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小說與帝國背影

電影《王牌特工》劇照

去年的好萊塢大片《王牌特工》有一個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劇片段。特工組織招新面試，組織首領亞瑟負責考察埃格西。為了活躍氣氛，也為了樹立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領導形象，亞瑟問埃格西給收養的小狗起了個什麼名字。亞瑟主動猜了兩次：詹姆斯·邦德？傑森·伯恩？結果都不對，答案是傑克·鮑爾。看到這裡，觀眾當中的諜戰迷會哈哈大笑，因為此處抖了一個包袱，別人未必懂：詹姆斯·邦德，也即007，是英國小說家伊恩·弗萊明於20世紀50年代創造的人物；傑森·伯恩，是美國小說家羅伯特·勒德倫代表作《諜影重重》的主角，面世於20世紀80年代；唯有傑克·鮑爾是21世紀的新人，出自美劇《24小時》。三個首字母同為J和B的虛構人物，標誌著間諜文學的三個不同時代。白髮蒼蒼的老亞瑟努力與年輕人套近乎，卻一不留神暴露了兩人之間的代溝。

自上至下依次為詹姆斯·邦德，傑森·伯恩和傑克·鮑爾，他們代表了間諜文學的三個不同時代。

間諜與間諜文學

間諜文學身上刻有不可磨滅、無法混淆的時間印記，這是它與探案、冒險、恐怖、奇幻等其他通俗文藝作品最顯著的差別。試想，只要不是特別有心的專業級讀者，誰能將福爾摩斯、奧基斯特·杜賓、梅格雷、波洛、布朗神父這些大名鼎鼎的偵探按照年代先後排出順序，絲毫不差？對普通觀眾而言，哈里森·福特的《奪寶奇兵》系列故事發生在什麼時代有什麼要緊呢？相反，《三十九級台階》《針眼》《鍋匠、裁縫、士兵、間諜》的歷史背景，誰又混同得了？那麼，這說明什麼？這說明探案、冒險等通俗文類是關於個人英雄的傳奇，間諜文學當中的個人則並非他自身，而是國家身份的代言人，他們的行動唯有放在特定歷史語境下才有意義，才可信。真實度和可信度是間諜文學的成敗關鍵。把福爾摩斯的故事搬到21世紀上演，不太費力便可使之合理成立，但是，如果把007移植到維多利亞時代，怎麼看都會荒謬無比。

詹姆斯·邦德、傑森·伯恩和傑克·鮑爾三個人的職業生涯，反映的是二戰結束直到當下這如火如荼的70年國際政治風雲。他們是特工行業的明星，卻遠非這一行當的先行者。間諜形象潛藏於各國文學和文獻記錄中至少達2000年以上。

漢語中，「間諜」一詞的「間」本義為門縫，泛指縫隙。有了縫隙，便可偷窺敵情，故此，「間」便成了刺探和收集情報之專業人士的指稱。春秋時期的《孫子兵法》第13篇《用間篇》把間諜分為「五間」，解釋道：「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要想預先了解敵情，必須從了解敵情的人那裡取得。這實際上定義了間諜文學的本質：間諜設法窺探情報，讀者藉此窺得政治領域不能承認、不可明說的灰暗面。《左傳》《史記》等史著，《三國演義》《封神演義》等古典小說，均有精彩的間諜或反間諜戲，使我們得以一瞥這一隱秘的政治舞台。

西方間諜活動的歷史記載自然也不短。聖經舊約中的《申命記》和《約書亞記》，分別記載了摩西和約書亞依靠間諜滲透等方法先後擊敗亞莫利亞和巴珊兩國，佔領耶利哥城和艾城的事迹。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刻畫了潛入希臘軍隊的特洛伊間諜多隆，《奧德賽》所歌唱的木馬計背後隱藏著希臘間諜的身影。可見，古希伯來人和古希臘人都意識到，間諜的專業素質對於戰局輸贏舉足輕重，間諜作為一顆特殊棋子對於一國的政治前景十分重要。

間諜文學的滯後

間諜職業十分古老，遍及東西，但事實上，直到19世紀，間諜才開始從文學作品的背景部分走出來，擔任正面主角。美國作家詹姆斯·費尼莫·庫柏的小說《間諜》（1821），講述了獨立戰爭時期以貨郎身份作掩護、由美軍總司令華盛頓親自指揮的情報員哈維·柏奇的傳奇經歷，開創了間諜當英雄的先河。不過，在19世紀小說中，光明正大描寫間諜人員業績的作品仍然是少見的例外。間諜小說成為一種文學現象並最終在通俗文學領域獨佔一席之地，是20世紀的事情。

間諜題材長期遭到文學創作者的漠視，原因是什麼？

首先是因為西方傳統的文學觀念。文學應當具有社會道德教化作用，這是西方自古希臘以來一直居於統治地位的文學價值觀。而間諜的事業存在於一個非道德的空間。他收買、欺詐、栽贓、暗殺，不擇手段，目的是為了維護特定利益，不是服務於人類共同的精神理想。從道德教育的眼光看，選擇一名間諜當主角比選一個小偷或殺人犯更糟糕，因為後者無法逃脫社會道德法則評判，而前者的工具性壓倒一切，其生存首要法則即是無視善惡。

其次與西方政治文化史有關。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孕育出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19世紀上半葉整個歐洲大陸被捲入資產階級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風暴，西方世界啟動亨廷頓所說的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根據希瑟·M.坎貝爾編撰的《西方文明史：民主的腳步》，到19世紀中期，民主成為歐洲政治文化的主潮。19世紀下半葉，社會達爾文主義異軍突起，此時的比較政治史著作（如托馬斯·厄斯金·梅爵士的《歐洲民主史》）便堂而皇之將西方/文明/民主和東方/愚昧/反民主當作兩套對立的生物和文化基因進行所謂學術論證了。

西方民主政治以公開、透明自詡，其政治話語就不能承認民主體制下也有陰謀詭計，可能藏污納垢。它宣告，西方文明社會只有遵守政治法則的體面紳士，沒有偷偷摸摸的小動作和暗中交易，用美國政治家亨利·劉易斯·史汀生的名言來說，就是「君子不看他人的信件」。這樣的政治姿態，雖然人人知道純屬自欺欺人，但它在20世紀前是西方社會約定俗成的統一口徑。

間諜文學的興盛

間諜小說在20世紀初突破藩籬、忽然之間噴涌而出，主要推手是世紀之交陷入混亂的歐洲政治格局：老帝國之間殖民地爭奪風起雲湧，新舊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醞釀重新瓜分利益，各國內部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活動盛行。而19世紀末發生於巴黎的德雷福斯案件是直接點燃大眾熱情、激發文壇想像力的火種。德雷福斯案件前後綿延12年，連篇累牘的媒體報道將法德之間互相安插間諜、法國人排查內奸、反猶派軍官製造冤案的真實過程昭告天下，其影響波及整個歐洲隨後數十年的外交格局、政治和文化傾向。如歷史學家卡特琳·舒爾特海斯所言，它標誌著歐洲政治和文化圖景變形之始。

對於文化風氣之變，英國作家反應最為敏銳。英國出版業之強大、倫敦出版商對閱讀市場的敏感，是英國間諜文學浪潮形成的外部條件。另一方面，大不列顛帝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正值頂峰，帝國戰線延伸過長、海內外潛在敵人之廣，令英國人危機感強烈。吉卜林對英俄「大博弈」的關心（《基姆》，1901），厄斯金·奇爾德斯對英德緊張關係的警覺（《沙洲之謎》，1903），約瑟夫·康拉德和G.K.切斯特頓對無政府主義恐怖政治的憂慮（《間諜》，1907；《名叫星期四的男人》，1907），是此一時代英國地緣政治的寫照，也是英國文化界對大眾疑慮心理的回應。

間諜之所以能當上英雄，根本上基於美國人內森·黑爾提出的一個信念：任何對公眾利益而言必需的服務都是光榮的。而18和19世紀歐美民族主義思想的勃發，使「公眾利益」通常可以置換成民族和國家利益。因此，英國間諜小說從出生起就與民族、帝國的命運聯繫緊密，許多英國間諜小說家是帝國意識形態宣傳家。例如，憑《三十九級台階》聞名於世的約翰·巴肯，就把英國與德國在一戰中的對抗定性為西方文明世界的價值觀與野蠻人文化之間的衝突。這是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自覺與英國當權者保持一致的立場。二戰期間聲名鵲起的埃里克·安布勒、海倫·麥金尼斯等人以反法西斯鬥爭為寫作主題，或有某種超越。然而，二戰結束，冷戰開始，邦德式超級英雄的誕生，意味著謳歌帝國的曲調重新吹響。

二戰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一度威名顯赫的大英帝國被戰爭拖垮。1947年印度獨立，馬來亞、肯亞、亞丁殖民地和蘇伊士運河紛爭四起，開啟了英帝國衰朽崩潰的歷史。此時，間諜小說作為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守護者發揮了特殊功效：它直面冷戰誘發的各種焦慮，緩和大眾的恐懼，提供一種樂觀暗示——帝國雖然在消失，但它比以往更安全。英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作為空間越是壓縮，伊恩·弗萊明筆下的007對英國大眾的安慰作用越是無可比擬。詹姆斯·邦德瀟洒、偉岸、無所不能的帝國守衛者形象在征服全球觀眾的同時，也營造出一種錯覺：英國在全球舞台上一如既往大有作為。

英國間諜小說也有一部分嚴肅作家參與創作，如毛姆、格林厄姆·格林和勒卡雷等。他們拋棄間諜-英雄這一套路化布局，更關注間諜作為普通人所面臨的道德困境，注重討論他們在倫理處境和政治立場之間的困惑、掙扎和平衡。但是，這些作品筆調灰色、凝重，讀者面遠不如渲染帝國餘暉的流行作品廣泛。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英女王與扮演007的演員並肩出場，證明後者更符合人們對於英國文化的想像。

間諜小說曾經記錄帝國事業的輝煌，也許，我們終將從中看到帝國遠去的背影。（文/蕭莎）

TAG:光明日報 |

※話說阿拉伯帝國與大唐帝國的世紀之戰
※一篇文章，看懂雷軍的小米帝國
※悲劇亞非歐大帝國，現在是內陸小國，鄰國不允許叫這國名
※俄國的彼得大帝造就了沙俄帝國，而同時期的中國康熙皇帝在幹嘛呢
※中國一王朝太長命，將世界三大帝國比下去，影響無數帝國
※中國古代巔峰的兩個時期，看大漢帝國和大唐帝國的遼闊疆域
※胡爸爸講中國歷史：清—帝國的背影（4）
※胡爸爸講中國歷史：清—帝國的背影（3）
※就算帝國元帥戈林大聲咆哮，德國空軍也沒打贏「小閃電戰」
※外國為何普通人認為最偉大的東亞大帝國是蒙古帝國和清帝國？
※胡爸爸講中國歷史：清—帝國的背影（2）
※傅國涌：性與晚清宮廷，帝國崩潰前的奢華與糜爛
※中古傳說：吐蕃同時大戰唐帝國與阿拉伯帝國
※中國風雲史，短暫的大元帝國
※鴉片經濟對清帝國的影響
※德國攝影師鏡頭下的晚清帝國
※半小時漫畫中國史：過把癮就死的大秦帝國
※帝國興亡——隋帝國
※帝國興亡——宋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