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燮的竹畫，造就一道亦俗亦雅、雅俗共賞的藝術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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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燮 叢竹圖

古代文人墨客筆下常見的景緻大都離不開梅、蘭、竹、菊「四君子」，既能寄予抒懷之志，又能顯現自我的品行情操，暗含著理想化的人生圖景，優雅而愜意。鄭燮多畫蘭、竹、石，也畫松菊，其中尤以畫竹最為著名，真情率意，隨心狀物，以不屈姿態立於天地，和而不同。

鄭燮寫竹蘊含深意，情緒也隱匿其間，他不同於文人雅士賞玩筆墨，躲避現實的消極姿態，曾有詩句：「衙齋卧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便是關切民生，心繫百姓安危的真實寫照，也是對世俗社會黑暗現狀的深入洞察。在坎坷的仕途中，這種人生態度在繪畫上反映了一種「入世」情懷，他打破了長期籠罩在文人心態下的「文人氣」與「書卷氣」，以藝術反映現實的基本規律順應了時代的審美要求，造就了一道亦俗亦雅、雅俗共賞的藝術風景。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50歲出任山東范縣縣令，後任濰縣縣令，因歲飢為民請賑，得罪上級，罷歸，回揚州，以賣畫為生。作為「揚州八怪」之一，鄭燮的「怪」並不是標新立異，更多是體現在突破傳統，不拘泥於法度，以內心感受作個性化的解讀，以有法變無法，無法中創新法，探索新的審美情趣。

具體看，鄭燮畫竹，是物像與心象的疊合，實像與虛象的融匯。他善於觀察揣摩竹的形貌與體態，在藝術化的處理中將竹的外在輪廓進行實像概括，同時，融入心象元素，把竹內在的、不易察覺的，那種根本的精神存在作為虛象與之暗合，實像謂之「肉」，虛象謂之「骨」，骨肉相合才產生韻味，既包含柔美，又不失蒼逸，這種姿態躍然紙上，讓那些看似孱弱的秀竹有了幾分巋然不動的精神與力量，也許這就是以己化竹、以抒心性的鄭燮將自我也融入其中了。

可以說，鄭燮寫竹是以激越的胸懷寫其氣魄，造就氣勢，得其氣度，他深諳「書畫同源」的道理，不僅以墨竹表現性情，更以書風的「怪」、「奇」、「變」進行依襯，表達內心感受，與墨竹相對應的畫中題字，洒脫勁爽，隸、楷參半，自稱「六分半書」，字體連綿，剛柔相濟，剛處寫俊逸，柔處寫清雋，字體雖大小不一，歪歪斜斜，卻並無造作之態。鄭燮寫書氣脈通暢，以腕力帶動筆鋒，一筆一畫間皆充滿韻律，舒緩處寫其神，迅疾處得其韻，在整體上形成畫風書風相依相稱的風貌，氣度從容，情韻流暢。

其實，如若提到鄭燮的書與畫，就不得不提他作詩的才華。在詠竹詩中，他曾寫道：「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另有「畫竹插天蓋地來，翻風覆雨筆頭載；我今不肯從人法，寫出龍鬚鳳尾來」。詩詞中溢滿高尚的情懷，做人的氣概，既能如竹一般堅毅淡定，佇立於風雨，又能執守品性的高潔，不隨波逐流。畫中詩，詩中畫，既是狀物，又是言志，那一分不受世俗約束的自我，縱然能釋疑人生的困惑，但在清朝大興文字獄，對文人威逼鎮壓的現實中，鄭燮卻無法改變糾結的命運，那些流於筆端的詩句只能安放於畫面的一隅，停留在交織愛恨的心頭。

鄭燮寫竹亦講求抑、揚、頓、挫，有開有合，作品《蘭石圖》筆法精鍊，氣象沉穩，有蘭有竹，各得其趣；《竹石圖》中近景之竹形態纖瘦，用墨厚重，遠景之石用墨清淡，意境簡約，刪繁就簡，虛實淺淡，充滿層次感；所作《叢竹圖》則另闢蹊徑，竹竿頂立於咫尺畫面，分數組排列，有的直立，有的傾斜，畫面散中求動，充滿奇趣，洒脫

中寓自然，別有一番風貌。

值得注意的是，鄭燮入官為民時倡導「仁愛」與「濟世」；而晚年的鄭燮，罷官後，到揚州賣畫，身無旁念，為人更顯豪放，在藝術道路上也自覺完成了由「入世」到「出世」的轉變，這時的技法更顯純熟，化樸拙於筆墨間，清逸雋美，恣意蒼勁，真氣淋漓，表現為由瘦骨——傲骨——風骨的氣象轉變。那些迎風徘徊、恣意沉鬱的圖景既是人生寥落不能釋去的舊念，又是看盡繁華我自淡然的寂寞，疏散凋零的竹葉是否能夠勾勒出漂泊滄海的艱難與苦澀，鄭燮用他「難得糊塗」的嘆喟，在找尋自我，也在找尋人生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