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的「桃花源記」

《第三種比較文學的觀念：文學考古學的可能性》，張哲俊／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年1月第一版

張哲俊教授宏論比較文學「第三關係」的著作《第三種比較文學的觀念：文學考古學的可能性》終於問世，這對中國比較文學而言是殊為可賀之事。當2011年《楊柳的形象：物質的交流與中日古代文學》一書出版的時候，書中間或提到的比較文學「第三關係」，已讓學界同仁產生濃厚興趣，都希望看到更加系統的闡述。時隔數年，比較文學「第三關係」論終於一覽無遺。

仔細品味兩本書的後記，還知道自《楊柳的形象：物質的交流與中日古代文學》至《第三種比較文學的觀念：文學考古學的可能性》，其中還有一段佳話。梁任公給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洋洋洒洒五萬言。梁任公感慨說「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只能重做一篇序。那篇長長的序則單獨出版，便是著名的《清代學術概論》。張哲俊教授的情況，幾乎完全相同。《楊柳的形象》正文六十餘萬字，原先的導論篇幅竟有二十餘萬字！當時他只好重做一篇導論。那篇長長的導論在續作充實以後，就是眼前這本將近四十萬字的新著《第三種比較文學的觀念：文學考古學的可能性》。

張教授的研究興趣是東亞文學，或謂東亞文學「圈」。東亞文學之為「圈」，嚴格說來是在一個往昔的時代。今天的東亞文學，情形已大不同。就算勉強地說成是一個「圈」，恐怕也只是一個鬆散的，沒有圓心的圈。但在往昔，中國文學是「圈」的圓心，東亞鄰國（如朝鮮、日本）是圓周。張教授論述比較文學「第三關係」，便是在東亞文學曾有過的「圈」的框架里來談。書中所舉，基本上都是中日古代文學方面的例證。或可選取書中提到的《都門柳色》——「五山」時期作家景徐周麟（1440-1519）的漢詩，以管窺比較文學「第三關係」論之一斑。

《都門柳色》一共三首，其一「綰柳河邊惜別離，官橋煙瞑雨微時。一條界破都門色，勾引春愁上鬢絲」，其二「柳色青青繞禁城，都門細雨送君行。黃鸝在上解人意，唱起陽關第四聲」，其三「柳色朝來帶雨新，東人今日送西人。卻將客舍青青地，變作故園桃李春」。「柳色青青」、「客舍青青」等，都鮮明地指向王維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對比較文學而言，《都門柳色》顯然是一個相當標準的影響研究「素材」。誠然，給《都門柳色》造成影響的，到底是《渭城曲》本身，還是由《渭城曲》衍變而來的各種《陽關三疊》琴歌，還值得進一步推敲。只是這並不影響「影響研究」本身，毋寧說是把影響研究推向深處。

張哲俊還在思考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都門柳色》的作者吟唱柳色，送別友人，究竟是都門處並沒有柳色，不過是詩人憑著才情，摹仿《渭城曲》的情境，還是京都的都門真的有柳色，使景徐周麟聯想到了《渭城曲》的送別情境，從而吟出這一組漢詩。經過仔細的研究，張哲俊指出日本京都確實有「都門柳」（且都門是城門而非宮門）。其他的五山詩僧，如義堂周信（1325-1388）、惟忠通恕（1349-1429）等，也寫到過都門柳色。他甚至找到古地圖，根據上杉本《洛中洛外圖》的「粟田口」部分，指出了都門柳的位置。也就是說，景徐周麟的《都門柳色》像王維《渭城曲》一樣，都是觸景生情之作，依依惜別之情都凝結在青青柳色里。《渭城曲》之對《都門柳色》有影響，乃至《都門柳色》的形成，都結緣於這一點。通過對「影響」得以發生的契機進行還原，便把「影響研究」沿著這個方向推向深處。然而，張哲俊做這樣一種還原的工作，其意並不在於影響研究，而在影響研究之外。

日本的都門柳承傳自中國，中國的物質文化影響了日本，使日本也出現了類似的物質文化。中國的物質文化（就都門柳而言）賦予王維以靈感，使其創作出美妙的《渭城曲》。受中國影響而產生的類似的日本物質文化，賦予景徐周麟以靈感，使他想到《渭城曲》而創作出《都門柳色》。張哲俊很正確地指出，這裡存在著兩個值得注意的環節。第一個環節是傳輸進來的物質使景徐周麟有了同樣的靈感，第二個環節是景徐周麟想到了《渭城曲》。從影響研究的角度來看待、理解《都門柳色》，實際只捉住了其中的第二個環節。至於更加隱蔽，也更加重要的第一個環節，卻被淡忘了。籠罩在第二個環節的光環下，第一個環節是幽暗的。然而幽暗的它，卻是第二個環節的基礎！沒有第一個環節，第二個環節無從發生。比較文學「第三關係」論的敏銳之處，就在於緊捉住第一個環節，使其意義得獲宣明。

完全有理由想到，第一個環節的產生，很有可能並不伴隨著第二個環節，又或者就算伴隨著第二個環節，卻實在不能夠對「影響」的源泉進行確認，而這意味著沒有辦法在影響研究方面取得任何進展。日本的關柳，也是從中國移植過去的。關柳引發愁緒，在中國、在日本都經常發生。比如唐朝錢起（722-780）《送楊著作歸東海》寫道，「楊柳出關色，東行千里期。酒酣暫輕別，路遠始相思。欲識離心盡，斜陽到海時」。平安朝藤原冬嗣（775-826）《故關柳》寫道，「故關柝罷人煙稀，古堞荒涼余楊柳。春到尚開舊時色，看過行客幾回久」。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表明，錢起又或者其它中國詩人的關柳詩，對藤原冬嗣的關柳詩造成影響。這裡能夠確認的，只有第一個環節。我們所看到的，只能是傳輸進來的物質造就了同樣的靈感。

關於那並不伴隨著第二個環節的第一個環節，更具體地說，關於傳輸進來的物質造就同樣的靈感，現有的比較文學研究並未論及。多少與之較為接近的，恐怕要屬類型學研究，尤其是歷史類型學比較研究。比較文學的「類型」，是指「時空不一的文學現象在詩學品格上的類似」。日爾蒙斯基所說的歷史類型學研究，更加強調歷史進程中的相似社會文化因素對相似文學現象之間所起的決定性作用。相似文學現象的出現，影響的因素有時候也是在起作用的。日爾蒙斯基敏銳地指出，影響的因素之所以起作用，影響的因素之所以成其為一種「外部的推動力」，也是由於那相似的內在的決定性因素在起作用。更何況，相似文學現象的出現，很多時候影響的因素並沒有在起作用，又或者很難確切地說清楚影響的因素怎樣在起著作用。然而，日爾蒙斯基所關注的是「相似的社會文化造就同樣的靈感」——哪怕有可能是「相似的物質文化造就同樣的靈感」，卻並非「傳輸進來的物質造就同樣的靈感」。

類型學研究，甚或歷史類型學比較研究，如果可以抽象地說（脫開「平行研究」概念產生的具體歷史狀況，脫開「歷史類型學」、甚至「歷史詩學」概念產生的具體歷史狀況），其實是一種更加高級的平行研究。原來所說的平行研究，是指把那些相似、類似，具有可比性，但相互間沒有直接關係、並不存在事實聯繫，從屬於兩個不同民族（國家、語言）的作家作品進行比較，研究其同異，並導出有益的結論。平行研究的前提，是「尚未發現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作家作品之間的事實聯繫」。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平行研究所關注的只是「同樣的靈感」，遠非「傳輸進來的物質造就同樣的靈感」。以錢起、藤原冬嗣為例，他們的關柳詩確實屬於「尚未發現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事實聯繫的情況。但他們的關柳詩並非完全沒有聯繫，關柳詩所依託的「關柳」之為物質現實，明顯是一種從中國移植到日本的事物。徑直採取平行研究，總有一種未盡之感，沒有完全切中對象。

換而言之，比較文學領域內便有一種關係，介乎平行關係與影響關係之間。輸入進來的物質，激發起相近的文學情感。這種相近性，其之為關係，既非嚴格意義上的平行關係，並不完全是平行不相交，也非嚴格意義上的影響關係，影響、（更確切地說）傳輸進來的物質在這裡只是中介。這種相近性所體現的關係，便是張哲俊所說的比較文學「第三關係」。這顯然是比較文學領域的一個重要發現，作者是從平行關係、影響關係的縫隙里找見「第三關係」的。

傳輸進來的物質，時常也是特定的觀念知識的載體。特定的觀念知識，隨物質一同輸入。柳樹在中國古代文學、日本古代文學裡，原先都是生命信仰的載體，佑護生命與健康，能夠驅鬼鎮邪，可以說是一個例證。在日本後來的江戶文學裡，柳樹不再是神力之樹，而是妖力之木，成其為妖怪幽靈的象徵。但這種變異，是有蹤跡可尋的。日本的墓樹風俗輸自中國，且多以垂柳為墓樹。既與墓地為鄰，垂柳便逐漸成了妖怪幽靈出入的見證。

更進一步地，甚至傳輸進來的純粹觀念知識，也同樣可以成為「第三關係」的基礎。張哲俊指出，日本原先並沒有虎，虎的形象卻鮮活地存在於日本古人的觀念里，也出現在日本古代的許多文學藝術作品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文化當中，許多與虎有關的內容，大至文化思想，小至成語俗諺，傳播到了日本。柿本人麻呂（660-720）的和歌，「躍身騎猛虎，飛越過舊宅。青淵戰鮫龍，唯願大刀在」，描寫英雄騎虎戰鮫龍。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裡，龍虎鬥則是很常見的觀念。柿本人麻呂的想像，必然是以輾轉自中國傳輸而來的「龍虎鬥」觀念為基礎。

不難看出，「第三關係」的內容是相當廣闊的，可以是物質，可以是物質所承載的觀念知識，也可以是無需物質為載體的觀念知識。《第三種比較文學的觀念：文學考古學的可能性》一書都作了詳細論述，而其中最為張哲俊關注的，恐怕還是要數物質的輸入所帶動的那種「第三關係」，他在這方面也有相當深厚的研究心得。

中日兩國自古至今都在玩一種類似於「飛行棋」的遊戲，扔出骰子，根據點數把棋往前挪步，挪到指定的位置上，根據位置的特定屬性有時候還可以向前飛行數步，甚至直達終點，有時候則會後退數步。中國古代比較有代表性的這類遊戲是彩選、陞官圖、選佛圖等，日本古代則是繪雙六。日本學者增川宏一認為，中日兩國這類遊戲相互間沒有影響和交流關係。張哲俊基於比較文學「第三關係」的立場和動因，則很自然地持謹慎的保留態度。

日本學者之所以認定沒有影響和交流關係，最重要的文獻證據是日本江戶初期（17世紀）文獻就提到了繪雙六的最早形式「佛法雙六」，而中國明代後期的文獻里才有《選佛圖》。但張哲俊通過翔實的材料指出，中國至晚在宋代就已有《選佛圖》。北宋元豐進士黃裳（1044－1130）寫過一篇《選佛圖序》，這很清楚地表明當時已經有了《選佛圖》。該文又清楚地提到了「世之為《選官圖》者，使人有名利之意，為《選仙圖》者，使人有生生之意」，足可知《選佛圖》之前中國已有《選官圖》《選仙圖》。與此同時，《選佛圖》之以《選官圖》又或者《選仙圖》為基礎，也並非沒有可能。佛法雙六的圖紙上每一步都是佛教世界觀里的神鬼之位，選佛圖大抵相近。有鑒於中國的《選佛圖》時間遠早於佛法雙六，則在中日交流的總體背景下，在中國文化和思想東傳的總體背景下，有理由假設佛法雙六是《選佛圖》在日本的「受容」或曰「變異」。佛法雙六帶給日本普通百姓的那份愉悅，與《選佛圖》帶給黃裳的「燕閑之中，資以為樂」之間的呼應，便是比較文學「第三關係」可以覆蓋的內容。

還可再舉一例，領略一下張哲俊對中日詩歌當中出現的佛寺松門所作的研討。日本平安朝時期詩歌中經常出現佛寺松門，如藤原明衡《春日游雲林院西洞》「松戶蔭花春雪〇，茶園藩柳暮煙回」，三宮《冬日游圓融寺》「松門故路半超谷，蓬鬢餘生足望山」等。中國唐朝詩人如孟浩然、李白等，在詩歌里也明確地寫到了佛寺松門，比如孟浩然《夜泊廬江聞故人在東林寺以詩寄之》起首兩句「江路經廬阜，松門入虎溪」，李白《與從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所寫「天竺森在眼，松門颯驚秋」。如果這些詩里所寫的佛寺松門，的確就是真切的佛寺門前的真切的松門，則可知日本的佛寺松門傳自中國，這便又是一個典型的比較文學「第三關係」案例。

歷史長河雍雍然流動，真切地存在過的事物並不都能留下蹤跡。張哲俊教授探討都門柳，的確找到了當時的地圖，這就表明當時真切地有都門柳，詩中所寫都門柳色並非詩人的詩性玄想。然而，雲林院、圓融寺的松門，又或者廬山東林寺、杭州天竺寺的松門，則不能夠同樣幸運地找到地圖又或者別的文獻材料可以表明這些寺的門前真切地有松門。自此處前往比較文學「第三關係」，便有一個重要的環節需要處理。確切地說，必須容設這些詩歌是「寫實」的，如此方可說日本的確有佛寺松門且傳自中國，而中國也的確有佛寺松門。

經歷20世紀又或者21世紀各種文學理論思潮的沖刷，「寫實」可以說既失去了地位，也失去了真切的內涵。只要是「寫」——哪怕是「寫實」，則難免都是「虛」寫，帶有主觀靈動的底色。但張哲俊是從「寫生」的意味上來理解寫實的，他強調說中國古代詩歌（以及深受中國詩歌影響的日本詩歌）的基本傳統就是如此意味的寫實。在他看來，中國的「寫實」的詩學傳統與「六經皆史」的總體文化框架也是高度契合。六經皆史，詩亦是史。以「詩即史」為基點，他開始了一場酣暢淋漓的「復古」之戰。

現代文學的創作大概真的就像各種現代文學理論所指導又或者總結的那樣，多半都有主觀創作的成份在其中，自虛構中掙脫現實並獲得愉悅，然而古代文學的創作——如果仍然還需要使用「創作」這個詞的話，則大相徑庭。現代文學當然也有偏「非虛構」類的作品，古代文學也並非沒有神遊天外之作，但張哲俊所談的主要是主宰現代與古代的詩學「基本精神」。而他之所以要「復古」，並非真的像這個詞在貶義的意味上所表明的那樣去「復古」，而是想提醒我們，提醒我們這些太久地浸潤在現代文學理論的汪洋里的人，斷不可一味地用現代文學理論套取古代文學作品——那將是一種本應該避免的「時代錯誤」的做法。面對古代文學作品，應該像尼采所說的那樣，若要是真正的古代文學研究者，則應該「慢慢閱讀」（《朝霞·前言》），仔細地體會古代文學作品自身的詩學「基本精神」。

張哲俊

回到現代文學，偏「非虛構」類的作品，又或者「虛構」類作品當中那些隱隱約約的寫實的痕迹，我們同樣也可以遵循「詩即史」的思路進行關注。郁達夫《毀家詩紀》所寫的，固然是郁達夫所理解的家毀，但終究有家之被毀的真切的情形在其中。魯迅的小說《長明燈》，也是以鄉村裡的長明燈為依託的。這種思路當然不是張哲俊的發明，然而他的創造性在於，重新申述「詩史」傳統的意義和價值，並將之運用到比較文學研究當中，尤其是運用到比較文學「第三關係」的探討里。

爬梳浩瀚的文獻，務必要窮盡到真切事實之不能再窮盡處，才能做出一個又一個比較文學「第三關係」案例。這種「詩即史」的研究儼然是在比較文學的領域裡從事考古的工作，張哲俊把「第三關係」研究的方法論稱作「文學考古學」，可以說是一種相當中肯而精確的概括。這個提法有可能受到了福柯「知識考古學」概念的啟發，但旨趣與之差別甚大。福柯所要探索的，是知識的控制問題，是權力對話語的組織問題。張哲俊所要確立的，則是比較文學領域的研究對象問題。在平行關係與影響關係之間，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一個可以被作「第三關係」的領域。

概而言之，比較文學「第三關係」論可以說是比較文學領域的重要創新。它在平行關係與影響關係之間找到了一個乍看起來很不起眼，仔細品味卻自有其奧秘的獨特空間。陶淵明《桃花源記》里寫到，「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用這番話來說明張哲俊的比較文學「第三關係」研究，可以說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從「第三關係」研究里總結出來的「文學考古學」方法論，基本上是從東亞文學圈裡提煉出來的，但我們完全有理由期盼並且樂見它將給別的文學「圈」的研究帶來啟發。（文/楊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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