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明：禮俗融會的書院文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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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俗融會的書院文化空間

肖永明/鄭明星

前 言

作者簡介：肖永明，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湖南 長沙 410082；鄭明星，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副研究館員，湖南 長沙 410082

來源：《民俗研究》(濟南)2015年第20154期 第21-29頁

內容提要：在中國古代書院的文化空間中，禮與俗呈現出共存與互動的狀況。從書院建築看，書院的建築實體、形式以及空間格局充分體現了儒家的價值理念，熔鑄了儒家的價值追求，但其中民俗文化層面的內容也多有體現，尤其是風水觀念的影響不可忽視；從書院祭祀看，書院祭祀主要是為了體現儒家道統意識、反映時代學術風尚，但其中也包括與功名利祿相聯繫、追求多發科第、祈望平安福報的內容。書院文化空間上的禮俗互動與融合，是書院士人內在觀念世界的外化。

書院是中國傳統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組織形式。作為社會大系統的組成部分，書院承擔著培養人才、創新知識、傳播積累文化、施行社會教化等一系列功能。其中，社會教化是作為儒家文化象徵的書院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許多儒家士大夫創建書院，都標舉施行社會教化的宗旨。而所謂教化的實質，就是以君子之德影響小民，風行草偃，化民成俗。換言之，就是將居於當時社會主流地位的儒家價值觀念傳播、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尤其是民間社會，塑造社會成員共同的價值觀念，進而影響社會生活習俗乃至整個社會風氣。這一過程的主要目標，是以精英文化層面的儒家思想觀念去影響、規範民俗層面的大眾文化，「化其民為君子士夫，易其俗為禮義廉恥」。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書院注重營造充滿儒家氣息的文化空間，從書院教學內容的選取、教學原則的確定、學規的制定，到書院中的匾額、楹聯、碑刻、亭台樓閣、齋舍的命名，到建築的選址布局、祭祀對象的確定和祭祀活動的進行，都力求體現儒家的價值理念和精神追求。

然而，在書院施行教化的過程中，儒家思想觀念的影響並不是純粹單向的，在書院這一文化空間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層次文化的共存、融合和互動。在書院文化空間中，反映精英階層的世界觀念和價值理想，以希聖希賢、修齊治平為職志的精英文化，與基於社會大眾的世俗生活，追求趨利避害、功名利祿的俗文化，二者呈現出共存與互動的狀態。我主要從書院建築與書院祭祀兩個方面考察書院文化空間中的禮與俗。

一、書院建築中的禮與俗

書院的選址、單體建築的建立及建築的布局，都體現了特定的價值追求、思想觀念、審美情趣。在書院的文化空間中，建築實體、形式以及空間格局是最重要的內容，其中儒家的價值理念有充分的體現，而民俗文化的影響也不可小視。

(一)書院建築中的儒家價值理念

就書院的選址而言，宋代的著名書院多坐落於風光雅緻、環境幽靜的山林名勝之區。嶽麓書院位於湘江西岸、嶽麓山谷中，「清泉流經堂下，景意極於瀟湘」；「湘山負其背，文水縈其前，靜深清曠，真士子修習精廬之地也」。石鼓書院所在的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白鹿洞書院，「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嵩陽書院、泰山書院也分別位於居「五嶽」之列的嵩山、泰山。這也就是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所謂「相與擇勝地，立精舍」，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中所謂「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

之所以選擇這種自然環境，目的在於遠離城市的種種紛擾喧囂，而在山林幽靜之地洗心滌慮、怡情養性、潛心向學。我們知道，宋明以來的儒家學者追求一種「孔顏樂處」的精神境界，希望能夠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上下同流，置身大自然的懷抱中頤養性情、陶冶情操，因此書院的選址對環境要求很高。同時，在很多學者看來，讀書求道，需要「靜」的工夫，需要在靜中體悟天道，甚至朱熹還有「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之說。對於這些學者而言，坐落在遠離塵囂的幽靜叢林之中的書院，無疑是靜坐讀書的最佳場所。因此，書院選址多在山水之間，顯然並非純為山水之樂，而是為了使書院士人更好地讀書著述，怡情養性，追求一種與天地上下同流的境界，所體現的正是儒家的價值理想。

書院建築的整體布局、祭祀建築也較為直觀地體現出儒家的價值理念。在此以嶽麓書院建築為例加以說明。嶽麓書院整體布局採用「左廟右學」的布局規制，左為文廟建築群，以大成殿為中心，三進三院落；右為書院建築群，以講堂為中心，四進四院落，二者形成了兩條明顯的中軸線。這裡遵循的是《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和《禮記·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的原則。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禮的意識「融會到古代大部分的建築制式中去，從王城到宅院，無論內容、布局、外形無一不是來自禮制而做出的安排，在構圖和形式上以能充分反映一種禮制的精神為最高的追求目的。」嶽麓書院文廟是祭祀孔子的重要場所，經過歷代書院創建者的重建、改建和擴建，成為建築規模完備的書院文廟：三進三庭院組成一個完整的建築群，中軸線依次為照壁、石牌坊、大成門、東西兩廡、大成殿、明倫堂和崇聖祠，整個建築群以大成殿為中心，以崇聖祠為最高點，因勢而建，錯落有致，一方面體現了書院尊師重道的傳統，一方面體現了儒家親親尊尊的基本原則。嶽麓書院建築正是儒家的禮制精神的集中體現。

書院建築中的許多符號性建築，也熔鑄了儒家的價值追求。《論語·先進》中記載了曾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志向，在朱熹等理學家看來，「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慾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其中蘊含了一種「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的理想境界。(11)正因如此，許多著名書院如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白鷺洲書院、石鼓書院等都建有與「曾點之學」相關的風雩亭、詠歸橋、浴沂亭等建築。如嶽麓書院宋代即有風雩亭、詠歸橋，白鹿洞書院宋代也建有風雩亭，書院至今還留下了「風雩石」、摩崖石刻「風雩」、「吾與點也之意」等反映「曾點之志」的主題符號象徵物。白鷺洲書院宋代也建有浴沂亭，到清代道光年間重建。(12)石鼓書院宋代也建有風雩亭。(13)

這些符號性建築，所寄寓的是書院士人對聖賢之志的渴慕與千載舞雩精神的嚮往。朱熹詠歸橋詩云：「綠漲平湖水，朱欄跨小橋。舞雩千載事，歷歷在今朝。」明代理學家胡居仁題白鹿洞書院風雩石詩云：「五老峰南鹿洞前，和風滿袂暮春天。道隨日用無他慕，何獨當年點也賢。」(14)在儒家士人看來，徜徉游息於書院的林間泉下與這些符號性的亭台樓閣之間，有利於學者求學問道、涵泳義理、優遊讀書，達至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之境：「與二三有道之士息焉，游焉，以傳其義理之趣，涵詠從容，陶和毓粹，必真見夫萬物之皆備於我，而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也。」(15)

(二)書院建築中的風水意象

書院建築在體現精英文化價值追求的同時，民俗文化層面的內容也多有體現。如在嶽麓書院的建築中，就包含了很多民俗文化的因素。建於清代乾隆年間的赫曦台為書院戲台，前後開敞，前台正對書院大門和講堂。赫曦台左右兩壁書有「福」「壽」二大字，外牆畫有《張良進履》《老子出關》《加官進祿》《拾玉鐲》等戲曲故事圖案，台內藻井圖案有太極八卦圖，也有蝙蝠圖案(寓「福」)、「壽」字等。在嶽麓書院正門兩側的漢白玉抱鼓石，所雕刻的圖案紋飾為三獅戲球(吉祥如意)、梅蘭竹菊(君子風度)、芙蓉錦雞(錦上添花)、鷺鷥清蓮(一路清廉)，其文化含義既涉及精英文化層面，也涉及民俗文化層面。

我們可以從書院建築中風水意象的追求略作探討。風水一詞，源於晉人郭璞的《葬書》，「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16)風水的原初意義，在於為逝者覓得一藏風得水之地，以此凝聚天地生氣，從而庇護生者，讓其獲得趨吉避害的效果。有學者認為，講求風水的目的是為了「找到宇宙之生氣，認為佔有了宇宙之生氣(即龍脈)，就會改變自身的命運，實現夢想，使家族興旺，福蔭子孫」。(17)筆者以為，風水就是藉助傳統的宇宙化生觀念，以自然山水風氣為媒介，附會災祲福禍等意識，以求趨利避害、獲取功名利祿為目的的思想觀念，這屬於民俗文化範疇。如果說書院建築所體現的價值觀念是為了體察天地之道，獲取天地生氣，進而達到天人合一的聖賢境界，那麼書院建築的風水意向則與現實生存的趨利避害、利祿追求直接相關。

書院建築的風水意象可以從「龍脈」與「方位」(主要是朝向)兩個方面來說明。龍脈常指一組連綿不斷、蘊藏生氣的山脈，如清人認為嶽麓書院之脈自衡山而來，「衡岳位離，為文昌之府，而嶽麓終之，七十二峰至此結聚也」。(18)在此以嶽麓書院為例，考察歷代書院學者對龍脈的看法。從宋代開始，即有涉及書院風水的記載，但很少涉及龍脈概念。張栻在給朱熹的信中談到當時有人覬覦書院的風水，企圖佔用：「書院邇對按山，頗有形勢，屢為有力者睥睨作陰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環繞，大江橫前，景趣在道鄉碧虛之間，方建亭其上，以風雩名之。安得杖履來共登臨也。」(19)張栻所談書院地理形勝的意義，顯然在於登臨遊覽與體悟道義，而非災祲福禍、功名利祿。直到明末，山長吳道行主持修撰的《重修嶽麓書院圖志》中，仍批評將形勝與風水福禍附會，認為書院立疆界，是為了抗拒睥睨風水者據書院地盤為一家之私。他批評當時「縉紳之士多汩沒於風水」，「因野師神郭璞之術，屢掘其親之棺而改遷之，逆理甚矣」。(20)但到了清代，風水龍脈所包含的文運、福禍等觀念則已經為書院士人所吸納。這一點從清代山長丁善慶《長沙嶽麓書院續志》、周玉麟《嶽麓續志補編》關於嶽麓書院龍脈受到破壞案件的記載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據記載，嘉慶十九年，「紳士丁禮門等赴院、司、道、府各憲呈控」善化縣龍王坑、刀背侖、大地嶺等處有人違禁鑿石燒灰，「有傷嶽麓來脈」。後來官方下令禁止，並在書院二門內立「嶽麓來脈憲禁開鑿勒石」(21)。此後，同治七年，官方又出告示，在嶽麓山「禁止私砍私葬」。(22)同治十年，官方又出「嶽麓來龍禁止開煤手簡」的通告，把與龍脈相關的山地「割售嶽麓書院管理」。(23)其理由都是避免損毀麓山地氣，「以培岳脈」。這些官方禁令所反映的正是書院士人的訴求，透過這些禁令，可以看到書院士人對於風水龍脈的重視。《書院志》的這些記載說明，民俗文化中的風水觀念已經滲透進入了書院士人的觀念世界之中，風水龍脈有利於培文運、助科名等福禍名利觀念已經被書院士人有選擇性地吸收。

除了龍脈越來越受到重視，書院朝向所蘊含的吉凶觀念也得到了書院士人不同程度的認可。在明代，嶽麓書院曾因福禍觀念改變朝向。據吳道行《重修嶽麓書院圖志》記載，明正德年間，有長沙府縣生員稱「嶽麓書院風水背戾，所以屢興屢廢，今欲修理，必須略移向址。方可長久」，湖廣行省參議吳世忠認可這種說法，認為「修建書院乃斯文盛事，當差風水人前去書院踏看山脈，委的風水背戾，應與那改」。(24)在清代，嶽麓書院有三次改向，且都與福禍、科名有關。嶽麓書院山長王文清曾經談到，書院在癸未甲申間有一次改向，「依朱子所定向，兩山交會，大江橫繞，路從古牌坊下而出，大修後連科賢書曡薦」。(25)此次書院依朱子之說改向，連連科甲得中。第二次是戊子年，「當事以術士禍福之言，忽改書院頭門偏對麓右」，結果導致「白虎高昂千尺，院中災病大作，幾致撤散」。因此，書院又按舊制把書院頭門的朝向改回，於是「院中漸次安堵如故」。(26)從王文清在文中強調此事「皆予親歷其事」的語氣來看，他對書院頭門朝向不同引起的災祲福禍事件是深信不疑的。王文清是清代樸學大家，堪稱代表主流價值觀念的大儒。像王文清這樣的大儒，也已經潛移默化地吸收風水意象里福禍名利等核心觀念，可見風水觀念在書院已經產生了一定影響。

當然，王文清對風水觀念的認可是有限度、有選擇性的。在《風俗論》一文中，王文清就對喪葬風俗追求利祿表示不可接受，他說：「墳墓所以安親體，非以利生人也。今則惑形家之說，圖謀風水。」(27)從王文清的這種態度可以看到精英文化傳統和民俗文化傳統之間既融合又排斥的微妙而複雜的關係。

在其他書院，關於保護書院龍脈、改變朝向以培文運、求科名、得富貴的記錄甚多。如據李揚華《國朝石鼓志》載，石鼓書院在光緒年間曾經因大門改向而科考大興。石鼓書院大門原以北譙樓為朝向。嘉慶末，書院首事將大門改為東南向，正對湘水，以取旺財之意，「自是而後，科舉衰替，且多變故」，記錄者認為「湘水直衝而下，勢洶洶不可當，幸其地勢高，且系公所，無久居者，故殺氣較減，否則禍不可勝言也」，於是在光緒年間，又把朝向改回原樣。有意思的是，書院此次改向後科名大興。記錄者不厭其煩地記下了科考得中的人名：「己卯秋榜，則安仁譚熒魁南省矣。五十三年來始見此一元也。庚辰會試，中進士四人，衡陽祝松雲、衡山譚鑫振、楊依斗、陳鼎，殿試則譚鑫振點探花，朝考則陳鼎選庶常。」(28)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當時書院士人的觀念中，書院建築風水與科名的關係非常密切，書院建設者也熱衷於尋求好的風水以圖吉利的科名運氣。

從書院發展史的角度看，本來宋代大儒創建書院，旨在明人倫，行教化，倡行儒家仁義禮智的價值觀念，以希聖希賢為目標，培養德性充盈、兼濟天下的士人學子，而不是單純追求科名、渴慕榮華富貴的利祿之徒。歷代書院教育家在這方面闡述甚多，如張栻在主教嶽麓書院時就明確提出書院教育不是為了科舉，不是為了利祿，不是為了詞章華麗，而是為了「傳斯道而濟斯民」。(29)然而到了清代，追求科名利祿的思想竟能藉助風水觀念在書院建築中堂而皇之地出現，得到書院士人的認可，足見民俗文化傳統在書院中的巨大影響。

二、書院祭祀中的禮與俗

祭祀是指向神靈、祖先等崇拜對象行禮，以示崇敬或祈求保佑。祭祀是書院的「三大事業」之一，是體現書院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要方式。祭祀空間，是書院文化空間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書院祭祀的文化內涵頗為複雜，其主要方面是體現道統意識、反映時代學術風尚的內容，如祭祀儒家的先聖、先師、先賢，祭祀與書院學術傳統、學術旨趣相關的歷代儒學大師等，但其中也包括與功名利祿相聯繫、追求多發科第、祈望平安福報的內容，如祭祀文昌帝君、魁星、關帝、土地神、岳神等各種神靈。這兩者體現了書院祭祀中禮與俗的互動與融合。在此，主要從儒家道統意識的彰顯與文運祈禳的角度來加以考察。

(一)書院祭祀的道統意識

書院祭祀的一個重要宗旨，就是崇仰道統，通過祭祀以感性直觀的形式宣示儒家道統，使其道統觀念深入人心。在朱熹等大儒看來，書院祭祀就是要從精神實質、理論趨向上表明對祭祀對象的認同及對其精神方向的繼承，是一種道統意識。朱熹曾談到，「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30)在《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中，朱熹非常明確地從弘揚、接續道統的角度來對周敦頤進行定位，理解祠祀周敦頤的意義，道統意識表現得相當明顯。(31)朱熹曾在竹林(滄州)精舍祭祀中將周敦頤、二程、邵雍、張載、司馬光列為祭祀對象。在《滄州精舍告先聖文》中，他著重標舉道統，以傳承道統為線索，將祭祀對象納入傳承譜系，將他們視為道統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接續者、體現者，所表現的是自己對道統的理解。(32)朱熹所要彰顯、光大的是儒家的道統，希望以書院作為倡揚、光大道統的重要基地。在朱熹看來，書院祭祀就是宣揚道統的一種手段。

朱熹通過書院祭祀以宣揚道統的做法，在宋末就已經得到後學的繼承與認同。宋末理學家王柏在《上蔡書院講義》中談到：「恭惟聖天子尊崇道統，表章正傳，學校之外，書院幾遍天下。」(33)宋末元初理學家熊禾在《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疏》中也說道，書坊同文書院之建，「於以尊崇往聖之道統，於以培植昌運之人才」。(34)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江蘇平江官員曹氏等「並祠築室以舍學者，買田收谷以食之，而儲和靖與其師若友之書於其中」，建成虎丘書院，供祀理學學者尹焞(和靖)，劉宰作記稱曹君建祠築室之舉意義重大，「上而光昭我高宗皇帝聖德之大，下而迓續我和靖先生道統之傳」。(35)宋寶祐五年(公元1257年)，湖南寶慶府建成濂溪書院祠周敦頤，「中為先生祠堂，祠先賢於東西序以侑焉。其後講堂，直舍、齋廬、門廡，庖湢皆備」。學者高斯得為之作記，稱頌周敦頤「卓然特立於群，聖人絕響之後，親承洙泗道統之傳」。(36)顯然，在朱學後學看來，書院祭祀與宣揚道統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這種通過書院祭祀以闡揚道統的做法，在後世成為共識。徐梓在《元代書院研究》中指出，元代書院廣為祭祀朱熹，就與當時人們對朱熹在儒家道統傳承譜系中的重要地位的認同有關。(37)如元人王惲《饒州路創建書院疏》稱，「於饒州路擇湖山勝地創建書院，中起文公祠堂，教誨子弟，奉承香火，上祝聖壽無疆，次為宗族朋從，續考亭道脈之傳」。(38)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汪晉征在《還古書院祀朱文公議》中更明確地指出，「書院祀先賢，所以正道脈而定所宗也」，「凡講學之區，皆當祀朱子以定道脈之大宗也」。(39)為祠祀朱熹而建於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的漢口紫陽書院，表現出強烈的道統意識。《紫陽書院志略》卷二首揭道統源流，認為「宋濂溪周子得孟子不傳之統，周子傳之二程，二程傳之楊子，楊子傳之羅子，羅子傳之李子，李子傳之朱子」。(40)在祭祀朱子的《春祭文》《生日祭文》《秋正祭文》及《忌日祭文》中分別提到，「夫子道統，遠紹洙泗」，「維我夫子，日照月臨，挾道統於將絕」，「於惟夫子，仁熟義精，繼道統於千聖」，「夫子之生，為千秋之道統而篤其生」。(41)乾隆初年，《還古書院志》卷四《祀典》中還明確指出：「建院必先所尊，祀孔子、配朱子，尊道統也。」(42)

書院祭祀中的道統意識，在書院祭祀對象的選擇中體現得相當明顯。孔子作為儒學創始人，在儒家的道統傳承譜系之中具有確然不拔的地位，因此書院祭祀首重祭孔。幾乎所有書院都有祭祀孔子的禮殿或文廟。如長沙嶽麓書院的祭祀孔子活動，就始於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朱洞創院之時。(43)到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李允則重修書院後，書院的祭祀活動不僅恢復舊制，還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有了專供祭祀之費的「水田」。到北宋末學者張舜民游嶽麓書院時，仍見「嶽麓書院有孔子堂、御書閣，堂廡尚完」。(44)白鹿洞書院在宋初也有祭孔活動。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詔令給全國各地學校、書院發送國子監印本經書並修繕孔子廟堂。咸平五年，白鹿洞書院得以修繕，「又塑宣聖十哲之像」。(45)此後歷代書院中，對孔子的祭祀一直是最重要的內容。

除孔子之外，書院還祭祀歷代著名的儒學大師。上文提及，南宋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朱熹建竹林精舍於考亭，祀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司馬光、李侗七位學者。其中前六位為北宋理學家，朱熹對他們相當尊崇，曾作《六先生畫像贊》稱頌他們在理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與貢獻。(46)又如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知軍江萬里興建白鷺洲書院，「立文宣王廟、欞星門」，「又建祠祀二程夫子，益以周、張、邵、朱為六君子祠」。(47)又如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嶽麓書院開始祭祀朱熹、張栻於諸賢祠中，到明弘治年間，又建崇道祠專門祭祀朱、張二人。(48)此後數百年間，嶽麓書院對朱、張的祭祀一直延續。又如康熙年間，雲南崇正書院祭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位理學家。明代大儒、白沙心學傳人湛若水更是「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陳獻章」。(49)在白鹿洞書院歷代的祭祀對象中，周敦頤、二程、邵雍、張載、朱熹、陸九淵、黃幹、蔡沈、林擇之等儒學大師佔有相當大的比例。這些儒學大師，被認為是傳承聖人之道的重要力量，對他們的祭祀實際上是從道統角度著眼的。元人黃文仲在討論祭祀先聖和祭祀先賢的關係時曾說：「凡書院，皆為先賢作也。先賢能傳先聖之道，以植世教，故師之。先賢之上祀先聖，祖之也；先聖之下祀先賢，宗之也。祖一而宗分，是以所祠或不同焉。」(50)

書院對孔子與歷代儒學大師的祭祀，最為集中地體現出書院祭祀的道統意識。道統觀念涉及儒家學者對儒學的本質與精神內核的理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書院是儒學的象徵，是儒學知識生產、價值觀念傳播的場所。書院祭祀中的道統意識，是書院文化空間中精英文化傳統的體現。

(二)書院祭祀中的文運祈禳

文昌帝君是民間和道教共同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祿位之神。有學者指出，「『文昌帝君』系由道教將古代巴蜀民眾對『梓潼神』的崇拜和先秦以來對『文昌』的信仰結合而成」。(51)魁星是中國古代民間文化中主宰文章興衰的神。中國古代天文學二十八宿中有「奎星」，東漢時期的緯書《孝經援神契》中有「奎主文章」之說，後世因此附會為神並加以崇祀，後來又將「奎星」改為「魁星」。自宋代後期，就有一些書院建魁星樓、文昌閣等，祭祀文昌帝君和魁星。(52)如宋淳祐間，江西高安西澗書院祭魁星，希望「邀靈於星，文刃恢恢」，「春榜蜚英，禹門之雷。昨庭唱臚，百花之梅。萬里榮途，瑞慶大來」。(53)江西南昌豫章書院自南宋開始，即建有文昌閣，祭祀文昌帝君。(54)到書院發展後期，對文昌帝君與魁星的祭祀已成為各地不同類型書院中比較普遍的情況。一些影響較大的書院都建有魁星樓、文昌閣，在一些規模影響較小的書院，祭祀文昌帝、魁星以求多發科第的情形也相當常見。

書院對文昌帝君和魁星的祭祀，以追求科名利祿、祈禳文運為目的。清人唐昌愷在《補修鳳山書院文昌閣碑記》中說道：「夫地以人靈，人以地傑，凡峙流拱衛之處，有不足者尚宜補修。矧帝君掌人間祿秩，司科甲權衡，其居歆之神居較培地脈文筆為更急矣。」(55)對文昌帝君和魁星的祭祀，是民俗文化滲透進入書院的表現。各地書院對文昌帝君、魁星祭祀的情況怎樣？文昌帝君與魁星祭祀以追求科名利祿、祈禳文運為目的，而對儒家先聖先師、歷代大儒祭祀則以倡揚道統為目的，二者是如何共存於同一文化空間的？

現以嶽麓書院為例說明清代省城書院的情況。據丁善慶《長沙嶽麓書院續志》卷一載，嶽麓書院在康熙七年建文昌閣於講堂後面，供奉文昌帝君。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湖廣總督畢沅又捐金百兩建魁星樓於書院。(56)如果把書院文廟祭祀和對文昌帝君祭祀加以比較研究，從中可以看到一些耐人尋味的現象。書院在乾隆時期祭祀文廟和文昌閣的祭祀是合規制的。據羅典《新增丁祭公費記》記載，書院春秋丁祭和其他祭祀府署共撥銀十四兩，祭祀規格則是文廟用太牢禮，文昌閣用少牢禮。(57)到了嘉慶時期，情況發生變化，文昌閣祭祀由院長袁名曜領頭，籌措捐銀壹仟零陸拾五兩正，併購置專門的祭田，祭祀時間改在每年二月初三日，祭祀規格用太牢禮，祭祀經費有銀二十兩。(58)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嘉慶元年孔子春秋二祭和書院另十幾處祭祀，每年經費只有銀十四兩，加上學生等捐銀二百兩每年生息的經費，也不會超過二十兩。(59)從上列數據可以看到，在嶽麓書院，文昌祭祀經費和規格都超過包括孔子在內的歷代大儒，這說明以弘揚儒家道統傳為主的文廟祭祀，已受到以追求科舉功名、祈禳文運為主的文昌帝君、魁星祭祀的侵蝕和排擠。

更有甚者，在有的書院中，以追求科舉功名、祈禳文運為主的民俗文化傳統已經獨佔了書院的祭祀空間。創建於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的廣東應元書院，在當時廣東書院中是層次最高的，但從書院祭祀支出的規定上看，其祭祀對象僅僅包括文昌帝君與大魁星君，而無其它。(60)

在府縣書院，也可以見到對文昌、魁星的祭祀不斷受到重視的情況。湖南寧鄉的玉潭書院，建於明嘉靖二年(1523年)，是以大儒胡五峰和張栻為道脈傳承的。在乾隆時期，書院祭祀儀註記述的順序是先祀胡、張、然後祀五侯(有功於書院之人)，最後是文昌、魁星。(61)到了嘉慶年間，卻是先祭祀文昌、魁星，再是胡、張，最後是五侯。(62)從這一祭祀順序可以看出，清代玉潭書院的祭祀儀式有一個有以道學人物為重到以文昌魁星為重的發展過程。

此外，從玉潭書院祭祀的規格看，這種輕重轉移也表現得很明顯。乾隆時，文昌帝君沒有單獨的祭祀禮儀，魁星祭祀不僅順序排後，祭祀禮儀也簡單，「按凡鄉試，行一跪三叩」禮。而到了嘉慶年間，則文昌祭祀儀式單獨列出，其祭祀規格行太牢禮，比胡、張二人的祭祀規格高。而胡、張的祭祀規格的變化則恰好相反，先是以少牢禮，且分誦祭文，到嘉慶時雖仍為少牢禮，卻只有一篇祭文，理由是「兩賢在一祠，難以分祭，故易以合饗文」。(63)顯然，這一理由並不充分，從中可以看出對胡、張祭祀的重視程度下降了。在張思炯《重修玉潭書院輯略·禮文》中有一段議論，從中可以略窺當時書院儒者重視文昌、魁星祭祀的原因：「近世各書院皆以祀文昌、魁星為主，良以二神默司科名，祀之亦功宗之意歟！」(64)在縣一級的玉潭書院，民間求取功名利祿的觀念慢慢地滲透到書院之中，並且取得了明顯的優勢。

在一些書院，祭祀中的精英文化觀念與民俗文化觀念之間呈現出反覆的此消彼長狀態。四川方亭書院建於乾隆年間，書院初創時，孔子聖像「迎安於中堂，並設有祭器」。後來，書院極其重視文昌帝君的祭祀，將孔子聖像先移至魁星閣樓下，後又移至文昌祠後殿：「邑令石君遷奉於魁閣樓下，繼有道人張禮清者請奉於文昌祠之後殿，已歷有年矣」。(65)到邑侯任思正時，認為「以聖人居於文昌祠後，固未安妥」，於是在書院後建聖像樓以供祀孔子。聖像樓建成後，書院建築布局為「登樓(聖像樓)瞻矚，前標魁閣，左翼文昌，書院在中」。孔子聖像在書院祭祀空間位置的變化，反映的是不同文化觀念在書院祭祀空間中影響力的消長。

書院是儒家的象徵物，寄寓了儒家士人的價值理想。為了教化民眾、作育人才，儒家士人倡揚儒學，傳播儒學價值觀念，希望「一道德，同風俗」，以主流的精英文化覆蓋民俗文化。然而在書院的文化空間中，實際存在的是禮俗的互動與融合，這並不符合許多儒者化民成俗的理想，但在思想觀念的傳播過程中，高揚的理想也不得不遷就現實。現實的情況是，民俗傳統觀念具有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根深蒂固。儘管許多儒家學者都立足精英文化觀念對此進行批判，但仍然不可能改變現狀。如戴鈞衡在《桐鄉書院志·祀鄉賢》一文中批判世俗崇祀文昌、魁星，認為「世俗多崇祀文昌魁星，建閣居像，歲時敬禮，以謂主文章科名之事。昔之通儒已辨其謬，昭昭然不可誣矣」，主張各書院「各就其地奉一大賢以為之主」，「而不敢為非禮悖義之事，是豈文昌魁星之祀所可同日語哉」。然而面對現實，他又頗感無奈：「去文昌魁星之祀，而杜學者苟且僥倖之心，吾知必為君子之所許也，而惜乎今之未能遽行也。」(66)可見當時書院的文昌、魁星祭祀之影響深巨。

與戴鈞衡等立足精英文化觀念批判民俗文化的思路不同，一些儒家士人則試圖在禮俗二者之間進行調和，消解二者之間的對立。如光緒年間岳陽慎修書院重修時，建有奎光閣，取奎宿耀光之意，為文運昌明、開科取士之兆。岳鍾英《重修岳陽書院記》稱此舉「非直用術家言以培風，諸生息游亦得舒眺之助」(67)。這番話帶有某種辯解的意味，一方面並不否定「用術家言」建奎光閣的行為，另一方面又希望從有利於諸生息游的角度肯定此舉的正當性。這說明，民俗文化中的某些觀念雖已滲透到書院的文化空間之中，佔據了一定地位，但並非光明正大，需在另外的解釋框架中顯現其存在的合理性。

實際上，對於更多士人而言，雖然精英文化與民俗文化分屬不同的文化範疇，卻實實在在地開存於其觀念世界中。書院士人希聖希賢、以修齊治平為職志，追求儒家的價值理想，但他們不是生活在純粹潔凈的理想世界，而是受到民俗文化的濃重影響，乃至產生認同。書院文化空間中禮與俗的互動融合，是書院士人內在觀念世界的外化表達。

(元)趙長翁：《湖廣通志》卷一七《儒林書院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9頁。

(北宋)張舜民：《畫墁集》卷八《郴行錄》，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2頁。

(北宋)胡宏：《與秦會之書》，《胡宏集·書》，中華書局，1987年，第105頁。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衡州石鼓書院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82頁。

(宋)朱熹：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五《白鹿洞牒》，中華書局，1995年，第236頁。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衡州石鼓書院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83頁。

(南宋)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六《白鹿洞書院記》，黃靈庚等編：《呂祖謙全集》第1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0頁。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16，中華書局，1986年，第2806頁。

參見柳肅：《儒家祭祀文化與東亞書院建築的儀式空間》，《湖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11期。

李允鉌：《華夏意匠——中國古典建築設計原理分析》，天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0頁。

(11)(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六《先進第十一》，中華書局，1986年，第130頁。

(12)(清)劉繹：《白鷺洲書院志》卷一《沿革》，《中國歷代書院志》第2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70頁。

(13)(清)李揚華：《國朝石鼓志》卷一《事迹》，《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4頁。

(14)(明)胡居仁：《文翰七·胡居仁題風雩石》，(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五，中華書局，1995年，第416頁。

(15)(明)吳道行：《重修嶽麓書院圖志》卷三《續：山水》，嶽麓書社，2012年，第41頁。

(16)(明)郭璞：《葬書》，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頁。

(17)王子林：《紫禁城風水》，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6頁。

(18)(清)周召南：《康熙戊申修復嶽麓書院疏引》，《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長沙府嶽麓志》卷八，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80頁。

(19)(宋)張栻：《張栻全集·南軒集》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秘書》，長春出版社，1999年，第852頁。

(20)(明)吳道行：《重修嶽麓書院圖志》卷三，《續：疆界》，嶽麓書社，2012年，第47頁。

(21)(清)丁善慶：《長沙嶽麓書院續志》卷一《嶽麓來脈憲禁開鑿勒石》，《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39頁。

(22)(清)周玉麒：《禁止私砍私葬示》，《嶽麓續志補編》，嶽麓書社，2012年，第709頁。

(23)(清)周玉麒：《岳脈山契》，《嶽麓續志補編》，嶽麓書社，2012年，第702頁。

(24)(清)吳道行：《重修嶽麓書院圖志》卷六《興復書院札付》，嶽麓書社，2012年，第74頁。

(25)(清)王文清：《嶽麓書院四公德政紀略》，(清)羅汝懷：《湖南文征·國朝文》，嶽麓書社，2008年，第2074頁。

(26)(清)王文清：《嶽麓書院四公德政紀略》，(清)羅汝懷：《湖南文征·國朝文》，嶽麓書社，2008年，第2074頁。

(27)(清)王文清：《風俗論》，羅汝懷：《湖南文征·國朝文》，嶽麓書社，2008年，第1674頁。

(28)(清)李揚華：《國朝石鼓志》卷一《事迹》，《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1-102頁。

(29)(宋)張栻：《張栻全集·南軒集》卷十《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長春出版社，1999年，第693頁。

(30)(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信州州學大成殿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06頁。

(31)(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40頁。

(32)(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滄州精舍告先聖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50頁。

(33)(南宋)王柏：《魯齋集》卷九《上蔡書院講義》，《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71頁。

(34)(宋)熊禾：《勿軒集》卷四《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00頁。

(35)(宋)劉宰：《漫塘集》卷二十三《平江府虎丘山書院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2頁。

(36)(宋)高斯得：《恥堂存稿》卷四《寶慶府濂溪書堂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頁。

(37)徐梓：《元代書院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58-159頁。

(38)(元)王惲：《秋澗集》卷七十《饒州路創建書院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3頁。

(39)(清)汪晉征：《還古書院祀朱文公議》，《中國方誌叢書·休寧縣誌》卷七，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第1299頁。

(40)(清)董桂敷：《紫陽書院志略》卷二《道統》，《中國歷代書院志》第3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9-482頁。

(41)(清)董桂敷：《紫陽書院志略》卷四《春祭文》、《春正祭文》，《中國歷代書院志》第3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9-530頁。

(42)(清)施璜：《還古書院志》卷四《祀典》，《中國歷代書院志》第8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59頁。

(43)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85-594頁。

(44)(北宋)張舜民：《畫墁集》卷八《郴行錄》，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2頁。

(45)(南宋)王應麟：《玉海》卷一六七《宋朝四書院》，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3頁。

(46)(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六先生畫像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01-4003頁。

(47)(清)劉繹：《白鷺洲書院志》卷一《建置》，《中國歷代書院志》第2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8頁。

(48)(清)丁善慶：《長沙嶽麓書院續志》卷一《廟祀》，《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4頁。

(49)(清)張廷玉等：《明史》卷283，中華書局，1974年，第7266頁。

(50)(元)黃文仲：《順昌雙峰書院新建四賢堂記》，《全元文》第46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4頁。

(51)孟彥：《首屆文昌文化研討會綜述》，《中華文化論壇》1996年第2期。

(52)丁鋼、劉琪《書院與中國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1-42頁。書中指出，書院祭祀文昌帝君、魁星、關帝等，是儒、道文化的交融在書院中的表現。

(53)(宋)姚勉：《雪坡集》卷四十七《西澗書院祭魁星祝文》，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29頁。

(54)趙與鴻：《豫章書院文昌閣記》，魏元曠編：《南昌邑乘文征》卷十八，民國二十四年重印本，第15頁。

(55)(清)唐昌愷：《補修鳳山書院文昌閣碑記》，陳谷嘉、鄧洪波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39-1740頁。

(56)(清)丁善慶：《長沙嶽麓書院續志》卷一《廟祀》，《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4頁。

(57)(清)丁善慶：《長沙嶽麓書院續志》卷四《新增丁祭公費記》，《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89頁。

(58)(清)丁善慶：《長沙嶽麓書院續志》卷一《文昌田契》、《佃稿》、《佃規租谷章程》，《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6-427頁。

(59)(清)丁善慶：《長沙嶽麓書院續志》卷1《附錄：公襄祀典呈詞》，《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4頁。

(60)(清)王凱泰：《應元書院志略·章程》，《中國歷代書院志》第3冊，江蘇教育出版社版，1995年，第271頁。

(61)(清)周在熾：《新修寧鄉縣玉潭書院志》卷九《禮文》，《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76-577頁。

(62)(清)張思炯：《重修玉潭書院輯略》卷上《禮文》，《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37頁。

(63)(清)張思炯：《重修玉潭書院輯略》卷上《禮文》，《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37頁。

(64)(清)張思炯：《重修玉潭書院輯略》卷上《禮文》，《中國歷代書院志》第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37頁。

(65)(清)任思正：《移建聖像樓記》，谷嘉、鄧洪波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43-1744頁。

(66)(清)戴鈞衡：《祀鄉賢》，陳谷嘉、鄧洪波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24-1726頁。

(67)(清)鍾英：《重修岳陽書院記》，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第5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