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家族：中國極少數可與梁啟超家族相提並論的世家之一

歲末一日，一衣著體面的七旬老者，自滬上一弄堂大步流星而出，赴筆者採訪之約。此君名李家驍，是晚清重臣李鴻章最小的曾孫，現居上海。

祖父李經方是李鴻章的長子，曾任多國公使，祖母是法國人。其父李國燾兼通中外文史，當過上海郵政局局長。李國燾先後娶過四房太太，育有二子一女，李家驍是年齡最小的「奶末頭」，最受父親寵愛。

然而，原本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小少爺，生逢亂世，家族的榮耀沒有享受到，反而於李家沒落之途中，歷經坎坷。難得他豁達爽朗，將榮辱皆付談笑中。李氏四代，從官到民，家族興衰，他一笑而過。

「慈禧逼著老太爺談的不平等條約，都是爺爺簽的字

我出生時，爺爺李經方已過世四年，老太爺李鴻章更是無緣一見。但李家的家史卻時常促使我心存好奇，那究竟是怎樣的一段煙雲？

有一年，我去老家合肥拜祭李氏祖先。我在香堂里看見了傳說中的黃馬褂血衣和康有為的輓聯。我是怎麼識得康有為的字跡的？靠的正是家信。老太爺留下了幾十封親筆信，最早寄放在長樂路富民路口的藏書樓，後來為上海圖書館收藏。我將書信摘抄複印了回家細讀，從而識得康氏字跡，更是窺得老太爺和爺爺之間的些許往事。

老太爺是個嚴父。作為長子，爺爺從政是不容商量的。然官場險惡，更何況處於亂世，這對父子外交官可謂如履薄冰。在慈禧太后眼裡，八旗子弟和漢族大臣是不一樣的。八旗子弟出身高貴，擅長吃喝玩樂，雖居高位，卻不頂事。但凡要和外國人交涉，她只能把老太爺他們這批漢族大臣推出去。況且，那些洋人也瞧不上親王們，指名要李鴻章過去。於是，爺爺跟著老太爺，對內要伺候好慈禧和親王們，大興土木給慈禧過生日，對外又要與洋人周旋。

比如說，老太爺的信里就囑咐爺爺，拜訪某某親王需要備齊多少禮品，甚至帖子的格式也反覆叮囑，生怕兒子疏忽大意得罪了人。面對洋人，更是十分謹慎。因為爺爺做過多個國家的公使，所以歷史上諸如《馬關條約》等喪權辱國的文書都是爺爺簽署的，世人還因此送了他一個外號「割台大臣」。為此，爺爺一度心存芥蒂。他覺得自己跟著老爸出使，明明做的都是遞雪茄、送牙籤的事，卻還要承擔簽字的責任，為世人所不齒，有委屈又不敢言。其實老太爺也不是存心要叫兒子做「賣國賊」，割讓土地都是慈禧的意思，讓李經方簽字則是洋人的意思。

時間一長，看爺爺意志消沉，神色憔悴，老太爺畢竟舐犢情深，不忍兒子受罪，便鼓起勇氣上書慈禧，稱「經方體弱」，是否可改派八旗親王隨他出使交涉。慈禧當然是不準奏的。於是爺爺只能寄情於朝務之外。

「爸爸娶了四房太太，卻終生懷戀英國女友

爺爺風流倜儻、妻妾成群，除了原配夫人和一個繼室都是四川總督劉秉璋之女外，還有側室五人。爺爺在擔任大清駐外公使期間,曾聘用過一位英文女秘書和一位法文女秘書。兩位秘書後來都成了公使夫人。法國夫人居蕪湖，給他生了大兒子李國燾,英國夫人居上海安慶路，生了小兒子李國傑。其中，李國燾便是我的父親。

都說我爸爸李國燾命大。當時我的那個法國奶奶海倫難產，大出血。外國醫生對爺爺說，您太太懷的是龍鳳胎，看情況母子三人中只能保住一個。爺爺這種深受封建思想禁錮的人，當然是保兒子。結果「龍胎」生下來了，夫人帶著「鳳胎」去世。

爸爸滿兩周歲那年，老太爺簽完《辛丑條約》吐血不止，駕鶴西去，爺爺才有了當家做主的機會。但他變得和老太爺一樣獨斷專行，對爸爸管頭管腳。

爸爸長得酷似奶奶，一頭咖啡色捲髮，藍眼睛高鼻子，加上生長在英國，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雖然沒見過奶奶，但爸爸很敬重她，把奶奶年輕時的一幅畫像燒制在一隻瓷盤上,配上紅木框架,放在書房裡的寫字檯上,這樣每天都能看到「她」。

爸爸和初戀女友是被爺爺親手拆散的。爸爸身材魁梧，加上駐英公使之子的尊貴身份，所以在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繫念書時，也算是個風雲人物，愛慕他的女同學不少。然而，他卻和一名郊區莊園里的小姐談上了戀愛。

臨畢業時,兩人的感情已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爸爸稟告爺爺說想娶這位姑娘為妻，遭到了爺爺的堅決反對，勒令他拿到學士學位後立馬回國,與一安徽同鄉的女兒結婚。

爺爺指給爸爸的是一樁親上加親的婚事。那位張家小姐是老太爺李鴻章姐姐的孫女，閨名繼芬。這種婚姻在舊式封建大家庭里很常見。爸爸雖然不樂意，但又不敢先斬後奏，只好揮淚別女友，想回國當面向父親再爭取一下。

臨別時,英國姑娘剪下了自己一條三寸長的金黃色的小辮子，贈予爸爸，又送了他一枚極細巧的18K金戒指。

爸爸回國後雖據理力爭，可最終沒有得到婚姻自由。他做什麼工作、娶什麼妻子都是爺爺說了算。於是，爸爸聽從父命做了上海郵政局的局長，又娶了張氏為妻。後來，他和那個年代的富家少爺一樣，又娶了三房姨太太。

然而，他始終沒有忘記在英國的初戀女友。爸爸的右手中指上，一輩子都戴著英國姑娘送的那枚雞心圖案的金戒指，那條三寸長的黃辮子則一直珍藏在抽屜里。

直到有一天,我翻爸爸的抽屜玩,發現了這條奇怪的小黃毛辮子,才從爸爸那裡得知了這一段愛情故事。那時我在念初中，對男女之情正是似懂非懂的年紀。爸爸告訴我，英國姑娘苦等情郎不歸，才嫁作他人婦。幾十年過去了，兩人依舊保持著書信來往。

從爸爸的信中得知我出生的消息後，那位英國女友回信說她有個女兒，想與我交換一下，以寄情思。爸爸不捨得我一個襁褓小兒遠赴他鄉，便回絕了她。此後國內政局突變，海外通信必須經香港中轉，很麻煩。於是，兩人便逐漸斷了書信往來。

我覺得爸爸之所以一輩子都懷念初戀，原因在於他對國內娶的四位夫人並沒有多少感情，他的愛情早就留在了英國。更令人嗟嘆的是，大媽媽張繼芬在臨終時對貼身女用人說，她這一輩子都是處女！

1961年，大媽媽過世。第二年爸爸也走了。他落葬時，我把黃辮子和金戒指悄悄地塞進棺材,讓他帶著定情信物去和初戀女友黃泉相逢。

「李家的遺產之福我沒有享到過

李鴻章死後，李家家道中落。辛亥革命爆發後，李經方丟官棄爵，攜子嗣南下避戰，移居上海。民國時期，李氏一族依靠老太爺留下的家產，日子過得還不錯。記得小時候，爸爸常備一中一西兩套禮服，與嚴復等一干北洋遺老遺少吟詩作對，往來頻繁。我作為小少爺，也是一身禮服，跟著爸爸去社交，在家也總是好吃好喝地被人伺候著。

我媽媽周玉珠是爸爸最小的一房太太，生得最好看，算是四個夫人裡頭最得寵的。所以平日里爸爸和我們一起住在慈惠南里。媽媽的妹妹周玉珍也與我們住在一起。姨媽十一歲就跟著媽媽到李家了。

可惜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是姨媽把我帶大的。聽姨媽說，爸爸對外婆家的親戚很大方，願意出錢給他們造房子。姨媽在常州鄉下是有老公的，姨父也跟著姨媽來到了大上海。爸爸拿錢給他開了一家鞋帽廠，誰料一場火災把廠子燒了個一乾二淨。爸爸不問他要本錢，反而又出錢替他在老家娶了一房姨太太，以彌補姨媽不能生育的缺憾。

爸爸的慷慨大方是跟爺爺學的，我那有名的表姑母張愛玲結婚時，爺爺還給了她一條弄堂作為陪嫁禮呢。那條弄堂在常德路，離張愛玲住的常德公寓不遠。

印象中，姨媽也是個開朗大度的婦人，但凡有親戚朋友上門求周濟，她總是有求必應。說實話家裡也沒什麼現錢，她就隨手摘下戒指、褪下鐲子給別人，讓他們當了換錢。有一次，一個窮親戚拿著姨媽的首飾去當鋪，老闆看他衣衫襤褸，懷疑當的是偷盜之物，就打電話到警察局報警。最後還是爸爸去把他保了出來。

我哥哥和姐姐都畏懼爸爸，對他避而遠之，只有我這個幼子同他最親，有時還敢跟他沒大沒小。爸爸呢，也經常差我去其他公館辦事，主要是送生活費和鴉片。那時候，富貴之家有阿芙蓉癖是很常見的，說來還有件奇事。

話說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禁止鴉片交易，抓到要槍斃的。於是，李家也都戒了這既燒錢又傷身的玩意兒。三夫人癮頭最大，斷了鴉片沒多久就過世了。然後，她的聾子妹妹也死了。最後，他們家那隻趴在紅木大床的帳子上吸「二手煙」的老貓也毒癮發作病死了。

幸虧爸爸有錢的時候樂善好施，新中國成立後，那些受過李家恩惠的也都反過來幫助我們渡過難關。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都在搞土地改革,像我們李家這樣在鄉下有大批田地和房產的人,十有八九是要被揪出來批鬥的。虧得爸爸腦子活絡，公私合營之前，他主動捐獻了安徽蕪湖的很多房地產，比如長江邊華盛街上的「欽差府」就被捐獻出來辦學校了。上海方面呢，比較體面的房地產,比如現在烏魯木齊路上徐匯網球場附近的幾處也捐獻出去,只留幾處自己和家人住的房子。剩餘的部分也積极參加公私合營，最後只留下六十一幢房子等待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於是，爸爸這個「開明紳士」被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

但那時的房子估價很低,政府每個月總共只給三百多元補貼。家裡一群老少的開銷不小，還有好幾個從安徽帶出來的男女用人要養老。因此擔負經濟重擔的爸爸情緒日漸消沉。

大概是1952年或者1953年，為了節省開銷，爸爸退掉了慈惠南里和新昌路的房子，辭了用人，帶著我和姐姐以及姨媽搬到了裕華新村，與大媽媽還有哥嫂同住。

有一天，爸爸和盛宣懷的四兒子盛恩頤出去散步,在路邊的小鋪里每人吃了一副大餅油條,然後打算去襄陽公園裡坐坐。誰知到了公園門口,兩人你翻翻口袋,我翻翻口袋,竟然拿不出買門票的錢了。

窘境之下，爸爸只好變賣家當，開始是字畫、玉器和瓷器等古董，後來是綢緞、皮衣和首飾，最後連欽賜的短劍、銀盾和徽章都拿到當鋪了。具體操辦典當的是兼任管家的姨媽。我常見她踩著凳子，打開放在柜子頂上的一隻箱子，然後伸手從裡頭掏出一把勳章，用布包了再拿到陝西北路的一家金鋪去換錢。老闆不識勳章上的外國字,只當尋常金片處理，一隻鎚子砸扁，稱重付錢，毫無惜物之情。姨媽後來聽說這玩意兒很值錢，就嘆著氣對我說:「當掉的徽章足足有一個洋面袋子那麼多，那時蠻想留一隻下來給你玩玩的。」

再後來，姨媽只得在里弄里做清潔工,每月拿回來十八元工資補貼家用。

爸爸去世後有人問我，你們李家難道真的沒有一點遺產可以周轉嗎？爺爺在上海擁有大量房地產，但他妻室太多，所以遺產的分割相當複雜。1933年，他親筆在一幅長三米、寬一米的宣紙上寫下遺囑，白紙黑字寫清楚後代中哪一房、哪一人分得哪些。這份遺囑原件收藏在爸爸手裡，爸爸去世後由我繼藏。遺囑在「文革」中被抄走，落實政策時又發還。

誰料到20世紀80年代的一天，哈爾濱市公安局派了四個人到我家，說要找這份遺囑原件，因為牽涉到一件五百萬英鎊的大案。我把遺囑找出來給他們查看。原來在遺囑的倒數第四條寫道：「吾在少至老陸續存入一大（行名）銀行之款，不計其數，皆無存券。數十年來本利未嘗計算，亦不知有若干萬。但此銀行永遠存在，不致倒閉停歇，亦無人可以冒領、盜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孫將來有德者，該行當然付給；無德者，亦無從妄取分文。吾後人其各好自為之，此時吾固不能亦無從預為之支配耳。」

爺爺晚年住在大連，1935年在大連去世，生前有一個管家替他管賬，這個存有五百萬英鎊的存摺其實在管家手裡，遺囑里說的那家大銀行指的是英國滙豐銀行。管家去世後，存摺落在管家的兒子手裡。

管家的兒子叫李國安，是哈爾濱釀酒廠的調酒師。三年困難時期，他約了三個好友，想從廣東偷渡到香港，靠存摺上的五百萬英鎊存款過活。結果東窗事發，四個人鋃鐺入獄。李國安被判了十年，存摺在混亂中遺失了。出獄後，李國安寫信到中央統戰部，稱存摺被造反派抄走了，要求政府幫忙尋找，如果找到就捐給國家。

於是，相關部門找不到存摺就來找遺囑。事到如今，我都不知道這張存摺的下落。沒想到，進入21世紀後，又有人為了這五百萬英鎊尋上門來。這次他們想了個花招，派了個男的，以談朋友的名義，接近我的女兒。女兒天真，回家跟我說新談的男朋友問起存摺的事情。我跟她說，你告訴他，結婚後五百萬英鎊一人一半拿去。結果，那男的不久就消失了，更別說談結婚的事情了。

事實上，沒享受到什麼遺產之福的我，早在「文革」之前就被公安局找去談話了。一開始我很緊張,因為在此之前,蕪湖市有關部門曾把我哥哥李家騂給帶走過,就是因為他名下的一份房地產。後來家裡花了不少錢才把事情給「擺平」，人也毫髮未損地回到上海。這回難道是輪到我頭上了嗎？後來才知道，比財富更令人焦慮的是政治。

「我給公安局做卧底，「文革」時卻被誣陷為「與特務有聯繫」

20世紀60年代初，二十歲不到的我被上海市公安局黃浦分局的人找去談話。事出有因，原來，我的初中同學袁延權被認定為「與國民黨在香港的特務頭子有聯繫」。我和袁延權都在東湖路上的華光中學讀過書，是最要好的同學，還是校籃球隊隊友。初中畢業後,我考進了上海紡織高等專科學校金工系,他沒考上，投奔了在香港的姐姐。後來，袁延權的媽媽去世，他回滬奔喪前給我打電話說要來上海。誰知第二天,黃浦公安分局的人就來敲我家的門了。

公安局的人給我看了一張照片,是袁延權和一個陌生人的合影。他們說，那人是國民黨在香港地區的特務頭子。此照片說明，袁已加入特務組織，那起在廣東深圳發生的爆炸案，就是這個組織一手策劃的。公安局的人希望我幫助政府做些工作，打探袁此行的真實目的和在上海的聯絡人，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協助將他逮捕。

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我只得當了公安局的臨時「眼線」。於是，每次和袁延權見面後都向他們如實彙報。最後一次與袁延權見面的時候，我直接問他，你到底認不認識香港特務組織的人？當時他滿頭大汗，支支吾吾。我心想，完蛋了，你小子還真犯事了啊。我把袁延權送上火車後不久，他就在火車上被捕了。

原以為此事就如此了了，沒想到「文革」開始後，造反派居然以「與香港特務有聯繫」為罪名要「吃我生活」（「吃生活」是滬語，如果一個人很欠揍，那麼別人就會請他「吃生活」）！

那些造反派都很年輕,怎麼會知道我「與香港特務有聯繫」？就是找個借口給我一個下馬威罷了。不過我也不怕他們。我幼年時體弱多病，但腦子好用，見識也廣，所以常和比我大的小孩一起玩。後來開始跟著人家踢足球打籃球，身體逐漸強壯起來。爸爸看我好動，就給我請了一名拳腳師傅，所以我是正兒八經學過防身術的。

當時，我正和造反派中的一個人談話，另一個人忽然從身後沖了上來。我將他摔倒的同時，自己也把手腕給扭了。我忍住痛，貼著牆根兒站好，誰衝上來我就扳倒誰，一連扳倒了好幾個人，就再也沒人敢上來了。就這樣，我一個人打敗了他們八個！

「李家留給兒媳婦的只有一箱借條

1962年，我在上海紡織高等專科學校才讀了兩年書，就被「裁員」了。原來，三年困難時期棉花歉收,紡織行業不景氣，學校只好把成分不好的學生先裁掉以節省成本。我只好認命，先是回到里弄搞文藝宣傳。里弄里的幹部很喜歡我的主動肯干，後來給我介紹了個在愚園路民辦小學代課的工作。再後來我又轉到多家小學和愛國中學，教了一輩子書。

我這種出身，沒資格教政治，又不願教歷史（我可不願罵老祖宗是賣國賊），於是就做了其他科目的全科老師，還得了個外號叫「萬能膠水」（諧音「萬能教師」）。體育是我的強項，我帶的茂名北路小學籃球隊,還曾在1974年的全國少年籃球賽中奪得過冠軍。不過，因為出身問題，學校工宣隊不讓我帶隊前往外地參加比賽。

到了1976年，三十八歲的我還是單身。我何嘗不嚮往愛情和婚姻，可是我那麼窮，成分又不好，哪家姑娘願意嫁給我呢？

虧得姨媽熱心能幹，在里弄里當了名小幹部，認識了一群好姐妹。其中一個介紹我認識了如今的妻子張鳳雲。她那時是精新儀器廠的工人，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張家二老都不嫌棄我歲數大、收入低，反要女兒好好對待我。我很感動。後來，女兒天真地問媽媽為什麼要嫁給爸爸，太太這才羞澀地說出緣由——我沒什麼文化，只想嫁給文化人，你爸爸的字寫得那麼好……原來是愛才啊。

結婚的時候我每個月只有三十八元的工資，裕華新村的家也只剩下兩間房，一間兄嫂帶侄子侄女住，一間我和姨媽住。我記得原先樓下有個落地大鐘，客廳里滿是字畫古董，落地窗前還有一架鋼琴，西洋書櫥里則陳列著爸爸從英國帶回的精裝外文書。而現在，簡直就是家徒四壁。

我和太太結婚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我們兩口子和姨媽三人同居一室，後來有了女兒，只得四人同居一室。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1995年姨媽去世。

太太嫁到我家後家裡稀奇的東西已經沒有了，她只見過一紙箱借據。那些借據,有的是借我爺爺李經方的,有的是借我爸爸李國燾的,上面寫著「借銀圓壹仟元」「借銀圓捌佰元」等。她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借李家的錢不還？借條上不是明明寫著「半年即還」嗎？事實上，借款人和債權人都已去世，只有借條代代相傳。

這些借據「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落實政策時又還了回來。同時發還的還有爺爺在20世紀30年代買下的英國某公司的股票，每張一百英鎊。有人勸我去查一查這些公司還在不在，我一笑了之。

太太發現，我們李家也欠著別人的錢,主要是欠房管所一千多元房租。那時一千元相當於我們夫妻倆一年半的工資。沒辦法，只能慢慢還。太太在工作之餘包辦了所有家務，晚上還踩縫紉機給人做衣服，和我一起努力，終於把欠款給還清了。至於那遠在蕪湖、參加「社會主義改造」的六十一幢房子,至今還沒「改造」完畢,我們也只好乾等著。

其實動蕩之年，能保住命就不錯了。我堂哥李家驥全家被掃地出門,抄走的東西有好幾卡車。在天津工作的另一房堂哥李家琛（李國傑的兒子），「文革」中被迫害得實在受不了了,夫妻倆雙雙上吊自盡。

粉碎「四人幫」後，我們家才恢復了平靜。

「重獲自由，做一名逍遙的「文藝老年」

如今，我和太太都退休了，女兒也已參加工作。我總算不再為家庭操心奔忙，當起了一名逍遙的「文藝老年」，圓了少時的夢。

我少年時喜歡聽廣播，京劇、評彈、滑稽戲都喜歡，還湊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文藝青年」，一起唱唱玩玩，有時還在弄堂里排練節目。爸爸知道後，很是生氣。我們這樣的人家，怎麼可以出個「戲子」？於是有一天，他找我談話，也不直接指責我，而是拿我的堂兄李家載（李鴻章之弟李鳳章的曾孫）說事。爸爸說他不務正業，去學什麼「言派」，唱京劇老生，成何體統？這事我是知道的，就因為他唱戲的緣故，我們家逢年過節都不歡迎他上門走親戚。礙於父威，我只好遵囑和其他票友斷交，自己在家自娛自樂了事。

幾年前，我得了場大病，開了一次刀。出院後，我越發珍惜這遲到的自由，趕緊把少年未完成的心愿給續上。

我有個外甥女叫俞華，天生一副唱評彈的好嗓子。我便帶著她一起學習操練，她唱我彈，甚是快活。我們加入了靜安區文化館辦的玉蘭書場，參加各種全國公益巡演。後來又參加了靜安區教育局退管會辦的教師評彈沙龍，忙得不亦樂乎。去年，我和俞華一起參加第二屆中國中老年才藝大賽，還拿了三等獎。得獎事小，開心最重要。也不知我那老太爺若是泉下有知，是會氣得吹鬍子瞪眼睛，還是一笑而過。

話說回來，作為李家後嗣，家族上的一些事務當然是不能不管不問的。現在，我們「家」字輩的兄弟姐妹老的老、走的走，都是「道」字輩的在維護家譜了。有時去安徽老家聚聚，有時在上海吃吃團圓飯，我們李家甚至依舊延續著男女眷不同席的規矩呢。唯獨我女兒在「道」字輩中年輕得寵，可以和我們這群老頭子同桌論道。其實我曉得，她對老太爺年代的往事已經興趣寥寥，完全是個充滿新思想的70後了。

談笑間，凝聚在血脈中的家族情懷又回到了這一望族後裔身上。

（責任編輯/金翎）

以上內容摘選自《名人傳記》（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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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焰

出版社：河南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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