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茅山志》，整理者：王崗

茅山志

王崗（Richard G. Wang）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8月

裝幀：精裝

語言：繁體中文

分冊：2

定價：128.00

書號：978-7-5325-8078-1

【整理者簡介】王崗（Richard G. Wang），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博士，現任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語言文學文化系副教授。

仙山故事：

《茅山志》整理本述評

位於今江蘇省句容、金壇兩市交界處的茅山，自南朝陶弘景隱居其處以來，長期為道教上清派（或稱茅山宗）的祖庭，並被尊為道教「第一福地」、「第八洞天」。茅山能有此地位，與上清派息息相關。此派並非最早出現的道教教派，但在早期道教由質樸、雜糅、渙散的底層信仰向成熟宗教轉型的過程中，卻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神仙譜系的建構、修鍊理論的發展、道教經書的整理等方面均卓有建樹。正因為此，整個隋唐及至北宋時期，上清派都是道教中影響最大的一個教派。南宋以後，其聲望才漸漸為龍虎山正一派和全真教所超過。唐人柳識謂：「道門華陽（按：茅山有華陽洞，古人常以「華陽」代指以茅山為發祥地的上清派），亦儒門洙泗，蓋玄化振於此也。」明人楊一清更有總結性的評論：「梁唐以來，陶隱居之流遞相宗祖，為道門洙泗。而還丹服餌符咒之說，一切托始，則其為人心歸仰者亦久矣。」可見人們久已將上清派在道教中的地位類比於儒家的「洙泗」。

對上清派歷史的第一次系統整理即為陶弘景本人編撰的《真誥》，弘景之後近七百年的元代，又出現一部類似職志的著作，此即為元代上清派宗師劉大彬所編纂之《茅山志》。此書圍繞著茅山這一神聖空間來輯錄和敘述上清派的歷史，在很多方面顯示出繼承《真誥》的傾向，如全書十二篇：《誥副墨》《三神紀》《擴神區》《稽古迹》《道山冊》《上清品》《仙曹署》《采真游》《樓觀部》《靈植檢》《錄金石》《金薤編》，均以三字為題，即是模仿《真誥》體例。其中《三神紀》《上清品》兩篇，敘述三茅真君和上清派歷代宗師事迹，從中可見編纂者對上清派歷史之建構。其餘各篇，分別記錄了茅山山水形勝、仙真遺迹、樓觀庵廟、歷代隱者、上清經傳目錄等內容，而《錄金石》《金薤編》尤為洋洋大觀，前者輯錄上起南朝梁下至元代的茅山碑文，後者輯錄歷代文人歌詠茅山之詩歌序銘，可視為上清派史料之淵藪。總之，《茅山志》誠如《道藏提要》所云：「讀此可窺元以前道教茅山宗之全貌，非徒山志而已。」《茅山志》成書後，明代永樂、成化年間均有重刻，並於正統年間刻入《道藏》。嘉靖年間茅山玉晨觀道士張全恩復組織重刻，並請邑人江永年增補《明懿典》一卷，記錄明代茅山的國家祭典、宮觀組織等情況，並按《錄金石》《金薤編》兩篇的體例增補明代茅山碑文、詩歌。本次由王崗先生整理的《茅山志》，即以此玉晨觀本為底本，以目前尚存於世的《茅山志》的各個版本為校本，進行校勘標點。筆者作為該書責編，有幸通閱全稿，聊述幾點感想如下：

首先，為了刻意營造神秘性，道教文獻每每隱沒撰作年代，早期文獻又常常經過後人的改作，使得文獻斷代和排序成為道教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而《茅山志》中收錄的不少早期道教文獻，有可能為這種斷代工作提供依據。例如，北宋張君房所輯《雲笈七籤》中收有署名東晉李遵撰的《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茅君傳》，為較早的一種敘述三茅真君事迹的文獻。筆者在審稿時發現《茅山志》中《三神紀》一篇所收茅君傳記與《雲笈七籤》本《茅君傳》大體相似而間有異文，後讀魏斌先生論文（《句容茅山的興起與南朝社會》，載《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得知唐代類書《初學記》卷三十《鳥部·鶴》引李遵《太元真人茅君傳》一條，其內容唯見於《三神紀》而不見於《雲笈七籤》本《茅君傳》，據此可推斷《茅山志》所收者應更接近於東晉李遵所撰三茅傳記的原貌。再如，《真誥》是重要的早期道教典籍之一，然而今天人們利用最廣的《道藏》本《真誥》，在明代被刻入《道藏》時，不但被重新分卷，在內容上亦有所改作，已非原貌，而元代成書的《茅山志》中多處引用《真誥》，正可作為今天我們整理校勘《真誥》的重要依據。

其次，在傳統中國，宗教往往需要與政治勢力結盟才能獲得生存與發展。晉僧道安有云：「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不獨佛教如此，道教亦然。上清派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除道教自身的因素外，也得益於其歷代宗師中有不少人熟諳政治風向，與皇室關係密切。劉大彬在《茅山志敘錄》中即曾感慨：「梁唐尊尚之篤，真人道士代為帝者師，龍文鳳札，積如雲霞」，而他所在的元代，上清派已漸趨衰微。大概是出於對往昔榮耀的懷念，劉大彬在《誥副墨》部分中收錄了大量與政治相關的材料。其中有梁武帝與陶弘景之間的書啟數通，由這些書啟可知梁武帝不僅是位「菩薩皇帝」，其與道教之間也是淵源頗深，如其曾為陶弘景提供山中修道所需之物，書信往來，關懷備至。饒有趣味的是，這些書啟中提及，梁武帝曾送王羲之的一些書帖給陶弘景賞鑒，兩人並就書跡真偽和書法理論進行了多次討論。這正呼應了陳寅恪先生的著名論述，即道教的寫經活動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發展關係密切。除此之外，唐宋兩代皇帝敕書亦收錄不少，尤其是唐玄宗賜上清派宗師李含光的敕書就有二十四通，宋徽宗賜上清派宗師劉混康的敕書更多達七十餘通，其中涉及茅山道士為皇室拜章、求符、齋醮、授籙等事，細讀其文字，亦可見皇帝與道教人士交往時隱微的心態。 這些材料可補正史之遺。

再次，《茅山志》之《錄金石》《金薤編》兩部分搜羅歷代文士撰寫之碑文、詩歌、序銘等文字甚富。陳垣先生輯《道家金石略》時，即從《茅山志》中徵引了大量碑文，此次整理以多種版本對校，使得我們更為接近了這些碑文的本來面貌。《金薤編》所收詩文，亦不乏名家之作。偶加檢索，可見其頗有未收於作者本人文集中者。如趙孟頫 《上清傳真圖序》，不見於《松雪齋集》及今人整理之趙孟頫集。還有一些篇章與作者本人文集所收者頗有異文。如揭傒斯詩《京師贈劉宗師二首》，有句雲「天書三聘出山來，南望三茅日幾回」，而現存揭傒斯詩文集各本均作「天書三聘出山來，南望金陵日幾回」；又有句雲「知君用意世難聞，常恐山門污白雲」，而現存揭傒斯詩文集各本均作「深知用意俗難聞，常恐山門涴白雲」。以上異文，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揭傒斯全集》校勘記均未引及。凡此種種，如有心者勤加披覽，定有助於相關文集的輯佚和校勘工作。

複次，本次整理以明嘉靖年間玉晨觀刊本《茅山志》為底本，前已言及，此本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增補了比較豐富的明代史料。尤其是其中的 《明懿典》一卷，敘述明代朝廷在茅山舉行的祭祀、齋醮等活動，備錄有關的敕諭、祭文、祭品記錄、參與者名單乃至往來公文等，稱得上巨細靡遺。這部分的增補者江永年特意說明：「右文移錄之不厭其繁者，緣先年原無事例，以見國家一醮之設，往來公文，所經所費，必如是而後備，毋蔑視之，而復有所征雲。」除此之外，他還詳細記錄了明代茅山各宮觀的位置、沿革、佔有田土的情況，道官的姓名和等級。清代四庫館臣認為這一部分內容與《茅山志》原有的體例不合，且譏諷其「敘事凡敝」。然而，從道教史研究的現狀來看，江永年增補的這些材料正因為其未加潤飾才顯得彌足珍貴。長期以來，明清時代被武斷地判斷為道教的「衰落」期，大多數道教史研究者的眼光遂集中於魏晉南北朝隋唐，這種不合理的狀況有待於明清時期道教史料的發掘和利用。迄今為止學者們使用最廣泛的是明代《道藏》本《茅山志》，故玉晨觀本《茅山志》中所包含的這部分明代資料幾乎未有人提及。因此，王崗先生選擇以玉晨觀本作為此次整理的底本，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一種「新史料」的再發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