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使慈禧的權力欲與控制欲稍有抑制，也許光緒的命運將大不相同

文/劉大勝

同治皇帝去世後，載湉被立為皇帝，命運從此發生重大轉折。他再也不是醇親王府享受父母疼愛的小寶貝，不能叫父親阿瑪，也不能叫叫母親額娘。也許是同治皇帝的放縱給兩宮和王公大臣留下的陰影太深，光緒皇帝不得不接受最嚴格的教育，以滿足眾人的期望，預備成為一位孝順、聰慧、勤學、親善、賢明、仁德、進取的帝國君主。兩宮太后和大臣們用最嚴苛的眼光與標準要求皇帝，生怕重蹈同治皇帝的覆轍，以致小皇帝的童年充滿單調和枯燥。

光緒皇帝的身體比較孱弱，入宮以後受瑣碎繁多的規矩約束，生活極為不順。宮中很少有同齡的兒童陪伴，也沒有父母的照看和疼愛，甚至飲食都得不到很好的照料，日子很是辛苦。負責照看的太監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嚴格限制飲食和活動，甚至擔心消化不良而承擔責任，故意讓光緒皇帝吃不飽飯。冬去春來天氣轉暖，太監怕小皇帝受風著涼，仍然不許換裝，讓他整日穿著裘皮。暖則暖矣，卻讓光緒皇帝渾身難受，甚至煩躁不已。

光緒皇帝被要求稱慈禧太后「親爸爸」。朝會時，光緒皇帝一個人坐在高高的龍椅上，手扶著椅，腳夠不著地。加上身體弱年紀小，聽不懂軍國大事，總想從寶座上跳下，或者就在寶座上翻跟頭，甚至聽著聽著就睡著了。

慈禧太后為了保持皇權的威儀，對光緒皇帝輕則呵斥，重則處罰。小皇帝動輒被罰跪，甚至被禁食，整天面對慈禧太后板著的臉，心裡邊戰戰兢兢。

幸運地是，光緒皇帝所受的教育十分完善。慈禧太后授意內閣學士翁同龢重點教授《孝經》，讓小皇帝打小就認為自己是最親的人，並讓太監李蓮英隨時監視。翁同龢嫻熟經史，頗知教育之法，再加上奕譞不時從旁幫忙，光緒皇帝偶而鬧下孩子脾氣，平日里倒也能用功讀書。滿文、漢文，中學、西學，儒家經典、佛道典籍，歷朝典制、本朝改良主義者的著作等，可以說光緒皇帝無不涉獵。

帝師總是期望皇帝成為一名知識淵博、才能出眾、品德高尚的君主，並視此為畢生使命。翁同龢也有這個想法，多次教導光緒皇帝「於學以正心誠意為本，勿視為迂談」，應身體力行，時刻保持應有的莊重。

1879年，北方久旱無雨，大地龜裂禾苗乾枯，小皇帝率群臣祈雨。孩子天性上來就東張西望，走路像奔跑一樣，翁同龢見狀苦勸不已。1881年，光緒皇帝第一次主持演耕，天朗氣清，旗幟招展，農夫披著蓑衣拿著笤帚，一幅熱鬧景象。小皇帝見熱鬧非凡，興奮不已又蹦又跳，衝到牛身邊大喊大叫，演耕時說說笑笑。事後翁同龢苦勸，請求皇帝在典禮上誠心正意，不要頑皮懈怠，小皇帝耷拉著腦袋連連認錯。

在翁同龢的引導下，光緒皇帝逐漸對軍政時政和外交活動有了深刻認識，對時局的艱難和國運的竭蹶大生感慨。1979年，在南書房查看中俄伊犁交涉奏摺電稿時，翁同龢借講述新疆變亂的時機，為光緒皇帝詳細分析大清朝臣僚中的「海防」「塞防」說以及「和」「戰」之爭。光緒皇帝聽完慨然長嘆，列祖列宗留下的土地怎麼可以隨便丟棄，此事怎能夠講和！來自外部的屈辱深深地刺痛他的心，一顆振興帝國、捍衛帝國領土與尊嚴的種子悄然萌發。

光緒皇帝逐漸成長起來，立志要像聖祖康熙皇帝那樣成為有為的君王，無論寒暑，健康還是疾病，天不亮即到上書房讀書，之後行立坐卧誦讀不斷。

他對西方事物也有濃厚的興趣，宮中太監在東交民巷兩家商店找來的玩具小車引起了他的好奇心。通過丹麥人的聯繫，歐洲玩具廠商為他量身打造玩具，以滿足他一發不可收拾的好奇心。從八音盒、八音車、留聲機到自行車、鐵軌火車、火輪船，他對西方事物的興趣從玩具逐漸擴展到發明創造。對於西方宗教和語言，光緒皇帝也極感興趣，特意派人到美國聖經學會去要《新約》和《舊約》學習。各種各樣與西方有關的信息，無論是地質學、動物學、生理學、醫學，還是文學、宗教都源源不斷地傳入宮中，使得光緒皇帝對西方的認知非常廣博。

1886年，光緒皇帝已成長為一個16歲的翩翩少年，鳳眼月眉瓜子眼，非常清秀俊美。在翁師傅的悉心調教下，學業小有所成，稱得上是胸有錦繡。對外部的事物，他也像聖祖康熙皇帝一樣保持了旺盛的好奇心。經過一些歷練，光緒皇帝處理政務的能力開始顯露出來，似乎也到了結婚、親政的時候，然而事情並不像期待得那麼簡單。

7月11日，慈禧太后召見奕譞，商量皇帝親政的事情。慈禧太后稱皇帝學業有成，也到了親政的年齡，自己準備頤養天年，明年正月十五就由皇帝主持政務。醇親王聽後大吃一驚，懇請皇太后看在國事艱難和小皇帝能力尚且不足的份上，繼續垂簾聽政。

光緒皇帝原本聽說要親政，心裡暗自激動，看到父親醇親王懇求不已，也黯然下跪懇請皇太后繼續垂簾，暫緩親政。慈禧太后不耐煩，堅持己見。身為帝師的翁同龢知道後，對奕譞說此事重大，還請王爺和大臣們面請，於是親王大臣聯袂懇求慈禧太后暫緩親政。

禮親王世鐸等人聲稱皇帝親政後，太后仍然需要每日召見大臣和披覽奏摺，皇帝應按照太后的指示辦事。翁同龢等人稱皇帝固然聰明，顯現出一定的主政能力，但是經史浩瀚尚未精通，批閱奏摺雖能知曉大概，但天下事情紛繁還做不到一一明了，所以還是請皇太后繼續垂簾，暫緩親政。等一兩年後，皇帝能力具備再親政不遲。

奕譞也稱王公親貴和中樞大臣考慮形勢需要後，一致請求皇太后繼續訓政，讓皇帝繼續接受教育，在皇太后的熏陶下熟悉政事，年滿20再考慮親政事宜。即使皇帝親政，也應按照現在的舊例，大事小情先向太后請示，再奏於皇帝，以便皇帝有時間和精力博覽群書。

王公大臣尤其是醇親王的意見深合慈禧太后的心思，也於國家大政不無裨益。倘使慈禧太后真的能多一份耐心和寬容，努力地培養皇帝的能力，然後風風光光地頤養天年，或者光緒皇帝真的能像嘉慶皇帝那樣順從忍耐下去，也不失一段人間佳話。

遺憾的是這些都變成了泡影，然後又被殘忍地刺破，留下滿地狼藉，一陣腥風血雨。

慈禧太后降下懿旨，稱自己撫育教導光緒皇帝十幾年如一日，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以後也必然會實施調護，於皇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禮親王世鐸等人擬定《訓政細則》，規定祭祀和問安等禮儀一切照舊；一切召見，皇太后皆可升座訓政，設紗屏為障；中外臣工呈遞請安折和奏摺的形式照舊；各衙門照舊例接受引見，需要恭候懿旨遵行；鄉試會試及各項考試題目需遵照成例，恭候皇太后過目，擇定篇章頁數再請皇帝親自命題，呈皇太后過目後發下；應行批覆的奏摺依照舊制請硃筆批示，呈皇太后過目後發下。

按照細則的規定，光緒皇帝雖然可以獨立地做出一些親政，但一切大政最終的決策權仍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面對慈禧太后名義上歸政卻仍把持朝政大權的局面，光緒皇帝無可奈何，只能人前強顏歡笑裝出一副恭順的模樣，背地裡煩躁鬱悶不已。

1887年2月7日，親政大典正式舉行。光緒皇帝早早收拾停當，凌晨4點即在群臣護衛下前往大高殿、壽皇殿，向大清朝列祖列宗行大禮，並在8點許至慈寧宮，率群臣向慈禧太后行慶賀禮。之後，光緒皇帝在太和殿接受王公百官朝賀，昭告天下正式親政。

光緒皇帝在親政以後，婚姻大事也提到了議事日程。1888年7月27日，慈禧太后發布的懿旨給了光緒皇帝新的希冀。在這份懿旨中，慈禧太后聲稱以前因為皇帝剛剛親政，遇事多不能決斷，才答應王公大臣的請求訓政數年。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皇帝處理政事越來越成熟，軍國大小事務均能隨時剖決，如果明年正月完成大婚，皇帝將完全施政。慈禧太后這番惺惺作態，好像只要光緒皇帝成親了，那麼就會真正放手，任憑他施展抱負。

光緒皇帝心中振奮不已，似乎一個美好的時代正在開啟，而他將是這個時代的主宰者。皇后和妃子從八旗秀女中選取，慈禧太后內侄女葉赫那拉氏、江西巡撫德馨的兩個女兒、侍郎長敘的兩個女兒的等人進入皇室的法眼。

皇帝選妃和大婚是大清朝的頭等大事，本來應該由光緒皇帝親自選定。但是慈禧太后看中了自己的內侄女，強行立為皇后，而將光緒皇帝中意的侍郎長敘的兩個女兒列為嬪妃，這無疑讓光緒皇帝大為惱火。不過形勢比人強，只能默默接受。

當上皇后的葉赫那拉氏已經21歲，相貌平平，又是慈禧太后強加的，十分不討光緒皇帝喜歡。而瑾嬪和珍嬪，尤其是珍嬪，相貌端莊，性格機警，居家時受開明的母親和才華橫溢的族兄志銳的影響，性格開朗，志趣廣泛，反應敏銳又不失天真，很得光緒皇帝喜愛。

珍嬪的到來猶如一縷陽光穿透籠罩在紫禁城的陰雲，又似投入沉寂湖面的一顆石子，激起光緒皇帝對未來的熱情和憧憬。兩個志趣相投的人越來越親近，或女扮男裝，磨墨捧硯，談古論今，或搖扇品茗，談論詩詞，對弈手談。兩人你儂我儂，倘若不在大清朝的紫禁城內，倒也是一對惹人羨慕的神仙眷侶。

儘管光緒皇帝對慈禧太后強加的隆裕皇后不感冒，甚至借口身體不適，撤消了太和殿宴請皇后家族和在京滿漢大臣的宴席禮，以示不滿。但光緒皇帝完成成婚大典，意味著大清朝的政治揭開新的篇章。1889年3月4日，舉行光緒皇帝再一次的親政大典，慈禧太后的訓政宣告正式結束。在慈寧宮，光緒皇帝率群臣對慈禧太后行三跪九叩大禮，然後赴中和殿接受執事官行禮，再赴太和殿接受王公百官叩拜，下詔頒行天下，自此光緒皇帝開始親政。

光緒皇帝成婚大典前夕，禮親王世鐸擬定歸政辦事條目，給了光緒皇帝接受和批覆奏摺的權力作為過渡，仍然賦予慈禧太后最終的決定權，可謂朝廷大政，還是需要秉承慈禧太后的意志始見施行。即使光緒皇帝親政，慈禧太后仍然要遵照訓政以來的舊制，將完全歸還施政大權的日期一再推後。這就讓光緒皇帝的心情極為壓抑，整日謹小慎微，遇事不敢自行決策，必須秉持慈禧太后命令而行。

無怪乎身為帝師的翁同龢在日記中感嘆現在辦事一切照舊，日常政務由光緒皇帝和軍機大臣裁決，關鍵的政事還是要靠慈禧太后發出懿旨。

時光荏苒，當年意氣風發的醇親王奕譞老了。沉重的外部壓力、繁重的帝國事務以及在慈禧太后、皇帝和王公大臣之間周旋，讓他的身體越來越不堪重負。1890年，光緒皇帝多次前往醇親王府探望重病不起的生父。幾個月後，奕譞的病情再次加重，光緒皇帝陪同慈禧太后前往醇親王府探望。1891年1月1日，奕譞病逝。

醇親王的去世對光緒皇帝是個沉重的打擊，雖然因為禮制父子不能相認，但從童年到親政，尤其在光緒皇帝遭遇逆境時，醇親王的存在和周旋總會幫助他化解危難，給他帶來一絲絲慰藉和希望。

醇親王的去世對大清朝來說是個災難，儘管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點——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之間的紐帶斷裂，緩和和調解二者矛盾的人物從此消失，大清朝高層脆弱的政治平衡一點一點地被打破。

從大婚到親政，從親政到醇親王去世，日子對年輕的皇帝來說走得快了些。雖然無法真正的獲得最終決策權，但並不妨礙光緒皇帝了解外部世界，渴望做個有為的君主。

1890年，光緒皇帝召見回國的駐美公使張蔭桓，詢問外國情況，聽聞駐日參贊黃遵憲嘔心瀝血地著述《日本國志》，便命人取來閱讀，對明治維新留下了深刻印象。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出兵鎮壓，清政府派遣直隸提督葉志超率領一千五百兵丁前往戡亂。日本借口中日《天津會議專條》和《日朝修好條約》也出兵朝鮮，東學黨起義平定後，拒絕中國的退兵照會，並要求中日聯合改革朝鮮政治，籍端挑釁意圖挑起戰爭。

大清朝宮廷和王公大臣對如何處理日本的挑釁產生嚴重分歧。慈禧太后很生氣，但不希望因此影響六十大壽慶典。光緒皇帝不願意在朝鮮問題上退步，不同意對日妥協。

王公百官的意見也不一致，有的主張和平了事，有的主張對日強硬以維護帝國權威。李鴻章就朝鮮問題、日本挑釁問題上呈奏摺，為朝廷分析中日軍事實力，認為帝國海軍艦隻長期得不到更添，海軍軍費入不敷用並且久欠戰陣，而日軍不斷更新和添置軍艦，勤於訓練，海上實力已經遠超中國，此時不宜和日本開戰。以翁同龢為首的朝中清流對李鴻章的意見嗤之以鼻，強烈要求對日作戰。

在清流派的鼓動下，光緒皇帝做出錯誤的決策，對日強硬起來。甲午戰爭爆發，結果一如李鴻章預料的那樣，以失敗告終。傳統藩屏繼琉球、越南之後再次萎縮，朝鮮被日本控制，帝國的對外影響力大大削弱。巨額的戰爭賠償、大片領土的割讓和眾多權益的喪失，對帝國統治者、官僚階層、士人階層的信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甲午戰爭的慘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引發士人階層的強烈抗議，康有為同梁啟超率領數千名舉子聯名上書，要求拒絕和約，遷都再戰。部分京官對李鴻章簽署的《馬關條約》也甚為不滿，上書御前。

光緒皇帝認為對日戰爭失敗的原因很複雜，既有李鴻章等人指揮不力和前線將士作戰不力，也有大清朝體制過於落後。日本之所以能夠取得戰爭的勝利，不僅僅因為擁有更多更強的艦隻和訓練有素的軍隊，更在於大膽地拋棄舊有包袱，走上了徹底學習西方的道路。

甲午戰爭的失敗激起了巨大的反響，帝國統治階層在加快向西方學習速度上形成共識，但是在誰來主導今後的帝國政治，以及要不要對帝國進行根本性變革產生分歧。

來自廣東的康有為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在尊孔的名義下將歷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指為偽作，將孔子打扮為懷有進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和平等觀念的改革者，為新形勢下的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引導十八省舉子上書失敗後，康有為南下從事教育工作，以傳統公羊經學和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為主要內容，培養維新人才，一批思想開闊、力求進取的青年才俊為其吸引，成為康氏門生。

康有為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為光緒皇帝想要的變革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因為牽強附會遭到學術界的抨擊，被視為離經叛道，引起眾多經學家和保守主義者的強烈反對。

光緒皇帝渴望仿效日本進行新式改革，支持康有為的主張，並將康梁等人引入政壇，希圖依靠激進變革實現政治抱負。急躁冒進的皇帝缺乏正確的變革理論和充分的政治經驗，不可避免地引發巨大的政治災難。康梁等人盲目照搬日本維新變法經驗，將慈禧太后視為政治變革最大的敵人，意圖將其從政治權力核心中清除，推年輕的光緒皇帝為最高權威，然後實施全盤改革計劃。這就把把意圖保持政治中立，甚至傾向於改革的慈禧太后推到了對立面，也造成保守勢力聚集。

經學界對康有為政治變革理論的抨擊，政治領域慈禧太后對激進政治變革力量的反感與排斥，保守勢力對康梁政治改革的反對，主張溫和政治變革的地方督撫勢力與康梁政治改革集團的分道揚鑣，致使以光緒皇帝為首、康梁為核心的激進政治勢力陷入空前孤立。康有為鋌而走險，積極推動軍事冒險，意圖圍園殺後，慫恿掌握軍隊的袁世凱從肉體上消滅敵對勢力，這更讓慈禧太后和榮祿等人不可容忍。

戊戌變法猶如曇花一現，給本就脆弱的大清朝造成巨大的損害。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因為圍園殺後事件基本決裂，光緒皇帝喪失大部分的參與權和決策權，不僅政治生涯有可能終結，甚至還有殞命的危險。

慈禧太后因為反對改革，在政治上大幅後退，考慮到個人的生命安全一度遭遇威脅，不由生出更換帝國皇帝的想法。但是無法把康梁等人圍園殺後的密謀向世人公布，傳統的政治理論更不支持後宮干政和隨意更換皇帝，這就造成慈禧太后在政治上的窘境。皇室的部分親王為了自己的子嗣能夠繼承大統，上演各種政治鬧劇，將國家一步步推向深淵。

朝廷的分裂在帝國的官僚、士子、百姓造成的不良影響不可估量。

部分官僚階層基於傳統政治價值和烏托邦似的政治理想一度傾向帝國皇帝，而另一部分務實的官僚則從實際出發，傾向於掌握實際權力的慈禧太后。帝國的士子階層，特別是傾向於改革的士子，要麼不得不追隨康梁，沉迷於康梁所編造的政治謊言，要麼陷入迷茫中尋找新的方向。而帝國的百姓，特別是遭受列強瓜分狂潮損害的百姓視列強和傾向西式改革的官吏為敵人，在隨後的變亂中肆意地毀滅一切與西方有關的事物，將整個國家推入危難中。

光緒皇帝個人急於擺脫慈禧太后的控制，急於通過全方位的變革振興國家以擺脫淪為殖民地的命運，任用空有一腔改革熱忱卻缺乏政治經驗的康梁等改革勢力，輕率地發動激進的政治改革，試圖在短時期內實現政治目的。光緒皇帝並沒有殺害慈禧太后的心思和計劃，而康梁的政變圖謀讓他百口莫辯，在王公大臣中的威信跌到了最低點。自戊戌變法之後，基本喪失權力，到後來差點被廢黜，眼見心愛的珍妃被逼跳井身亡，再到逃亡中與慈禧太后針鋒相對，最終沒熬過慈禧太后，無奈地先她而死。

光緒皇帝的餘生可謂是悲愴萬分，全無帝王的尊嚴，其中緣由恐怕難以表於人前。

倘使慈禧太后的權力欲與控制欲稍有抑制，光緒皇帝的智囊團如翁同龢之輩能多一點政治智慧，康梁之輩不被權力欲和支配欲迷了心，帝後之間多份關愛呵護，君臣之間多些齊心協力，少些蠅營狗苟，也許光緒皇帝的命運將大不相同，大清朝也不致沉淪，中華的命運也不致如此多舛！

然而歷史不容假設！歷史總是在悲劇中前行！

摘自《重讀攝政王載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