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抗戰史：華北事變中《何梅協定》究竟存不存在？

各說各話：何梅協議引爭議何應欽否認協議存在

1935年12月初，因日方軍機以「協定」為由，任意飛臨北平上空示威，何應欽第一次透過報紙發表聲明，否認有「協定」之存在

何應欽多年來一直力辯沒有《何梅協定》，抗戰勝利的受降讓他大出一口氣。

何應欽否認有《何梅協定》

何應欽認為日方當時正期待中國拒絕撤軍。以獲得軍事衝突之藉口，而當時河北各中國駐軍並無作戰之部署，「戰守皆自為難」。他在6月9日已向蔣建議下令中央軍調駐豫省，「期能保全平津及國家元氣，留作持久抗戰之基礎」。10日上午得汪之指示後，他於當日下午約晤高橋，口頭告以：「（一）河北省黨部之撤退，已於今日下令。即日起結束；（二）五十一軍已開始移動，預定11日起。用火車向河南省輸送，大約本月25日輸送完畢，但如因車輛缺乏。或需延長數日；（三）第廿五師、第二師己決定他調。預定一個月內運畢；（四）關於全國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國民政府重申明令。」高橋對何應欽之答覆表示滿意，無異詞而去。因此何應欽原認為「河北事件」已告一段落。但隔天（11日）高橋又到軍分會，會見軍分會辦公廳副組長朱式勤。要他轉交一份日文覺書，要求何欽照繕一份後蓋章送回。該覺書全文如下：

甲、在中國方面對於日本軍曾經實行之事項如左：（一）于學忠及張廷得一派之罷免。（二）蔣孝先、丁昌、曾擴情、何一飛之罷免。（三）憲兵第三團之擻去。（四）軍分會政訓處及北平軍事雜誌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謂藍衣社、復興社等有害於中日兩國邦交之秘密機關之取締，並不容許其存在。（六）河北省內一切黨部之撤退，勵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廢。（七〕第五十一軍撅退河北省外。（/又）第二師、第二十五師撇退河北省外，及二十五師學生訓練班之解散。（九）中國內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乙、關於以上諸項之實行。並承認附筆事項：（一）與日本方面約定之事項，完全須在約定之期限內實行，更有使中日關係不良之人員及機關，勿使重新進入。（二）任命省市等職員時，希望容納日本方面之希望。選用不使中日關係成為不良之人物。（三）關於約定事項之實施舊本方面採取監視及糾察手段。

以上為備忘起見，特以筆記送達。

覺書，是日本在外交方面提交給對方的一種非正式文書，在各種機構中廣泛應用，大多包含一些約束性條款，中文可譯為「備忘錄」。

高橋送來覺書之目的，一則希望中國方面將口頭承諾加以書面文字化，增加其約束力，二則增加「附筆事項」，使華北行政用人皆須符日方意旨，三則高橋自抬身價，欲在文書上造成與何應欽具對等地位之錯誤印象。何應欽對於高橋將他視為此次交涉之對手，十分震怒。加以南京中央早有不用文字或書面之原則，故派朱式勤將覺書送還，並向高橋說明，日方所希望各點，已由華北當局自動實行，無需再以書面答覆，同時電告中央，表示已拒簽高橋覺書，並得南京之同意。

6月13日，何應欽以河北事件已了結。並為避免高橋仍來糾纏。於是離北平赴南京向政府報告事件交涉經過。高橋於同一天又來軍分會，仍提出文字與前述「高橋覺書」完全相同的書面文件，只是將「覺書」正式改為「備忘錄」，要求由高橋代表梅津美治郎，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代表何應欽，共同簽字。但這一要求仍被何應欽拒絕。高橋此後與中國外交部駐北平人員繼續交涉，表示此備忘錄是奉東京軍部之命辦理，如不能實現，無法復命。中國方面則一再堅拒。日方於是稍示讓步，放棄索取備忘錄，只要求中國方面給一個表示承諾的書面通知。經雙方一再磋商，並修正文字，最後在7月6日，經行政院長汪精衛同意，由何應欽以一普通信函形式，寄交北平軍分會，派人送高橋轉梅津，全文如下：

透啟者，6月9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

梅津司令官閣下

何應欽民國24年7月6日

高橋接受了這封打字便函，河北事件到此才正式告一段落。

此打字便函，根據何應欽的說法，僅系一單純的「通知」，他本人未簽字、蓋章其上。但站在日方立場，則視為雙方「協定」已經成立。起初日本人多稱為「華北協定」，以此為藉口，破壞中國在華北的行政主權。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河北省主席商震苦於應付。1935年12月初，因日方軍機以「協定」為由，任意飛臨北平上空示威，何應欽第一次透過報紙發表聲明，否認有「協定」之存在；1936年1月，蔣介石對全國中校校長及學生代表談話，公開否認有何梅協定。雖然中國一再否認。但日方並不理睬，可以說，在「便函」發出之後，「何梅協定」的有無之爭已經開始了。

是真是假：何梅協定無名有實毋庸諱言

中國方面，即使不斷否認何梅協定，但處於日方高壓之下，實際作為卻又符合《何梅協定》精神。《何梅協定》無名有實，在實質上存在，這點不用為國民政府辯護。

日本並未笑到最後，《何梅協定》的背後是國民政府的忍辱發展建設。

《何梅協定》不存在的說法為何不對

從法律形式言，何應欽並未在「高橋覺書」上簽字，故北平軍分會與華北駐屯軍間，確實沒有一紙如「塘沽停戰協定」這樣明顯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書，何應欽自始至終否認「何梅協定」的存在，1977年甚且透過國防部史政局正式發函台灣各史政學術機構澄清其事。二次大戰後梅津美治郎在遠東軍事法庭受審時，也稱何梅協定是一項「君子協定」，並未形諸文字。河北事件發生時參與談判的磯谷廉介（時任日本使館少將武官，駐上海），於戰後病危時，也坦承「何梅協定」是日本方面故意宣傳，造成真有其事之錯誤印象。這些說法，都是針對何、梅之間並無法律性協議文書而言的。

然而，何、梅之間卻有一封「便函」存在。根據國際法慣例，條約的形式與名稱甚多。但在國際法上的效力完全一樣。何應欽這一「便函」雖不合條約的形式，但與「通知」類似，是一種「類似條約的文件」；而且，何應欽致函梅津雖屬於「單方行為」，但在國際法上，類似條約的文件與單方行為，也具有法律效果。

本來，雙方各有解釋，但從史實上看，河北事件結束後，日方即將何梅協定精神推廣及河北以外的其他華北各省，中國雖然否認何梅協定，但華北各省黨部繼河北省黨部之後也相繼退出，排日運動更是在嚴禁之列。1935年12月初何應欽以南京中央新任命的「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身分返北平時，即招致日方絕對反對，最後只能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代何應欽主政華北。這無異是《何梅協定》中「南京中央勢力不得再進入華北」的持續作用。

總之，就日本而言，強調何梅協定可以作為其侵略行為之合理掩飾，且在武力作後盾下，推衍協定的應用範圍；而中國方面，即使不斷否認何梅協定，但處於日方高壓之下，實際作為卻又符合《何梅協定》精神。《何梅協定》無名有實，在實質上存在，這點不用為國民政府辯護。《何梅協定》的簽署，是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忍辱發展策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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