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文革經濟發展「相當迅速」！

作者：胡新民

編者註：本文作者在某些問題上立場模糊，但所述事實值得引起注意。

要從宏觀的角度看待歷史人物，具體地說就是毛澤東，要把自己的個人恩怨好惡放在一邊。中國的後三十年發展離不開前三十年的基礎，前三十年也包括「抓革命促生產」的文革十年。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實際上，權威的受推崇的歷史學家都能做到這一點。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中國大歷史》中寫道：「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歷史之轉折點了。」(《在中國大歷史》第2頁三聯書店1997年5月)。

人們總喜歡把一段發展進步最為順暢的時期稱為輝煌時期。如果把中國的文革十年稱為中國發展史上的輝煌十年肯定是不符合實際的。但是，這十年的確有不少輝煌的看點。筆者認為，回望這些看點，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無疑對我們今後的發展會有積極作用。需要說明的是，文革十年肯定離不開文革那場政治運動。而作為政治運動的文革，中國官方早已做了明確結論，本文在此就不論述了。

文革十年的經濟發展究竟如何? 現在，筆者覺得採用第三方研究成果比較公允，從國外海外的歷史學家的史料找找答案為好。在這裡，不採用爭議較大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莫里斯·邁斯納的著作，他對文革十年的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溢美之詞頗多。還是費正清先生的權威性最強。《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就是由這位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資深專家、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K.Fairbank約翰·金·費爾班克)教授和西方著名的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史的專家、另一位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主編的。這也是西方學者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有相當權威性的代表作。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篇第六章的「結論」一節中有這樣的論述：「顯然，認為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根本沒有任何經濟發展戰略的說法是錯誤的。自力更生，或者說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國外進口和外國技術的依賴，在1966—1976年這10年間成了常用的術語，聽起來像是毛主義的調門。但在實際上，自力更生與50年代中國自給自足的政策或30年代俄國對外貿易的政策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差別。」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政治干擾和取消物質刺激的嘗試，看起來並未減緩增長。但事實上，現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長情況的數據，使許多分析家大吃一驚的是，在此期間，除政治運動達到最高峰的1967、1968兩年外，發展仍然相當迅速。」這裡特地說明了文革十年的中國經濟不但有發展，還且還「仍然相當迅速」。

在費正清的另一著作《美國與中國》的「新秩序問題」一章中也寫道：「然而，儘管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問題，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經歷，還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例如，中國的經濟就比印度的經濟出色得多。從1952年到1976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平均每年6%-7% ，按人口平均計算是印度增長率的二倍或三倍，儘管印度還接受了130億美元的外援和貸款，而中國接受的蘇聯貸款不足10億美元，同時還拿出大約70億美元去援助其他國家。」由此可以看出，文革十年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為什麼在政治運動貫穿其間還能取得如此好成績，確實也值得我們的的專家學者好好探索一番。

毛澤東在文革十年中的特別著力點。著名的「反毛」專家李銳在他的《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中不得不寫道：「20世紀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無疑是毛澤東。」(見《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179頁，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他還寫道：「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思想不少，但是也有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如發展國民經濟要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在國際交往中，堅持獨立自主，反對霸權主義，等等。」(見《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294頁，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恰恰就是農業問題和外交問題，由於毛澤東抓住了這些個關鍵問題，才使文革十年有了輝煌的看點。

毛澤東對中國的國情看得十分清楚，在走上革命道路後就一直把農民問題放在第一位。著名美籍華人、權威歷史學家徐中約先生就是這樣描寫的：「國民政府不理解農民，看不到解決農民困苦的緊迫性，對農民的疾苦也就漠不關心。諷刺的是，國民政府官員繼續生活在儒家關於勞心者與勞力者之區別學說的陰影下，將農民鄙視為毫無生氣、無足輕重的人，所以看不到農民大眾的革命能力，因而也從未嘗試去組織他們。恰恰就在這個被忽視的區域，毛澤東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發揮。一塊造屋者拋棄的石頭變成了另一個人的房屋之柱石。」(徐中約：《中國近代史》517頁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8年1月第一版 )。

農業問題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農民佔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爭取了他們就贏得了民心；另外一個是只有把農業生產抓好了，才能「手中有糧心裡不慌」。在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寫道：「艾奇遜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1399頁)。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一直被置於重中之重。中國的糧食問題，也就是中國史上「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的問題的根本性的解決，就發生在文革十年期間。「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論文《水稻雄性不孕症》於1966年初發表的《科學通報》上，引起了中央有關部門的注意。此後，在各級領導支持下，一路順利。到了1975年冬，國務院作出了迅速擴大試種和大量推廣雜交水稻的決定，國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一年三代地進行繁殖制種，以最快的速度推廣。

1976年定點示範208萬畝，在全國範圍開始應用於生產，到1988年全國雜交稻面積1.94億畝，占水稻面積的39.6%，而總產量佔18.5%。10年全國累計種植雜交稻面積12.56億畝，累計增產稻穀1000億公斤以上，增加總產值280億元，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廣大群眾交口稱讚靠兩「平」解決了吃飯問題：一靠黨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雜交稻。人們用樸實的語言說出了億萬中國農民的心裡話。此後雜交水稻繼續走向世界，最近袁隆平又取得了新的成績，可喜可賀。

中國農業這個歷史性的變革，真正踐行了「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毛澤東語)。華國鋒在2008年初深情回顧了這段往事，說道：「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如果雜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將是對全世界一個劃時代的貢獻。毛主席對農業的高度重視，鞭策我們對這一重大科研課題予以關注」「雜交水稻大面積推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不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成功，是炎黃子孫的成功。」(見《作家文摘》2011年9月30日)。

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指出：「簡概說來，文革不能以參與者的言行解釋，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觀察者而獲得適當解釋。它在歷史上的意義可能尚在毛澤東本人理解之外。毛做農民運動前後40年，解決了歷來在中國歷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問題」。(《在中國大歷史》301頁三聯書店 1997年5月)

最近看到易中天的一篇訪談：「『我實在是再也左不起來了。』易中天回憶說，『飢餓是最好的老師。有些人說要回到『毛時代』，讓他們回去，餓他三天，天天開會批判，檢討自己，交代和女朋友親了幾次嘴。」(《南方周末》2011年9月1日第25版)。易先生餓肚子的痛苦辛酸史確實值得同情。但如果這位教授能夠虛心向李銳先生請教一下，或許會知道一貫重視「農業為基礎」的毛澤東，確實難對易先生的餓肚子負完全的責任。易先生也沒有必要為這件事情貼上「左」或「右」的政治標籤。換句話說，如果你回到過去，你也不會總是餓肚子;如果你享受現在，要提防的不是餓肚子，而是富貴病，這可是現代人的一大「壯志未酬」的原因。

文革十年期間另一個著力點是這個時期的中國外交。舊中國是弱國無外交的典型，舊中國政府積貧積弱，中國人民飽受屈辱。毛澤東無疑也深知這一點，新中國在國際上從不卑躬屈膝，使新中國人民有揚眉吐氣之感。這種自豪感也無疑促進了廣大群眾生產工作的積極性。文革十年中，中國國際地位空前提高，新中國第二次建交浪潮就是出現在那個時期，中國外交進入了突破性大發展時期。1971年被請進「聯合國」，1972年尼克松訪華，徹底扭轉了「邪惡」的中國形象，將西方小範圍內已出現的美好的中國形象，迅速在美國乃至世界推向高峰。

毛澤東在文革十年的外交大手筆，已經載入歷史史冊。這裡還有一個佐證。在尼克松圖書館世界領袖廳里，共陳列著10位20世紀風雲人物的塑像，其中包括英國的丘吉爾、法國的戴高樂、蘇聯的勃列日涅夫和赫魯曉夫，德國的阿登納、以色列的梅厄夫人、埃及的薩達特和日本的吉田茂。其他人均為站像，唯有毛澤東和周恩來是坐姿，放在前面最突出的位置。由此看出中國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李銳對毛澤東晚年思想的分析有看得準的一面，即毛澤東晚年思想的正確性一面。但是，他大大低估了這種正確思想對中國發展，特別是文革十年那個特殊時期的巨大影響力。在中國今後發展的道路上，農業問題仍然是基礎問題。最近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中說道：「農業是基礎，要扎紮實實地去提高農民的收入。這一點，今後絕對不能放鬆。我們要時時刻刻關心農民，不要輕視農民。」(見《南方周末》2011年9月8日第11版)。無疑，毛澤東思想的精華一直在不斷影響著我們中國的一代又一代領導ren。這也應該算是中國崛起的秘密之一。

關於農業與外交，毛澤東特地於1972年1月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其中「不稱霸」的思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來的。不過話說回來，在此以前，特別是在那個「東亞病夫」時代，你如果還敢大言不慚地高呼「不稱霸」，無異於是痴人說夢。只是當你手中有了實力這張牌，你才有信心宣示對外交往「不稱霸」，彰顯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君不見，毛澤東之後的一代代中國領導ren，不正是在繼續行走在毛澤東當年奠定的這塊外交基石之上的嗎?

上面說到「不稱霸」是在有實力之後才提出的。文革十年，也是中國科技事業快速發展的十年。「兩彈一星」的成功，使西方對中國刮目相看。而兩彈一星的功臣們，許多是海外歸來的學子。儘管來自海外，但沒有被當時的「海外關係」所牽連。他們那種為國爭光的思想動力，可以說大部分來自毛澤東的思想的教誨。以至於蔣介石先生都納悶，他主政時期送出去的留學生，怎麼都成為了共產黨科技事業的核心力量?當年科技事業的發展，至今仍在繼續輝煌。

2011年10月2日，中國航天專家劉紀原獲得國際宇航科學院(IAA)授予的航天領域最高獎項馮·卡門獎。劉紀原參與了「兩彈一星」研製，但當時的主角，則是趙忠堯、錢學森、鄧稼先等等海外歸來的學子。劉紀原獲得的這個最高獎，是國際航天界對一代代中國航天人奮鬥的肯定。回顧往事，我們今天的領導層，應該有所反思。為什麼在那個年代，竟有如此之多的為中國崛起而忘我奮鬥的人才。

以前中國人很少聽說屠呦呦女士。直到最近的2011年9月，她獲得了美國的拉斯克獎才名聲大震。這是中國生物醫學界迄今為止獲得的世界級最高級大獎。屠呦呦的成績是在文革十年期間取得的。所以文革十年在科技方面取得的許多成就，至今仍依舊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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