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為什麼非死不可，而改革卻史無前例的成功？

商鞅為什麼非死不可？

文：天野蒼茫

在歷史小說《大秦帝國》中，作者將商鞅塑造成了「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的完美主義改革英雄。連商鞅最後被車裂，都是因為他自己的選擇，他要用鮮血和生命來捍衛自己的改革成果。書中那漫天飛雪及佳人相隨的場面將商鞅的車裂現場渲染的極其悲壯和唯美，讓聞者傷心、觀者流淚！

經常讀歷史的朋友肯定知道，這個世界上，任何完美的人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也是被人為刻畫出來的。每一個人都是複雜的個體，每當面臨人生抉擇的時候，定會拷問自己的內心，總要權衡得失和利弊。

商鞅也不例外，事實上，他最終落得被車裂的下場，一定不是他心甘情願的。螻蟻尚且偷生，更何況人類，商鞅也想過逃跑和反抗，可惜由於自己作法自斃，最終只能黯然接受被車裂的命運。

本文試圖讓讀者從不同的視角看待商鞅之死，並對另兩位變法名家王安石和張居正的生前身後作簡要解讀。

（一）

要剖析商鞅之死，首先要從商鞅變法說起，以上這張表格便是變法的主要內容。商鞅是衛國人，輾轉各地抑鬱不得志，雄心勃勃的秦孝公繼位之後對外發布了求賢令，商鞅在魏國受挫之後，走了秦孝公寵臣景監的門路，得以接近秦孝公。經過多次試探，在帝道、王道都不為秦孝公所喜後，商鞅開始兜售自己的霸道，最終正中秦孝公下懷，在他的鼎力支持下，職業經理人商鞅開始成為整個變法運動的掌舵人和操盤手。

不可否認的是，通過商鞅變法，確實令秦國由一個受到山東六國鄙視的邊陲小國一躍成為法度森嚴、中央集權空前強大的戰爭機器。

但是，誠如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著作《浩瀚兩千年》中的論述，「商鞅的三輪變法，前後長達十餘年，循序漸進，絲環相扣。他的強國之術堪稱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殘酷和嚴厲的一種，是一次激進的國家主義實驗，在經濟模式上則體現為『命令型的計劃經濟。』」

在變法過程中，商鞅輕視教化、施行激進猛烈的嚴刑厚賞，通過各種措施來讓秦國百姓達到農戰（務農和戰爭）的目的。「內行刀鋸，外用甲兵」，無論是權貴階層，還是平民百姓，都是深受其苦。商鞅的政治主張和變法思想集中體現在後人為他編撰的《商君書》中，概括起來主要以下幾點：

1、「國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憎惡的東西，人民就弱；國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喜好的東西，人民就強。人民弱了，國家就強；人民強了，國家就弱。」(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

2、「國家施行善政，民眾中就一定會出現許多奸詐之人。國家富有，但執行讓人民貧窮的政策，叫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一定就強大。國家貧窮，但執行讓人民富有的政策，叫做貧上加貧，貧上加貧的一定就衰弱。」(國為善。奸必多。國富而貧治，日重富，重富者強。國贊而富治，日重貧，重貧者弱。)

3、「人民弱勢，國家就強大，人民強大，國家就弱勢，所以治理有方的國家一定要使人民處於弱勢。」(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從以上幾點便可以看出，商鞅所倡導的理念就是將國家與人民徹底的對立起來，有國家的強大就沒有人民的幸福，有人民的幸福就沒有國家的強大。要通過鐵血嚴酷的中央集權，達到讓國家強大的目的，最核心便是使人民更加弱小。換言之，大國崛起的基石，就是人民的苦難和血淚。一個并吞四方的軍事大國的崛起，帶給天下的一定是十室九空的悲涼和堆積如山的屍骨。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衛國（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梁庄鎮）人，衛國國君的後裔，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公孫鞅。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

（二）

商鞅在愚民、辱民和窮民的變法道路上狂飆突進，最終也的確實現了自己鮮衣怒馬、權傾天下的人生追求。但是隨著背後最大的支持者秦孝公去世以後，他的末日也快要到來了。

頗為讓人玩味的是《戰國策》中的記載，「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鞅，辭不受。」秦孝公對商鞅說，我掛了之後，你來干我這個位置吧！商鞅的表現則是堅辭不受。

秦孝公是真心傳位給商鞅嗎？當然不是，如果他是真心傳位，就不會把放逐的太子召回來了，直接通過一系列的人事更迭來為商鞅上位鋪路唄！因此，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放心自己死後的政治格局，對手下權臣的一次試探。

毫不懷疑，如果商鞅真的敢答應下來，埋伏在殿後的刀斧手可能立即竄出來將商鞅給咔擦了。當然，還有一種解讀，就是秦孝公放心不下自己死後老部下商鞅的人生安危，因此通過這種方式勸他急流勇退，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可惜，商鞅不能真實領會。

商鞅和太子贏駟早在變法時期就結下了仇怨，因此贏駟上位之後，肯定要拿商鞅開刀的。或者我們更腹黑一點解讀秦孝公，既然你商鞅還識相的話，那麼我就先留著你的命，等我兒子上台之後，讓他拿你的人頭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權威。

畢竟，如此一個權大、勢大的臣子對於任何一個後繼之君來說，都是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執掌大位二十餘年、一手將秦國從弱小帶向強大的穩重政治家秦孝公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秦國是周朝時華夏族在中國西北建立的一個諸侯國，建立者是華夏族西遷的一支。其先祖嬴姓部族早在殷商時期就是鎮守西戎的得力助手，頗受商朝重視，為商朝貴族並遂為諸侯。

對於商鞅的處境，還有一個人看的非常明白，便是大臣趙良，他曾經對商鞅說：「您一出門，後邊就跟著數以十計的戰車，車上都是頂盔貫甲、身強力壯、持矛操戟的貼身警衛，您離開這些警衛肯定不敢自己出門。您的處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面臨很快消亡的危險。您還打算要延長自己的壽命嗎？那為什麼不把封地交還給秦國，到偏僻荒遠的地方澆園自耕；勸秦君重用那些隱居山林的賢才，贍養老人，撫育孤兒，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這樣才可以稍保平安。您還要貪圖封地的富有，以獨攬秦國的國政為寵幸，聚集百姓的怨恨，秦君一旦捨棄賓客而不能當朝，秦國想要拘捕您的人還能少嗎？您喪身的日子就會像抬起腳來那樣迅速地到來。」

根據《史記》的記載，商鞅最終拒絕了趙良的勸告。

這也是人之常情，商鞅拼搏那麼多年才有了如今的錦衣玉食和高官厚祿，叫他說放棄就放棄，哪兒那麼容易！讓他如何甘心？該來的還是來了，商鞅最大的保護傘秦孝公死後不久，曾經被割了鼻子的公子虔等人立即上書新繼位的秦惠文王贏駟，告商鞅謀反。在民間歷練多年、心思深沉的秦惠文王非常「善解人意」的同意了公子虔等人的請求，下令逮捕商鞅。

秦惠文王是公報私仇嗎？

難說，作為一個正常的人來說，他對商鞅的怨恨肯定是有的。但是，從一國之君的角度來考慮，此時的商鞅威權日重，已經漸成尾大不掉之勢。殺一商鞅來平息大臣百姓的怒火，進而為自己立威，繼續保全變法政策，推動秦國這一戰爭機器轟轟的繼續前行。

怎麼看，對於秦惠文王來說，殺商鞅都是一筆划算的買賣。(秦惠文王更為高明的是處決了商鞅之後，以商鞅謀反查無實據為由，將公子虔、公孫賈等勢力盤根錯節的守舊派貴族大臣連根拔起，牢牢的掌控了秦國的大權。這樣高超的政治手腕無愧於他後來取得的北掃義渠，西平巴蜀，東出函谷，南下商於之赫赫功業！)

《史記》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三）

得到消息的商鞅當然不能坐以待斃，更不是像《大秦帝國》裡面說的那樣以身護法。商鞅開始出國避難，當他在邊境準備住旅舍時，由於自己沒有憑證（商鞅變法時期弄出來的政策，就是現在的身份證，這也是成語「作法自斃」的來歷），旅舍老闆拒絕讓他入住。

商鞅又想投奔魏國，結果魏國怨恨他在戰場上用欺詐手段擊敗過己方、讓己方蒙羞，拒絕他的政治避難。走投無路的商鞅無奈返回自己的封地，舉兵反抗，最終兵敗被殺，屍體被帶回國都，被處以車裂之刑，其家族也一併被誅滅。

那麼，對於商鞅之死，老百姓怎麼看呢？

史書只冷冷的說了四個字，「秦人不憐！」都說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比起什麼國家強大，老婆孩子熱炕頭這種安居樂業的生活才是他們更為嚮往的。而事實上，商鞅並沒有給秦國百姓帶去這樣的生活，他的變法只是迎合了統治者的胃口。此後，中國歷史始終沒有逃出「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怪圈。在各個朝代中，以儒為表、內施法術的帝王層出不窮，漢武帝、朱元璋等人都是此中行家裡手。

中國歷史上三大改革家：商鞅、王安石、張居正。

且不論他們改革的功業，從最後的結局來說，最悲慘的是商鞅，身敗名裂。雖然此後他倡導的法家思想依然如幽靈般活躍在各個歷史時期，但是任何帝王都不敢大張旗鼓的為商鞅翻案了。畢竟暴秦二世而亡的教訓殷鑒不遠，雖然不全是商鞅的原因，但是和秦始皇施行嚴刑峻法，沒有及時調整治國方略、與民生息是脫不了干係的。

再說張居正，他生前由於和大太監馮保之間建立了堅不可摧的政治同盟，把持了「票擬」和「批紅」的至尊大權，因此無人能撼動他的地位。但是他死之後，繼任的張四維多年亦步亦趨的跟在張居正身後，成為他忠實的副手。孰不知張四維眼見張居正死後，反對新政的人越來越多，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張四維很快便叫停了正在實行的各種變法政策，大肆貶黜改革派官員，徹頭徹尾的反對張居正的變法。才幹超絕如張居正也難逃人亡政息的結局。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漢族，幼名張白圭。江陵人，時人又稱張江陵。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

至於後面對張居正的政治清算則既可以迎合萬曆帝的想法（張居正對待少年萬曆皇帝，完完全全當作自己的學生和晚輩，沒有正確處理好和萬曆之間的關係，在萬曆帝心中種下了憤怒的種子，最終導致了萬曆帝在死後對其清算），又能鞏固自己內閣首輔的位置，對於張四維這樣的投機分子來說，何樂而不為呢！

不過還好，作為明代唯一一位被授以太傅、太師的文官，享受了生前無上權勢的張居正還是在天啟（明熹宗朱由校，著名的木匠皇帝）年間被恢復了名譽，算是在官方層面肯定了這位功勛卓著、振興大明的秉國首輔的改革功業！

至於北宋的王安石，既不像商鞅那般跋扈，也不像張居正有奢靡的生活習慣，持身清正，始終生活儉樸，不事家產。因此雖然他在官場起起落落，但是哪怕是舊黨上台，也對其私德非常讚賞，王安石也沒有落到身敗名裂的悲劇下場。雖然有大宋寬待士大夫的原因，更多也是源於王安石變法完完全全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強國富民的理想，而毫不計較和謀求個人的得失。比起商鞅，王安石更配得上「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的讚譽。

說回商鞅，他的死亡結局，既能夠滿足君王立威、貴族泄憤的訴求，同時又給予了百姓新的希望。秦國不容，天下不納，世界之大，真的沒有商鞅的容身之地了。

他的死，既有他本身個性強硬、鋒芒畢露的原因，更在於時勢已更易，唯有以他的鮮血和生命來開啟新的政治格局，才是符合各方的訴求和利益。（飽受詬病的「戶籍制度」也是源於商鞅變法，不知道九泉之下的商鞅同志知道自己的某些主張在兩千多年後還能被推行，會是怎樣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