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富翁頻出 政策還需走幾步

12月17日，國家會議中心2016國際創新創業博覽會會場，參觀者正在跟小i機器人對話，機器人機智幽默的語言逗得大家忍俊不禁。

一張看上去並不美觀、寫滿了文件名字的PPT，突然映入所有人的眼中。科技部火炬中心技術市場管理處處長郭俊峰說：看！這就是自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出台以來，我國對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所有政策文件——

從今年2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的通知，到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再到11月的《關於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2016年，幾乎每個月，國家都會有關於科技成果轉化的新動作。郭俊峰將這種現象稱為科技成果轉化的「新形勢」。

這一幕發生在12月17日舉辦的2016國際創新創業博覽會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論壇上。來自全國5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技術轉移轉化機構的近200位代表匯聚於此。

中國經濟正處在發展方式和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對科技成果轉化有著迫切的需求，相應地，政府從政策層面為高校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營造了良好環境，但政策落地時並非一帆風順。

現場不少與會專家提到：有的企業及政府部門依然有守舊思維、缺乏科技遠見，有的地方還缺乏健全的人才評價體系，有的高校還缺乏成果轉化收益具體支持……這些還在繼續束縛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問題，亟待解決。

發達國家成果轉化率是中國的4倍

在論壇上，郭俊峰連給了兩個「第一次」。

「每個月都有文件，每個文件都很大，每個文件里對科技成果轉化都提出明確要求。這麼密集的政策出台，是從1984年我國科技成果轉化起步以來的第一次！」郭俊峰說。

政策利好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昨天，我們剛對2016年的技術交易額做了估算，現在實際數額大概是10300億元。我們預計到12月底，應該有10600億元。」郭俊峰說，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技術交易總額，也將第一次「破萬億」。

郭俊峰還說，這30多年來，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經歷了從制度設計到政策演進，再到模式創新的一個過程。「現在法律和政策體系、管理監督體系、交易與服務體系這三個體系已經形成。」

然而，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的潛能還是很大，科技成果轉化機制仍有待提高。

當天，受邀來演講的德國史太白經濟促進基金會史太白大學中國首席代表覃焱，在發言中提到，通過中外成果轉化效果的對比可以發現，發達國家的成果轉化率為40％，而中國的轉化率僅為10％，發達國家的產業化率為25％，中國僅為5％。

「要測算科技成果轉化的價值，產值比才是乾貨。」覃焱說，在產值佔比方面，發達國家為20％，而中國僅為2％。

科技成果轉化主角之間的配合仍「不和諧」

高校、企業、政府是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角」，然而，廣西防城港市高新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副主任韓凱認為，在高校科研成果轉化成市場產品的過程中，這三者的配合仍有些「不和諧」。

從政府角度來看，講技術合作較多，產業項目太少，此外，不少地方政府對產業結構的完善、產業體系的建設促進不大，基礎夯實和經濟效益都不明顯。他說，有的地方政府以市場換產能的思路與政策往往不獲理解，也不太擅長用市場化的手段扶持成果轉化與產業項目落戶。

對高校來說，空間距離會影響成果轉化。韓凱說：「各位專家教授不到我們那裡，意味著很多成果我們只能看到，但是得不到。此外，實驗室直接創業，總覺得中間隔著『玻璃板』，這個玻璃板實際上就是對市場的把握。」

他舉了個例子：某高校實驗室納米材料產品已經中試，期待落戶，但自有資金不足，又不願意接受風投，試圖以財政資金作為主要來源，但是政府只能在其中作為小股東。最後囿於高校的「理念」問題，風投進不去，科研成果沒能實現落地。

相應地，對於企業來說依然如此。韓凱也見過一家生物企業，這家企業的老闆很期待產學研合作，但遲遲下不了決心，對投入和產出把握不準，雖然有比較好的資源，但是沒有辦法往前邁出一步。

這些看似形而上層面的問題，卻是韓凱遇到的實實在在的例子：認識多深決定能看多遠。

畢竟，不是改革開放一聲號令，所有人就都跟著下海，並能成千萬富翁的。

先要讓科研人員有「名利雙收」的可能

當天，不少與會專家認為，圍繞科技成果轉化的評價導向缺乏，是制約科研人員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一大原因。

從高校的角度來看，讓外界認可高校教師在社會服務方面所創造的價值，平衡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的關係，是高校面臨的工作重點。當天，南京工業大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朱躍釗就提到這一問題。

他說，人才培養是高校最核心的任務，科學研究則為大學的興盛鋪就了強校之路，而對大學來說，不接觸社會，不承擔任務，無異於緣木求魚，三者都是高校的重要使命。

但現實的情況是，這三者存在著不平衡。朱躍釗說，放眼望去，高校重科研的多，真正重教學的少，重社會服務的也不多。這其中，科技成果轉化是高校直接服務於社會的重要抓手，因此能否理順、平衡三者的關係，直接關係到前者的進程。

在朱躍釗看來，之所以出現不平衡的情況，源於多個層面的因素，概括起來可以分為功利說、等級說、效益說和評價說。其中，功利說是指，「對辦學者來說，要爭名頭，對教師來說，要爭頭銜」；等級說是指，「從學術地位來講，科研＞教學＞社會服務」。朱躍釗說，受名頭和學術地位的驅動，高校教師對待三者就會有相應不同選擇和態度。

至於效益說，朱躍釗指的是，根據相關政策，橫向經費有更多的激勵，一些教師在作選擇時也會受此驅動；評價說則是指「國內評價體系向科研傾斜，缺乏分類指導」，這引發了備受詬病的「重科研、輕教學」現狀。

當天，科技部人才中心計劃管理一部處長徐輝就提到，改革人才培養、評價和激勵機制，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創造性，是促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所在。

「用好科技人才，就要使他們『名利雙收』。名是榮譽和事業成就感，利是現實的物質利益回報，擁有產權是最大激勵。」徐輝說，要讓科技人才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得到合理回報，「通過科技成果處置收益、股權期權激勵、在資本市場上的變現，增加合法收入，甚至成為『科學家富翁』」。

在徐輝看來，健全鼓勵創新創造的分配激勵機制，應實行績效工資制度，建立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建立國際高端人才市場化薪酬試點。「應提高科技人才成果轉化收益分享比例，讓各類主體、不同崗位的科技人才都能有收益，全面激發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的科技人才積極性。」

轉讓處置成果的屬性問題亟待各方思考

不少高校，的確往前走了一步。

根據清華大學成果與知識產權管理辦公室副主任張友生的介紹，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在高校知識產權處置和收益分配方面一直走在前列——

以美國斯坦福大學為例，科技成果轉化的現金收益與股權收益是學校、院系、發明人、OTL（技術許可辦公室）進行分成，發明人只佔三分之一的收益。英國的牛津大學中，如果利潤不到7.2萬英鎊，研究員可以得到61％的收益，利潤越高，研究人員得到的收益比例越低，可低至15.75％。

而在國內，這一比例有了明顯的提高。根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利用該項職務科技成果作價投資的，從該項科技成果形成的股份或者出資比例中提取不低於50%的比例。

事實上，在很多高校，科研人員從中獲得的收益高達70％。根據張友生的統計，清華大學規定，成果轉化的現金收益與股權激勵，成果完成（轉化）人員可分得70％；浙江大學規定，轉讓許可凈收益、作價入股凈收益的70％給成果完成（轉化）人員。

唯一讓張友生擔心的，是所要轉讓處置成果的屬性問題。他說，國外高校對成果有充分的處置權，國內高校儘管也可以進行許可、轉讓等處置，但我們所處置的科技成果，依然具有國有資產屬性。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在處置階段，有定價決策的風險；在經營階段，又有保值增值的壓力。張友生說，如今成果轉化的收益提高了，但轉化中的政策乃至法律風險並沒有完全降低，這也是接下來亟待各方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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