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四次參加科舉都落榜，卻意外掀開改朝換代的序幕

鴉片戰爭後，鴉片貿易變得愈加猖獗。

白銀外流加劇了經濟的混亂，擾亂了白銀和銅錢的兌換秩序。由於普通百姓都是以銅錢作為通貨，加上洋貨大量湧入，沿海地區的家庭手工業瀕臨破產的境地。

另一方面，清朝中期，全國總人口增加到 4.3 億，但全國的耕地面積卻沒有增加，甚至還因為災害等原因有所減少。人均佔有土地面積急劇下降的同時，土地還在向少數富人、旗人以及官莊集中。

到清朝中期，全國總人口中大約有 60%—90% 的人處於無地狀態。無地的農民只能背井離鄉，流入城市充當苦力，甚至出海尋求生計。

這樣一個流民群體，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

而這一時期，秘密社會的活動也活躍起來。民生艱難與官府的腐敗，為天地會等發動叛亂提供了契機。

正如天地會張貼的《萬大洪告示》所說的那樣：「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污吏，何異虎狼。富貴者縱惡不究，貧賤者有冤莫伸。」

在這種背景下，抗租、抗糧、叛亂等活動開始頻繁爆發。

第一次鴉片戰爭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中國開始向外國割地、賠款、商定關稅，嚴重危害中國主權。鴉片戰爭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喪失獨立自主的地位，並促進了自然經濟的解體。同時揭開了近代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歷史新篇章。

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覆蓋社會的方方面面，公共事業都依賴行政體制的效率。在行政效率較高的時期，社會救助、賑濟貧困等事業尚能發揮一定的功能，但在政治腐敗和行政效率低下的時期，人民的疾苦幾乎無人問津。

天災與人禍總是密切相連。

鴉片戰爭前後，幾次重大的自然災害在中華大地肆虐。

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河南嚴重乾旱；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湖北、安徽、江蘇、浙江等省發生大水災，廣西發生大饑荒；而咸豐二年（1852 年），山東境內的黃河改道淹沒了大片村社與良田。

幾百萬人遭受災害，損失嚴重，政府的救濟力量實在微薄，而這些微薄的救濟資金還在發放之時就被各級官員中飽了私囊。災民們流離失所，憤怒而絕望。

所有這些因素疊加到一起，整個社會其實已經像個大火藥桶了。社會的不安定感在民眾的心裡持續發酵，加上各種外來因素，社會動亂一觸即發。

嘉慶十九年（1814 年）一月一日，洪秀全出生於廣東花縣西北部一個小村莊的普通客家農戶家庭。按照家族起名的排行，家人給他起名為洪仁坤，小名為火秀。

洪秀全這個名字是他成年成為基督徒後改的，據說是因為「秀全」兩個字拆開後為「禾乃人王」，與粵語「我乃人王」發音相近。

洪秀全的父親叫洪鏡揚，是個正直而勤勞的農民。七歲的時候洪秀全進入私塾，由於天資聰穎加上勤奮好學，幾年下來即「熟讀四書五經、《孝經》、古文……自讀中國歷史及奇異書籍，均能一目了然」。學業上的成就使得家族和鄉里對洪秀全未來取得功名抱著很高的期望。

洪秀全在幼年時代即成為家族的驕傲，這使得他在少年時代就養成了非常自負的性格，為人跋扈，並且脾氣暴躁。

洪秀全成年後，先後四次前往廣州參加科舉的最低一級——生員的考試。洪秀全四次都以童生的身份參加秀才試，最終連最低一級的功名都沒有取得。這對於自幼被家族寄予厚望的年輕人來說，心理上的打擊無疑是毀滅性的。

中國饑荒

道光十六年（1836 年），二十二歲的洪秀全第二次赴廣州參加府試的時候，經歷了兩件讓他記憶深刻的事情。

他從小就學習的經書《禮記? 禮運》中關於「大同」的思想對他產生了很大的觸動，這段話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大同」社會的特點是公有制，人們沒有私產，也沒有私心，社會沒有犯罪，老弱病殘都得到妥善的撫養。

這是中國古代聖賢所設想的最完美的社會制度，是存在於傳說中的「三代」的社會制度，是古人頭腦中虛擬的理想社會。這種完美的理想制度雖然不是現實中存在過的，但是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將它作為一個參照物，對現實社會的種種弊病進行批判。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完美的社會理想，往往會成為處於動亂時代流離失所困境中的人民心目中的理想國，也容易成為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失意人士的思想寄託。對於他們來說，「大同」社會既是理想，又是武器。

《禮記》中的這段話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從洪秀全太平天國的實踐，到孫中山的民主革命，都與其有著深層聯繫。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洪秀全在廣州遇到兩位基督教新教的傳教士，其中一位叫史蒂文斯，他身穿一件長袍，蓄著長須。他們遞給了洪秀全一本《勸世良言》。因考試失敗而心事重重的洪秀全攜帶著這本分為九章的小冊子，回到了家鄉。

就在洪秀全第二次參加府試失意而歸的道光十六年（1836年），令清朝中央頭痛的主要問題是要不要禁止鴉片貿易。弛禁與嚴禁兩種意見正爭吵得不可開交。

二月，鄧廷楨出任兩廣總督，接到道光皇帝的諭旨命令剿滅鴉片。鄧廷楨立即展開卓有成效的行動，在林則徐抵達廣州之前即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清朝官方對於這個王朝的未來只是有隱約的擔憂，立即到來的危險尚沒有人能夠覺察。

而洪秀全這一類底層士人，正專註於獲取功名的科舉考試，雖然接連遭遇失敗，但並沒有什麼理由讓其放棄。誰不是這樣呢？廣州與他同一時間在科場上奮鬥的還有另外一個叫朱次琦的年輕人，這年他二十九歲，已經獲取了生員的資格，正在為考中舉人參加鄉試而挑燈夜讀。朱次琦日後成了公羊派經學的著名學者，康有為正是跟隨他學習了「大同」社會的學說。

「大同」學說所具有的革命性，我們可以從此看出一個端倪。

叛逆的火種開始在人們的思想中縈繞，它需要的是一個外在的形式和機會。具有決絕的行動能力的人往往會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只是專註于思想的人往往傾向於設計改良的藍圖。

洪秀全（1814年1月1日—1864年6月1日），原名火秀，族名仁坤，太平天國天王，清末農民起義領袖。

道光十七年（1837 年），洪秀全第三次赴廣州參加府試。在之前的縣試中，他再次高列榜上。但是這次府試他還是名落孫山。

這次落第對洪秀全的精神打擊很大，導致他得了大病，不得不僱用兩名精壯的轎夫於清明節這一天將其抬回家裡。

在這場斷斷續續的昏迷大病中，他身上發生了奇怪的「異象」：他開始不斷做夢，夢見有人將他抬到一個光明華麗的地方，有「天母」引領他到河邊沐浴，說：「我兒，你在凡界身體弄髒了，讓我給你到河中洗滌，然後再去見你父。」有許多年長的聖者將他引入一個大宮殿，進行換取心肝五髒的手術。最後他終於來到天庭，見一身穿烏龍袍、蓄著金色鬍鬚的長者賜予他一柄斬妖寶劍和一方斬妖璽。他還遇到了一位他稱為長兄的中年男子教他如何斬滅妖魔。洪秀全還看到孔子在向天父懺悔罪孽。

在這種神智昏迷的幻覺中，洪秀全病了四十多天。偶爾清醒的時候，則頭髮直豎徑自奔向其父身邊，鞠躬說道：「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歸向我了，世間萬寶皆歸我所有。」有時候他會起身在室內走動，大呼「斬妖！斬妖！」

研究洪秀全幻覺的現代心理學家指出，洪秀全夢中的那位金色長須的老者肯定是他前一年在廣州碰到的那位傳教士的形象，而四十天的昏迷與耶穌在曠野中經受考驗的經歷相對應，由此可看出，洪秀全回家後認真研讀過傳教士發給他的《勸世良言》，那本小冊子中關於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論述在他心理底層留下了影響。

有學者指出，考試落第產生的巨大失望、悲苦、怨恨、羞恥等情緒的強烈刺激，使得洪秀全患了一場「急性精神病」。但是通過這種幻覺，洪秀全從心理上洗刷了屢次不第的恥辱，並從「天上至尊的老人」那裡取得了對「全世之人」的統治權，這對於一個追求功名的士子來說，不啻一種心理安慰。

洪秀全從這場大病中康復後，性格和體貌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他性情變得溫和、友善和寬容，步伐似乎也更穩健，而身材變得比原來高大。

夢中的異象和經歷，被人當作「瘋人的行為」逐漸淡忘。洪秀全繼續在鄉村中做私塾的老師，直到六年後，他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赴廣州參加府試。遺憾的是，洪秀全再次落第。

經歷過前一次的大病，這一次洪秀全平靜了許多，只是憤然發誓，不再參加清朝科舉，而是發出了「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罷」的驚人豪言。回家後，洪秀全繼續其教書的生涯。

太平天國

有一天，他的表兄偶然看到七年前得到的小冊子《勸世良言》，讀後對此書大加讚賞，認為「內容奇極，大異於尋常中國經書」。洪秀全再次認真研讀《勸世良言》，並將書中所說內容與自己六年前的夢幻聯繫起來，才恍然大悟賜給他寶劍的至尊老人，就是要他斬妖除魔、除去世間不平痛苦的天父上帝，而教他如何斬妖的中年人就是救世主耶穌，他自己便是上帝的次子、耶穌的弟弟。

這樣，一種新的「三位一體」就誕生了。洪秀全無疑成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言人，上帝還明確授權其統治世間的眾生——兄弟姐妹。洪秀全認為廟宇中的各種偶像無疑就是妖魔。

洪秀全將幾年前夢中的幻覺與《勸世良言》中的宗教故事一一聯繫起來，為自己幾年前的幻覺找到了合理的意義，同時也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奮鬥的方向。他為這一啟示欣喜若狂，於是和表兄李敬芳一起，按照《勸世良言》中描寫的方法為自己做了洗禮，並向上帝宣誓不拜偶像和邪神。

對於一個在現有體制中走投無路的人來說，宗教性的頓悟和空想具有重要的調適作用。多年來的精神壓抑與現實生活中的不斷挫敗感，開始扭轉洪秀全的人生目標與自我實現的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洪秀全在廣州應考之際，正是廣州人民轟轟烈烈的「反入城」鬥爭的時期。按照一年前簽訂的《南京條約》，五個口岸都應向外國人開放。外國人可以合法地進入這些開放口岸居住。但是廣州居民堅決反對洋人入城居住，官府對民眾的壓制，加深了民眾對清朝官僚體制的仇恨。這種仇恨擴散到民間各個階層，也成為洪秀全思想轉變為反叛的重要動力。

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來自《禮記? 禮運》這一篇，以整個儒家學說中的完美社會為原本，並結合了近代傳來的基督教的社會理想。洪秀全把這兩種資源認知結合在一起，構建了一個社會藍圖。它忽視人類社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客觀存在的種種限制，包括人性的種種局限，直接取消各種差別，要求一步進入完美社會。

這樣的一個空想社會，在理論上是虛幻的，在實踐中往往帶來更加有破壞性的結果。這是我們總結人類社會上歷次以空想為思想指導的社會運動得出來的一個經驗。

外國人眼中的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了，但這場運動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清王朝由於太平天國的打擊，統治力量大為削弱，不得不起用漢族士大夫的力量來維持其最後的幾十年的統治。而通過鎮壓太平軍而崛起的湘軍等地方大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為重要的人物；湘軍、淮軍等地方團練則成為幾十年後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北洋軍閥的前身。

更為重要的是，太平天國起義所揭示的革命精神，成為激勵中國革命的重要源泉，孫中山在十二歲便立志做洪秀全第二，他的民主革命理論也受到太平天國社會理想的影響。

太平天國的革命實踐代表了中國人民對傳統腐朽的專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訴，但並沒有創造出新的社會形態來使中國走出中世紀式的黑暗政治。

因此，它沒有擺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改朝換代的歷史周期律。

摘自華夏版五卷本《中國通史》，卜憲群、魚宏亮總撰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撰稿，華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授權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