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例外論是改善美中關係的障礙也是機遇

崔立如在中美聚焦網上發表的一篇影響頗廣、饒有新意的文章中，講到美中關係結構變化的固有危險。在他看來，這些危險因他所說的「米爾斯海默理論」而加大。他推斷，在美國的戰略意識中，進攻性現實主義佔據優勢。他同時警告說這種傾向在中國也頗有市場。在美中兩國，約翰·米爾斯海默以霸權是維護國家安全最佳手段這一理論而出名。按照他的觀點，國際政治已經「不幸」成為爭奪主導地位的大國之間無可規避的零和競賽。崔立如認為，進攻性現實主義構成「美國實行強權政治和維護霸權地位的基礎」。

國際政治理論家約翰·米爾斯海默

美國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受實力政治（realpolitik）動機驅使，這種觀點在中國相當流行。公平地說，歷史上美國在海外的行為為此提供了諸多佐證。美國許多思想家也確實主張強硬的政策，以維護霸權，或阻止其他潛在霸主的崛起。但美國外交政策不是鐵板一塊。事實上，美國多數現實主義者對外交政策中強權政治的缺點多有微詞。適當考察美國所作所為的其他動因，特別是美國例外論和自由主義思想，才能獲得美國動機的更精準圖景。儘管這些因素會讓美中關係憑添更多錯綜複雜，但以更大視角觀察美國的思想潮流，可以發現我們在哪些領域有機會建立信任，或至少建立更良好的溝通。

關注美國政治學者當前的辯論，就會很有啟發。與一些人所想的不同，學術界的現實主義者們對美國的「霸權」觀念和干預、顛覆政權、不斷擴大同盟體系等各種實際操作的批評越來越多。多年來，一些敢於發聲的現實主義者批評美國缺少克制，呼籲美國從過度的全球擴張中抽身。這些以麻省理工學院巴利·波森等學者為代表的所謂「離岸平衡者」們，認為美國的安全利益不需要海外駐軍，不需要強大的同盟，不需要捲入中東這樣的地區（至於美國主導西半球則是理所當然的）。在最近《外交》雜誌的一篇文章中，約翰·米爾斯海默和斯蒂芬·沃爾特主張美國實行適度的離岸平衡戰略，雖然，他把美國對華政策列為一個「有趣的例外」。

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其中顯著的一點，是指責美國的「霸權」傾向不是出自對強權政治的冷靜思考，而是出自美國例外論和自由主義等愚蠢想法。這種批評認為，追求安全必須有所克制，而自由主義把美國引入了歧途，使美國莽撞地到處充當警察、建立國家、渴望成為世界領袖。且不論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孰是孰非，對美國行為的這種批評，無疑可以區分美國外交政策中不受實力政治觀念影響的那股力量。

美國例外論認為，美國在世界歷史中地位超然。這種理念在美國深入人心，它最早出現於17世紀約翰·溫斯羅普提出的「山上的城」想法；在瑪德琳·奧爾布賴特有關美國的概念中，美國被反覆說成是一個「責無旁貸的國家」；巴拉克·奧巴馬的《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更宣稱「美國必須是領導者」。美國不是一個普通大國的想法，成為美國在國際政治中施加廣泛影響的正當理由。

許多美國的國際事務理論家辯稱，美國是唯一滿懷善意，且被其他國家所接受的國家，因為它威脅較少，不易引發制衡反應，而且通常是受歡迎的。羅伯特·卡根認為，這是由於美國有不在乎大戰略、通俗說就是不在乎整個世界的歷史，而且美國的行為並非只是出於私利。而前任總統手下的新保守主義者認為，其原因是，作為領先民主國家的美國擁有與生俱來的道德權威。在自由派國際主義者看來，這是因為美國有把權力的運用機制化、合法化的傳統。所有人都會覺得美國經常違背上述原則，所有這些說法都不太可說服一個中國聽眾。但重點是，許多美國人對這些說法深信不疑。這類觀點也給離岸平衡者的論點提供了可信度，即驅使美國搞霸權的，更多是自由派理想主義，而不是強權政治。

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國的外交觀。非民主、獨裁、共產政權天生缺少合法性，這種觀念深深植根於許多美國人心中。在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心，被意識形態差異和對中國政府的懷疑所誇大。美國鷹派中國問題專家常把中國方面的潛在侵略性與非民主政體的天性掛鉤。「民主的和平」（其推論是非民主國家不可信）滲透了美國人的思維，即使約翰·麥凱恩參議員這樣的理性現實主義者也不例外。一些分析家還注意到，讓許多美國人糾結的，是他們漸漸明白中國也許永遠不會按西方自由主義路徑改造其國內體制。這種預期上的重新調整導致了真正的失望。

五角大樓這類參與者的制度性利益，兩黨謀求外交政策共識過程中的妥協，以及其他事務，都是美國外交政策現實主義和自由理想主義相互作用的結果。所以，與外界眼中的形象相比，美國的觀念體系其實複雜得多，內部矛盾有時也大得多。當自由主義等因素在一些重要方面讓美中關係變得更複雜時，這種複雜同時也意味著，與固執堅持崔利如所擔心的「米爾斯海默理論」相比，此時的美國更易被讓它消除疑慮的舉動所影響，其立場也更為靈活。

許多美國人認為，因為堅守原則，所以美國的實力是有節制的，或者是具有合法性的。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樂見其他國家參與這一敘事。在最近一次英國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所的香格里拉對話中，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在演講中使用了36次「原則」一詞。他還邀請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參與這一有原則的秩序。美國這方面是否偶爾表裡不一，與中國能否有效參與美國的敘事，消除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國政權性質的疑慮，其實並不相干。在作為霸主的美國以中國是否「按規則行事」為當務之急的時候，中國依循常規機製作出的任何自我剋制，都會在重要方面給美國帶來積極影響。

也因此，習近平主席不無助益地提出了「新型大國關係」願景，它包括強調「雙贏」合作，而不是強權政治。許多中國人對這一概念在美國反應平平感到失望。美國的猶豫有幾個原因。一個簡單原因，就是懷疑這個概念不過是包含多重目的的一種修辭手段。而更深層原因，可以從美國外交政策理想主義和自由主義推手身上尋找。

其重點是，許多美國人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已經在謀求「新型」的國際政治。通過保護國際貿易自由規則，維護全球治安，美國為推動雙贏合作提供了安全保護傘。這一過程伴隨著重塑國際政治特徵的終極觀點，這種觀點源自美國傳統上對歐洲實力政治的排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試圖迴避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試圖廢除它。事實上，巴里·波森對他所謂「自由霸權」的現實主義批判，就是由於它建立在脫離現實的假設之上，即認為靠這種方法能夠最終迎來超越強權政治的國際關係新時代。

一個顯而易見的危險是，美中兩國都堅信自己在推動雙贏國際秩序，同時懷疑對方搞「強權政治」。然而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簡單選擇互惠互利還是實力政治，關乎成敗的，是哪種規則將主導後實力政治時代的秩序，以及它需要怎樣的權力架構來支撐。為尋找融合路徑，美國和中國都有大量工作要做。

這些觀察不代表否認美國其他思潮對力量平衡、「地緣政治」或維護「單極」世界的側重。至少，正如亨利·基辛格看到的，美國是在強權政治和理想主義之間搖擺。但不論好壞，美國的理想主義傳統通常貫穿其利益觀。在這方面，對中國學者來說，認真研究美國外交政策中理想主義思潮所帶來的機遇，會大有收穫，雖然他們有時指出美中之間仍然存在深層差異。美國人必須意識到，中國人一般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進攻性現實主義教義所驅使。從這個角度說，中國人提出建立「新型」關係，也許更像是真正的前奏。調和美國與中國的國際秩序願景是一項巨大挑戰，彼此國家觀念的多樣性，可以創造更多接觸的機會，承認這一點，就會有一個好的開端。

作者：

阿萊克·錢斯

Alek Chance

華盛頓中美研究所研究員、項目協調人，《中美研究所期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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