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推薦為什麼醫學做得越多，抱怨越多？

來源：健康報微信傳播矩陣-文化與健康（jkb_whyjk）

近年來，醫患衝突案件頻發，觸到了醫患關係的現實痛點。人們不禁要問：醫患衝突為何屢屢成為當今社會無法承受之痛？醫生為何會成為社會激憤情緒的頭號傾瀉對象？對此，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從學者的角度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反思。

大衛·羅斯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位有公共衛生研究背景的歷史學教授。1998年，他受邀為行將過去的20世紀書寫歷史。在《20世紀史》一書中，他撰寫了「20世紀的醫學」一章，審視了百年醫學的開闔、輕重、得失。今天讀來，這些文字不僅透出思想的光輝，也為我們當下醫學的現代性危機尋找了破譯的新路徑。

大衛·羅斯納這樣寫道：「20世紀里，人類對疾病的體驗以及療效的期望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科學和醫學洞察生命、治癒疾病的能力大為增加，公眾對現代醫學能力的態度和期望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生命更加樂觀，更加『信任』醫學，也誘發了過度投資與消費。過度期望的情緒，使得醫學做得更多，抱怨越多。」

他特別指出：「對醫學日益增加的『信任』導致了似是而非的社會效果。疾病不再只是一個生物學事件，而是一個社會事件。疾病、健康與個人行為、美德發生了關聯，決定了社會、經濟、政治對疾病的反應模式。」

或許，再過若干年，新時代的歷史學家會這樣描述我們今天的醫學——「這是一個變革的時代，醫改成為人們熱議的主題和探索的方向；這也是一個醫患之間衝突頻仍的時代，一個公眾疾苦觀、生死觀、醫療觀畸形的時代。技術飆升與道德迷茫並存，人們對醫學、醫療的期待異常高企，對醫療高技術、金錢極度崇拜。在高支付與高技術的背景下，一切痛苦都應該免除，一切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都是不正當的，都是醫學、醫院、醫生的失職、失誤與過錯，都可以通過衝突的方式贏得社會的同情和商業補償。」

不要在佔據技術、財富制高點之時，

失去了道德、人性制高點

當下，人們喜歡用一些標籤去批判醫生中的道德「小人」，去鞭撻醫學界的道德滑坡，其內在的道德標尺是昔日的道德偶像白求恩。

毫無疑問，白求恩依然是今天醫學界的道德明燈，召喚醫家的靈魂向上、向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白求恩的時代與當下生活的巨大落差。那是戰爭年代，白求恩服務的對象主要是戰場上負傷的戰士。白求恩自願放棄寧靜優裕的生活，身懷救贖、殉道的精神來到戰火紛飛的中國戰區援助，這使他有可能逃脫世俗生活，產生「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絕對利他主義姿態。然而，即使道德上無上聖潔，在當時的技術、物質條件下也不可能做到逢傷必愈、逢死必救。

而今天的醫生不再如白求恩同志那般純粹。他們是一群完整、複雜的社會人，既有道德升華訴求與社會責任，也有經濟豐裕訴求與家庭責任。社會只能要求他們處理好各種訴求關係，不要在佔據技術、財富制高點之時，失去了道德、人性制高點。

那麼，應該如何整體評價當下醫生隊伍的道德水準？這是一道無法用統計數據揭示的難題。模糊的把握更像是一個橄欖球，而非啞鈴。

如果說我們這個社會面臨整體的道德沉淪，那就不僅僅只是醫務界。馬克思早在青年時代就洞悉到社會進步的異化與代價。他沉痛地告白天下，任何社會進步都將以道德淪喪作為必然代價。因為「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我卑劣行為的奴隸……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論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因此，我們需要全社會的整體拯救，整體打撈我們失落的靈魂。當然，醫務界要率先打撈，因為他們是社會道德建設的承重牆。

對於醫學、醫生、醫院，我們要摒棄非黑即白的善惡觀。無論是群體還是個體，今天的醫生既不是白求恩，也不是白狼。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既定的天使，也沒有人是天生的魔鬼；沒有一個行業是天使的行業，其間有道德巨人，也必然會有道德侏儒。儘管醫學被稱頌為天使的職業，但也難保每個人都是純潔的天使。

沒有自省，就沒有倫理生活，

就沒有真正的行為自律

對於改革者、管理者而言，他們最大的困惑是，道德偶像的感召與博愛情懷的宣導無法抵禦技術崇拜背景下的商業貪婪。門診里拉網式的系統檢查，病房裡片面追求新、高、貴，摒棄驗、便、廉的診療決策，使醫務界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或許得到了真相，但也因此失去了真誠，失去了社會大眾的信任，迷失了職業價值。

毋庸諱言，職業道德的凈化需要靈魂深處的洗滌，而不只是某一次職業宣誓。人們不禁要問，誓詞都是歷經千年的職業信仰和道德信條，為什麼無法約束職業生活中的沉淪呢？二戰結束後，一位僥倖生還的猶太醫生詢問納粹醫生克萊因博士，是如何在謀殺行徑和希波克拉底誓言之間達成和解的。他回答：「我是一名醫生，我希望拯救生命。出於對人類生命的尊敬，我要從病體上除去感染化膿的闌尾。猶太人就是人類軀體上腐壞的闌尾。」很顯然，他用專業邏輯逃避了良知的審判。

醫師職業的修鍊是一個由自省到自律的歷程。沒有自省，就沒有倫理生活，就沒有真正的行為自律。故而，中國先賢曾子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訓。醫療決策中的不善最容易獲得自我辯護，就像過度醫療有體制、法律、管理、技術、病人訴求等若干理由，我們唯有求諸良知。

然而，良知的審判談何容易？它不是法庭審判，是道德追問，是自己審判自己；它不在大庭廣眾，而是在夜深人靜之時；標準是社會道義、職業信仰，形式是靈魂獨自對神明的傾訴、懺悔與討教。這種叩問背後的社會道義、職業信仰是無法論證的，只能默默堅守。對於一個有倫理生活的蒼生大醫，要終生拷打靈魂，才不至於沉淪。但丁曾斷言，「道德常常能填補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卻永遠填補不了道德的缺陷」。

作者系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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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患共同決策｜心理創傷｜現代醫學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