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历史折腾的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

撰文：辻康吾

翻译：刘柠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当我们思考日中关系的时候，无论对哪一个领域，常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居然走过了一个如此密实错综的过程。就近代以降日本的中国研究而言，无时无刻不在以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到思想变动和相互关系的变化为背景，经历着在研究方向、内容和方法上的持续变换。这种变换不断积累，集腋成裘，成峰耸立，嘲弄着对中国的思考。接下来，关于日本中国研究的一个侧面及包括这一层在内的日本的中国认识问题，我将循着几个问题的线索，陈述一下我的想法。先讲两则对问题解决的路径有所启发的插曲。

其一，最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日本国内少数人认为，它在二战中只是输给了美国及其原子弹，只需搞好与美国的关系，不用太关心其他国家的关切，希望日本放弃这种错误危险的历史观。」（2013年10月8日，崔于美霍普斯金大学的演讲）。说起来已经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我与美国学者一起讨论时，也谈到过同样的问题，说多数日本人并未意识到与中国真的打过仗、打输了。崔大使的指责姑且不论，对日本人来说，此前的战争「敌国」—对日「战胜国」，确实首先是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另一件事，是大约三十年前，我带日本学生去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一个学生看了附近的展板后，跑到我跟前来对我说：「老师，您说的是真的，日本是跟中国打过仗。」作为一种知识，他们虽然知道日中战争，但至少没有实感。

这种历史感觉的不一致性，在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交涉中，也未曾消解。两国所承认终结者，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所谓「战争状态」和「不正常状态」的终结，对国家的胜败，则完全没有触及。其理由在此先不谈，但众多的日本人在邦交正常化阶段，尽管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本身欢迎热烈，但并没有明确认识到，作为国家的日本是中国的「战败国」。对日本人来说，日中战争好像是一场有「敌人」却没有「敌国」的不可思议的战争。另一方面，就中国而言，虽然一向认为日本是曾经的「敌国」，中国是「战胜国」，但正如所谓「惨胜」的说法所传达的那样，中国抗战的「胜利」是胜利感大打折扣的胜利。当然，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对「友好」的一味强调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其后的历史教育中，「战胜国」宣传归宣传，但在「丑化」对手的抗日电影中，那种作为「胜者」的喜悦，终究是无法翻过头来体验的。

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如果说对现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所亏欠的话，与其说是作为国家层面的「败者」，毋宁说如《日中联合声明》中所写的那样，是对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地域的人们—即「中国国民」所造成的损害。这种道义上的「亏欠」和「补偿」，已经反映在「联合声明」中和其后历代日本政府的姿态中，特别是在与中方的民间交流活动中也有所反映。

之所以触及上述情况，目的并不是要议论一番其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而是想指出这种不可思议的日中关系的原点，实际上要追溯到近代以来的日中关系。至少，对多数日本人来说，意识到中国是「敌国」，似乎只有在日清战争时期和日中战争末期—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一员，正式对日宣战之后的一个时期。这种完全不视中国为敌国，或者说不能如此的日方姿态，使从日本战败到邦交正常化的近三十年间，尽管两国分属东西方不同的阵营，除了一部分言论之外，并未相互视为「敌国」，以民间为中心，期待邦交正常化及扩大交流的动静也很大。举例来说，如1964年，即使在中国首次实施核试验的时候，也并没有多少日本人感到如今天的那种「威胁」。正因为有邦交正常化及其后对「日中友好」的欢迎，在回溯历史时，才会对被当成「敌国」感到困惑不解。而如此历史感觉的成因，是复杂的日中关系，这在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这个领域也有所反映。

明治维新以降，推进急速近代化的日本在中国研究领域也经历了巨大转变：即肇始于利玛窦（Matteo Ricci）之后天主教传教士笔记的欧洲中国学（Sinology）和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近代历史学（或曰实证历史学）的传入。此前的日本，长期以来，主要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研究上有所积淀，再加上江户期的长崎情报[在江户的锁国时代，只有长崎作为对海外的通商港被保留，中国、荷兰的商船得以往来其间。幕府为了解外部情况，派人在长崎收集海外的各种情报，包括中国情报。——译者注]，形成了与「国学」、「洋（兰）学」并立的被称为「汉学」的学问。但是，明治维新以后，从历来的「汉学」与新「史学」在中国认识问题上的重大分野中，又诞生了被称为「支那学」和「东洋史学」的新框架。因此，出现了众多冠以「支那」、「东洋」、「东亚」等称呼的机关、讲座和学会，也产出了庞大的业绩。但是，由于研究对象在地域、时代和方法论上的多样性，这些机构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明确。与所谓「亚洲」的话语一样，「中国」这种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来说，到底是怎样的？或者说应该是怎样的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莫衷一是，可以说「百家争鸣」了百余年。在中国，对于何谓日本的问题，虽然有不同时期、不同人的主张，但某种程度上，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日本观恐怕仍未确立。

另一个更重要的特征，与其说是学界的动向，不如说是连学界也被一股脑吞噬了的、存在于日本全体的政治、文化、社会思潮中的「脱亚论潮流」。在这里，我不说「脱亚论」，而以「脱亚论潮流」来命名，多少需加以说明。这是因为，不仅是日本，即使在中国研究者中间，「脱亚论」也屡屡被定位为近代以降日本对华侵略的基本意识形态，对此，多少有「纠偏」之必要。题为《脱亚论》的短时评于明治十八年（1885）3月16日发表在《时事新报》上。也有人认为，严格说来，那并不是福泽谕吉自己的东西。问题是该时评从发表当初到其后，几乎从未受到注意，但到了1950年代以后，却突然作为亚洲侵略的意识形态被大书特书。也是因了这种议论的影响，从此，在日本的中国研究界，便形成了「脱亚论＝侵略论」式的看法。

如果联系到时论发表前夕朝鲜的政变、当时从欧美传来的亚洲停滞论和亚洲蔑视的情况，这确是一种倡导与亚洲断绝往来的调子，同时对轻佻的对亚关涉发出了警告。但是，就《脱亚论》一文本身而言，并没有直接暗示侵略的言辞，其主旨无非是「拒绝」与「支那、朝鲜」的「连带」。屡屡作为该论的「侵略性」之表现而被引用的段落—即「……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清国、朝鲜的方式，不可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客气。西洋人怎么对待他们，我们就怎么对待他们」—说的是要效法欧美势力东渐进程中的殖民地政策。相比之下，更值得注意的，倒是这部分前面的「我国不应该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携手复兴亚洲」一句所表达的那样，可以解释为是对不久即作为日本独自的亚洲政策，揭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并终于走上侵略亚洲道路的「亚细亚主义」的一个侧面的批判。在这一点上，《脱亚论》不失为针对简单的、「一个亚洲」式的情绪性对亚合作与扩张发出的警告。

关于《脱亚论》与「亚细亚主义」的细节，本文不拟过多置评。但至少应看到，《脱亚论》与其说是呼吁侵略亚洲，毋宁说是作为最大课题的、日本「文明开化」的策略之一，福泽主张走与亚洲不同的道路。就是说，理应把《脱亚论》本身与后来日本所走过的侵略性的「脱亚论潮流」区分开来。其后，日本现实的步伐是一路追赶世界列强。在这个过程中，成了当时国际关系中的潮流—帝国主义时代最后的、也是亚洲唯一的加入者。

客观地看，在帝国主义时代末期的历史大框架中，日本始于对清国、俄国的恐惧，后来却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走上了亚洲殖民地化、在亚洲确立霸权的道路。然而吊诡的是，如此事实与其说是「脱亚论」，不如说是福泽所倡导的「文明开化」的结果。就是说，在19世纪末的世界帝国主义时代，开始「文明开化」（近代化），谋求「富国强兵」，进而攫取殖民地，对于后进、弱势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来说，是必然的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并不是把中国作为「敌国」。基本上在图谋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虽有抵抗之「敌」，但由于代表国家的政权的兴亡、分裂，可以说作为「敌国」的单一国家的面目是模糊的。

在这种进程中被推进的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作为战争反省的一部分，被批判为「侵略的手段」、「（为侵略）正当化的学术」，或者「共犯者」。的确，不仅是为推行侵略战争的正当化提供理论，也实施过直接关涉军事的军事地志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宣传等，此前中国研究的积累或人才被利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因此而把战前的中国研究及其学术成果统统划作为侵略服务的话，我想这恐怕又是别的问题。譬如，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例子，让我们一窥屡屡被看成是中国侵略理论家的矢野仁一思想之一端。

众所周知，矢野提倡的「中国非国家论」及不把满洲、西藏、新疆视为「中国」的姿态，是「满洲国」建国等侵略中国正当化的理论。但对日本来说，在国家总体战的过程中，所有资源—这种情况下，学术也作为一种资源—都被动员了。正如最近在日本，《支那论》等内藤湖南的多种著作纷纷被复刻重版一样，曾几何时东洋史学的识见对新一轮中国认识多有启发，这一点也受到瞩目。即使矢野的「中国非国家论」是翼赞[指对天皇等的协助、辅佐、辅弼。——译者注]学术，但其学术主题本身却留下了一些至今仍值得讨论的问题。回溯历史，「中国」到底是什么？今天近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是从何时开始存在的？这些不仅是学术上的大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现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民族、文化等诸侧面的研究课题，在预测中国的现实走向上亦自有其意义。

但是，上述立论毕竟是从日本视角出发所观照的历史脉络。清末以降，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战和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以渐次形成的近代国家形态，把历史往前「倒」，主张日本的侵略乃「国家」对「国家」的侵略是理所当然的。可问题是，对日本来说，战败归战败，但以「原爆」为象征的、在与英美列强的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败北和在亚洲的战争是不同性质的战败。同样，相对于英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观，那些以此大战为契机，实现了民族独立的亚洲诸国的观点又是另一码事了。

无论如何，如果回到日本的中国研究这个问题上来的话，应该看到二战后，日本社会存在两种潮流：一是主要占领国美国所主导的日本民主化思潮，另一种是试图描绘新的世界图景的社会主义思潮。尽管这两股潮流在对日本帝国（军国）主义的批判上是一致的，但在冷战体制下，是作为完全不同的对立抗争思潮，走过了复杂的轨迹。这种矛盾的象征，便是战败后不久即被释放、称联合国军为「解放军」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五年后复遭「红色清洗」（Red Purge）的事件。而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正处于这种剧烈的动荡之中。

进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社会主义思潮的迷惘和衰退态势已日益清晰化的今天，甚至连想象一下都不易：说在战后日本，从政界到学术、文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极大，诚不为过。譬如，如此潮流之下，在经济学教育、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称「マル経」）成为主流，近代经济学（通称「近経」）则成了被排斥的对象；在中国研究领域，战前的学术积累被批判、轻视、否定，在各个分支，新中国礼赞的声浪压倒一切。

其中，1962年，围绕亚洲福特财团学术资金问题的论战，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中间，形成了很大的裂痕。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表面上的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向美国提供在中国研究领域日本的学术资产，到底是学术的国际化，还是协力美帝国主义的反华活动的问题。尽管该问题最终以拒绝接受资金的形式收场，但却极大影响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动向及学会、学阀的构成。不管怎样，战后日本的「社会主义热」，是除了有限的一点台湾、香港情报（对此关心者被认为是「反中」分子）外，在对中国大陆实情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简单化到了粗暴地步的产物—政治化为亲中—反中的对立两极。

但是，构成中国研究主流的学界的这种亲中式路径依赖，也因始于1950年代末期的中苏对立的激化，而再度深陷迷惘。在1960年前半期的中苏论战，继而是堪称其顶点的「文化大革命」和中苏边境争端中，此前的日中友好运动、在日本知识界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日共与中共的对立，使众多研究者卷入其中，甚至升级为暴力事件。围绕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文革礼赞派」和「疑问、否定派」两派之间，重复着根本不可能有胜败的拉锯战。但是，应该指出的一点是，无论「文革」的实态如何，或者对中国实态的理解如何，当时在包括日本在内的部分国家，对那些对资本主义体制感到某种闭塞感的人来说，「文革」带有某种「脱管理社会」的启示，因而受到追捧。也出版了很多图书，从革命论到哲学类等，不一而足。包括东京在内，在世界各地的校园骚乱（Campus Riot）中，与切·格瓦拉像一起高举的，是毛泽东的肖像，此情此景，记忆犹新。毛式制服（Mao Look）风靡国际时装界，也是这个时期。

与此同时，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日中关系的隔绝期，特别是「文革」期间，在中国激愤的日本军国主义批判的高潮中，日中关系之所以未曾彻底断绝，其实有赖于一些从战前开始就与中国有深厚的因缘，战后又成为日本政财两界的实力派的努力：从曾支援过孙文，1950年代与毛泽东做过长时间恳谈的久原房之助、高碕达之助（原满洲工业开发总裁），到松村谦三（翼赞团体日本政治会干事长）、冈崎嘉平太（大东亚省参事官），等等。详情恕不展开，但他们其实无关日中两国的政权、政局，可以说是作为「最后的亚洲主义者」，力求维系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方面，似乎也不乏对如此诉求理解并予以响应者。记得《日中联合声明》签署之后，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祝宴上干杯之际，估计作为一介民间人士，冈崎嘉平太不在主桌，而是在靠后面的席位上就座。周恩来总理端着酒盏，快步走到冈崎氏面前，两人碰杯，一饮而尽。后来，我个人与冈崎氏接触颇多，某次聊天时，冈崎对我说：「邦交正常化的时候，甭管以什么名目，真应该为中国提供相当多的资金。」至今想来，犹觉此话意味深长。

似乎是题外话了。其后，毛泽东去世后，「文革」终结。接着，在五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路线大转换，也成了日本中国研究事业大变局的开端。日本的中国研究者，此前虽然拖拽着形形色色的障碍物，但总体上却得以急速地去政治化。邦交正常化以后，随着日中经济关系的发展，与经济实务相并行，中国经济研究的规模迅速扩大。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并不排除诸多例外）：就是在那以前，在「中国研究」的框架内，一手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研究建立起来的中国研究者几乎销声匿迹，而以经济为先导，政治、社会等相关各学科出身的专业研究者多了起来。说起来，这也是理所当然。某种意义上，未分化的中国研究并不单是中国研究者的对象物，而是被各个专门领域切分，开始了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研究。进言之，就经济而言，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分化，从农业、工业，到金融、政权等，分别由各个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和实务操作者来实施研究。经过如此专业化、细分化之后，中国研究的成果极大膨胀，再加上经济、文化交流、留学、观光等活动，众多日本人访问中国，即使他们各自的看法并不为错，但汇总起来也会相互矛盾，造成关于中国的断片式的庞大信息流涌入日本。某种意义上，这种因素反而把对中国的全局性认识推向了困难的境地。

在中国研究的细分化、专门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这种学术框架本身即是基于欧美的学科区分和方法论，以这种框架能否掌握中国的实际动向？简单说来，当然会有诸多例外，欧美的学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研究对象领域均以相对独立的近代社会为前提。对于由此发生的各学科之间的乖离现象，人们常常强调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现行的学术框架和方法论固然有很多问题，但对中国研究而言，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本身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极端薄弱，阻碍了有效的研究。这一点从中国人自己做的中国研究上亦可见一斑。其原因之一，是无论从传统上，还是在现体制下，中国的一切领域均与政治权力深度结合，导致诸如政治、经济、社会，这种单纯的分领域研究，常常是有名无实：虽然就社会层面而言，曾几何时的集体化和单位制开始弱化，但取而代之的诸如市民运动等生发自社会内部的活力尚未释放；遑论文化、学术上的管理。就是说，用西方既有的方法论，已经无法整理、分析现代中国的各种现象—这是一个大问题。即使同样在说中国政治，但在那儿，有传统的宗族关系、朋友关系、地域关系的错综互动，其与权力形态大致可归结为理念型（Ideal Type）的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是大相径庭的。就经济问题而言，不仅是所谓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则说法，实际上，收受贿赂、民间金融等殊难「尽在掌握」的地下实体经济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如此基于对中国的全面把握、认识基础之上的中国研究，包括中国自己在内，仍未确立。

在这种趋势下，日本中国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虽然仍未脱「被动」型，但却实现了国际化。现在，以日中间双向的留学生递增为前提，两国学术交流的场合，不仅有中国人，还能见到来自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参加者—如此状况正呈常态化发展。在战前的中国研究活动中，虽然也有过相应的与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第三国研究者交流，从而使日本的研究成果国际化，受到世界学术界瞩目的事例，但目前正呈进行时的这种研究领域的细分化和国际化，应该说是中国研究界的新情况。进而，就近年来日本中国研究界的整体走向而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从曾经的「政治主义」到「实证主义」的大转换。特别是在诸如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中国虽然仍很有限、但却是前所未有的史料公开和言论自由化，研究环境极大改变，无论其结论和提案如何，实证性、客观性的有无毕竟被重视起来了。在这点上，与那种中国传统的、权力所期待的向历史寻求价值、伦理和是非的历史观龃龉颇醒目。譬如，作为一种道德问题，来追究所谓「历史问题」的中国，与应对这一课题的日本一方的实证主义探讨之间的差异，在「日中共同历史研究」的问题上也有所反映：该共同研究项目起步于2005年，其成果在日本尚未公开刊行，在中国则处于无法出版的状态。同样，在最近刚开始展开活动的「思考新日中关系研究者之会」[即「新しい日中関係を考える研究者の会」。—译者注]（代表干事：毛里和子）的呼吁中，揭橥「排他性民族主义批判」的提法，并未如过去那样，把包括研究活动在内，在所有日中关系和交流中如影随形般附带的「友好」云云作为目标。当然，具体到每个研究者个人，纵然都希望友好，但那毕竟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作为共通的目标。该呼吁的赞同者逾一百五十人，虽然仍只是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的一部分，但无疑意味着中国研究界的风向变化。毋庸讳言，从提出学术化的概念「比较和解学」，以取代「友好」者，可窥知学界当前的发展趋势。与这种趋势相同步，一路在实证主义研究上颇有积淀的战前东洋史、支那学的学术成果则面临重新评价。

极而言之，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时代早已结束，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化的时代也已近落幕的今天，上文所谈及的中国研究的专业化、细分化、实证主义的重视客观性等倾向，在学术研究上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因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本身的不明晰性，而导致学术研究的迷惘及总体上的中国认识困难，恐怕是目前无法回避的现实。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所谓的「大国化」，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超越国家与民族的、包括中国学人在内的中国研究事业的发展，然后，通过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认识来共同描绘一个中国与世界的「应然」的时代，将成为中国研究界今后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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