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與大明大V們的關係為何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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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與大明大V們的關係為何很緊張

萬曆五年即公元1577年九月，張居正老父張文明在老家病逝。

相爺的親爹死了，這是大事。但更大的事是，工作。此時正是改革的攻堅期。要工作還是要發送老爹，給張居正出了大難題。

也許有的觀眾會說，這有什麼難的。請一個禮拜假，回家出完殯就回來工作，不就完了吧。

想得太簡單了。那是現在，有的年輕人看病危父親連同葬禮就請七天假，基本啥也不耽誤就回去上班了。

在古代，統治者講究孝治天下，對子女的盡孝方式是有嚴格法律規定的。官員必須做孝道表率，父母雙親去世，必須要回家守孝。是為「丁憂」，時間各朝代各異，漢朝是三年。我們眼下的明朝，稍短，27個月，兩年零三個月。大明律白紙黑字寫在那，多大的官都得遵守。

於是，張居正就犯了難。回去守孝兩年半，再回朝中，可能物是人非了。大權旁落不說，改革大業也要付之東流。

那麼有人會說，不丁憂行不行呢？

這個可以有，但鳳毛麟角。在封建王朝，有兩種情況是不丁憂的。一是皇帝，因為國家不可一日無主。二是皇帝特批。對此明朝法律里規定：如果官員確實有要務在身，無法守孝，經過皇帝特批，可以不回家守孝，繼續留守工作。這叫「奪情」，忠孝不能兩全，先盡忠吧。但這樣的規矩，先前大多適用於有守土之責的邊境將領。文官，尤其是內閣大學士，敢奪情的，少之又少。到了萬曆年，已經八十年沒有文官破這個例了。

到了張居正這，破了。

一場「奪情」大戲開始了。

張父死訊傳來後，張居正隨即上奏，請求「丁憂」。與其說這是走慣例，不如說這是走形式，這時候的萬曆才13歲，萬曆皇帝批覆：不準。於是張居正再次上奏請求「丁憂」，繼續走形式。萬曆再批覆：不準。接著張居正又上奏，聲淚俱下，要求丁憂，萬曆也很堅決的批覆不準。三起三落，跟歷代禪讓的戲份差不多，三讓，曹丕對漢獻帝，司馬炎對曹奐，都演過這樣的戲。

最後，萬曆下詔：張居正奪情。張居正不再堅持，接旨。

但是，君臣戲演完了，廟堂的配角卻不幹了。彈劾者接連不斷。明朝的言官道德感極強，個個都是衛道士。再加上張居正的政敵數量增多，此時張居正改革已經進行了五年，得罪不少人，他們終於抓住了張居正的道德小辮子，與言官一起攻擊張居正不孝，說這是類同禽獸之舉。

一時間，張居正站在了風口浪尖，幾乎四面楚歌。但久經戰陣的張首輔，自然很有城府，氣定神閑，拿出舊招：辭職。萬曆皇帝當然不會讓他走，為了安撫張首輔，自然就要給張首輔出氣，於是萬曆下旨，將最早四個彈劾張居正的人杖責，發配流放。並發詔，有敢攻擊張居正奪情的官員，一律按重罪判處，嚴懲不貸。聖上發了雷霆之怒，百官的倒張潮很快退潮了。

從這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張居正的權勢，達到了多麼炙手可熱的地步。也從中可以看出，首輔大人對言官清流的態度：不屑一顧。

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是張居正的一貫態度。

當時有個著名清流人物何心隱。號稱王陽明的再傳弟子，陽明心學第四代傳人。早在嘉靖時期，何心隱去北京訪友時，就曾見過張居正，當時三十五歲的張居正還是翰林學士，二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二人的爭議在哪呢？

主要分歧在三觀，焦點是對人性倫理的認識。何心隱認為，人為天地之心，心是太極，性即是欲，反對「無欲」，主張「寡慾」，就是用節制慾望替代消滅慾望，上層人士與百姓同欲，提出「無父無君非弒父弒君」，我眼裡沒有父親君主與殺父的禽獸之舉是兩碼事，五倫中最重師友。師生關係比父子、君臣還重要。這在正統士大夫張居正看來，無疑於公開倡導作姦犯科，妖人妖言惑眾。兩人自然站不到一起。

張居正當政後，何心隱成為炮打新政的重炮手。利用民間的影響力，他在講學和著作中對張居正大加批評，指責張居正壓制思想自由，迫害「異端」，打擊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張居正對之也是水火不容。

萬曆四年即公元1576，何心隱被官府通緝，罪名是聚集門徒，擾亂時政。萬曆七年即公元1579，何心隱在湖廣被抓獲、收監，湖廣巡撫王之垣下令，在獄中用亂棍打死何心隱。何心隱在死之前對王之垣說：「公(你)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

你怎麼敢殺我，怎麼能殺我？殺我的是張居正。

反對張居正的人，在萬曆十年間都沒得到好，張居正與清流和在野大V的關係，一直都很緊張。

為什麼清流反對張居正？在持「君子入仕」觀的他們看來，當官的人必須是君子，必須做道德表率。在道德是非上，對就是對，錯就是錯，百德孝為先，不管有多少理由，不孝父母就是禽獸不如。這是讀書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則。所以在清流們眼裡，哪怕張居正有天大功勞，他也是一隻禽獸。

而在張居正眼裡，這些人就是無用的烏鴉。改革要徹底，就要消除雜音，對他們必須斬草除根。

怎麼斬草除根呢？這些清流官員被趕出朝廷、離開廟堂，在哪裡棲息繼續戰鬥呢？

張居正找到了他們的老巢戰壕：書院！

古代書院既不等同於學校，也不等同於圖書館書店。而是集教學、藏書、研究、辯論甚至集會結社於一身的教育組織。

他們的影響力，簡單地說，也是四個字：聚眾講學。但這些聚眾講學，不限學術，多涉及時政。有點像今天的論壇，一個主持人，加一群評論員。來此講學者，多為失意官員，因是官場過來人，對時弊也就看得更為透徹。來此聽課的，多為抱有儒家信仰、壯志未酬的青年學子和官員。所以，對社會輿情的影響很大。

張居正對書院一直抱有冷眼。各地書院最讓當局頭疼的是議論朝政。因此，明代圍繞書院問題多次發生激烈鬥爭。這次，該下手了。

於是，歷史上少見的對書院的清繳開始了。

萬曆七年即1579年正月，朝廷下詔宣布，查封全國全部書院六十四處。書院的田產查歸里甲。許多歷史悠久名聞遐邇的書院就此壽終正寢。理由是不許「群聚徒黨」「空談廢業」。

宋代以來蔚然成風的書院講學，就此掃蕩一空。

通過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張居正是一個集中力量干大事、不尚爭論、講究實際的政治家，七嘴八舌的書院不足掛齒。但是，問題並非如此簡單。

他和讀書人的分歧在哪裡呢？平心而論，以王陽明為宗的心學，講究一切發乎於心，隨心所欲地發展儒學，將儒學禪宗化，對學人求真和釋放個性大有裨益。但將心放大一切合理的地步，隨心所欲地做事，不學無術，慾望得不到節制，人縱然不會虛偽了，但心變魔了，又與禽獸何異？所以，適當的規制是必要的。如果缺乏規制，不僅官員隊伍會散漫，人心也亂了，整個國家的官員隊伍就不好帶了。

回顧歷史，應該承認，張居正的擔心是有必要的。當時王陽明的心學思想蔚然成風，書院講學成了風尚。王陽明心學偏重思想解放，使得批評朝政成為家常便飯。在其影響下，傳統儒家經典倫理受到挑戰，開始動搖，四分五裂。要收回人心，必須重建傳統價值觀念。張居正毀書院如此決絕，就有這個原因——心學好比蛀蟲，已經侵入朝廷，侵蝕眾多不安分心靈。在朝官員受其「蠱惑」，致力於心學研究和學習，而拋棄了自己的本職工作，這成了本末倒置。一個個官員都去當「禪師」去了，到處都是竹林七賢，坐而論道。更有甚者，一些書院以講學為名，結黨營私，成為朝廷的潛在威脅。張居正必須把誤入歧途的同僚拉回來，哪怕背負千古罵名。

當然，一刀切，因噎廢食，從七嘴八舌到萬馬齊喑，則又是另一個極端。

雖然統一聲音是為改革推行，但是盡毀書院的張居正，還是留下了天問。明朝實行保守專制，歷代執政者對書院多有微詞，但盡毀書院的情況只發生過兩次，一次是張居正政治的萬曆初年，另一次就是五十年後魏忠賢執政的天啟年。張居正的做法，客觀上與臭名昭著的魏忠賢閹黨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