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口述歷史發展的本土經驗與「他山之玉」

12月25日至27日，「本土經驗與國際口述歷史多元發展」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舉辦。本次會議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和中山大學主辦，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協辦，來自海內外近80位學者參加了此次研討會。

會議上，中國社科院左玉河研究員作了題為《中國口述歷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理論問題》的報告，著重介紹了口述史的本土經驗；溫州大學楊祥銀副教授則以《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的起源與誕生》為題，講述了口述史在美國的發展歷程。現將這兩篇報告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左玉河：中國口述歷史研究的若干重大理論問題

左玉河

左玉河認為，「口述歷史」作為歷史學的一門新興學科，在中國呈現出方興未艾的良好態勢。但是口述史料和口述歷史有著一定區別，他引用榮維木先生的觀點：「口述史料是從史料學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個種類；口述歷史，是從歷史學的角度，特指表述歷史的一個方式。」左玉河認為口述歷史和口述史料最大的區別在於：是否對口述的內容進行加工潤色、是否與文獻史料比較後對受訪者的口述內容進行篩選。現在人們談論的「口述歷史」多局限於「口述史料」，並未提升到「口述歷史」層面；目前國內出版的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多是「口述史料」作品，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口述歷史著作。

接著，左玉河談到了口述訪談與新聞採訪以及田野調查的不同。口述歷史包括社會學家用田野調查取得的成果、文學工作者用新聞採訪的方法創製的口述歷史作品、歷史工作者用口述訪談方法整理出來的口述史著作等。前兩類不追求歷史真實，而是更多關注敘述背後的文化意義。與之相比，口述歷史的特性是：能提供給研究者使用、能重新對歷史加以闡釋、經過鑒定能確認其真實性。將口述歷史等同於新聞記者的工作，是在降低口述歷史的難度、嚴肅性和規範性，是值得警惕的。

左玉河認為，精英和民眾的訪談內容存在差異。如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的計劃是「請決策者系統地講大事」，採集像《共和國要事口述史》這種以重大歷史事件為主題的口述訪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口述史計劃趨向於採集普通民眾的口述史料，撰寫像《中國知青史》《回望一甲子》這樣貼近百姓生活的作品。面對同一事件，精英和民眾之間在回憶和評價中出現明顯的對立與統一的關係，研究者應該注意：一、要認真分析二者口述內容的矛盾點；二、要弄清二者當時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三、研究者應該像判案的法官一樣，去查找相關文獻對雙方記憶進行驗證和核對。

關於訪談者的主觀參與限度和底線問題，左玉河介紹說，這個問題曾在西方引起激烈辯論，多數人類學家嚴守中立立場，要求「言必有錄」、「原汁原味」，訪談者不應該介入；而歷史學家則認為口述歷史乃是雙方共同參與制作的產物，不過過於介入也會產生危險，雖然讀者普遍反映口述歷史著作中口述者的「主觀表達」要比「客觀敘述」更好看，但其可信度也相應降低。唐德剛先生在做胡適口述歷史的時候，口述史料和文獻史料各佔百分之五十；做李宗仁口述歷史的時候，因為其軍人身份特殊性，對考證的要求更高。過於的遷就「可讀性」可能會犧牲「真實性」，口述歷史採訪者介入的最後底限應該是史家特有的「秉筆直書」，而不是文學家「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達技巧。

關於歷史記憶、歷史敘述和口述歷史真實性問題的討論，左玉河從明晰概念入手，他認為歷史真實是指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發生的客觀歷史實踐，歷史記憶是指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對歷史事件的回憶。而從口述者親身經歷的客觀存在的歷史真實，到口述文本的真實，中間經過歷史記憶加工、歷史敘述呈現、學術文本整理及形成口述文本等多個複雜環節。他認為，口述歷史範疇中的「真實」，可以包括四個層面：歷史之真（客觀的歷史真實）、記憶之真（歷史記憶中的真實）、敘述之真（音像文本真實）、口述文本之真（根據音像整理的口述文本真實），從歷史之真到記憶之真，從記憶之真到敘述之真，從敘述之真到文本之真，其中經歷了多重阻隔。

談到制約歷史敘述的多重因素，左玉河認為主要有生理因素、心理因素、智能素養和社會環境等多重維度。生理因素包括個人年齡、體質、記憶力等，其中記憶失真的情況主要有前後矛盾和情節前後疊加兩種類型。心理層面包括個人情緒、感情、動機、心境、認知能力等，其中最典型的是1982年出版的《撕裂的國家：以色列獨立戰爭口述史》中以色列和阿拉伯戰爭雙方對歷史記憶的不同敘述。從本質上說歷史記憶是史實和想像的混合體，既包含著史實，也包含著想像，口述訪談的過程，是重新喚醒歷史記憶、呈現歷史記憶的過程。但是這種呈現不是自然的客觀呈現，而是被重構的與過去相關的事實，典型的有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蔣介石、胡適在其晚年敘述或自己中對早年經歷的歷史敘述，「過去的聲音」有時候也變成了「現在的聲音」。現在也會對過去歷史記憶的敘述產生影響，如鄧小平時代人們敘述毛澤東時代的故事，故事雖然是毛時代的，但敘述方式卻是鄧時代的，帶有明顯「後見之明」的色彩，這種記憶敘述呈現的多樣性，被稱為「羅生門」現象。歷史記憶的「多聲部」呈現，才是歷史記憶的真實呈現方式。個人的趨利避害和社會主流價值取向對口述者呈現歷史記憶同樣產生重大影響，集體記憶可能壓制個體記憶，比如澳新軍團參加1915年的加里波利戰役對澳大利亞國家意識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被官方著重宣傳，但對於個體來說戰爭的創傷和無能為力感才是歷史本相。

關於訪談者、口述者及口述歷史雙重主體問題，左玉河認為，這是「導演和主演」的關係。口述者是歷史記憶儲存及其呈現的主體，因而也是口述歷史最重要的主體，但這並不意味著不需要訪談者主體，沒有訪談者的引導，口述者可能脫離主題，其口述內容僅僅成為零碎的片段。因此口述歷史是訪談者與口述者雙方共同合作的結果，是雙重主體選擇後形成的成果。訪談者處於「導演」地位，負責口述歷史的整體策劃、具體問題設計、訪談問題的提問、輔助資料的查找、錄音本文的整理，以及口述內容的取捨、詮釋、口述文本的定稿工作。訪談者掌握著音像文本向口述本文的轉換，口述者則主導著歷史敘述，並對口述文本進行篩選和過濾。

楊祥銀：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的起源與誕生

楊祥銀

為了了解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的起源，楊祥銀首先追溯了「口述歷史」這個術語的出現和發展過程。他利用「Google圖書」查詢關鍵詞「Oral history」，發現最早的記錄是英國著名作家、小說家丹尼爾·笛福於1725年出版的《英倫全島之旅》（第II卷）。此外，「Oral history」還在1763年出版的英國作家約翰·夏比爾的《呂底亞或孝心：一部小說》，1776年出版的英國博物學者、作家托馬斯·彭南特的《蘇格蘭之旅與赫布里底群島之行》等作品中出現過，不過他們所使用的「口述歷史」，類似於今天的「口頭傳統」。

至於「口述歷史」這個術語在美國何時最早出現，莫里斯認為是歷史學家溫斯洛·沃森於1863年10月20日在佛蒙特州歷史學會的一次演講中首次提出的，這次演講題為《理查德·斯金納的生活與性格》。而楊祥銀不同意這一觀點，他認為早在1818年出版的《美國雜誌月刊和評論》有關紐約州古迹的文章中曾明確提到「口述歷史」這個術語，這才是「Oral history」首次在美國出現。

美國口述史學界一般認為美國口述歷史最早的實踐者可以追溯到夏威夷傳教士謝爾登·笛布爾，他主要是通過問卷調查和訪談的方法收集當地社區酋長和老人關於夏威夷歷史中重要事件的記憶。在19世紀60-70年代，比較有代表性的實踐者是萊曼·德拉佩和休伯特·班克羅夫特，前者被稱之為「不知疲倦的威斯康星收藏者」；後者則創辦了班克羅夫特圖書館。有學者認為班克羅夫特已經基本具備了現代意義上口述歷史項目特徵，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將口述內容儘可能整理成逐字抄本；口述內容涉及廣泛的主題；為未來歷史學家保存史料；同時也收集諸如私人文件、法庭記錄和新聞報紙等補充材料。班克羅夫特圖書館最後在不變更姓名的條件下被出售給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其他早期的口述歷史實踐者包括教會歷史學家安德魯·詹森、鐵路專家沃爾特·坎普、有技術天賦的農場主喬納斯·伯格雷恩等。

真正推動美國公眾乃至學術界認識「口述歷史」這個術語與概念的傳奇人物是美國著名流浪漢約瑟夫·古爾德。他在1917年聲稱自己正在創作一部鴻篇巨著《我們時代的口述歷史》，最初他的口述歷史短文主要是通過報刊雜誌發表，比如1929年發表於《刻度盤》的《來自約瑟夫·古爾德的口述歷史》（關於婚姻和文明兩篇文章），1931年發表於《異教》的《我的執行：約瑟夫·古爾德口述歷史選集》（關於精神病和自由的兩篇文章）。1934年3月2日與1937年4月10日，《紐約論壇先驅報》專題報道了古爾德的口述歷史工作，聲稱當時其所收集的口述歷史資料已經達到730萬字和800萬字，而P.M於1941年8月24日報道指出他的口述歷史手稿堆起來已經超過7英尺。真正讓古爾德及其口述史產生巨大影響的是1942年米切爾為他撰寫的《海鷗教授》一文，發表在《紐約客》上，這令古爾德一夜成名，很多人開始為其提供資助，但直到1957年去世古爾德也未完成其巨著。儘管古爾德宣稱的《我們時代的口述歷史》最終被證明是一場「騙局」，但是經由《紐約論壇先驅報》《紐約客》《紐約阿姆斯特丹新聞》與《紐約時報》等報道，「口述歷史」這個術語開始受到美國學界與公眾廣泛重視。

傑羅爾德·赫希說：「聯邦作家計劃和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項目的開端，在美國口述歷史研究史上都是重要的事件。」楊祥銀認為，啟動於20世紀30年代的「聯邦作家計劃」對於當代美國口述史學的發展具有更直接的現實意義。該計劃由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起，主要包括美國人生活史訪談和奴隸敘述計劃，訪談主題主要包括：美國拓荒者所經歷的戲劇性的艱難故事；移民美國故事；冒險故事；戰爭故事；美國內戰前後非裔美國人的生活故事與她們面對困難的毅力；工業條件與工業化對美國人的影響；大蕭條時期的艱難經歷等。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新政民粹主義試圖撰寫「自下而上的歷史」的努力以及新社會史興起之後，「聯邦作家計劃」的意義和價值才逐漸得到重視。

楊祥銀接著介紹道，二戰中美國戰地史學家的戰地訪談是美國現代口述歷史興起的關鍵。該系列訪談肇始於1942年羅斯福總統通過預算局要求政府所有民事與軍事部門保存相關戰時經歷的歷史記錄，不僅為戰後撰寫戰史做準備，也為鼓舞士氣的《美軍在行動》系列提供素材。在戰地訪談中，薩繆爾·馬歇爾和福雷斯特·波格做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馬歇爾，他開啟了美國陸軍的口述歷史事業。馬歇爾先後採訪了吉爾伯特群島馬金環礁的一次激戰、誇賈林環礁戰役、諾曼底登陸、突出部戰役、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參戰人員，以此為基礎出版《島嶼的勝利》《巴斯托涅》等著作，鞏固了軍事史在美國陸軍中的地位，他的口述歷史資料保存在德克薩斯大學厄爾巴索分校口述歷史研究所。波格曾是馬歇爾的下屬，他先後採訪過許特根森林戰役、突出部戰役、易北河會師等參戰人員，還先後採訪了伯納德·蒙哥馬利和夏爾·戴高樂在內的許多指揮官，還曾被指派到位於德國海德堡的總部擔任作戰研究分析師。他們的「前線訪談」為戰後口述歷史研究方法在軍事史研究當中的迅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進一步提升口述史在美國的學術聲譽和認可度。

阿蘭·內文斯於1948年創建哥大口述歷史研究室而被公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口述歷史之父」。他曾於1959年擔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是著名通俗雜誌《美國遺產》的創始人之一，他的兩本傳記《克利夫蘭傳》《菲什傳》都曾獲得普利策獎。楊祥銀認為，內文斯提倡口述歷史首先可能受到古爾德報道的影響；其次是因為他在撰寫美國總統羅弗·克利蘭夫的傳記時為沒有採訪到總統本人和其同僚表示遺憾；再次是他擔心隨著電話、汽車和飛機等通訊和交通技術的發展以及生活節奏的加快，技術的變遷會導致歷史記錄的重大缺漏。雖然內文斯先後得到班克羅夫特基金會、盧修斯·李奈特基金會、奧多明、威廉·惠特尼基金會和紐約卡內基基金會的資助，但經費仍舊是他面臨的巨大問題，哥大對口述歷史研究的認可度不高對他來說是另一大困難。除了以個別人物訪談為基礎的口述自傳模式之外，口述歷史研究室還進行了一系列主體性的特別口述歷史計劃，其中最重要的是1950年啟動的「廣播先驅者計劃」和1951年發起的「福特汽車公司檔案館口述歷史計劃」。此外，他們還先後出版《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收藏》《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收藏（補編）》等目錄，到60年代中期，哥大口述歷史研究室開創的口述史學實驗已經成為一場席捲美國各地不同領域的口述史學運動，這恐怕是當初試圖解散研究室的行政主管始料未及的。（文/鄧嘯林 張帥）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