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唐代盛世「貞觀之治」為何早早的就謝幕了呢？

光照史冊的「貞觀之治」，歷時僅僅二十三年(627—649年)，這輝煌的一瞬，讓我們引以為榮。然而，「貞觀之治」的精彩演出過早地謝幕了。

一、唐太宗君臣不能善始善終固然有其直接作用，但其主要原因在於封建體制本身固有的矛盾。隨著治國的成功，在一片頌揚聲中，唐太宗思想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從他居功

驕傲開始的，這種開端，又促進與加深了以「人治」為中心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的腐朽性。封建制度說到底就是「人治」，就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唐太宗儘管與那些昏庸暴虐的君主多有不同，在歷史上起過突出的進步作用，但他終究還是封建帝王，既不能逃脫歷史的窠臼，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人治的奉行者。在他執政之初，基於對亡隋教訓的吸取和對人民「載舟覆舟」的畏懼，為了帝位永存和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做出了一些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好事，對獨斷專行等「人治」的消極行為有所節制，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他自我意識到大功告成之時，便意驕志滿起來。以貞觀十七年魏徵去世為標誌，貞觀君臣關係和政治風氣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前後兩階段，前期是「貞觀之治」的上升期，後期是「貞觀之治」的下降期。正是在這個後期，唐太宗把虛懷若谷的納諫之風漸漸拋棄了，很少聽信正確的意見，不再注意發揮群體的力量，只相信他個人的權威和極少數心腹大臣的話，以孤家寡人的獨斷代替兼聽眾議。於是，群體的合力遭到破壞，治世的生機被扼制，中斷了富有活力的政策，君臣間的合作與信任遭到嚴重破壞。隨著活力的喪失和惰性的增長，盛極一時的「貞觀之治」就不可避免地呈衰頹之勢。一代明君尚不能「免俗」，況資質平庸的帝王乎！？

二、貞觀朝後期，臣僚的素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官員的素質蛻化，群體統治功能下降。整個智囊群體開始染上了一種隨和的、順從的、與事無爭的色彩，這和貞觀前期智囊群體那種勤奮、進取、直言敢諫的風氣已顯然不同。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少數幾個重臣之中，而且朝中大臣大都恪守中庸之道，惟恐獲罪而得過且過，為保全祿位而不敢多言。臣僚中的惰性也在從中滋長，曾經是生機勃勃的「貞觀之治」，如今已被沉沉的暮氣所籠罩。還有一部分高級官員隨著官職升遷，權勢增大，意志卻逐漸衰退，貪圖安逸，追求享樂。有人迎合太宗所好，大獻殷勤，進貢奢侈品，全然不顧朝政的衰落。有人則託病不朝，安度晚年，將國家大事置於腦後。大臣中貪污、受賄、貪贓、枉法等腐敗行為時有發生。至於地方官中，此類情況更不在少數。從君臣間相互影響的角度分析，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貞觀後期臣僚們群體素質的蛻化，是唐太宗「漸不克終」的投影；另一方面，臣僚素質的蛻化反過來也影響了太宗政治的衰敗。正如魏徵所總結的：「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及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諍。」（《舊唐書·魏徵傳》）

三、憂患意識喪失，陶醉於歌舞昇平，忽視潛在的社會矛盾和政權危機。歷史上的統治集團在進入盛世後，大多趨向「持盈保泰」、「護守成憲」，滿足於維持現狀，對眼前的問題小修小補，乃至自高自大，掩蓋矛盾，粉飾繁華，縱情於聲色犬馬，陶醉於歌舞昇平，看不到所存在的問題及其嚴重性。潛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就在這種狀態下不斷滋長，日積月累，變小患為大患，一朝爆發，遂致不可收拾。創造「貞觀之治」的唐太宗也不例外，隨著國家情況的迅速好轉，他漸漸變得懈怠和荒疏了，他開始追求豪華奢侈的生活，淡漠了草創天下的艱難，走入了淫奢之途。正如魏徵一針見血指出的：「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貞觀政要·慎終》）基於這樣的思想，他驅使兵丁，大征徭役，到處興建宮殿、離官、別館，規模越來越大，建築越來越豪華。由於大興土木，徭役不斷加大，人民不堪役使，以至於砍掉自己的肢體以圖逃避。這種情形，與隋煬帝的暴政，又有何異？貞觀十三年，魏徵針對唐太宗漸好奢縱的傾向，呈上直言進諫的名篇《不克終十漸疏》，指出唐太宗的志業與貞觀初年相比，在十個方面都出現了今不如昔的變化，求治之心銳減，驕逸之心漸萌，印證了驕縱誤國、懈怠敗事的道理，「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貞觀政要·君道》）唐太宗因滋生自滿之心，無法完全做到居安思危，無法真正堅持善始善終，一世英名晚年不保，盛世基業不克善終。

四、連年戰爭，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消耗，使國力大為削弱。貞觀前期由於成功地推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唐太宗曾被邊疆各族尊為「天可汗」。到了貞觀後期，唐太宗的偏執、猜疑等扭曲心態，也反映到對待周邊民族的關係之中。晚年的他一方面希冀生前消除已出現的邊地事端和存在於各民族中的隱憂，同時，也受好大喜功心理的慫恿，因此便連續地進行了與邊疆各族的戰爭。貞觀十八年(644年)擊焉耆，十九年(645年)征高麗，二十年(646年)破薛延陀，二十二年(648年)進攻西南「松外蠻」。總之，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動員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在東北、西北、西南幾個方向同時作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內耗，加速了「貞觀之治」由盛而衰的轉化。特別是對高麗的戰爭，國力損耗最大，負作用最為嚴重，基本上把一個富庶、安寧、和平的盛世推向了亂世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