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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麗:比死亡更堅硬的是對活著的誤解


馮麗:比死亡更堅硬的是對活著的誤解


作家馮麗生活照


寫這本書的過程,對我,是上了一次「老年大學」。學習了面對死亡的許多精神常識,面對了他人垂死的狀況,想像了自己……


生命像一陣微風,常在被忽視中。——馮麗 《如歸》「跋」


《如歸》是本耐讀的書。我正著讀兩遍,倒著又讀一遍,還能看到之前沒細品出滋味的句子,比如,「往日的戲劇依舊在大腦中輪番上演,而分手的夥伴正如解散的劇組,從角色回到他們自己或別的面具中,不再歸來。」


「馮麗」是個熟人的陌生的舊名字。這本書之前,她都叫皮皮。女作家皮皮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寫作,第一篇小說《全世界都八歲》就因寫作意識和手法的先鋒,引文壇關注,當代文學史上,她與余華、格非、馬原等一起被定義為「先鋒派作家」。

後來她因個人生活變化沉寂幾年,再次露面是一系列都市情感小說,《渴望激情》、《比如女人》、《所謂先生》。本世紀初,她的長篇小說《比如女人》被改編成徐靜蕾、王志文、江珊等當紅明星主演的電視連續劇《讓愛作主》風靡一時。我第一次做她訪談就是那時,我說她「拿個瑞典童話中的人物名字當筆名,堅持不上相片」,被稱「美女作家」幾乎被她視作污點。那篇訪談的名字最後叫《愛,誰能作主?》


再度訪談她,就是她的長篇《愛情句號》了。那部小說讀得我鬱悶至極,生不如死,搞得我都從此有點怕她。


2016年冬天下過第一場雪,我看到了《如歸》,署名「馮麗」。我知道這是皮皮的身份證名字。故人重來,這回書寫的是關於晚境和死亡。我做了一番心理建設,準備好再度生不如死,勇敢地去了。


卻沒承想做回馮麗的皮皮變多了,舒展得個子都好像更高了。22日在二十一世紀大廈,朝西的窗進來午後的陽光,馮麗盤腿坐在椅子上,望著窗外難得清澈的冬日晴空,光芒從她臉上煥發出來,望著她感覺像看一張教堂里的畫。



許多死亡之後才明白:活著的人,哪怕是親人,並不懂怎樣關懷即將死去的人


「三年前,父親『忽然』病了。肺癌,住院月余,立春前去世了……父親去世的那一年秋天,母親也去世了。」


這裡的「三年前」,是2012年。馮麗在一年內,父母雙亡。「這是一本故事書,可惜,素材都不是我憑空捏造的。」


那時,母親已經有病了兩年多,胃癌,大夫說最多還能活半年。全家都慌了,大家都盯著母親,盯著她的死,「好像死亡帶她的那一刻,需要我們的目光作證。沒想到,死亡這片烏雲,先捲走了父親。」


馮麗回憶那七個月最難的時候,父母兩人住在同一個醫院裡,樓上一個樓下一個。然後雇兩個護工,家裡還有保姆。「我自己幾乎所有的積蓄都花進去了。我想,為了保證我的運轉,我要用錢擺平所有問題。只要能用錢來幫我忙,別的就不考慮了。到我爸媽去世,我爸爸一輩子的積蓄什麼的,也基本上都花進去了。我書里寫的基本都是我自己的感觸。」


與有過類似遭遇的所有尋常人家一樣,沒有任何例外。隨之而來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症候群在馮麗身上也是一分不少,「那時候人完全就是在那種顛簸中——經歷真正打擊的時候,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去抵抗。你就像一個東西,人家顛著你,你就跟著晃蕩。」

那兩年多,馮麗曾試圖求助於寫作。「2010年發現媽媽有病以後,我開始進入老年世界。以前幫家裡買東西什麼的,但沒有真正進入他們的生活。我發現那個世界挺陌生的。然後我就開始寫一個東西,關於老人的。每天寫一點。我不是為了真正寫東西,是為了讓自己休息一下。因為每天出去就是護工、醫院各種瑣碎事,回家特想安靜一下,我就寫一兩個小時,換換腦子。」


那段寫作的成果是一部長篇小說,父母去世以後,馮麗想把它改一改交給出版社。「編輯提了好多意見要改,我拿回來以後,突然發現不能改,因為寫得太差了。那一種老而舊的形式,以它面對老年世界和死亡,只能發現一些表象毛皮。比如,我以為我了解父母,我以上帝的視角去寫我的了解。意識到這一點,我非常羞愧。我就把它扔一邊了,嘗試開始新的。折騰了有一年多兩年那樣,根本寫不了什麼東西,寫了,第二天就又廢了。」


最後,創作危機到這樣的程度,馮麗決定在德國定居,留在德國上大學,把德語學得更好,以後專門當翻譯了。「因為我覺得我不會寫了。那時候希米(史鐵生妻子,編者注)一直特別鼓勵我:『你別胡思亂想,對你來說這是好事兒,你等著吧。』後來我連她都不相信了,特別絕望。」


後來,漸漸從危機的暗處爬出來,她逐漸開始試著寫一些很短的東西。「我就坐下來想,好,我現在想寫寫我媽媽。開始寫就很順,寫著寫著,便有就所謂神助的那種感覺。有時結束某個片段時,發現寫得比我想得好。寫到有些地方,眼淚嘩嘩的,哭得一塌糊塗……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個機會,書寫的同時,開始真正了解我父母。」

就這麼一段一段地寫了,當她把它們列到一塊兒時,「好久以來,我第一次對寫出的文字感到滿意。看第三校的時候,讀到有關母親的某些片斷時,我還是控制不住流淚,彷彿它們是從心裡,從我自己都不知道心底的哪一個深處出來的。」


然後她想,也這樣寫寫爸爸、寫寫舅舅,她生命中已經離開的最重要的三個人。「有的時候挺奇怪的,比如我懷孕的時候,就經常在大街上看到孕婦,好像女人都在懷孕。但面對父母的生老病死時,我也發現周圍老人特別多,德國的,中國的。他們的故事常常讓我很震驚。我想,為什麼不把這些都寫了?整個寫完之後,它首先顛覆的是我自己的生活。我回頭再看自己的生活,那個角度就不一樣了。」



馮麗:比死亡更堅硬的是對活著的誤解



這就是《如歸》,都是短章,其中15篇屬於母親、父親、舅舅,其餘28篇皆是「別人的故事」。「無論在地球上哪個地方,總見悲慘的死亡;美好的死,死得美好,雖然應是人間的存在,卻罕見得難得一見。」這句話,馮麗寫在《如歸》最後的「跋」里。



把死當作/平常吃的葯/在心痛的時候



「毛姆說:生命的盡頭,就像人在黃昏時分讀書,讀啊讀,沒有察覺到光線漸暗;直到他停下來休息,才猛然發現白天已經過去,天已經很暗;再低頭看書卻什麼都看不清了,書頁已不再有意義。」


《如歸》正文的最後,是一串引文,比如上述「毛姆說」,還有石川啄木的詩——


把死當作


平常吃的葯


在心痛的時候


「我兒子跟我說,我這本書應該叫《老·死》。


「寫完這書,我的很多觀念或多或少都發生一些極端性的變化。要是沒有『死』或者『衰老』這個東西逼著你,或者作為背景印證,你的這些認識很難尖銳。像溫吞水似的活著,咱們已經習慣了。而真正面對老和死,好像它推了你一把。我還活著,父母一年之內都沒了之後,忽然發現自己置身『死亡前線』。這感覺很奇怪,假如直接面對死亡,所謂向死而生,和躲在父母身後,奇怪的是,面對活著,感受和動力都是不同的。」


「我現在常有一個感覺,老了挺好。」馮麗這樣說,「年輕時候,你的昨天今天明天都不可知。昨天你高興,今天痛苦得一塌糊塗;今天挺高興,明天跌得一塌糊塗。情緒都是這樣的,你自己說了不算。現在,我覺得自己的昨天今天明天是一樣的,都是平穩的,即使出什麼事我還是平穩的。這種和諧安寧平穩我特享受。我覺得太好了,不再被折騰,情緒終於穩住了。這時候才發現,這樣的穩定帶來了精神層面的活躍,對很多東西的認識經常能一步能到位。」


那些發生了極端性變化的想法都是什麼呢?比如,「舊情舊物都是垃圾」。「皮皮」變回「馮麗」之後,眼見著狀態變化不小,好像整個人「開」了,不再是緊縮的、累的、薄的、苦的、憔悴的。這點馮麗自己也同意:「說起年輕有什麼好處,人家說漂亮什麼的。我覺得我年輕時不漂亮。以前人說我特低調什麼的,以為我是故意製造一個『低調的』媒體形象,我真不是低調,我就是覺得我不好看,所以不願意露照片。現在,人說放一張照片,我也不那麼堅決拒絕,我是逐漸逐漸覺得我自己開始變得好看一點了。」


回頭看自己的整個過程,馮麗也覺得是「落落落,落到特黑的地方,然後慢慢亮亮亮,慢慢爬出來」。回頭一想,她的結論是「那時候的堅持還是挺值的」,「這中間也沒有組織什麼幫我,其實還是靠你自己領悟,然後慢慢慢慢就改變了。最後還是自己,無論老天爺,還是造物主,它賦予你生命,實際上,它的用意也許就是讓你自己去發掘你生活中的各種潛在可能性。」


她相信這種悟性每個人都有,「就是有的時候需要時間,有的時候需要一些敏感,有的時候需要一定的堅強。第一次離婚的時候特痛苦,那時候太小了,28歲,什麼也沒有,沒錢沒房,我甚至吃飯都挺困難的。有一次我問上帝,你讓我受苦,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為了折磨我嗎?我沒有得到具體的答案。但我那時候還是在心裡做了一個否定的回答,不是替上帝做的,是自己告訴自己。我逐漸明白,它是讓你經歷一個過程,然後去發現你自己有的、你還沒發現的那些東西。」


而今的馮麗特別願意跟那些修鞋的、修車的、老頭老太太聊天,「我覺得他們有智慧。有時候讀書是雙刃劍,有些讀書人比不讀書的人更加愚蠢。有些知識分子有知識但沒有智慧。」她覺得生活智慧是另一種系統。


比如她特別反感很多人可憐張愛玲——一個人躺地板上死了,好幾天才被發現,確定不了死亡日期,獨自死去很悲慘。「我覺得說這樣話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同情張愛玲,張愛玲最後活出的那個范兒,你們離人家老遠了。你們根本不懂人家怎麼理解的孤獨。我就覺得你老了,躺在地板上,不管一天還是五天,順利地死了,這是老大的福分了。你同情人家,你最後躺醫院裡折騰5個月,渾身插滿管子,疼得直喊,和人家躺地板上就死了,沒法比。我想說的就是,別把愚見,當成生活智慧。」



最能安慰我的從來也不是人間的幸福



馮麗的上一段婚姻,跟一個德國人,也結束十多年了,但他們還有聯繫。「我一個人生活一段時間以後,有一次我跟那個老公說『我現在覺得有點幸福』,他都哭了。因為我說我幸福的時候,是離婚了,事業也沒了,東西寫不了,更談不上什麼名氣,收入也是最少的時候,換句話說,我啥也沒有,站在人生的廢墟上,知了天命。這點幸福,來源於,我第一次慢慢覺得,有點找到自己了。」


她說起德國的一個朋友,跟她同歲,正在離婚。「我說你這個時候為什麼要離婚?她說我跟他已經有兩年,是在一塊的陌生人,她說我不能面對。我想,兩年她就不能面對了,有多少人已經面對20年,面對一輩子了?」那個女朋友現在經濟有問題,她跟馮麗說:「我的儲存也快到零了,不過,沒關係,我現在找了一個新的工作,馬上有一個新的開始。」馮麗這次臨回國的時候看見她,她說:「哇,我太倒霉了。我新工作開始了,工資沒發呢,但稅務因為去年有個什麼問題,要補交5000歐元稅,我沒有錢。」


後來那德國女人借錢過了那關。「我發現她的狀態跟她遇到的事,完全不成正比。她看上去就是一個剛開始新生活的小姑娘。50多歲了,一分錢沒有。我一下就被感動了,我想她的未來肯定沒有問題,要不然上帝存在的理由就沒了。」馮麗這樣說。


「這個時候我就發現,當女人吧其實挺好的。因為你敏感。」年過半百,性別不再那麼重要了,馮麗覺得,這階段里「女人可以更純粹一些」。「我逐漸發現,早晨看見陽光帶給我的心情,好於好事情。包括清新的空氣,包括雨後大自然里各種好聞的味道。我越來越珍惜這樣的感受,而這恰恰是我以前特別忽視的。以前,外面什麼樣我都沒有感覺,整天在書本、寫作里。那時候,真是很蠢。其次,我也更加珍惜和享受,比如說一個理解、一個想法、一個感動,我覺得這些東西更有價值。


「這些東西太實在了,比如你坐在那兒,你說太陽照你後背,你是溫暖的,這是什麼都替代不了的。你擁有太陽,多好啊,它不給你負擔。因為太陽不是你的,你不用儲存它,你不用給它弄個房子,也不用為它操心但你可以完全擁有它,這太好了。」


當我問馮麗,對愛情是否還有期待和需要時,她的回答非常迷人——


「一旦想明白了吧,也就談不上需要或者期待,它就就像太陽一樣了。今天出太陽了,你說『多好、太陽出來了』;明天,沒有太陽,你可以想,過兩天太陽還會出來。有點變成這種感覺,愛情是愛情,不一定非得是我的愛情。有一天某個愛情跟我的距離拉近了,跟我有關係了,那時候我才可以再考慮。


「如今,回過頭想,過去的某些想法,比如,『我不相信愛情,我不需要另一個人』或者類似的想法,其實這些都是自己的問題。這些想法都是狹隘的、有偏差的,跟愛情本身沒關係,跟那個愛人也沒關係,是個人階段性的問題,它反映出你自己內在的問題。我清理自己,覺得心裡乾淨一些以後,很多問題的看法也乾淨了。乾淨的想法什麼樣?愛情多好啊,我相信愛情,我如果能有太好了,沒有也行。


「現在我找到一個方法,先把自己的事弄好。然後,我不能說我熱愛生活,我真是覺得生活是公平的。我雖然還是一個挺悲觀的人,但我非常尊重生活,因為它的公平。你努力,努力到怎樣的程度,生活都給你一個答案。」(文/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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