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時鐘 | 古代中國政治周期交替的原因
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和《經濟周期循環論》兩部著作中揭示了市場活動中一些令人著迷的周期性規律：
首先，市場中存在著4—5年的「基欽周期」，稱為短周期，反映生產產品的累積和去庫存的循環活動。
其次，存在一種9—10年的「朱拉格周期」，稱為中周期，主要反映宏觀經濟系統中的產業配置結構的輪替。以中國為例，20世紀80年代屬於內貿周期，俗稱「倒兒爺周期」或「批文周期」；90年代屬於外貿周期，外貿行業領導其他行業增長；21世紀第一個10年屬於房地產周期，房地產帶動全國60多個相關行業增長。
最後，存在一種更長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歷時50—60年，稱為長周期，呈現出國民經濟長期的繁榮和衰退交替現象。熊彼特認為，這種長周期的根源是人類的經濟創新活動，譬如歐洲第一個長周期從1780年持續到1842年，是「產業革命時期」；第二個長周期從1842年持續到1897年，是「蒸汽和鋼鐵時期」；第三個長周期從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屬於「電氣、化學和汽車時期」。在熊彼特之後，20世紀下半葉屬於電子半導體時期，20世紀末持續至21世紀的是信息技術時期，這是我們今天身處的技術革命環境。
據此可認為，人類經濟活動歷史系由一系列周期組成，而經濟周期存在不同級別，相互像「俄羅斯套娃」一樣疊加在一起：一個中周期包含2—3個小周期，一個長周期包含5—6個中周期；至於更長的周期譬如世紀或數世紀，囿於歐洲歷史時間限制則已超出西方經濟學的研究範疇。
但是，若將一切政治現象都視作經濟現象的延伸，那麼中國的政治周期完全可以作為熊彼特原理的恰當延續，因為800年周期的最終原因必然深藏於小農經濟的政治尋租活動中，儘管窮盡其理不易。在60年長周期之後，在中國呈現一種更長周期是200年朝代交替，這是史學家感興趣的話題；比200年朝代交替更長的周期則是800年政治模式升級，這可能是人類有史記載的最長周期，至今已循環四輪，總時長超過3000年；時間再往上，只能尋覓天文周期了。
與熊彼特周期模型類似， 800年的中華帝國周期也像「俄羅斯套娃」一樣，囊括數個200—300年朝代，大凡名垂青史的朝代譬如漢、唐、明、清，往往持續200—300年，而弱勢王朝往往僅存續數十年，但是幾代累積也可達200年，譬如魏晉南北朝合計。一個800年帝國周期至少包含一個二三百年盛世朝代，有時可能達到數個，譬如第一帝國有秦、漢，第三帝國有隋、唐，第四帝國有元、明、清。同時每一帝國都包含幾個短命並且弱勢的朝代，譬如第一帝國包含魏、晉、北周、北齊、北魏、宋、齊、梁、陳，第三帝國包含五代十國，第四帝國包含太平天國、民國政權等。
200年朝代更迭周期的成因，與800年治理模式迥然相異。目前，學術界較為接近的共識是，200年周期的機制在於人口周期性增減與土地相對不變的矛盾，在數學上表現為人、地兩條曲線的交合。
馬爾薩斯曾指出，人口的繁衍遵循指數曲線，是一條向上彎曲的加速曲線。但是農業生產糧食的供給曲線並不如此。歷史上，有效耕地面積在建國初年多呈直線增長，並隨之帶來人口增殖，拓荒至山巒丘陵、河流灘涂後，土地開墾的邊際效率開始遞減，逐漸轉化為向下彎曲的雙曲線。一旦人地兩條曲線相交，耕地供養的人口數量即達到極限，然後無一例外地導致暴力衝突，通過械鬥來搶奪土地和水利資源。與此同時，天災人禍往往是戰爭的導火索。大量人口史料揭示，古代戰爭常常發生於人地矛盾緊張之時，而終於人地矛盾緩和之後，客觀上充當了人地剛性矛盾的調解人。通常在帝國政治衰落後，經濟供求關係失衡，戰爭持續數個世紀，生靈塗炭、餓殍遍野，直至千里之內無雞犬之聲相聞。戰爭後，人地緊張暫時消失，國家重振朝綱，馬上恢復生產，百廢待興，政通人和，政治很快進入正軌，直至下一次人地矛盾爆發。從數學上看，200—300年周期雖無法直接推算，但顯然與人口增殖節奏和土地開墾節奏高度相關。
800年政治周期基本上由國家制度創新和規則破壞的輪番作用所造成，它與熊彼特在經濟領域揭示的創新周期十分類似，只不過技術革命與經濟結構創新要替換成政治體制創新。如果歐洲近代經濟史中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分別起因於「產業革命」「蒸汽機革命」和「電氣、化學和汽車革命」，那麼中國的800年帝國模式的升級，則先後起因於「井田制」「郡縣制」「均田制」和「魚鱗圖冊」等重大變革，動力模式和技術路徑非常類似。
但是，從更為深層次的原因來看，熊彼特並未揭示為什麼經濟創新活動不能持之以恆堅持下去，以打破周期性經濟蕭條的宿命。這個問題同樣適用於詰問中國政治模式：為什麼政治變革不能持之以恆做下去，以打破黃炎培式「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
對這個問題的追問，使我們聯想起前述宇宙天體運行，譬如為什麼月球繞地球一周是30天，地球繞太陽一周是365天？物理學啟示我們，周期性運動背後的原理是存在兩個相反方向的動力，以地球而言是向心力和離心力：地球對月球的萬有引力是月球的向心力，月球自身的慣性運動則產生離心力。當兩種力量達到平衡後月球就開始波動性運動，有規則的波動則產生運動周期；同理，地球繞日運動亦然。
以經濟學中的基欽周期為例，企業的利潤擴張慾望是產品庫存增加的動力，而社會的消費慾望是庫存減少的動力。由於市場經濟的運行存在不確定性，企業家並不能清楚地計算市場的真實需求，對利潤的貪婪遂導致高估市場需求，衍生出過剩的生產決策。反之，若企業家悲觀地估計市場前景，囿於市場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他很可能因低估需求和準備不足而喪失一次發財良機。機會總是賦予有準備的人，方向判斷準確總是可能帶來財富，但是持續的樂觀總有一天犯錯，一旦經濟危機來臨，企業只能停止生產，削價消化積壓庫存，這種反向過程制約了企業活動，即產生4—5年的經濟周期。
基於天體物理學啟示及基欽周期解讀，我們推測中國古代800年政治更新周期的起因，實際上是古代土地產權的政治建構、維護和保護，與非法破壞、尋租的對抗過程的輪番交替作用。問題是我們如何深度挖掘這些建構和破壞因素。
從微觀經濟活動說，不論是農戶、地主還是國家統治者，都毫無疑問地認同並且參與土地產權建構的廣義法律過程——不論是民間習慣法還是成文法過程，因為農業生產是一種投資行為，是對確定土地資源的時間、人力、財力、經驗和知識產權的持續投入，因而必須確保產出的確定性才可形成投資決策，只有在投入與產出之間建立確定的因果關聯，投資人才有信心進行大量投資。這就需要全社會對土地及其上面的產出物歸屬產生共識，形成規則，這實際上是原始自發的產權現象，也是人類從事生產的必要規則。若無此規則，人類將非人類，國亦不國，農業生產活動將會冒很大風險，很可能不僅最終莊稼不歸自己，甚至連產出莊稼的土地都被他人奪走。為保證農業生產的基本運行，全社會各階級都具有制定和保護土地產權的共識，這是全社會建構產權的動力。
另一方面針對既有產權安排格局，也廣泛存在著一系列的消散力量，通俗地說是產權「負能量」。從歷史表象中我們可以總結很多原因，譬如政治腐敗是第一種力量，它利用政治權力侵犯和霸佔既有土地及其產出物的權利；第二種力量是民間惡霸的土地兼并、欺行霸市；第三種是官僚主義，若民間勢力侵利，官方又不作為，公民財產權利就很難維繫；第四種是政府也力圖作為，但是山高皇帝遠，政令不通暢，惡人為非作歹，上面毫不知情。
最後一種現象將會是本書討論的重點，它可能是制約800年周期的主要負面因素，即核心「負能量」。以施政能力而言，中國國土過於龐大了，就善政標準而言，施政變得不可能。但是下章又要解釋，龐大自有龐大之理，並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總結下來，廣泛存在的土地產權建構共識是一種「吸引力」，是一種建構機制；同時郡縣制下的長鏈式文官代理制及其產生的政治黑洞，是一種「離心力」，是一種破壞作用。綜合地看，國家運作必須建構土地財產規則；若要維護集權制的大國政治，就必須維繫長鏈代理的文官系統——具體說是漢魏以來的「九品中正制」或「十八級文官制」，而這個長鏈制度在理論上不可彌補的黑洞，就是不斷滋生對土地產權規則和利益的非法侵佔和尋租行為，細節後面再述。
類比基欽周期中，企業每一次增產和減產之間，冥冥中就決定了4—5年的庫存周期；同理，政治上每一次影響土地產權的微觀事件，興農或抑農，正義或非法，及其一漲一消之間，就誕生了中華帝國的800年政治周期。千年中國政治宛如一個大致精確的鐘錶，如果說鐘錶周期起因於主動輪與從動輪之間的咬合，那麼土地產權建構過程與消解過程的對抗，就分別是中國政治時鐘的主動輪和從動輪，它們的對峙就誕生中華帝國800年周期。
本文摘自《中國政治時鐘：三千年來國家治理的周期運動》，於陽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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