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遷徙時代的「鄉土」與「鄉愁」

謝有順

蘇童

「故鄉」的「鄉」 還是「鄉土」的「鄉」？

蘇童：我們這一代中國作家絕大多數都是在農村長大，寫作以農村為題材的小說，而我是一個從小在城市長大的人，但恰好，他們不談鄉土，我很想談。

首先我們看看「鄉土」這個詞，這個組合非常容易拆解，按照我們的習慣來說所謂的鄉土應該是「鄉村」與「土」，這確實也沒有錯，所謂的鄉村與土地不僅在歐美文學史，也在中國的現當代文學史中，始終是作家們所依靠的最主流的創作題材。

即使是像魯迅這樣的作家，他的雜文當中你看不見一個所謂的鄉土，但是在他的所有小說當中你都能看見紹興。七八十年代的文學史給我們一個非常強烈的信息：鄉土是滋養一個作家最大的糧倉，你從哪裡出生，然後以文字反哺做一次無論是精神的還鄉還是文字的還鄉，來完成很多作家一生的創作。

所以鄉土在作家的創作當中你回頭看一下嚇一跳，它是一個如此重要的辭彙。比如莫言，雖然他寫得汪洋恣肆，不按常規出牌，但如果沒高密的東北鄉，莫言還存在嗎？賈平凹如果不寫陝南地區，他存在嗎？鄉土文學當中的鄉可以是鄉村，但是同時我始終認為在今天從文學史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對應的呼應關係來看，必須要重新認識鄉土文學當中的「鄉」是什麼，文學是什麼，我現在比較傾向於把「鄉土文學」中的「鄉」完全改成「故鄉」，而不是「鄉村」。

現在就是一個大遷徙的時代，我自己的祖上也是遷徙的產物，我成為一個蘇州人，其實是我父母那一代的一次遷徙。我從小到大特別奇怪自己的身份，蘇州那個地方很排外，蘇州人認為所有不說蘇州話和上海話的人都是外地人。說外地話的人當中又分三六九等，說蘇北話的是最被人瞧不起的，蘇北代表著窮、沒文化、沒教養，問題就來了，我的故鄉是哪呢？

我的故鄉是處於蘇南與蘇北之間，大家知道江蘇以長江為界，我的老家恰好是長江中心的一個島，所以我非常自豪地說我不是蘇北人，我是揚中人，我從小就在為自己的籍貫、為自己的故鄉在辯駁。人對故鄉通常人都有的某種自豪感，我沒有，我是躲躲藏藏的，就是因為地域方面的歧視。

回過頭來說，在一個頻繁遷徙、人口流動的社會，故鄉、故土對每個人的意義其實是會不停地隨著時間而流失，每個人都在發生位移，這會發生很多微妙的變化。在今天，農耕文明的浪漫恐怕並不能支撐很多文學藝術的創作，一條耕牛，一個老頭，夕陽落山，所謂的傳統的鄉村的美學概念已經完全不能支撐一個人的身份，或者說不能支撐他所需要的文學的所有內容，所以必須要重新定位。

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這個寫作資源。每個人對於鄉土的概念其實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回望的姿態，那個姿態有時候會爆發出非常煽情的、非常浪漫的諸如「啊，故鄉」之類東西，但是故鄉現在對很多人來說，它在生活當中其實已經不具備多少意義，每個人都是在拋離、逃離的過程中，90%的人都在逃離自己故鄉的路上或者已經進入城市，所以現在對於鄉土、故鄉這個詞，每個人所有應抱的姿態是回想，那片土地的清香和城市裡的油煙、霧霾真的構成一個非常強烈的衝突，但這個衝突是被目前的生活掩蓋的，它顯得非常纖弱、非常微小，在哪裡還存在，在哪裡還可以挽留這樣一個衝突，恰好是文學、寫作。

在這個時代，我傾向於用這樣的概念和姿態來認定一個作家與鄉土的關係，那就是我在哪兒，鄉土就在哪兒，它不是一個回望的姿勢，不是一個站在幾千里之外產生的某種情感能量。

「鄉愁」必然具有美感嗎？

謝有順：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很喜歡用的一個詞：寫作的根據地。其實每個人寫作都要找到一個精神紮根的地方，這個寫作的根據地多數的時候，就是和自己的故鄉有關係。很多作家都有一種故鄉情結，這個故鄉不一定是偏遠的鄉村，而是自己有記憶的地方。有一個作家說作家寫作的母體在20歲以前就形成了，他一生就在回憶20歲以前的樣子。很多作家對自己的故鄉懷著一份特殊的感情，比如莫言說自己的故鄉是血地，每個人都有一種類似於血地一樣的情感，每個人都在找自己的根據地，沈從文筆下的《邊城》，莫言的高密東北鄉，包括蘇童的香椿樹街、楓楊樹故鄉，史鐵生的「地壇」，這都是他們的精神故鄉，對他精神的成長和塑造起著絕對性作用的地方。

一個作家找到了這樣一個地方的時候，他的風格才開始形成，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我曾經聽莫言說他看《喧嘩與騷動》，他讀到一句話，我一生都在寫像我一張郵票大小一樣的故鄉，他看到這句話就跳起來寫了「高密東北鄉」五個字。他沒想到這五個字會寫進世界文學的版圖，正是因為高密東北鄉這幾個字的刺激，讓莫言突然覺得自己的想像力，所有的寫作都有了一個發力、想像的原始根據地，這是非常重要的例證。蘇童的「鄉」一方面是物理學意義上的故鄉，另外一方面也是精神意義上的某個原鄉，還要加上作家所虛構和創造的故鄉。很多時候作家的寫作要走得遠，飛得高，不要動不動就寫家族古代史，很多時候從一個很小的角度進入也能創造屬於自己廣闊的世界。

蘇童：說到鄉土，還有一個熱門辭彙叫「鄉愁」，所謂的鄉愁這個詞一定是存在於人們的情感生活當中的，事實上我捫心自問，這個詞從美學意義來說，它帶來的全是美好的嗎？「鄉愁」在這個時代是一個受到考驗的詞，它的美學意義、它的美學色彩是不是像余光中先生說的？余光中式的鄉愁就是余光中的鄉愁，它可能不代表今天一大批在城市裡打工的民工，也不代表很多在路上、奔走在異鄉打拚的人，你跟他們提鄉愁，覺得太虛假，所以這個詞有時候分量很輕，有時候分量很重，看如何表達。

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為什麼有些畸形？

蘇童：我從1989年開始寫《妻妾成群》，從此之後我沒想到與女性糾纏了這麼多年，對我來說當時我要寫一部與女主人公有關的故事。我是一個這樣的人，寫作一段時間會思考，自己梳理自己的寫作，看它的意義何在，如果它有意義，我會繼續幹下去，當我懷疑寫作意義時，我會梳理清楚，恰恰寫《妻妾成群》時，是完成了一段梳理，我想做一次改變，以後開始講故事，恰好選擇的是一夫多妻的傳統中國式故事，我想做這個嘗試。沒想到反應那麼大，我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莫名其妙的信件，他們說你的故事打動了我，我當時的感覺是「真的嗎？」因為那是我的一次寫作實踐，所以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天生對女性心理是了解的，我也從來不認為我塑造的這個女性形象是人類的普遍形象，只是我要寫這四個女人在男權社會裡面所謂的自尊自愛，被壓迫得支離破碎，只能互相鬥，除了大太太是很虛偽的，我的筆墨很少，頌蓮一步一步在變，但最後她瘋了。從這個意義上我並不認為她代表著我對身邊女性的看法，她肯定不代表我對我母親、太太、我女兒的看法，但是她代表我在小說故事當中那個女性是什麼樣的，如果她天生是那個樣子，我並不認為我要讓她好一點，如果好一點，就假一點，我情願更真實一點，我有時候會冒犯女人，有的人很欣賞，說你真了解女人，我只能說「不敢」，但也有人問我，蘇童你怎麼可以這樣看我們女人呢？我說我沒有這樣看女人，這是在小說當中寫了這樣一個女人，這是兩件事情。

謝有順：小說中人物的看法或者人物的形象不等於是作家真實的看法，這是兩個概念，好比莫言寫《檀香刑》，讀者很不滿，因為他們認為莫言太冷酷了，他花那麼多篇幅寫酷刑，莫言說是這個劊子手沒有人性，不是我沒有人性。

寫作過程中遇到挫折怎麼辦？

蘇童：我大學時也投了很多稿，但是老被退稿。我那時候看期刊有一個目的，還真不是抱著學習的目的去看期刊，我就看哪個比我差，所以我經常會發現一些比我差的，我回到宿舍就跟同學發牢騷「寫成那樣子還發頭條」，我不比他差吧。我有一個同學的爸爸是人大出版社的編輯，他畢竟是編輯家庭出身，他對待這個問題很冷靜，他不好打擊我，也不好說很難聽的話，他說，我跟你說，你愛聽不聽，你現在別跟我們埋怨，別跟我們發牢騷。他說，你一定要寫到別人擋不住，那才能成功。「擋不住」就是要修，要練，從某種意義上他給了我一個創作上正確的三觀，我覺得就不要去埋怨了，就努力去寫吧。

中國作家蘇童和批評家謝有順日前出席南方文學周，進行了一場以《文學中的「鄉土中國」》為主題的對談。南方文學周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人民文學》等聯合發起主辦，迄今已經舉辦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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