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瀚：為什麼說古代中國沒有政治？| 學術劇7.4
本期作者：蕭瀚（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中西語境下，政治的內涵和外延存在巨大分歧
據說岳飛的悲慘命運肇始於他和宋高宗趙構的一次談話。
事情發生在1137年3月2日（紹興七年二月辛丑），據歷史氣候學考證，那幾年中國相當寒冷，降雪線至少南移一個緯度。而那天還正好是《宋史·五行志》里記載的所謂「霜殺桑稼」的高寒日子，這麼冷的天，趙構岳飛君臣會聊些什麼呢？而且岳飛還給自己種下禍根！
岳王廟岳飛坐像
據宋人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1137年3月1日，趙構發了個罪己詔，哀嘆時局多艱，第二天岳飛被趙構找去聊天。岳飛竟然密奏說，請皇上立建國公為太子。趙構聞言不悅，說，你雖然忠心耿耿，但作為手握重兵的在外武將，還是別管這些事了。岳飛沮喪退下。由於當時趙構岳飛的君臣關係如蜜加糖，岳飛沒有吸取教訓，三年後再次提及立太子，而這次不是面奏，是書信來往，而且是在淮西戰事吃緊趙構慌亂之際（1140年7月26日）。當時趙構連發多封親筆信要他出兵，岳飛在遲遲未出兵的同時，再次提及希望趙構早立太子，趙構忌憚其地位和軍力，寥寥數語敷衍過去，「覽卿親書奏，深用嘉嘆，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結合趙構苦催岳飛救淮西，這次可能是真的動了殺機——岳飛被害於第二年，時間挨這麼近，未必巧合。
宋高宗手寫的《賜岳飛手敕》
岳飛的建議當然很棒，歷史也證明了他的眼光，當時的建國公，即後來的宋孝宗，確實是位相當不錯的好皇帝。但這是後話。皇位繼承問題，一直是歷代中國宮廷中最大的忌諱，通常情況下，即使皇帝主動提及，大臣們也是氣不敢出，顧左右而言他糊弄過去了賬。岳飛不僅自己主動提這事，而且還提了不止一次，第二次提的時機尤其糟糕，頗有挾武力逼宮之嫌。宋代是被余英時先生讚譽為君臣共治的時代，也毫無疑問是歷代中國君臣關係最融洽的朝代，但這種君臣關係的融洽主要體現在皇帝與文臣之間，不包括武將。趙構重用岳飛，兩人關係一度極好，完全是時艱所促，而非常態，此其一；其二，岳飛在第二次重提立儲時，正在消極怠戰，不肯奉旨出兵，以古代中國權謀術論，這幾個行為的組合，幾乎是謀反。
南宋劉松年所作的「中興四將」圖（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全身立像）。岳飛為左起第二個。
對於立儲，中國古代皇帝們認為首先是他們的家庭私事，其次才可能是國家大事——只有在保證他們皇室江山永固的基礎上，國家大事才是國家大事。大臣們談立儲而色變，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國家大事，甚至常常可能是頭號國家大事，但卻等於干預到皇帝私事，這種君臣衝突無法解決，就成了大臣們的噩夢。至於皇帝覺得什麼才是國家大事，最關心什麼，因人而異，宋徽宗會覺得琴棋書畫、古玩珍寶是頭等大事，而對於明熹宗這樣的文盲皇帝來講，斗蛐蛐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國家大事。而萬曆皇帝朱翊鈞則因為鬥不過官僚制，乾脆罷工30年不上朝，完全沒有國家大事。正是由於這全無章法的皇室國事觀，中國古代的治理模式被韋伯稱為「家產官僚制」，立不立太子，什麼時候立，立誰等問題，都可能只是單純的皇家私事。倘若與西方政治史相比，這樣的治理模式顯然相當不同，即使「政治」這種被用得已經完全無法替代的概念，中西方語境下，其內涵和外延也存在巨大分歧。
一切專制統治都不是政治
政府、權力、政府組織、政府組織形式、社會運動、社會自治組織等，雖然政治遠不只這些，但人們最常想到的政治相關物是政府組織及其形式，然而，英國政治學家肯尼斯·米諾格（Kenneth Minogue）寫過一本政治學的通俗讀物《極簡政治學導論》（Politic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他在書中說：「今天我們將專制（連同獨裁和極權）視為一種政府形式。這會嚇到古希臘人，因為古希臘人的最大特點（也是其民族優越感）就在於他們不同於忍受專制統治的東方鄰居。」
《極簡政治學導論》書影
專制之所以不受希臘人待見而被排除出政府形式，是因為專製作為一種奴役性的統治形式，模糊甚至吞沒了政治的公共性，而代之以掌權者個人及其集團的私利。米諾格的這一說法，讓人想到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一開篇就反對將政治家與奴隸主或君王混為一談的那段話：「有人說城邦政治家和君王或家長或奴隸主相同，這種說法是謬誤的。」因為他認為：「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主人所管轄的則為奴隸。」因此，「城邦以正義為原則。由正義衍生的禮法，可憑以判斷（人間的）是非曲直，正義恰正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換句話說，在亞里士多德眼裡，政治存在的前提條件就是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政治。政治就是自由人群體為了達到至善的公共目的而進行的活動，是對公共事務的處理，將公共事務作為私人事務處理即不屬於政治——這就與君王的奴役性統治區分開來。可以說，政治之道，使得古希臘區別于波斯帝國等一切專制統治。
亞里士多德，是西方古代政治學的開創者。
一切專制統治都不是政治，換個角度說，政治即反對專制，這成為西方主流政治學的一個基本觀念，那麼通常專制之地被稱為政治的東西是什麼呢？這不僅僅涉及政治與權謀的關係問題，還因為不管什麼地方都存在著公共利益，雖然專制者未經人民同意而攫取公共利益的掌控權甚至定義權，並且肆意扭曲公共利益，但無論如何，只要存在著群居，就存在公共利益，因此，雖然被專制權謀嚴重敗壞，但公共利益無處不在，那麼，作為一種期待性的政治也就永遠存在。
如果將趙構和岳飛的關係場景轉到古代雅典城邦中，以雅典曾經實行過的輪值制度論，或許他們只是在討論明天誰值班的問題——而這些都是公開的，沒什麼秘密可言，岳飛既不必密奏，也不必像李心傳記載的那樣，密奏時自己把自己嚇得話不成句。從這裡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誰來治理城邦（國家），原本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問題，理應在眾目睽睽之下公開其完整的經過與結果，後世民主國家的議會和總統大選，雖然形式多種多樣，公開的範圍有變化，但基本特性，即其公開性與古希臘相比是沒有根本變化的。
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認為「政治學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於使公民成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行為的人。」可見，政治在亞里士多德的眼裡是一項高貴的事業，因為它追求城邦的至善。而正義是城邦的原則，友愛則是城邦的基座，政治就是服務於這一切，並且持續地再創造這一切。
《尼各馬可倫理學》譯本封面
然而，專制之下，政治完全被敗壞為至善的反義詞——極惡。許多人所謂不關心政治，至少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並不明白政治是什麼，尤其是不明白政治本該是什麼，而只是將政治的反義詞偽政治誤當做政治表示厭惡，或者由於目擊、聽聞諸多關心公共事務以至於遭遇悲慘，而在趨利避害的人性本能下迴避危險，從而對政治表示冷漠。
如前面談及政治中也會存在諸多權謀術，因為一切涉及權力的活動，都難免會發生博弈，但在一個非奴役、非專制、非統治，即自由、民主和自治的前提條件下，關於權力的法則，以及關於權力的運用，都有十分明確的規範，權謀只能在很低限度內發生，因此其破壞性十分有限。這與奴役、專制、統治前提下以權謀為業的偽政治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是由兩種不同行動各自目的和過程的差異決定的，政治的目的是為了公共善，而偽政治的目的則幾乎總是具體掌權者及其附隨者的個人權力利益，即使達成這種目的的過程中有公共利益的需求，其實現的成本也會高得驚人，或者根本難以實現——雖然在有些特定的罕見情形下，它表現得十分高效。
權力的公共性程度與權斗的殘酷性成反比
亞里士多德所謂自由前提下的政治，不只是一個韋伯意義上理想類型的政治，更多時候，它是個歷史的範疇、經驗的範疇，尤其是兩者兼備的歷時性範疇，在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從來不存在純粹的形式。即使在專制統治之下，偽政治中也會夾雜著真正的政治。
17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正在開始進入歐洲的絕對主義時期，以三級會議為表現形式的有限民主依然存在。1630年11月11日，法王路易十三的母親、太后瑪麗在美第奇宮對路易十三哭訴，要求國王將宰相黎塞留革職，由於門沒上鎖，黎塞留也進來了，他尷尬地說，太后這是指責我嗎？見此情景，太后哭吼道，你難道寧可偏袒下人也不顧你媽嗎？路易十三無法應對這個場面，借故溜走，但很快召見黎塞留說：「朕需對我的國家負責，而不是對我的母親負責。」雖然路易十三可能更多只是為了親政掌權，而未必真是為了國家，但這句話本身是沒有錯的，它體現了政治的本意，即其公共善的性質，而非私益性。可悲的是，歷史上各國大量偽政治的血腥陰謀都是在如此冠冕堂皇的公共善遮羞布掩護下發生的。
1789年三級會議在凡爾賽召開
如果說路易十三的案例還不夠說明偽政治中也存在真正的政治，那麼中國春秋時衛國大夫石碏大義滅親的故事則能夠更清晰地顯示這一點。西元前719年，品性惡劣的姬州吁集結衛國其他流亡人員，擊殺哥哥衛桓公，自立為君。這個篡位的新君又立刻窮兵黷武，衛國人都很討厭他。大夫石碏的兒子石厚與姬州吁關係密切，石碏管不住，於是一邊敷衍他們，一邊暗中與陳國合謀，分別派人在濮殺掉姬州吁、在陳國殺了兒子石厚，迎立衛桓公在邢國當人質的另一個弟弟姬晉回國為國君，即衛宣公。西周的宗法政體顯然不是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城邦自由政體，各個分封的邦國，其確立的理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統治者均來自其與宗周王室的血緣關係以及軍功關係，以治理模式論，其中的奴役性質顯而易見，只是未必達到秦始皇之後那麼嚴重的地步。被後世視為相斫書的《左傳》記載了大量這類血腥的權謀歷史。發生這些血腥事件的關鍵原因在於權力對人的誘惑，可以說，權力對人的誘惑程度，好比毒品的毒性純度，權力的公益性越強，私益性越弱，權力的惡性誘惑程度就越輕，權斗的殘酷性也往往越輕，而政治性則越重。
秦始皇畫像，推行中央集權，多有暴政。
或許，權力的公共性程度與其政治性成正比，與其對人的惡性誘惑程度成反比，與權力引發的博弈惡性程度成反比。
政治雖然總是與權力相關，但政治更多與權力是否受到約束相關，如米諾格所說：「專制主義的本質是，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法律上都不存在對統治者不受制衡的權力的挑戰。」權力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是應該適中，既保護人民無害他人的基本私人生活，又鼓勵人民互助從而提升公共善的群體生活。過大的權力導致專制甚至極權，過小的權力導致無政府混亂。權力必須受到制衡，無制衡的權力即為暴政。權力應當合乎亞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則，這是權力的德性，是政治作為公共善的追求得以發生、展開和成就的依據。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進行私有化改革，就是放權，減少權力對市場的干預，結束了之前數十年的國有化趨勢、高福利政策對英國經濟的窒息，激發了市場活力，提振經濟，提升了公共善。羅斯福的政府權力擴張行動，則打亂了市場本身的秩序，破壞了市場的自我修復機制，降低了公共善。
歷史地考察世界各國的政治——即使是以亞里士多德的定義，可以看到，人類確實總體上存在著一條公共善不斷提升的向前路徑，雖然途中常有波詭雲譎，這種波折有時甚至極度慘烈，如二十世紀人類所遭遇的極權主義荼毒，迄今尚未全部消除，但至少在全球民智不斷開啟的當代，何為政治，政治何為，已經越來越被人明了，越來越多的人明了。這或許是某種希望所在。（文/蕭瀚）
（作者：蕭瀚；編輯：鬍子華；文章原標題為：何為政治，政治何為？；文中圖片系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路。）
作者簡介
蕭瀚，20世紀60年代末生人，浙江天台人。本科和碩士分別畢業於華東政法大學和北京大學法學院，曾任中評網執行主編。2004年至今任職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從事憲政以及社會理論方面的研究工作。曾在各種學術期刊以及大眾主流媒體上發表過論文、散文、評論等上百篇文章，並在法律出版社出版過著作《法槌十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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