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者王莽的社會理想和帝王意志

王莽

在中國歷史上，王莽是以「虛偽」著稱的。然而，對這樣的一個人物，一切都以「虛偽」來解釋，說它簡單化，恐怕還在其次。王莽之所以能夠奪權篡位，自己做皇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代表著那個時代的社會理想。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強烈的帝王意志，又使王莽毫不猶豫地背離了這種社會理想，而在失敗的道路上迅速走向滅亡。

王莽改制前的歷史形勢

漢初，一切放任無為，諸如鹽鐵之利、鑄幣之權，都賦予了私人；賺了錢的人，財大氣粗，胡作非為，毫無顧忌地兼并土地和人口。在這樣的放任之下，六七十年之間，一個經濟實力雄厚而又無所忌憚的豪強兼并勢力就形成了。但是，到了漢武帝時，因為大肆對外開戰，拓展疆土，國家幾十年的儲積，轉瞬之間告罄。於是，國家開始向商人徵收車船稅和現金稅，叫作「算緡」；再後來，則乾脆實行「告緡」，鼓勵民間對隱瞞財產、逃避國家稅收的行為相互告發；隱瞞的財產一律沒收，並以其一半獎勵告發者。「告緡」的結果，是國家「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就這樣，漢興以來所形成的豪強兼并勢力，基本上被消滅殆盡。

漢武帝

除了算緡和告緡，漢武帝還實行了鹽、鐵、酒官營和均輸、平準等統制經濟政策。在這一過程中，國家把大量商賈吸收到官僚隊伍中來。這一方面，固然是要利用商人在經營工商方面的經驗；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以商抑商。而在此之前，從事此類事業的商賈，從來都與官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他們一旦變身為官，更是長袖善舞，與有權有勢的貴族、官僚越發緊密地勾結在一起。於是，當「鹽鐵富家者」變身為政府官員時，「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轂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的局面就形成了；而在實行均輸、平準的過程中，「豪吏富商」、「輕賈奸吏」，「私作產業」，「積貨儲物以待其急」，「收賤以取貴」，更成為家常便飯，結果就催生出一股與政治特權關係更緊密的新的豪強兼并勢力。

《鹽鐵論》

武帝去世，昭帝時，西漢召開了鹽鐵會議。之後，朝廷逐漸放鬆乃至放棄鹽、鐵、酒官營和均輸、平準等統制經濟政策，重新採取放任政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漢武帝統制經濟政策所催生出來的新的豪強兼并勢力，便迅速膨脹起來。一如《漢書》所說：「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而對國家傷害最深刻的，就是憑藉著與皇親國戚及朝廷高官的勾結，「天下郡太守多為奸利」。這使得漢朝不僅經濟上基本為豪強兼并勢力所控制，朝廷對地方也處於基本失控的狀態。

王莽的改制，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大背景之下發生的。而他改制的思路，就是要重新恢復漢武帝的那一套辦法，把對政治和經濟的控制權，重新掌握在國家手裡。

王莽平均地權的社會理想

隨著豪強兼并勢力的急劇膨脹，社會上也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對兼并、平均地權的思潮。儒生，毫無疑問是這股思潮的中堅。儒家對經濟平等，向來都是極為重視的。孔子說：「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而孟子所摹畫的井田制，其實就是希望通過平均地權，阻止「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的事情發生。然而，時當列國爭霸，各國為了富國強兵，要獎勵軍功，要增加稅賦。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之中，想要平均地權，是不切實際的。所以，無論平均地權的思想在社會上有多麼普遍，都不可能造成實際的影響。

然而，當天下實現了大一統之後，平均地權對鞏固皇權，就有了實際的意義。這是因為，大量身份性地主，諸如皇親國戚和官僚，包括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人，不僅通過政治上的特權免稅、免役，還仗勢欺人，大肆兼并、隱佔土地和人口。他們的勢力越強大，國家所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就越少，賦稅收入也越少。相反，如果天下農戶都是國家的「編戶齊民」，各自都擁有同樣多的土地，向國家繳納同樣多的稅，服同樣多的役，國家的財政利益豈不就能達到最大化了嗎！所以，到了漢武帝的時候，在「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的情況下，平均地權的思想，便隨著儒學的獨尊，被極大地激發出來，成為統治者理想的土地政策。

漢武帝實行「告緡」，把隱佔的土地和人口也包括進來，針對的就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狀況。漢哀帝時，輔政師丹更提出「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的主張。漢哀帝當然很贊同師丹的意見，卻又顧慮實行起來阻力會很大，就叫人搞了一個「限民名田」的方案，對皇親國戚和官僚兼并土地作了一定的數量限制。可惜！就是連這樣的方案，當時也無法實行。總之，平均地權的思想雖然已經很普遍，但朝廷上只有很少的人敢於把它提出來，而皇帝本人想搞一個折衷的方案也實行不了。可以想見，豪強兼并勢力當時在政治上，已強大到了極點！

但就是在這樣情況下，王莽卻敢於以安漢公的身份，逆潮流而上，站出來反對豪強兼并勢力。據史書上記載，公元2年，王莽「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他這麼一領頭，一時之間「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繼而，在公元5年，王莽的女兒立為皇后，王莽又拒絕接受皇帝所賜予的「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於是，天下前後又有官民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書頌揚王莽，以致諸侯王公、列侯、宗室亦聞風叩請「宜亟加賞於安漢公」。

這些效仿王莽捐錢捐地，為王莽歌功頌德和請賞的人，其中雖然也有見風使舵之輩，但絕大多數都是抱有實現平均地權社會理想，或者擁護這種理想的人。何況，忠君的思想、對社會安定的企盼，也都深深地包含在這平均地權的社會理想之中了。惟在那種豪強兼并勢力猖獗的歷史環境中，多數人本來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卻因為有了王莽這樣的人站出來做表率，便得到了極大的鼓勵。而王莽之所以敢於開罪於強大的豪強兼并勢力，固與他已擁有的權勢有關，卻也表明對平均地權，他確實是有真誠的一面的。

《漢書王莽傳》

「湯武革命」理念與王莽新朝

當然，王莽也是個極有手段和權謀的人物。憑藉著王家數世在宮廷政治中積聚起來的勢力，以及種種機緣巧合，他一步一步地掌握了漢朝的權力中樞，由大司馬、安漢公、攝皇帝一路上行，直至接受「禪讓」，奪取漢朝江山，開闢了新朝。在這一過程中，他以平均地權社會理想的代表者自居，起到了號召天下的作用。另一方面，天下「不私一姓」的思想，在他那個時代也流行很久了。漢初，湯武革命的思想，是深入人心的。秦朝因為暴政而被推翻，漢朝因為順應天命而取得天下的思想，都被天下人視之為當然。漢高祖以一介布衣，手提三尺劍而得天下。從司馬遷的記載來看，無非是舊血統轉變為新天命。然而，天命亦不過由於人事。劉邦貴為皇帝，卻也不得不接受「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的詰問。所以，到了景帝時，儒生轅固堅持「湯武革命」的觀點，景帝也只能表示：「食肉不食馬肝。」意思是說，漢朝取代秦朝，雖然符合湯武革命的觀點，但天下已為漢朝所有，再講「革命」就不合時宜了。這就叫鞋子再好也只能穿在腳上；帽子再破卻一定是要戴在頭上的。

然而，漢朝的儒生，堅持湯武革命的，大有其人。昭帝時，一個叫眭弘的儒生就上書朝廷，要求漢朝皇帝退位，以順應天命，結果被以「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的罪名處死。宣帝時，儒生蓋寬饒上書，大講「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的道理。宣帝認為這是要他「禪讓」，當廷下令將蓋寬饒下獄。蓋寬饒不甘受辱，出宮門就拔劍自殺，也還真有些「革命」的性格。元帝、成帝時議論「禪讓」的人不斷。比如京房，比如谷永。而到了哀帝時，連皇帝本人都想要把皇位禪讓給自己的寵臣。所以，當西漢的統治衰弱達於極點時，禪讓的輿論便瀰漫於朝野上下。西漢政權在抑制豪強兼并、平均地權上不能有所作為，人們便將希望都寄托在王莽的身上。於是乎王莽接受「禪讓」，就成為那一段歷史的題中應有之義。

王莽平均地權理想的毀棄

王莽做了新朝的皇帝，首先想要實現的，就是平均地權。他宣布實行王田制：天下田一律稱「王田」，奴婢一律稱「私屬」，都不許買賣。稱「王田」，就是重申始「六合之內，皇帝之土」那一套，無非是強調土地國有。稱「私屬」，就是說奴婢雖屬你控制，但仍是國家「編戶齊民」，跟你的「家眾」一樣。什麼意思呢？且看王田令的規定：「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九百畝）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也就是說，兼并者的奴婢，既為「編戶齊民」，就有權按「男口」數，像兼并者的九族、鄰里、鄉黨一樣，按王田制的規定，分得一份土地，向國家納稅服役。

王田制的本質，雖說以實現土地的平均佔有為目的，卻也包含著確保國家對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控制，以實現國家財政利益最大化的訴求。這樣的用意，正體現著王田制中所包含的強烈的帝王意志。然而，對如何實行「王田」，王莽拿不出行得通的辦法。

那時，豪強兼并勢力無不具有強大的政治背景。國之權貴、朝之命官和郡、縣官吏，又有誰與兼并無關？所以，王田制一經實行，官吏舞文弄法便無可避免，以至於天下冤聲四起，百姓多被羅織成罪。史書上對此儘管沒有詳細的記載，但其中兼并者恃強凌弱，嫁禍於人的情況，是可以想見的。所以，王田制行了三年，「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就此向豪強兼并勢力讓步，將王田令徹底廢除了。與此同時，他的那個平均地權的社會理想，也就此蕩然而去。

《漢書王莽傳》

五均六筦的失控

王田之外，王莽同時還在工商領域實行五均六筦。五均的性質，相當於漢武帝的均輸、平準。五均為六筦中的一項。其主要的內容，一是由國家來經營以長安為中心的全國主要城市洛陽、邯鄲、臨淄、宛和成都之間的大宗商品運輸；二是由國家來控制市場和商品定價；三是由國家貸款收息，以排斥民間借貸。此外，國家還對鹽、鐵、酒實行壟斷經營，對山林川澤出產的各種貨物徵稅，再加上幣制改革，共為六筦。而五均與六筦並稱，是由於「古人辭不審諦」的緣故（呂思勉）。

實行五均六筦，其實就是由國家來壟斷商業利益。它集中地體現了王莽壟斷天下財富的帝王意志。在實行的過程中，王莽也採取了與漢武帝時同樣的辦法，吸收各地富商大賈來主持其事。而這一時期的富商大賈，都是從漢武帝時期鹽、鐵、酒官營以及均輸、平準中發展過來的，都具有強大的政治背景。正因為如此，五均六筦政策一經推行，對這些富商大賈而言，可謂正中下懷。他們打著朝廷的旗號，口含天憲，「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薄，府臧不實」。「乘傳」，就是乘著官家的車子。「多張空簿」，就是多做假賬。「府臧不實」，就是虛報庫存。對變身官商的富商大賈來說，做此等事的本事，較之武帝時期的權貴、官僚與商賈，借著鹽、鐵、酒官營和均輸、平準勾結謀利，又不知高出多少，膽子當然也更大。所以，儘管朝廷法禁重重，對他們來說，是起不到什麼約束作用的，以至於「奸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這樣，不過十年之間，西漢的國家財政，就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奸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對此，王莽同樣效法漢武帝，一方面因征伐四夷軍費缺乏，下令對邊地軍官「為奸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助邊」；另一方面「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助邊費之急」。他也採取了類似「告緡」的辦法，鼓勵「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但朝廷對地方已經失控，王莽這麼搞，並不能改變貪污越來越嚴重的狀況。

與朝廷宣布實行王田制，又因為效果不佳而收回成命的情況不同，五均六筦一旦宣布實行，即覆水難收。蓋小民百姓，為逃避國家沉重的賦稅和徭役，往往心甘情願犧牲自己的土地和人身自由，託庇於有權有勢的豪強。所以，宣布廢止王田制，無非是聽任豪強兼并照舊進行。惟「設六筦以窮工商」，窮的只是缺乏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小工商業者。對那些原本就控制著這些事業的權貴、官僚和富商大賈而言，除了貨幣改制一項，五均六筦的所有其他措施，都有利於他們「緣而為奸」。故王均六筦一下達，王莽即便想收回成命，也只是與虎謀皮。惟其如此，王莽不得不孤注一擲，以幣制改革為抓手，要為實現國家對經濟的統制，尋找一條出路。

把任意確定幣值當救命稻草

五銖錢，漢武帝時期鑄

西漢自漢武帝確立五銖錢之後，差不多一百二十年里，鑄幣權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那時，國家不僅有效地壟斷了銅礦，從源頭上阻止了民間的盜鑄；所造的五銖錢，也都質量好、分量足，使盜鑄者無利可圖。所以，當其他改革不是被放棄，就是完全失控時，把幣制改革作為實現統制經濟改革的抓手，就是王莽唯一的選項了。而在王莽的觀念里，朝廷既可以發行重量和面值完全相等的貨幣，也可以發行面值遠遠大於重量的貨幣；既可以發行優質的金屬貨幣，也可以發行劣質的金屬貨幣；既可以以金、銀為幣材，也可以以龜、貝為幣材。正是出於這樣的觀念，王莽不間斷地一共進行了四次幣制改革。他企圖通過這種持續不斷的改革，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無論幣材的種類、優劣和輕重如何，貨幣的面值仍可以由朝廷來任意確定的觀念。他深信，當帝王的意志為天下人所心悅誠服時，帝王就可以「點石成金」。

西漢從公元前118年漢武帝始鑄五銖錢，到公元7年王莽實行第一次幣制改革之前，共計「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枚。之後，王莽一次又一次使用國家力量，企圖以大量虛額面值的新幣，取代流通或窖藏於民間的五銖錢，以攫取社會財富。為此，在每一次推行新幣制時，王莽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如他規定，官民外出，除了路條（通行證），還必須攜帶新發行的貨幣，否則不僅食宿沒有地方，遇到關卡、渡口即被扣留。他甚至還規定，公卿上朝，必須持有新發行的貨幣。為防止盜鑄錢，他還一次又一次地制定了愈加嚴厲懲辦盜鑄者的刑罰。嚴重時，盜鑄者被枷在囚車裡去服刑；妻子兒女則被鐵鏈拴住脖頸，隨囚車步行，人數竟多達以十萬計。他還對盜鑄實行鄰里連坐，將連坐者一概充為官奴婢。盜鑄，或被連坐的罪犯在服刑地，夫妻被強制拆散，重新配對，「愁苦死者十之六七」。

大泉五十（王莽第一次改革）

六泉十布（王莽第三次改革）

貨布（王莽第四次改革）

然而，殘酷的刑罰之下，幣制改革所造成的結果，仍是「百姓憒亂，其貨不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的狀況。惟堅信貨幣面值最終可以由國家任意確定，王莽似乎對自己的幣制改革從未有過任何動搖。總是在每一輪幣制改革失敗時，緊接著又推出下一輪幣制改革。當其他統制經濟改革沒有出路時，王莽就將幣制改革作為自己的救命稻草。他始終不明白，當社會財富生產基本局限於土地產出時，工商的作用就在於「通功易事，貿遷有無」；想要通過對工商業的統制，實現國家財政利益的最大化，即便是在短時期內，也沒有可能。

由「抑兼并」而為「國家兼并」

強烈的帝王意志使王莽堅信，帝王的專制集權是無所不能的。因此，在如何實行專制集權的問題上，他雖說是一個儒生，卻頗有法家的政治風格，深信帝王意志的神聖不可侵犯，嚴刑峻法必可以使天下順從。他也希望從制度結構上，保證專制集權的實施。比如，他的一項重要行政改革，是將州刺史的監察權改為行政權，設州牧統轄郡縣，以改變一直以來朝廷對郡縣的失控。他顯然也是一個制度主義者，認為在皇帝的權威之下，只要設官分職，帝王意志就一定能得到貫徹執行。

為控制社會財富，以滿足國家財政的需要，王莽始終把自己的意志凌駕於一切之上。他顯然是受了當時流行的《管子·輕重》思想的影響。在他之前，桑弘羊的「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的理論，強調的是調節商品供求關係，以商業利潤助邊和賑災，以及調節貧富以抑制兼并（葉世昌）。惟鹽鐵會議之後，漢武帝的統制經濟政策，終於淪為權貴、官僚和豪強地主勾結牟利的工具。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管子·輕重》中所表達的抑兼并理論，「表面上似是反對兼并，但實際上並沒有取消兼并，只是把各個商人的兼并轉化為封建國家的兼并罷了」（馬非百）。換言之，所謂「富能奪，貧能予」的法家思想，已不再以「抑兼并」為目的，而是以國家財政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宣揚不擇手段地賺錢」（葉世昌）了。

《管子·輕重》諸篇，大多是在闡發國家如何發布命令，財政就能如何獲益的道理。所謂「無籍（稅）於民」，「而籍於號令」，講的就是這一套。王莽對此則深信不疑。最初，他認為通過壟斷商業，通過任意確定價格，人民就不會感受到剝削加重。而當國家對工商業的壟斷失控之後，他又堅信國家任意確立幣值的行為，是完全可行的。這種認識，其實就是受了《管子·輕重》關於「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的理論的影響。這一理論，簡單地說，就是「用購買力已大大提高的貨幣『斂萬物』」（葉世昌）。

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新詮》

綜上所述，當王莽放棄王田制改革時，他的平均地權的社會理想即隨之蕩然；而當五均六筦的改革失控時，他的統制經濟改革的唯一方向，就是由國家來任意確定貨幣面值；於是，對私人資本的「抑兼并」，終於變為「國家的兼并」；在「不擇手段地賺錢」這樣的狹小空間里，他的帝王意志終於迷失了方向。（文/程念祺）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