一種可能性，面對著自動化、技術進步、失業、經濟停滯等各方面的問題。同時，我也提出了一種解決方案，有一些黑暗，顯然並非最好的結果，但也並非最壞的：人們沒有活活餓死，年輕人沒有被大批送上戰場，就像現實中經常發生的那樣。我個人不希望我的小說成真，我真誠地希望未來會更加光明。」

中國中產階層有哪三副面孔？

《文化縱橫》2016年8月刊發了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學者熊易寒的文章：「中國中產階層的三副面孔」。

眾所周知，近年來，中國社會的道德、審美、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都在迅速中產化。但何謂中國的中產階層？學界說法各異。熊易寒認為，當下中國大約1億人口可以被歸入中產階層行列。相對於13億人口，這個比例固然很低；但是，這個階層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十三分之一。

有人基於西方世界的經驗，對中國的中產階層寄予厚望，認為中產階層的成長將會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也有觀察者指出，中國的中產階層是保守的，他們追求穩定而反對激進的改革，他們更多是經濟動物而不是政治動物。對此，熊易寒的觀點是：中國中產階層的保守與激進是「情境化」的，他們具有三副面孔：一是日常世界裡的中產階層；二是公共輿論中的中產階層；三是集體行動中的中產階層。理解了這三個面向，才能形成對中國中產階層的整體性認識。

其次，公共輿論中的中產階層是輿論主導者。熊易寒認為相比於為反對而反對的「憤青」，溫和理性的中產階層是大眾主流媒體的主要受眾，他們的價值觀和社會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主流輿論。顯而易見的是，社會中不同階層的人士，安全線是不一樣的。近期每一次引發社會關注的死亡事件，其主角似乎都是「最不應該」死亡的人，這讓身處主流社會的人們感到莫名的恐懼。

在作者看來，這樣一種公共輿論，雖然也可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一些正義和進步，但這些正義和進步卻不是普遍意義上的，它屬於《小馬過河》中的「小馬」、「老牛」，卻不屬於「松鼠」。只有當底層的「松鼠」也獲得安全的時候，只有當主流社群不再以自己的安全線來度量正義的時候，普遍的正義才能到來。

第三，集體行動中的中產階層仍在公共性和私性之間遊走。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中國的中產階層是通過業主維權和環境運動進入公眾視野的，但是中產階層的維權活動並不總是基於公共利益和個人權利，有時候也暴露了這個階層的「私性」——他們常常會將個人利益置於一種「神聖不可侵犯」、「不可妥協」的地位，當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往往不願意做出任何妥協和讓步。正如林毓生認為：中國傳統的「私性社會」（private society）很難轉化為西方意義上的公民社會。至少在現階段，中產階層身上更多地體現出「私性社會」的特徵。

亞裔美國學生為何比白人學生成績好？

「知識分子」上周編譯了普林斯頓大學官網的一篇報道，介紹了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北京大學千人計劃講座教授謝宇和密歇根大學研究生柳皚然的最新研究工作。

這個名為「為什麼亞裔學生比白人學生學習成績更高？——文化角度的重新考察」的研究，探討了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如何交互作用而對亞裔學生的成績優勢產生影響，發表於今年7月出版的《社會科學研究》雜誌（Social Science Research）上。

一直以來，研究人員認為亞裔美國學生比白人學生成績好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美國社會中亞裔家庭大都具備更加優越的社會經濟條件；其次，從價值理念上講，亞裔家庭比起其它族裔更重視孩子們學業上的成功。而謝宇介紹說，他們在研究中則發現：如果白人學生和亞裔學生都來自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和家長受過較好教育的家庭，成績並沒有很明顯的差異；但是，如果來自貧困的家庭，或者是家長沒有接受過很高教育的家庭的話，亞裔學生和白人學生的成績差別將會是很大的，「在這部分低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中，族裔間的成績差異十分明顯」，「這一部分亞裔學生在學校學習上的成功可以歸結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對於刻苦努力和教育成就的強調和重視」。

謝宇和柳皚然使用了美國教育縱貫研究調查的數據，對其中9000個美國十年級的亞裔和白人學生做了分析。這個調查是美國國家教育統計數據中心自2002年起開始所做的具有全美代表性的調查。他們使用了調查中的數學測試、語文測試以及在校總平均成績（GPA）來衡量學生的教育成就。

謝宇表示，研究的結果「支持了我們的論點：比起白人學生，亞裔美國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行為更不易受到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說明學生的學業成就不一定完全歸結為學生家庭的經濟背景，「如果孩子們認為他們能通過教育擺脫貧困的束縛，這將是一個很好的事情」。這或許可以更好地推出，美國種族矛盾，實質上是階層矛盾，中國城鄉矛盾，也是經濟矛盾。

在未來的研究中，謝宇希望能夠更加細緻地研究亞裔群體的內部差異，並且希望能夠找到更好的測量變數去衡量諸如個人抱負、抗打擊力和自覺性等非智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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