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國土分裂史：日本鯨吞滿蒙，孫文如何化解？

就在末代皇帝溥儀以「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宣布的退位的第二天，當選不過三個月的中國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也宣布辭職。當時身在南京的日本右翼大佬頭山滿、內田良平對此頗為不滿，隨即敗興而去。究其原因，無非是源於袁世凱相較孫文更為強勢，在其執掌之下的中華民國，再無日本浪人再無置喙的餘地。孫文當年流亡日本時所許諾的「中國革命後在長城以南建國，滿蒙讓給日本，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報酬」云云，更淪為口頭支票。

但客觀的來看，孫文所謂「割讓滿蒙給日本」的說法，從一開始便是孫文慣常的「善意謊言」（李燮和等同盟會元老曾批評孫文喜歡「詐術待人」）。不過在長城以南恢復漢族對政治的主導權，確實曾是「革命」的初級目標和最低要求。

武昌起義之中新軍打出代表關內十八省的「鐵血十八星」旗，更是對這一理念的最好詮釋。不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革命黨人很快便對這一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進行了自我修正。1912年元旦成立的中國民國臨時政府，便以象徵「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為國旗，以期最大限度的團結昔日滿清政府治下的各主要民族。

從長遠來看，即便孫文沒有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位。其當政之後也很難推出向日本「割讓滿蒙」的具體舉措。畢竟中國民國是一個民主政體，即便貴為總統，也無權視國土為私產隨意贈送。「同盟會」章程中更明確寫有：「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的字樣，作為一名務實、理性的政治家，孫文決計不會為「天下之大不韙」。退一萬步講，當真出現滿蒙貴族割據關外的局面，中華民國或許會借日本之力予以壓制，但真的予以割讓卻並不現實，畢竟長城內外長期融為一體，只要時機成熟，中華民國依舊會予以收復。比如早在辛亥革命未起之時，同盟會中便已有人悄然將「十八星」改為「十九星」，將新疆納入「中華故土」便是最好的證明。

不過「割讓滿蒙」的承諾雖一時無法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身上兌現，但日本右翼勢力仍不甘錯失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大陸騷動不安的良機。他們認為，既然無法再煽動大漢族主義拋棄滿蒙，那就不妨從讓失去全國統治權的滿蒙貴族身上尋找突破口。而日本右翼在這一方面早已布下了暗樁，他就是「八國聯軍」侵華之役中保護了紫禁城及諸多滿清貴族府邸的日本浪人川島浪速。

在滿清政府的最後十年里，川島浪速不僅官運亨通，一度官居北京警務廳總監督之職，更與諸多滿蒙貴族關係莫逆，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與其義結金蘭的肅親王善耆。作為清太宗皇太子長子豪哥的後裔，善耆不僅是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更在滿清政府末年推行的「新政」之中頗多建樹。甚至連行刺攝政王載灃失手而囚於清廷獄中的同盟會骨幹汪兆銘，也對負責審訊其的善耆頗為欣賞，認為其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善耆對汪兆銘也頗為照顧，不僅免其死罪，更在武昌起義後不久便將其釋放出獄。但對汪兆銘個人的寬容，並不代表身為宗室貴胄的善耆等人甘心拱手讓出政權。1912年1月19日，善耆及滿蒙貴族少壯派代表良弼等人聯名發表宣言，反對南北議和，是為由滿蒙貴族組成的「宗社黨」在中國政壇的初試蹄聲。

「宗社黨」雖然有心從袁世凱手中奪回總理大權，由鐵良出任清軍總司令，與南方革命軍決一死戰。但隨著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殺手彭家珍成功以炸彈刺殺良弼，「宗社黨」便人人膽寒、作鳥獸散。善耆本人也通過川島浪速的關係舉家逃往日本控制之下的旅順。由此可見養尊處優的貴族精英雖可改掉「見小利而亡義」的毛病，但仍難免存在「干大事而惜身」的軟肋。

「宗社黨」要員的紛紛外逃，一方面令困坐紫禁城的滿清皇室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最終只能黯然退位；另一方面卻被日本視為奇貨可居。川島浪速所著之《對中國管見》很快便在日本國內發表，其所鼓吹：「世界列強之分割中國是必至的，所以日本應在此以前在滿蒙製造保護國，如有機會可支援滿蒙這一保護國，以統一中國本土的一半左右於日本的勢力之下」的思路，也得到了日本軍方和內田良平等右翼大佬的認可。可「宗社黨」在旅順雖然大唱「起兵勤王」的高調，但真正談到「出人、出錢、出槍」的問題，卻往往只能兩手一攤，作望天狀。

「宗社黨」雖然個個非富即貴，但出逃倉促，所帶不過些許細軟。善耆初到旅順之時只能靠拍賣書畫古玩等維持生計，最終還要靠川島浪速賣掉自己的東京的房產予以接濟，可見其生活之窘迫。東北雖然號稱滿清的「龍興之地」，但「宗社黨」的社會影響力卻微乎其微，畢竟八旗子弟早已從龍入關，甲午戰爭以來的山東、河北等地「闖關東」的漢族移民才是東北三省真正的「主流社會」。倒是數個世紀以來的「滿蒙聯姻」令蒙古諸部親王對滿清政府還有幾分香火之情——善耆的五妹是蒙古喀喇沁親王的福晉，善耆的叔伯妹妹則嫁給了圖什業圖親王。因此「宗社黨」很自然的便將希望寄託於蒙古牧民身上。

此時的蒙古草原之上也是一片波詭雲譎。1912年2月15日，沙俄利用外蒙封建王公、喇嘛活佛對關內革命的畏懼心理，策動外蒙宗教勢力領袖——哲布尊丹巴於庫倫建立所謂「大蒙古國」。得到沙俄武裝支持的「庫倫獨立軍」很快便控制了外蒙全境，並大舉向南擴張。沙俄的這一舉措不僅事先照會了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更希望日本在「諒解」的同時予以配合。早已對滿蒙懷有野心的日本自然不甘沙俄專美於前。1912年6月，日本關東軍多賀宗之少佐將一大批軍火從大連通過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運送到公主嶺，然後再用馬車裝車，準備穿過吉林、遼寧、內蒙古三省交界點鄭家屯，運送至喀喇沁草原。

此次軍火運輸可謂日本滿蒙獨立運動的關鍵性一環，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準備，滿清「宗社黨」已於內蒙各地招兵買馬，秘密趕製了大批「龍旗」，印發各種票面的「軍用票」，刻制各類關防和委任狀，可謂萬事俱備，只欠軍火這股東風。在東北三省的政治中樞瀋陽，日本關東軍也加緊對駐防北大營的新軍第二混成協的滲透。只要「宗社黨」於內蒙順利舉事，北大營內的新軍將隨即嘩變。曾經壓制東北革命的「奉天巡防軍」統制張作霖此時也早已為日本所收買，日本一舉鯨吞滿蒙的時機似乎已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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