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晚年是如何長期盤踞神壇的

斯大林身邊的人對於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事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只要斯大林能維持政治局成員間的互相猜忌，他就能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政治局委員對此個個心知肚明，然而除了暗殺斯大林外，這一切都無法發生改變。即使他的下屬腦中閃現這樣的想法，他們也會迅速打消這個念頭。暗殺的風險實在太大，因為斯大林的衛士忠實效忠於他個人。如果有政客膽敢聚集起來搞陰謀對付斯大林，那麼其他政客就會很快聯合起來對付他們，並以此來討好斯大林，等待密謀者的肯定是拘捕。

斯大林喜歡在下午4、5點左右吃午餐，而晚餐安排在晚上9點以後，所以整個領導層也必須集體調整他們的生物鐘來適應斯大林的習慣。蘇聯的精英上層都必須照做——他們的家庭也必須忍受這一切，這是他們維持生命和享有特權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人的工作時間表也得按克里姆林宮標準調整。從蘇聯到柏林、地拉那和索菲亞，黨和國家的領導者根本不敢遠離電話，因為斯大林會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時間打電話過來。

斯大林努力尋找領導人相互之間說法上存在的分歧而累得筋疲力盡，政策斷層線處極易產生分歧。斯大林偶然間找到了一種刺探「克里姆林宮走廊」上存在秘密的經濟而實用的方法。

斯大林還有其他秘密的信息來源渠道。1946年3月從內務部分離出去並保持獨立的MGB會定期向斯大林報告他們通過竊聽手段獲得的蘇聯領導人之間的談話。斯大林相信其他政治局委員都充滿個人野心，他們扣押了斯大林數以百萬計的命令，斯大林由此斷定他們會制定出針對自己的陰謀。對德戰爭期間，斯大林命令在幾百萬軍事人員的房間里安裝竊聽設備，文職人員也沒有倖免，文職人員的房間里也安裝竊聽設備。甚至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在1950年也被竊聽。

斯大林的另一種手段是讓他的下屬們彼此嫉妒，互有爭執，而斯大林則是唯一的仲裁者。他從不允許任何最高政治領導者在一個位置上幹得太久。不允許任何人在克里姆林宮紮下根來，這是他的原則。斯大林深知，未來接班人的政治命運越是充滿變數，越有利於自己的掌控。莫斯科的政治「旋轉木馬」不時地把一些人甩下來，倖存者則必須不斷地「上馬下馬」，從一個位置挪動向另一個位置。這一複雜的工作僅僅依靠斯大林自身顯然不夠。斯大林的病痛導致他難以像20世紀30年代和「二戰」期間那樣進行監管。就像列寧在1922年4月曾向他尋求幫助一樣，斯大林需要一個可以依賴的人充當耳目。在1945年後的歲月里，斯大林在政治上會對某人最為偏愛，有時候他會暗示這個人就是選定的接班人，但他不會明確授予其接班權，這是為了在其喪失利用價值後非常容易地將其拋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可以取代斯大林的位置。

斯大林控制下屬的手段不斷翻新。蘇聯部長會議（人民委員會在同一年進行了重組）在1946年時共有48個部委，每個部委負責一個龐大的國家職級部門。斯大林不再親自主持部長委員會工作，他增設了評議員職位作為替代。這實際上是一個垂直的系統，斯大林指定蘇共中央的領導人分別負責幾方面的工作。斯大林需要確保整個國家服從他所設定的意圖，同時又想把流動性和模糊性作為他統治權的守護神。評議員制度就是他的解決之道。他們經常面見他，卻不知道什麼時候可能因其他機構的告密而墜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每個機構中的不同部門都相互競爭。政治局希望每個機構的部門盡量多，這種做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認可，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授權。如果哪個部門機構數目呈下降趨勢，則表明該部門已經處在被斯大林非難的陰影之下——甚至是領袖對其致命的懷疑。斯大林的同事總是生活在高壓之下，他們總擔憂會因下屬犯下的一些低級錯誤而給自己帶來災難。

政治類似捕熊的陷阱。政治局委員只要上交的的業績符合斯大林的要求，他們盡可以彼此殘忍撕咬。

實際上斯大林經常離開莫斯科，這讓很多同時代的人（以及後來的評論家）推測斯大林正在失去對權力的控制，這純粹是一個誤解。事關國際、政治和經濟工作中的所有重大問題，都必須由斯大林完成最後裁決，克里姆林宮的政客們由於對他深存的恐懼而不敢存有任何的欺騙心理。在中央和地方都在動作的這樣一種管理方式也處在斯大林的掌控之中。戰爭結束時政府、黨、安全警察和軍隊四大機構，同時發揮著重大作用，這符合斯大林的需要，他需要這樣一種局面，在這種局面中沒有一個機構因為其主導地位而威脅到斯大林的地位。「二戰」結束後，最明顯的威脅來自紅軍，英雄的格奧爾基·朱可夫將軍順理成章地成為斯大林懷疑的重點對象。

剛剛在紅場上檢閱完部隊，同艾森豪威爾、蒙哥馬利完成了盟國相關軍事談判的朱可夫，很快就消失在公眾視線之中。斯大林手中握有大量關於朱可夫的污點資料，可以隨時對他發難。安全機構向克里姆林宮報告說朱可夫從德國用軍用列車偷盜戰利品，這是一份數額龐大的清單，包括3420匹絲綢、323件皮革、60幅金屬框架鑲嵌的畫，29件青銅雕像和一架豪華鋼琴。這實際上是蘇聯紅軍佔領一地之後的慣例。換言之，每一個蘇聯紅軍高級指揮官都可能面臨同樣的指控。斯大林曾經意欲對朱可夫訴諸審判，但最終還是將這位庫爾斯克和柏林戰爭的英雄調任奧德薩軍區司令（1947年2月，朱可夫被解職）。《真理報》逐步減少了對元帥們豐功偉績的報道，警察被授權加緊對各級軍官的監督。斯大林渴望能夠把軍隊置於文官政府控制之下。

安全部門也處在斯大林的懷疑之中，不過斯大林採用了不同的手段。和平時期的貝利亞不像朱可夫一樣，他具有太多利用價值因而斯大林不能拋棄他，不過斯大林還是免去了貝利亞秘密警察頭子的職務，這符合斯大林的利益。貝利亞知道的太多了，而且他在政府部門中安插了很多親信。斯大林打發貝利亞去負責原子彈工程，安排年輕人負責國家安全部和內政部工作。儘管在理論上行政領導的連續性是一種理想狀態，然而斯大林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確保他個人權利的不可侵犯性。一個長期佔據秘密警察頭子位置的人，將會對斯大林的地位構成嚴重威脅，尤其是國家安全部掌握著大量正式的武裝力量，他們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調遣。斯大林非常依賴波斯克列貝舍夫，希望從他那兒得到任何他感興趣的重要事宜。他也要確保他的保鏢頭子弗拉西克對自己感恩戴德，並且只對他負責。這是一個警察的國度，但這裡的統治者又從來不信任警察。

斯大林非常依賴國家安全部和內務部，要是沒有它們在相關事務上的高效率，就很難降低蘇聯軍隊的領導地位。蘇聯的國家預算總是給予安全部門大量的物質資源。斯大林對安全部門的信任伴隨他對警察的支持而增長。

當國家安全部和內政部有效運作之時，斯大林並沒有為蘇聯未來做好規劃，部長會議承擔了這方面的職責。經濟日益的複雜化使得對專業知識的要求日漸增加，而安全部門顯然難以勝任。部長會議自然希望從黨的機構的過度控制下解放出來，有幾個政治局主要領導人追求專家治國。這並不是一個新話題，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時已經反覆思考過這一問題。跟之前一樣，斯大林徘徊於兩種解決方案之間，一種方案是放權給部長會議，黨不再干預經濟工作，馬林科夫尤其熱衷於這一方案。另一個解決方法是擴大和增強黨的權力，即使不像20年代後期那樣由黨完全控制經濟生活，至少不會像40年代那樣削弱部長會議的權力，安德烈·日丹諾夫對這一方案情有獨鍾。「二戰」結束後前幾年斯大林傾向於肯定日丹諾夫的方案。但日丹諾夫很快就失寵了，斯大林轉而支持馬林科夫。

從結構的角度來衡量，兩種觀點得到了很好的平衡。日丹諾夫和他的朋友指出如果放權給部長會議，部長會議恐怕難以保證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的正確性。如果沒有了意識形態為基礎，十月革命的成果就會被逐漸侵蝕，最終損害蘇聯得以存在的基礎。單獨依靠專家治國的蘇聯難以生存。而爭論的另一方同樣有足夠的反對理由，他們認為蘇聯生活的朝代是一個軍事和經濟力量競爭激烈的時代，在競爭中如果黨的教義佔了上風，蘇聯在趕超美國及其資本主義盟友方面將會處於劣勢。黨的那些無用的監管將侍束縛住蘇聯的手腳，最終導致蘇聯在與西方的競爭中處於劣勢。

蘇聯需要更具競爭力，同時意識形態的灌輸和政治控制也具有極端重要性，斯大林對這兩點有著異常清醒的認識，無需說服。他的國家既不能沒有政府也不能沒有黨；甚至當他寵信這兩個機構中的某一個時，他總是故意含糊其辭。機構之間的競爭有利於斯大林的個人統治，將這兩個機構置於相互競爭的狀態，可以加強斯大林作為裁決者的地位。但這同樣意味著他必須容忍行政的低效率，而斯大林本來更喜歡高效率。斯大林認定每一機構要追求自身利益時必然以損害另一機構利益為前提，持續的競爭導致了系統性的障礙。政府、黨、警界之間的紛亂鬥爭造成一個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官僚作風盛行，文件堆積，政策的審議和落實進程緩慢。只有斯大林自己直接下達的命令或是得到他允許的下屬所傳達的命令才可以得到有效執行，才可以看到難得的活力。斯大林明白他不可能無所不知。中央機構網路的良好運轉有利於保持他的專制統治，但相應地運轉的靈活性和有效性就會大打折扣。斯大林為自己的專制付出了代價。

政治局委員們很清楚自己的處境，但他們也明白，如果他們在所討論的事務中立場不明確，斯大林會認為他們派不上用場了。同時，他們還得注意說話方式，不能惹斯大林生氣。只要不惹怒斯大林，他們就還有用武之地。斯大林特別注意自己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刺殺斯大林幾乎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的重要幕僚一般都不直接負責相關部門。對他們來說，肩上的責任相當重大。他們的工作環境很壓抑，但手中的權力和特權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彌補。受愛國主義熱情和意識形態信仰的威脅，他們努力工作，並在斯大林領導下工作了好多年。斯大林一直在控制他們，壓制他們，而他們對自己的下屬採取的也是這種手段。

有些人在工作中贏得了斯大林信任，有些則失寵了，每當這種時候，斯大林都會對領導層重新調整。「二戰」結束後不久被降級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就是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和米高揚一樣，莫洛托夫也是斯大林信任時間較久的一名高級官員。最初一切都很順利。1945年10月，斯大林到南部去度假時，他讓莫洛托夫、貝利亞、米高揚和馬林科夫這四人組合來掌管克里姆林宮。但其實他正在找尋莫洛托夫的借口，丘吉爾講演集的出版終於讓斯大林有了想要的託詞。莫洛托夫在「二戰」中名聲非常大，他作為一名俄羅斯族人也廣受歡迎，這些都引起斯大林的反感。英國媒體猜測莫洛托夫想要奪權，這更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覺。莫洛托夫倒台後，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迅速成為斯大林身邊的紅人，在1946年3月的蘇共中央委員會全會上，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被選舉為政治局常委。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和書記處的組成中，馬林科夫就被排在斯大林之後。到1949年3月，斯大林才免去了莫洛托夫的內務部長職務，但他已經不再是斯大林身邊的紅人了。

斯大林雖然對莫洛托夫很不滿，但他並不想徹底除掉莫洛托夫。1950年5月，聯合國秘書長特里格夫·賴伊到莫斯科會見斯大林時，斯大林要求莫洛托夫在一個討論時積極發言。莫洛托夫有著紮實的專業知識，斯大林不想徹底拋棄他。莫洛托夫的行政級別大大降低了，他的實際影響力雖說有所下降，但莫洛托夫並未徹底淡出人們的視野。他仍是政治局成員，更重要的是，他仍是斯大林別墅里的客人。斯大林正進行一場長期的較量。

斯大林提拔安德烈·日丹諾夫來制衡馬林科夫，1946年4月，日丹諾夫開始掌管中央秘書處的宣傳部門。與此同時，阿列克謝·庫茲涅佐夫同日丹諾夫一起在列寧格勒負責掌管中央秘書處的組織部門，這進一步鞏固了日丹諾夫的權力。馬林科夫深知如何用好自己手中的權力。實際上，誰的權力越大，他很可能會被打倒。1946年5月，馬林科夫的中央書記處成員資格被取消。斯大林指責他未能提高飛機製造行業的生產質量。N·S·帕托利切夫取代了馬林科夫。馬林科夫待在高層時間並不長。但是和莫洛托夫一樣，他並未淡出克里姆林宮的視野（至少這發生在他在蘇聯中亞共和國執行任務之後）。然而，戰後高層人員的這種政治鬥爭仍會導致被打倒的人權力和影響力大大下降。斯大林沒逮捕馬林科夫，但他在黨內和政府內部提拔的人都被日丹諾夫身邊的人代替了。日丹諾夫是一顆正在升起的新星。

為什麼斯大林突然會改變自己信任的對象？至今仍然是個謎。可能斯大林確實對飛機工業領域的低效率很不滿。也許他在找借口，目的是讓整個政治局的成員都完全聽命於他。也可能斯大林確實很喜歡日丹諾夫。莫洛托夫曾回憶說：「斯大林對日丹諾夫的喜愛要勝過其他任何人。」日丹諾夫成為斯大林的左膀右臂後，斯大林開始轉向對付米高揚。這也不是幾年來斯大林第一次收拾米高揚。1944年，米高揚提出建議，為恢復烏克蘭的集體農莊，給烏克蘭調撥一批冬種的糧種。斯大林否決了這一建議：他指責米高揚的行事風格不利於國家的發展。1946年12月，斯大林指責米高揚屈從美國為提高雙邊貿易額而提出的條件，斯大林對此很不滿。

在高層，沒有人是安全的。應斯大林的要求，蘇共中央委員會1947年2月提拔一名叫沃茲涅先斯基的列寧格勒人進政治局。但同時斯大林將尼克拉·布爾加林提拔為政治局成員：他不想讓列寧格勒的人在中央權力層形成派系。實際上，他構建的這種權力平衡關係從來都不會長久。對人員進行大範圍調整是他統治的一大特色，日丹諾夫也不可能是他長久信任的對象。但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徹底失寵了。1948年斯大林邀請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到繆思里一起吃飯，與波斯克列貝舍夫有關的一個小場景令他們很傷心。吃飯中間，波斯克留貝舍夫突然對斯大林說：「斯大林同志，你當年去南方度假時，在莫斯科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揚組建了一個反對你的小集團。」他們兩個人都知道這一幕是斯大林導演的。他們為自己的無辜辯解，斯大林接受了他們的解釋，但斯大林已不再信任他們。米高揚認為，到「二戰」後期，斯大林才變得反覆無常。米高揚實際上是自欺欺人。他忘了，身居高位的斯大林一直處事武斷。問題在於，斯大林曾信任過米高揚，所以到現在他才成為斯大林所推行政策的受害者之一。

如果米高揚說的話沒錯，那斯大林是從「二戰」後期才變得處事更古怪。1941年前，斯大林周圍的人都害怕斯大林，他們也不知道斯大林會提拔自己還是把自己送進監獄。但戰爭勝利在望，斯大林那種喜歡愚弄人的本性又暴露出來了，他喜歡戲弄自己的同志。他周圍的人都認為這是一種不好的徵兆。雖說經過與斯大林多年的謹慎相處，他們在政治上幸免於難，但他們並不是成熟的心理學家，根本揣摩不出斯大林的心思。

1948年8月，日丹諾夫因病醫治無效去世後，克里姆林宮的政治變得對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有利。因受酗酒和心臟疾病的困擾，日丹諾夫的身體一直不怎麼好。但有人認為是他的醫生謀害了日丹諾夫。據負責給日丹諾夫治病的的一名官員莉佳·季瑪舒克透露，醫生根本沒有給日丹諾夫進行合理有效的治療。斯大林的辦公室也收到了日丹諾夫的病歷，但斯大林沒有繼續追究這件事，實際上，他當時根本不想深究此事。幾個月前，斯大林已經不再信任日丹諾夫，現在他授權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調查日丹諾夫的死因，並調查了列寧格勒的政治形勢。長著一副娃娃臉的馬林科夫是大清洗時期重要的職業黨員，他聲稱自己找到了謀殺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宮成員的證據。斯大林確信，列寧格勒的領導人過去在政策上長期陽奉陰違，進而他認為有必要對列寧格勒的黨政領導人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調整。1950年，對列寧格勒黨政領導人的迫害開始了。此後，馬林科夫和貝利亞作為斯大林信任的人重新回到了克里姆林宮。

列寧格勒事件是1938年以來斯大林對共產黨精英的第一次血洗。「二戰」後，針對某些社會階層，特別是新合并的波羅的海各共和國中經濟和公共生活中的著名人物，斯大林開始收拾他們，將他們流放，逮捕，處決。斯大林還將返回的戰俘強制送到古拉格集中營去勞動。但受迫害的列寧格勒人與眾不同，他們是蘇聯的政治精英。這一次，斯大林不會為做樣子公審而擔心了。幾百名黨政官員被送進監獄，被槍殺。受害者包括政治局委員尼古拉·沃茲涅先斯基、中央委員會秘書阿列克謝·庫茲涅佐夫、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第一部長米哈伊爾·羅季奧諾夫以及列寧格勒共產黨第一秘書彼得·波普科夫。

斯大林雖然沒明確說明自己的意圖，但馬林科夫和貝利亞的人很容易就猜到他的目的。馬林科夫和貝利亞一直對日丹諾夫以及他在列寧格勒培養的親信不滿，他們打擊日丹諾夫親信的機會終於來了。但斯大林為什麼會同意他們這樣做呢？可能他對沃茲涅先斯基戰時不聽命於他仍懷恨在心。沃茲涅先斯基也是戰後政治局委員中唯一一個出暢銷書的人。也許是沃茲涅先斯基名氣越來越大惹惱了斯大林，就像當年的朱可夫一樣。當有人發現沃茲涅先斯基遺失了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重要資料時，一直對他不滿的馬林科夫終於有機會收拾他了。馬林科夫指責他不負責任，甚至有叛國行為。有人發現沃茲涅先斯基一直隱瞞經濟計劃與真實的經濟形勢之間的差距。坦白地說，在他們看來，沃茲涅先斯基就是一個騙子。儘管政治領導人都在騙人，但不幸的是，有人發現了沃茲涅先斯基的騙局。在斯大林看來，沒有什麼比政治局委員對他的忠誠更重要的事情了。

列寧格勒的其他人對斯大林也不滿。作為偉大的衛國戰爭的英雄之城，列寧格勒的領導人在培育一種當地的愛國主義。自彼得大帝以來，這座城市一直是俄羅斯帝國的首都，1918年3月，俄國將中央政府遷到莫斯科後，列寧格勒一直在與莫斯科較量。列寧格勒人認為，他們之所以能在德國法西斯的屠殺中倖存下來，主要是因為他們信念堅定，而不是因為有了克里姆林宮的幫助。在蘇聯這個以莫斯科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多民族國家中，列寧格勒逐漸變成了俄羅斯的首都。

列寧格勒黨政領導人的一些做法已經超出了斯大林的容忍範圍。斯大林願意將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融入進他的政策和理論之中，但他一直關注俄羅斯人民族主義的發展趨勢。列寧格勒的政治精英不了解這一真實狀況。庫茲涅佐夫在未徵得克里姆林宮許可的情況下，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建立了一個零售市場，羅季奧諾夫要求建立一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專門機構」。「二戰」爆發前，沃茲涅先斯基就已經不在列寧格勒工作了；但斯大林認為他身上有民族主義情感，斯大林給米高揚說：「他認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烏克蘭人都不是真正的俄羅斯人。」再者說，「二戰」後，包括日丹諾夫在內的列寧格勒地方領導人對南斯拉夫很熱情。鐵托和南斯拉夫主張東歐走更激進的共產主義道路。當時斯大林對鐵托的提法沒明確表示出異議。但斯大林和鐵托鬧翻後，日丹諾夫曾經表現出來的對南斯拉夫的態度難免會讓斯大林生疑，雖然日丹諾夫當時還是深得斯大林信任的，但蘇聯的「第二首都」會不會也是一個反叛核心？沃茲涅先斯基在「二戰」期間的影響特別大，而斯大林1948年底甚至認為庫茲涅佐夫是他的接班人選。

斯大林深知，如果在一次大清洗中將自己的下屬都清除掉，那自己也就無法生存了。這些人都是他提拔的，如果都清洗掉，那就說明他的眼光有問題。再者說，斯大林也要警惕那些他打算要清洗的人的反應。如果自己讓這些人都對他的意圖感到恐懼，他們就很有可能建立一個組織。因此，為避免集體反叛，他往往是清洗某些人，而不是將一批人同時處理掉。斯大林不是全能的，他需要謹慎處事，將他的下屬一批一批地處理掉。

此時的斯大林就像是歷史上一位史無前例的專制君主。比路易十四更勝一籌的是，斯大林真正可以說「朕即國家」。他在大清洗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最高權力機構——蘇共——被他的血腥政策征服了，從此以後，他就可以為所欲為。斯大林之下，各個部門之間都是彼此競爭，互有牽制，但他們都聽命於高層，而並不需要對高層的命令做任何修改。這些機構都是斯大林行政管理鏈條上的傳送帶，他們的任務就是執行自己每天接到的命令。各部門的負責人聽憑斯大林的指揮，他們的職責就是理解斯大林的意圖。這樣看來，各機構和各機構的負責人僅僅是執行斯大林的政策。這裡沒有我們普遍意義上的政治學，只有行政部門這個龐然大物在起作用，這個龐然大物的主人是一個麻臉的精神病患者。這樣看來，斯大林所施行的就是一種集權主義的統治。

政府從來不徵求民眾的意見，選出的蘇聯公民代表只是去聽上級的指示，同意上級提出的主張。等級式的命令是常態，也是蘇聯統治的主要特點，任何對這種秩序有疑問的人，甚至那些沒有疑問的人會被送進監獄，或者送到勞動營去改造。政府的權力是不容反對的，敢反抗政府的人微乎其微。

所有與斯大林有家庭聯繫的人都會遭到鎮壓，似乎成了一種模式。斯大林想要擺脫他個人的歷史。他逐漸地傾向於以犧牲自身的真實形象為代價來換取一種國家聖像的地位。他變得比以往更加超然與神秘了。既然人們缺乏對斯大林的直接感受，他們通常就會以表達對他的忠誠熱愛作為補償。學校、公司和機關的每一個莊嚴的時刻都必須承認，作為蘇聯各族人民之父的斯大林是天才般的人物。與此同時，人們必須表達對斯大林人生和事業的高度感激之情。……他已經變成一個遙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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