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人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文丨傅偉桅

甲午後的東亞史，基本上可以說是一部日本侵略史，日本挑起了自甲午後在東亞的所有戰爭，包括日俄戰爭和二戰的東亞——太平洋戰爭。然而戰後日本民眾卻不似德國對戰爭的深刻反思，反而認為自身才是戰爭的真正受害者，對他們的同胞在遙遠國度的殘忍行為熟視無睹。這一心態不僅膚淺了日本民眾對戰爭的反思，而且阻礙了日本同其他國家受害國的深入交往。那麼這種受害者意識是如何產生的？

上行下效

對戰爭責任的判定是審判一場戰爭的主要根據，它往往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一點亦成了日本人受害者意識的根由所在。遠東審判的公正性遠不如大陸另一端的海牙，它如此的敷衍以至於連戰爭的最重要責任人——裕仁天皇在戰後都成了民主的標誌。裕仁天皇擺脫戰爭責任的事迹充滿了虛偽和專權，它的發生讓日本民眾對戰爭的負罪感變得如此淡泊，以至於輕易的便順著他的思路將自己裝扮成了受害者。

日軍著名的《戰陣訓》開篇便是：「夫戰陣者，乃基於大命……」無需贅言，這個「大命」便是指裕仁。從「九一八」事變起，裕仁天皇一直在默默支持著軍部的行動，雖然他時常表出受迫的無奈，然而沒有他的默許，任何大的行動都將胎死腹中。作為日本實際上的最高決策者，裕仁擁有絕對的權威左右時態的發展，從其不顧軍方的反對，「玉音放送」接受《波茲坦公告》便可窺一斑。然而就這樣的一位在戰時被神化了的人物，卻奇蹟般的避開了遠東法庭的審判，搖身一變成了戰爭的最大受害者。

天皇與麥克阿瑟將軍的著名合照

這一驚人的變化源於兩個因素：天皇的善變和麥克阿瑟的神助攻。天皇是如此的善變，當他身邊忠心不二的近臣先後被問責、開除公職甚至被絞死時，他卻能在美國人的「秋後算賬」中全身而退。裕仁及其臣屬為了保全「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將善變的技巧發揮到了極致。他們將天皇的終戰廣播渲染成天皇為「拯救萬民並為人類的幸福和平做貢獻計」才終止戰爭，舉國都應向這一「偉大壯舉」和天皇本人「真誠謝罪」；另外，天皇本人在美軍進駐日本不到一個月便親赴麥克阿瑟住所與其詳談，表明他並未介入戰爭，是軍部的人「蒙蔽聖聽」，操縱天皇，甚至假傳聖諭。與此同時，裕仁還表現出對民主的熱忱和對未能避免戰爭發生的無奈。正如約翰·道爾所言：「若是外星人聽到了天皇的談話，可能會認為天皇是1945年8月15日才剛登基的。」實乃對天皇偽善行為的極致嘲諷。

另一個因素便是麥克阿瑟的神助攻。麥克阿瑟在入駐日本前便受其智囊影響而欲力保天皇，在同天皇會晤後，不但稱讚其為「日本第一紳士」，甚至表示十分理解天皇對和平的渴望，並體諒天皇在軍部壓力下做出終戰決定的困難。作為佔領時期日本最高權威，麥克阿瑟是當時日本人心中的「救世主」，每天飛往麥克阿瑟將軍府邸的信件多如牛毛，甚至每天都有不少女性想給麥克阿瑟將軍生猴子，與德國人對希特勒的狂熱並無二致。在當時日本擁有如此威望的麥克阿瑟毫不猶豫的送上了神助攻，宣揚天皇的偉大和困難，使得天皇得以逃避審判。

於是，日本人心中最具有權威的兩個人都宣稱天皇的無辜，都毫不掩飾的展現偽善的一面，都將戰爭的責任推向軍部的狂熱分子，再加上鈴木光太郎首相適時的提出「一億人總懺悔」的口號，全國民眾都忽然發現自己被這般出賣了。他們戰時的信仰和戰後的信仰都將戰爭責任指向別處，甚至指向他們，他們便「上行下效」，推諉給那些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他們覺得自己被欺騙了，自己的親人被哄騙至戰場，自己被教導要披星戴月的勞作，他們忽然發現自己才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至於遙遠國度發生的事，被拋卻的一乾二淨，而這種認知成了日本人受害者意識的主基調。

近在咫尺的悲劇

佔領時期日本民眾經歷了一系列悲劇：黑市的猖獗，「潘潘」的盛行和原爆與轟炸的回憶。這一系列近在咫尺的悲劇，使得日本民眾深刻體會到戰敗的苦楚，進一步加深了對自身受害者意識的認同。

戰後初期，日本經濟瀕臨崩潰，然在此艱難時刻，卻又發生了天災人禍，日本社會民不聊生。戰爭已經極大的消耗了日本的國力，戰後不久美軍分析師驚呼事實上不必使用原子彈，日本的經濟已經無法支撐更久的時間。戰後GHQ將超過3億噸的物資轉給日本政府以用於戰後重建與保障民生，這些物資本是日本為了「一億人玉碎」而囤積的本土作戰物資。然而當GHQ將這批物資轉給日本政府不久，這批物資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事實上，這批物資被政治家和權貴階層私吞了。上層人士將私吞的物資轉向他們控制的繁榮黑市，成了他們發國難財的基礎。黑市中，僅米價在最高的時候就達到了政府規定價格的40倍以上，再加上戰後幾年自然災害頻發，糧食大量減產，任何食物都成為了緊缺貨。戰敗後僅三個月，東京因營養不良死去的人數就達1000人。許多家庭都僅僅以幾十粒黃豆作為一頓口糧。另外，寒冬的來臨使得棉被、燃料奇缺，因受凍受餓而死的民眾不計其數。但就在這種情況下，戰時的權貴階層依舊在大發國難財，每天都鶯歌燕舞。

（戰後初期繁榮的日本黑市）

佔領時期，駐日美軍的數量徘徊在20萬左右，這20萬的美軍成為了日本人心中對戰敗最深刻的印象，尤其隨著這些美軍的到來，一種叫「潘潘」的妓女群體的產生。為了滿足駐日美軍的性需求和減少駐日美軍對「純良女性」的傷害，在日本國營的「特殊慰安設施協會」宣告失敗後，日本政府默許了「賣春業」的存在，這一決定使得「潘潘」合法化。「潘潘」是駐日美軍對從事性工作女性的稱呼，這些女性在那個物質匱乏的時代，通過出賣身體給「富裕」的美軍來賺取大量美金和物資。另外，有許多日本婦女，為了一條尼龍絲襪或者一點化妝品而出賣身體。在那個赤貧的時代，美軍倉庫里的珍饈令日本許多婦女垂涎三尺，再加上從事「潘潘」行業的婦女在黑市大手大腳的花錢，生活優渥，使得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到這一行列。於是乎，美軍士兵摟著日本女人，同穿著破敗軍裝的從事體力活的日本男性照面的事情時有發生。在這種氛圍下，曾經作為美軍對手的日本男性感到極大的侮辱，但他們不得不屈服於征服者的淫威，從事「潘潘」工作的女性也發出了「誰讓我變成這樣的女人」的無奈詢問。

（為駐日美軍提供服務的「潘潘」）

至於原爆的回憶，則在戰敗前夕便已經成了日本人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戰敗後，原爆的倖存者，拖著殘肢斷臂或者身患重病的民眾成了日本一道獨特的風景，似乎時時在提醒著人們，那震動日本列島的蘑菇雲。而當民眾行走在東京或者大阪或者名古屋的街道上時，殘破的房屋和密密麻麻的貧民窟不得不讓人回憶起曾經的繁華和轟炸之後的「平坦」。尤其當美軍的凝固汽油彈傾盆卸下時，東京因持續幾天的大火而宛如地獄一般。

這一系的的天災人禍——上層大發國難財，生存的艱辛，女性的墮落，兩次原爆屠戮了兩座城市將近40%的人口，三次東京大轟炸更是造成14萬人死亡——使得日本民眾切身體會到戰敗的痛苦，這種身臨其境的體會，淡化了他們的同胞在遙遠國度的暴行，加深了自我受害者意識的認同，使得整個群體對這場戰爭的認知發生了偏離和扭曲。

日本民眾受害者意識的形成經歷了一系列切切實實的災難，但是這種災難在他們所侵略的國家基本上都發生了，日本民眾偏面的強化自我的感知，其實是狹隘的認知觀和逃避戰爭責任的體現。但無可奈何，這就是當下日本民眾的認知觀，這也是了解日本民眾行為的突破口。

參考文獻：

1、王新生：《戰後日本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10.，南京

2、藤原彰：《日本近代史（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92.3，北京

3、約翰·W·道爾：《擁抱戰敗》，三聯書店，2016.1，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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