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強推｜敵人之子 德國豬 「躺卧通敵者」的孩子們

文 | [英]基思·羅威 譯 | 黎英亮

摘自《野蠻大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本文已取得授權，轉載請聯繫出版社 本文系 好文強推｜二戰中 男人對德軍情人們的瘋狂報復：為了尊嚴 的後續 點擊回顧

對「躺卧通敵」婦女的懲罰

孩子 無法迴避的恥辱

如果說遍及歐洲各地的「躺卧通敵」行為需要證據，那麼，因為「躺卧通敵」行為而誕生的孩子就是證據。在丹麥，有5579個孩子的法定父親是德國人，毫無疑問，還有許多人隱瞞了父親的真實身份。在荷蘭，大約有1.6萬~5萬個孩子的父親據信是德國人。在挪威，這個人口只及荷蘭人口的1/3的國家，有大約0.8萬~1.2萬個類似的孩子。在法國，這個數字大約是8.5萬甚至更高。在被佔領的歐洲，到底有多少孩子的父親是德軍士兵，總數仍然是個謎，但估計介乎100萬個至200萬個之間。

可想而知，這些嬰兒降生時是不會受到所在社區的歡迎的。一段輕率的關係可能會被忽略、掩蓋、遺忘，但一個孩子將會成為一名婦女揮之不去的恥辱標記，進而成為整個社區的恥辱標記。被剃光頭髮的婦女，可以安慰自己說頭髮很快會長出來。相比之下，一個孩子卻無法迴避。

雜種少數民族

在某些案例中，德國國防軍士兵在當地留下的孩子，會被視為一種尷尬，最好被乾淨利落地處理掉。例如，在荷蘭，許多目擊者知道，許多孩子剛一出生就被弄死，通常是被這些誤入歧途的女孩的父母弄死。據推測，這種做法是為了保全家族「顏面」，但偶爾是公開的政治行動，由家族以外的人士執行，以恢復整個社區的名譽。例如，根據佩特拉·魯伊格魯克（Petra Ruigrok）的記載，在荷蘭北部，有一個嬰兒被抵抗組織成員從搖籃中搶走，摔在地上摔死了。

幸虧這種情形相當罕見，但這也反映出歐洲社會的強烈感覺，即戰爭期間德國父親留下的當地孩子將會成為所在民族的負擔。這種強烈感覺集中體現在《路佛特郵報》（Lufotposten）的社論中，這是一份挪威日報，它的1945年5月19日的社論寫道：

所有這些德國孩子，肯定會成長和發展為挪威民族當中一個雜種少數民族。因為他們的出身，他們肯定會好勇鬥狠。他們沒有民族，沒有父親，只有仇恨，這就是他們僅有的遺產。他們不可能成為挪威人。他們的父親是德國人，他們的母親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是德國人。允許他們留在這個國家，相當於合法培養第五縱隊。混雜在純粹的挪威居民當中，他們將會永遠構成動蕩不安的因素。對挪威也好，對孩子也好，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生活在他們本來所屬的國家的天空下。

研究挪威人對這些德軍士兵留下來的所謂「戰爭兒童」的態度，其實大有文章可做，與其他國家不同，挪威在這方面的文字記載甚為豐富。戰爭結束後，挪威當局設立了戰爭兒童委員會，以考慮這些孩子何去何從。因此，一時間，這個問題在挪威得到公開討論，這在歐洲各國當中可謂絕無僅有。這個課題最近也得到詳細研究。2001年，迫於戰爭兒童團體的政治壓力，挪威政府資助了一項研究計劃，考證這些孩子在戰後被如何處理，處理方式對這些孩子的人生有何影響，以及如何彌補當年因為潛在不公所造成的傷害。這項研究計劃的成果，成為時至今日歐洲各國針對戰爭兒童的最為完整的研究。

母親和孩子將何去何從？

戰後初期，挪威人對某些婦女和女孩的行為深感痛心。1945年初夏，數千名婦女被指控與德國人上床，她們遭到逮捕，被送入監獄和營地，光是在奧斯陸就關押了大約1000人。正如我們所知，她們當中許多人在解放時被剃光頭髮，有些人還被暴民公開羞辱。然而，或許更令人擔憂的是，人們呼籲當局剝奪這些婦女的挪威國籍，將她們遣送到德國。這種行動很難說是正當的，因為與德軍士兵上床並不違反法律。無論如何，負責審判戰犯和叛國者的國家機構已經明確宣告，剝奪國籍不應成為懲罰方式。結果，放逐與德國人有染婦女的呼聲漸趨平息。

然而，那些與德國人結婚的婦女，就沒那麼容易逃脫厄運了。1945年8月，挪威政府重新啟用一條20年前制定的法律，婦女與外國人通婚者，自動跟隨丈夫國籍。為了限定這條法律，挪威還通過了修正案，規定這條法律只適用於與敵國公民通婚的婦女，實際上就是指德國人。與挪威所有司法原則不同，這條法律具有追溯性。因此，幾乎一夜之間，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婦女喪失了挪威國籍，儘管她們認為自己奉公守法。她們此時被稱為「德國人」，因此她們可能會被遣送到德國，就連她們的孩子也一併遭殃。

決定德軍士兵孩子去留的標準甚至更為簡單。按照這條法律，戰爭兒童的國籍跟隨其父親。即使沒有這條法律，這些孩子都會被舉國上下的公眾輿論直接視為德國人。結果，這些孩子也面臨被遣送到德國的前景。有許多人，包括政府官員，都認為遣送行動不必考慮孩子的母親是否被允許留在挪威。

自然而然，這種計劃帶來各種各樣的道德問題和政治問題。沒有多少人願意反對遣返「德國」孤兒，但驅逐這些生母還在挪威的孩子，實在難上加難。1945年7月初戰爭兒童委員會成立時，委員會就奉命調查哪些法律需要改動，以驅逐這些孩子及其母親。如果這種措施並不可行，委員會就要考慮其他措施，既能保護孩子免受充滿敵意的社會的侵害，又能保護社會免受具有潛在危險的兒童群體的侵害。

直至1945年年底，戰爭兒童委員會花了五個月的時間認真考慮這個問題，但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仍然極具爭議。一方面，委員會建議政府發起一場公眾運動，呼籲當地社區接納這些孩子；另一方面，委員會建議，如果當地社區堅持己見，那麼孩子就應與母親分離，被送往挪威其他地區，甚至被送往國外。委員會同樣建議，孩子及其母親都不應被強制遣送；但委員會主席英厄·迪貝斯（Inge Debes）據說想把9000名戰爭兒童移交給一個奧地利移民代表團，顯而易見的是，他根本不考慮孩子母親的想法。（這次移交最終因為不合情理而被擱置，而且奧地利人最終決定，奧地利同樣不想要「德國」孩子。）

弱智 德國豬

因為政府似乎越來越難以遣送這些孩子，委員會開始考慮把這些孩子留在挪威境內的後果。最讓挪威人感到擔心的是，這些孩子可能智力低下。與其他國家類似，挪威舉國上下普遍相信，任何被德軍士兵引誘的婦女都可能心智不健全。與之類似，德國人選擇這樣智力低下的伴侶，那麼德國人自身也可能心智不健全。按照這種循環邏輯，難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孩子肯定也有同樣缺陷。為了評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委員會委託知名心理學家厄尼爾夫·厄德高出具一份戰爭兒童心智狀況的評估報告。在選取數十個樣本後，厄德高指出，在9000名戰爭兒童裡面，多達4000名兒童可能智力發育遲緩，或者帶有其他遺傳缺陷。儘管委員會並未完全接納這份評估報告，但委員會並未阻止其成員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聲稱這些母親及其孩子都具有智力缺陷。

結果，許多戰爭兒童都毫無根據地被打上了智力發育遲緩的標記，其中某些孩子特別是那些生活在老舊德語孤兒院的孩子，被迫在孤兒院度過餘生。20世紀80年代，一位負責照顧這些兒童的醫生指出，如果這些孤兒像其他「非德國人」那樣得到公平對待，這些孤兒很可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實際上，戰爭兒童委員會的確建議，所有戰爭兒童都應該接受心理評估，以確定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但評估從未進行，因為人們認為評估花費太大了。

被自己的民族、社區甚至老師打上智力缺陷的標記，實際上是給這個已經無比脆弱的群體施加另一重迫害。有人後來回憶往事時說，還記得當年在學校總是被同學嘲笑，被排除於戰爭結束周年慶典之外，被禁止與「純粹」的挪威孩子玩耍，課本和書包上還被塗上納粹標誌。許多人受到家族嫌棄，家族成員認為他們讓家族蒙羞。他們的母親改嫁時，他們還受到繼父在言語上、精神上、肉體上的虐待，繼父痛恨他們，因為他們是「敵人的孩子」。

有人甚至受到母親的嫌棄，母親把他們視為自身痛苦的根源。例如，托弗·萊拉（Tove Laila）六歲那年正值戰爭期間，她被納粹黨徒從母親身邊帶走，預計被培養為德國女孩，1947年，她返回挪威的家，但那時她只會說德語。她的母親和繼父設法讓她在三個月內忘記德語，然後就是無休止的虐待、羞辱、恐嚇。如今在挪威，社會服務被視為理所當然，但在當時付之闕如，這個不幸的女孩，在其餘下的童年中都被自己的母親稱為「該死的德國豬」。

戰爭兒童最普遍的共同經歷是對父親的情況諱莫如深。這種沉默同時存在於國家層面與個人層面。考慮到戰爭兒童的命運，尤其是看到掩蓋歷史的可能後，挪威政府推行了新政策，試圖抹去這些孩子身上的德國痕迹。政府不再要求德國父親贍養孩子，實際上也不鼓勵德國父親與孩子聯繫。如果孩子有德語發音的名字，政府就聲稱有權將其改為更加符合挪威傳統的名字。

在個人層面，這種沉默甚至更具毀滅性。孩子的母親通常拒絕談論孩子的父親，也禁止孩子談論自己的父親。有些孩子根本不知道父親的國籍，直到他們在學校操場上被人嘲笑才恍然大悟。這種沉默似乎不能保護孩子，讓他們免受外人的言語傷害。

孩子們的災難

這種飽受嫌棄的遭遇給這些孩子造成的災難後果，直到最近才公之於世。2001年，由挪威政府資助的研究表明，與其他挪威居民相比，戰爭兒童死亡率更高，成年後離婚率更高，健康狀況也更差。與其他挪威人相比，他們受教育程度更低，賺取收入也更少。與同齡人相比，他們的犯罪率更高。1941~1942年出生的人死亡率最高，研究人員認為，戰爭結束時，這些孩子已經到了懂事的年齡，知道自己經歷了什麼。戰後初期，正是這些孩子最為艱難的歲月。

此後數十年，戰爭兒童在挪威仍然受到排擠。在某些關鍵領域，他們的待遇甚至還不如他們的母親。1950年的新的《國籍法》，允許嫁給德國人的婦女重新獲得挪威國籍；相比之下，戰爭兒童直至18歲才能獲得這項權利。直至20世紀60年代，這些孩子及其監護人每年都要低三下四地向當地警察局申報，請求獲得留在挪威的批准。

一如在挪威，一種諱莫如深的習慣一直與這些孩子形影不離，無論是在私人生活還是在公共領域。例如，丹麥戰爭兒童後來聲稱自己生活在「痛苦、羞恥、謊言的氣氛中」。那些想要打聽德國父親下落的丹麥人，經常遇到重重阻礙。歐洲各國政府一貫低估了國內「德國」孩子的人數。實際上，在波蘭，戰爭兒童的官方數字為零：對戰爭兒童現象的嚴肅估計，不利於重新營造「普遍抵抗」德國佔領的民族神話。

當然，這並非事實的全部，也有許多孩子並未受苦，或者並未因為自己的德國父親而受到歧視。實際上，在卑爾根大學的研究中，幾乎有半數接受訪談的戰爭兒童都認為，自己並未因為自身背景而遇到問題。然而，這仍然意味著超過半數的戰爭兒童確實遇到了問題。

沖我來 不要侮辱孩子

在絕大多數案例中，沒有人為這些孩子挺身而出，只有孩子的母親為孩子出頭，而母親自己也飽受歧視。我們只能為一位勇敢的法國母親鼓掌喝彩，當老師稱呼她的女兒為「德國雜種」（batard du Boche）時，她回應道：「女士，我的女兒沒有跟德國人睡覺，是我。當你想辱罵某人時，沖我來，不要侮辱無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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