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小春：中日學術背景下我的書學研究

祁小春，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邀訪教授，兼任中山大學兼職教授、（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教育部高等學校藝術學理論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書法史、王羲之研究。著有日文專著《中國古籍の板刻書法》《王羲之論考》，中文專著《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山陰道上--王羲之研究叢札》《王羲之〈十七帖〉匯考》等。

《中國書法》2016.11總294期

中日學術背景下我的書學研究

祁小春

一個人的學術背景、研究經歷和他對文獻的研究息息相關。我一九八四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後留校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一九八九年赴京都教育大學訪學。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八年攻讀立命館大學文學部史學專業東洋史專修的碩士和博士學位。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二年任立命館大學等大學非常勤講師。二〇〇二年任佛教大學文學部中國學科專任講師。二〇〇七年回國，現任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教授。進入大學到現在近三十五年間，雖然人生經歷波動很大，但學術研究始終伴隨著我，與我的生活、工作同步，未曾間斷過。這樣的經歷對於我來說是非常幸運的。我的研究領域總的來說是書法史論，這一領域可分為書人研究與書跡研究兩部分。前者主要做了王羲之人物與資料的研究；後者可分為三部分：一是晉人書跡與法帖研究，這主要也是以「二王」書跡為主；二是有關日本的中國書法史研究；三是古籍版刻書法研究。

有關王羲之的研究

其實，在藝術理論中，書法藝術理論是比較邊緣或者說比較另類的一個分野。因為在西方藝術理論中是沒有書法藝術的，因而運用西方藝術理論研究書法藝術, 其效用是有限的。書法畢竟是東方漢字文化圈裡誕生的一門藝術，在中國，她既是藝術也是國粹，當我們研究書法這門特殊藝術的時候，西方的藝術理論與方法固然需要借鑒，但我認為，運用中國傳統的研究方法，有時會更加行之有效，尤其在書法史研究方面，還真的離不開傳統的文獻考據學。

從書法史的構成來看，其研究範圍可以分為書人（書法家）、書跡（書法作品）和書論（書法理論）三部分，它們之間既相對獨立又互有關聯，理想的研究是能夠將此三者依次打通，使得研究更為較為理想的研究效果。循此理念，我選擇了熱門的人物——王羲之作為考察對象。

為此我設計了一個長期的、可持續性的研究計劃，將王羲之研究置於書法史中書人、書跡、書論這「三部曲」之範圍，循序漸進，做綿密細緻的考察。

按照研究計劃，以王羲之這一人物作為第一階段研究的主要目的。首先，將人們所熟知的「書聖」還原為一個歷史人物，並對相關資料做基礎性研究。其次，為第二階段的書跡研究、第三階段的書論研究奠定基礎。

這個階段的研究重點在於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即主要運用文獻學的方法做基礎性研究。

1、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研究

一九九八年我向立命館大學提交了博士論文《王羲之論考》，立命館大學為此組成了以導師中村喬教授（中國文化史）為主審、本田治教授(中國古代史)和外聘京都教育大學杉村邦彥教授(中國書法史論)為副主審的博士論文審查委員會，對我的博士論文進行了認真細緻的審閱評議。在論文答辯時，諸位先生還提了許多寶貴意見。根據這些意見，我對博士論文做了全面修改訂正，更名為《王羲之論考》，二〇〇一年五月由日本的東方出版社刊行問世。二〇〇七年，台灣石頭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文版《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這本書雖然保存了日文版舊作《王羲之論考》的第五、六、七章的主幹部分，但在篇幅和內容方面都做了很大調整和增補修訂。因此，就內容而言，中文版並非日文版的譯本，而是在後者基礎之上又重新編撰的一部新的學術著作，其內容和字數超過日文版《王羲之論考》約兩倍。此書出版後，受到學界的關注和好評，並於二〇〇九年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大陸版於二〇一二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同年獲得「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一等獎。

有些評論說《王羲之論考》和《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確立了在「王學」研究領域的領先地位，我實愧不敢當，因為拙著中許多觀點只不過是我的一些研究心得而已，未必能成定論。如果說拙著尚有亮點可言的話，就在於其中含有的學術信息量較多，這對於今後的「王學」研究或許能起到一定的嚮導作用，俾後之來者可藉此了解「王學」的先行研究，開闢新的研究道路。

2、王羲之書跡研究

在完成前一階段的基礎性研究之後，第二階段的研究重點是討論王羲之的書跡問題。這其中有很多問題有待於深入探討，比如王羲之書法的真相、書跡的分期、晚年書跡、法帖的形制與內容、書跡的真偽、王羲之作書的意識等問題。由於有了第一階段基礎研究，本階段的研究進展就比較順利，並且在此過程中發現和解決了不少問題，使王羲之整體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在研究範圍上也有新的拓展，這一階段具體研究成果如下：

《山陰道上：王羲之研究叢札》，二〇一三年獲第九屆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

主編《歷代名家法帖萃編》，編撰其中《王羲之·楷書卷、行書卷、十七帖》。

《王羲之〈十七帖〉匯考》，二〇一二年獲華東地區古籍整理優秀圖書二等獎及二〇一三年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3、以王羲之為中心的書法理論研究

以王羲之為中心的書法理論研究尚未有研究成果問世，在今後的研究中應做重點探討。題目之所以說以王羲之為中心的書法理論研究，是因為王羲之本人並沒有留下多少書法理論，所謂王羲之書法理論，多為其同時代人或後人對他書法的評價，這方面的資料歷朝歷代都有，數量相當龐大，需要花費相當的時間與精力去梳理研究。

待以上三階段的研究基本完成後，我計劃在此基礎上整理一部完整翔實的《王羲之文集》，以點校注釋本形式出版。總之，王羲之研究是一項系統工程，研究不可急躁，路需要一步一步地走，這樣才能取得學界認可、自己滿意的成果來。

4、我的書學研究方法

王玉池先生曾評價我是在「王學」研究領域「最認真、最專註、工作也最細緻和深入、也是成績最好的一個」。王老的評語主要是源於對後輩的關愛和鼓勵。作為後學，唯當引以自勵。至於王老所評的「細緻」、「深入」，可以說是受了日本學風的影響。這種學風主要就是重視資料，在做研究時要求盡量做到竭澤而漁。我的研究方式不是對研究對象做一個整體的感性把握，而是要在掌握大量的事實資料後對研究對象做出一個較為合理的判斷和展現事物的史實。具體來說，就是在選定一個研究題目之後，再花大量時間去調查先行研究的信息，儘可能避免出現重大遺漏。在研究過程中，遵循一個基本原則，即從資料中來到資料中去，不預設觀點結論；在闡述中則盡量體現「讓資料自己說話」的論證過程。因為越讓資料說話，論證就越具有客觀性。「讓資料自己說話」不僅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條件和狀態。日本漢學大師內藤湖南強調要與資料對話，與古人對話，辦法就是讓自己「坐擁書城」。日本學者很講究「坐擁書城」的研究狀態，一般大學教師都有自己的個人研究室，室內擺設也都大致相同，除了桌椅之外，周圍都成為資料的海洋。我覺得這是一種調整研究狀態的好辦法，可使精力高度集中，以進入研究的「臨戰狀態」中。日本學者一般特別注重資料，他們為搜集資料不遺餘力、不惜重金、必致之而後可的精神令我敬佩。我因長期在這種環境下做研究，也多少受些影響。

如果以京都大學出身而論，我不屬於「京都學派」；若以地緣以及師承關係而言，大概可以算得上吧，因為我就讀的大學地處京都，我師承的先生們大抵為京都學派傳人。「京都學派」中的中國文化藝術史研究，尤其是書法研究這一領域，起自內藤湖南，後由神田喜一郎、中田勇次郎以及杉村邦彥諸先生為之發揚光大，作出了很大貢獻。我到日本時，中田先生年事已高，雖然多次見面交談，但他的學術研究最主要直接得益於杉村邦彥先生。在日本讀書期間，我除了每年都參加他主持的的書論研究會舉辦的各種學術活動外，還定期參加每周二由他主持的「會讀」活動。所以說，在專業方面，杉村先生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長期的和潛移默化的。我在立命館大學讀碩士和博士課程期間，中村喬教授是我的導師，其父便是「京都學派」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此外，我還得到立命館大學名譽教授、著名古文字學家白川靜先生的教誨和關照。白川先生雖然沒有直接指導過我，但他的大量著述以及他留在立命館大學圖書館的珍貴研究資料，我都加以收集並精讀。在「京都學派」漢學大家們的教導下，使我在研究方法上獲益匪淺，這些都為我以後從事專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對外的學術交流、人員往來、留學訪學等活動十分頻繁。所以，仔細觀察國內學者近來的研究方法，可以發現跟以前相比有不少變化，總的來說是向好的方向發展。比如注重資料風氣漸漸形成，研究論文著作也越來越講究學術規範，遵循學德操守等也越來越被重視和強調。總之，我認為研究方法應該是彼此取長補短，這才是符合兼容並取、有容乃大的學術精神。

有關日本的中國書法史研究

對於一個研究者來說，掌握本專業的國內外相關學術信息，了解先行研究狀況、借鑒同行研究方法，這已是治學的基本要求。學術不分國界，本國的研究情況需要關注，外國的研究狀況同樣也不能忽視。而就書法史研究領域而言，日本在這方面有很多研究成果和方法可以借鑒。退一步說，至少能讓我們在研究選題時避免「撞車」。

因我曾長期在日本學習、研究書法史，對此領域的研究情況比較熟悉，並且還參與了日本書法史學界專家們共同編撰的《中國書法史を學ぶ人のために》的編寫工作。此書屬於日本大學書法專業的教材，我是其中參與編寫的唯一外國學者。

有關日本學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我曾向國內學界作相應的介紹，比如長達六萬字的論文《日本當代中國書法史研究綜述》以及主編的《中國書法史論研究論文選·日本編》等，就是這方面的工作之一。

有關古籍版刻書法的研究

我曾將古籍版刻與書法史二者結合起來做嘗試性研究，成《中國古籍の板刻書法》一書。首次提出「古籍版刻書法」概念，以古籍中所存大量書人手跡資料作為研究考察的對象，從書法史學角度加以研究探討，並且同時發掘出大量業已失傳的歷代名人書家的手跡，填補了一部分書法史中的資料空白。此研究是首次嘗試以古籍文獻學、版本學與書法史學相結合而開創的一門新研究領域。

古籍版刻書法就是指在宋、元、明、清各時代刊行的古籍版刻中的書跡資料，它經過手寫上版、雕版、印刷而成。具體可以分為手寫體和刻書體兩大類。手寫體多為書中前後的序、跋、題、贊文，一般皆由當時的名人所撰，或撰者自書，或委託當時著名書家代筆，然後上版雕刻。刻書體多為楷書，主要用於正文部分。在宋、元本中刻書體的書寫意味很濃，且風格多樣，如有些宋、元版古籍的刻字直接取自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蘇軾、趙孟頫等唐宋元名家字體，有些還是這些名家親自手書上版者。這類資料數量龐大，從書法史角度上看，實際上這是一個尚未開發的書跡寶庫。從學術角度看，如果說古籍版畫能夠成為一門獨立的研究領域的話，那麼古籍版刻書法當然也應當具有同樣學術意義和研究價值。因此，我們說，古籍版刻書法研究是一項可以填補空白的新型領域。由於此研究剛剛起步，在許多方面還存在不足，但其開創意義在學界獲得了一定的肯定。

我的學術研究中與日本學術研究的交集處

從以上羅列的我迄今為止所做的學術研究內容，已不難看出其具有濃厚的中日學術背景。這些學術經歷並不能簡單地歸納為出國留學、攻讀學位、學成歸國這一當下流行的簡單的「留學模式」，而是為了研究某一特定的課題，通過出國訪學留學等方式，充分利用中日間最佳的學術資源、學術條件與學術交流環境之便利，使自己能夠站在一個學術視野更加開闊的制高點上，從事自己的課題研究。

如前所介紹的那樣，我的研究期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出國前、出國後和回國後。出國前階段，即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和留校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期間（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九年）。這時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古籍版本與文獻學；出國後階段，即一九八九年應邀前往日本訪學，繼而轉入立命館大學攻讀博士，畢業後在日本大學任教期間（一九八九年至二〇〇七年）。這時的研究重點已轉入書法史，研究方向為王羲之人物研究。另外，這時期我還將古籍版刻與書法史二者結合起來做嘗試性研究；回國後階段，即從日本的佛教大學回到中國的廣州美術學院任教以來的這段時間（二〇〇七年到現在）。我的研究方向依然為王羲之，但重點轉向其書跡問題的考察。

在出國前，我雖也做了一些研究，但基本屬於學術積累；直到出國後、回國後這兩個階段，才屬於真正的學術研究期，主要成果也都出在這段時期里。

我在出國後與回國後這兩個時期所從事的學術研究大部分與日本學術有所關聯。這主要反映在我的王羲之研究方面。曾經有不少朋友（有國內的朋友甚至也有日本的朋友）問我，你研究王羲之為何不在國內研究？何必要專門跑到日本研究呢？我回答道：「是的，如果說我到美國、歐洲或者韓國去研究王羲之的話，您完全有理由感到困惑。可是這是在日本，在一個具有悠久的漢學傳統和深厚的中國學底蘊的國家。可以這麼說，並不僅限於王羲之研究，幾乎在所有中國學研究的領域裡，日本方面的相關研究水準都是相當高的，是中國同行必須重視的，也是無法繞開的，這在當今的學術界已成為共識。當然，如果閉門造車，無視國外先行研究成果的存在，其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水準如何尚在其次，這種態度首先已經違反了一個最基本的學術規範原則。」我知道我說的只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而已。然而，據我回國後在學術界的所見所聞，國內出版發表的很多「研究成果」均存在國際視野欠缺的問題，甚至我經常聽到研究者以「手頭缺少資料」、「沒有條件看到國外的研究成果」或者「不懂外語」等為自己辯駁。所以，有些常識在某些人心中並不見得是常識。

我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是王羲之研究，我的代表著作《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所參考的日本文獻以及學者論著涉及到各個學術領域，比如王羲之人物生涯的研究、王羲之尺牘法帖的研究、書信尺牘與書儀的研究、魏晉道教史研究諸多方面的領域。換言之，日本在這些領域裡的研究的水準是非常高的，有些大大超過了中國國內的研究水平，如中田勇次郎《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王羲之》這兩部基礎性與先行性研究成果。可以說，沒有日本這些文獻、研究論著等的幫助，就沒有後來我的王羲之研究成果的問世。

相對於日本的書法史研究，我們對日本書法史的重視程度遠不如對日本當代書法的關注。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了解當代日本的人畢竟很多，而了解日本歷史的人則少之又少。如果沒有起碼的日本歷史知識，而欲深入了解日本歷史上出現的文化現象，確實是一件難事。所以，雖然國內也翻譯介紹了不少有關日本書法史的書籍，但關心者始終不多。對於日本書法史研究，我的看法是，學者應該具備比較的眼光和意識來看待中外文化上的現象與歷史，並將這種意識融匯進研究之中。具有比較意識，可以使研究內容不僅限於中國文化史範圍，還能夠將研究視野擴展到中日文化這一比較領域之中。將中日文化置於同一漢字文化圈背景中進行考察, 探討彼此間的同中之異及異之原因 , 在目前的比較文化學界中似乎是尚待開拓的新領域。而中日兩國在文化、美術以及書畫等藝術史上出現的同源異流現象，則最適合用這種比較方法作研究與考察。我儘管並非專門研究日本書法史，但一直很關注這個領域，資料收集得也比較多，希望將來有機會做一些相應的研究。至於日本當今的書法狀況，我覺得非常值得研究。現在國內書壇盛行各種流派，大家都急於為使古老的書法藝術「與時俱進」，而嘗試著創出一種能夠體現新時代精神的新的書法藝術。其實，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日本戰後六十多年以來的書法發展情況，閱讀當時日本書壇創新人物的主張及其各種創作嘗試，就不難了解當代日本書法發展進程中的成功與失敗。通過這個「前車之鑒」，汲取其經驗教訓，對我們今後探索書法創新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我本人對這方面的研究興趣也很大，比如我關注書法的形式（如形制由長變方的現象)與內容(如現代詩文、少字書)的變化與現代社會和生活環境變化之間的關係等。而這方面日本書法所經歷的過程和結局，往往能提供一定的借鑒與參考。

《中國書法》雜誌2016.11總294期

在當代書學研究領域，「王學」，即王羲之研究業已成為一門重要的隱性學科。祁小春在進行有關王羲之的研究時遵循從資料中來到資料中去，不預設觀點結論的原則，盡量體現「讓資料自己說話」的論證方法。這一研究方法既與其大學時代學習古籍版本與古文字、畢業後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關，又與其曾留學日本，受京都學派的沾溉不無關係。其代表著作《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影響廣泛，是其研究方法的最充分的體現。本專題中祁小春對其求學、治學歷程進行了梳理與回顧，希望對讀者有所啟迪。

————《中國書法》雜誌2016.11總294期

轉自《中國書法》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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