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黑死病的蔓延和霍去病去世有什麼關係？
《祭祀》得益於衛青、霍去病兩員猛將的驍勇善戰，西漢武帝時代，漢軍在對匈戰爭中一度佔據優勢，匈奴死傷無數。畫面中的匈奴男子，正割發破面祭奠死去的親人，這種用刀割破臉頰血淚俱流的哀悼方式，在蒙古高原各游牧民族中盛行。正面戰場的失利，迫使匈奴頻頻求助於左道旁門，一種新的「生物武器」隨即被秘密應用。油畫作者／田崴
撰文／孫危 總供圖／河南尚古藝術創意公司
關於驃騎將軍霍去病的死，《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皆只有隻言片語，我們能查到的記載，大體可用一句話來概括：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十月，霍去病在長安撒手人寰，時年24歲（虛歲）。
這是一個標準性的陳述。因為就正史而言，史家往往只對罪犯或橫死之人才述及死因，至於那些正常死亡的，大多只有簡簡單單一個「薨（或卒）」字。然而，英年早逝的霍去病真的是正常死亡的嗎？
我們來回顧一下霍氏的履歷：
霍去病，河東郡平陽縣（今山西臨汾西南）人。十七歲時兩出定襄，功冠全軍；十九歲三征河西，開疆拓土；二十一歲統帥三軍，縱橫漠北。一生中數次指揮大軍與匈奴會戰，每一仗皆是深入險境，孤軍奮戰，每一仗均是以寡敵眾，大勝而歸。可以說，霍去病短暫而輝煌的一生，與漢武帝抗擊匈奴的事業緊密相連。
而他之所以能夠取得前無古人的重大勝利，除了為人機智勇敢、行動敏捷以外，還有一招制勝法寶。
胡巫的「詛咒」
據記載，漢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至六年，衛青率軍一舉擊潰地處漠南（蒙古大沙漠以南）的匈奴右賢王部和單于主力，迫使匈奴單于率部遠徙漠北。但漢王朝的北部邊地此後依然不斷遭受匈奴的襲擾。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霍去病奉漢武帝之命，率領五萬騎兵，從代郡（今河北蔚縣東北）出發，越過沙漠，遠攻匈奴。他先是捕獲了匈奴單于伊稚斜的近臣，誅殺了小王比車耆，隨後攻擊左大將，斬殺敵將，奪取對方的軍旗和戰鼓。
緊接著，漢軍翻越離侯山，渡過弓閭河，捕獲匈奴屯頭王、韓王及將軍、相國、當戶、都尉等高級官員八十三人，最後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這次戰役漢軍損失了大約十分之三的兵力，擊殺及俘獲匈奴70443 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根據記載，霍去病隨行攜帶的軍需物資數量極少。那麼，當大軍長途跋涉遠離京城時，靠什麼為生呢？
漢武帝為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在犒勞凱旋而歸的部隊時說：霍去病之所以能夠深入匈奴腹地，完全不擔心軍糧供應，是因為他有一招必殺技——放縱部隊掠食匈奴的牲畜。
《封狼居胥》 霍去病半生戎馬，以殺敵破虜為己任，留下了「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千古名句。圖中描繪的是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大戰中，霍去病率部奔襲千里，追蹤匈奴主力，最終在狼居胥山斬殺敵將，祭告天神的情景。油畫作者／田崴
這一計大有破釜沉舟的意味，沒有吃沒有穿，自有敵人送上前。要想不挨餓，就得把敵人殺了，搶他的口糧。也正是基於這個因素，霍去病的軍隊才得以機動靈活地調整戰略戰術，從而克服了漢軍以往只能打陣地戰、不善游擊戰的缺陷。而這個特點，也為我們揭開霍去病暴斃之謎提供了重要線索。
《漢書·西域傳》記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武帝在「輪台詔」中回憶，幾年前，曾有匈奴把綁了前腿的戰馬放到長城腳下，沖漢軍喊話：「你們要馬，我就送你們戰馬。」據此推測，這些被捆縛的戰馬，很可能被胡巫施過「法術」，換句話說，是中了「詛」或「蠱」——染上了草原特有的一種病毒。漢人將帶疫馬匹引入關後，可致人染病。
這個推測是有事實依據的。《漢書》中記錄了一名匈奴俘虜的供述：「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
在武帝時代漢匈戰爭後期，由於漢軍攻勢猛烈，匈奴經常派人在漢軍所經之處或者沿途水源地埋下大量死亡牲畜。這些牛羊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一旦觸及、食用了牛羊肉，或者飲用過那些被屍體污染了的水源，就會染上疾疫，喪失戰鬥力。顯然，這些牛羊就是被胡巫做了特殊毒化處理的「生物武器」。
匈奴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傷寒」。 這種流行瘟疫究竟是什麼疫病，過去史家無所論及。從醫學史料來看，該病發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發病特徵主要是高熱致喘，氣絕而亡，一些患者體表有血斑瘀塊。
居延、武威和敦煌等地出土的漢簡，為我們認識這種病症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證據。敦煌漢簡有「傷寒方」，武威漢簡有「傷寒逐風方」，考古人員在居延發現的一枚簡冊上甚至見到了五個病人的患病記錄。三地漢簡中都出現了「傷寒」二字，說明此病在兩漢時期是一種流行病，並且當時對傷寒的實質及臨床表現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
《巫師助戰》 北方草原高寒貧瘠，為祈求自然的恩寵，神明的庇佑，匈奴人每年有三次大祭。圖中表現的正是匈奴巫師祭祀的場景。有史料記載，匈奴放於長城腳下的馬匹，是被巫師詛咒過的，漢軍一旦觸及，便會帶來災難。事實上，這與祭祀或詛咒並無關聯，而是這些牲畜身上攜帶著炭疽菌、鼠疫桿菌、霍亂弧菌等細菌，可致人染病。油畫作者／田崴
漢軍在接觸或者食用了帶疫牲畜的屍體後，就會大範圍感染「傷寒」。有學者據此推測，霍去病正是在戰爭期間遭到匈奴生物武器的攻擊，才致病而亡。
從疫情的致病特點來看，「傷寒」與兩種和嚙齒類動物有關的烈性傳染病極其相似：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熱。流行性出血熱（EHF）又稱病毒性出血熱，是一組由動物性蟲媒病毒（特別是鼠類，馬、貓、狗、豬也具有多宿主性）引起的傳染病。以高熱、出血（體有出血斑點）和休克為主要臨床特徵，病死率高達40%—50%。
不過，流行性出血熱的潛伏期為1—2周，最多也不過一個半月；至於鼠疫，潛伏期更短，一般在1—6 天左右。而霍去病生前最後一次指揮的漠北大戰發生在公元前119年，此時距其亡故尚有兩年左右的時間。如果他真的在作戰途中感染上鼠疫或流行性出血熱，是不大可能在兩年後才因病暴亡的。那麼這種矛盾該如何解釋？看來真相併沒有這麼簡單。
霍去病的一次越權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發生了一件大事。
衛青、霍去病率軍出擊匈奴，抗匈名將李廣雖已年過六旬，仍多次向武帝上書，請求一同參戰。武帝見李廣年歲已高，不許，過了很久才勉強答應，並任命他為前將軍。
衛青出塞後，得知匈奴單于所在的準確地點後分兵部署。他故意命令李廣與右將軍趙食其合并，走另一條路。這條路不僅迂迴偏遠，而且沿途缺乏水草，根本不適合部隊行軍。李廣一心想衝鋒在前，自然不肯聽命。
衛青記起此前漢武帝的交代——李廣運氣不好，別讓他和單于正面交鋒。加上當時自己的救命恩人公孫敖剛剛犯錯失去侯爵，此次為中將軍，衛青欲帶領公孫敖所部迎擊匈奴，讓他有個立功的機會，於是嚴令李廣服從。李廣再三請求不得，十分慍怒，「不謝大將軍而起行」，誰曾想中途竟迷了路。等他趕到指定地點時，戰鬥已經結束了。
衛青要李廣說明迷路的緣由，李廣不答，衛青的長史嚴詞追問李的部屬，要他們速速寫明原委上報。李廣對長史說：「我的手下沒有錯，這次迷路責任主要在我，我會自己上書向大將軍說明情況。」
回到部隊，李廣召集所有將官，大發感慨：「我這一生，從年輕時起就與匈奴作戰，大小戰役經歷了七十多次，這回好不容易有了與匈奴單于正面交鋒的機會，大將軍卻命令我走一條偏遠迂迴的路，而我軍竟然又中途迷路，這一切難道是天意？我已經六十多歲了，難道這把年紀還得去聽憑那些拿筆杆子的小吏們反覆折騰我嗎？」他越想越來氣，話一說完，竟「引刀自剄」了。
後來，李廣之子李敢認為父親的死與衛青脫不了干係，於是就找機會擊傷了衛青。而霍去病是衛青的外甥，眼見舅舅被打，怎肯忍氣吞聲？結果，在李敢隨漢武帝外出射獵時，霍去病將其射殺。
漢武帝並未追究霍去病越權行事之罪，只是讓他去朔方城避避風頭。朔方城位於今天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杭錦旗北，屬於漢匈雙方對峙的前哨地帶。
幾個月後，霍去病在長安不治而亡。此間，史書中沒有霍氏轉往他處的記載，更沒有證據表明他以往罹患過其他重症。因此，我們推測，朔方城正是霍去病染病之地，而他不幸染上的，就是前文述及的鼠疫或流行性出血熱。
霍去病故去的時間為公元前117年（漢武帝元狩六年）10月。根據現代醫學研究，在中國北方地區，秋冬季節是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熱的發病高峰期。霍去病死於10月恐怕不是一種偶然。
漠北之戰後，漢匈雙方元氣皆損。匈奴遠遁大漠以北，漢王朝也因馬匹短缺，一時無力北上反擊。雙方暫時停戰休養。到了公元前99年，漢武帝西征大宛，命貳師將軍李廣利率部3萬進至天山，迎擊匈奴右賢王。此次戰役，漢軍折損將士兩萬多人，回兵途中被匈奴包圍，幾近滅頂。圖中表現的正是漢軍在匈奴的夾擊下潰敗的場面。油畫作者／田葳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周期性瘟疫爆發的可能，但同時也存在另一種可能——匈奴人得知了霍去病的動向，在朔方投放細菌病毒。
漠北大戰後，漢匈雙方皆受損傷，匈奴遣使和親，漢朝遂派人北去談判。然而，匈奴不僅不接受漢方的條件，反而扣留使者，武帝於是決心發動又一次對匈戰爭。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就在積極備戰的關鍵時刻，身為主將的霍去病竟突然去世，試圖徹底摧毀匈奴勢力的第二次漠北大戰，很可能因此徹底夭折。
更要命的是，一旦公布了霍去病的真實死因，不僅會導致漢軍士氣受挫，在西漢帝國的普通民眾中，也勢必會引發一場大規模的恐慌甚至騷亂。如此一來，對這個國家造成的損失，或許比瘟疫本身還要大。無疑，這個結果是漢武帝不願看到的。
真相於是被刻意隱瞞。而瘟疫卻無法就此止步。
傷寒！ 傷寒！
根據後來發生的史實，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傷寒」形成及擴散的過程：匈奴將感染了草原特有病毒的馬匹和牛羊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蔓延傳播。由於缺乏有效的抗疫手段，自漢武帝後期開始，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惡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覆發作，頻頻不已。
志怪小說集《續齊諧記》里提到：東漢時期，汝南人桓景跟隨一個叫費長房的高人遊學多年。有一天，費對桓說：「九月九日你們家有災。讓你的家人縫製布囊，裡面裝上茱萸，然後把茱萸囊系在手臂上，登山喝菊花酒，此災可消。」桓景依費長房所言，舉家登山。傍晚，桓景一家歸來，發現家中飼養的雞犬牛羊全都得瘟疫死了。費長房知道後說：「這些家畜已經代替人受災了。」
這個「災」大概就是傷寒，而九月九日重陽節登高飲酒、婦女戴茱萸囊的傳統，即由此而來。東漢年間，國內屢發「大疫」。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春三月，當護羌校尉皇甫規討伐羌人時，就出現過大量士兵無故死亡的惡性事件。延熹七年，方士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動亂。
這個預言不到二十年就應驗了。
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相繼於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爆發流行。其中尤以光和五年( 公元182 年) 春的疫情最為猛烈。而這場大疫，又被張角、張寶、張梁三兄弟利用，立「太平道」，咒符水為人療病，廣招信徒。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而後宣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掀起了波及全國的「黃巾起義」。
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持續八十餘載，瘟疫亦反覆發作。這才有了東漢末年名醫張仲景寫就的《傷寒論》。張仲景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治療方法進行總結，他在序言中寫下了傷寒給自己帶來的重創：「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經年以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為求治癒之法，張仲景遍尋奇招，有一招頗受名士歡迎，那就是服食五石散。五石散系用石鐘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葯及防風、人蔘等數十種草藥混合而成。服用此葯，可令人性情亢奮，周身燥熱，據說對治癒傷寒有奇效。至於是否真的藥到病除，我們不得而知。
但能確定的是，五石散一如今日之嗎啡，量少為葯，過量為毒。三國魏晉的名士貴族多夭折短壽，建安七子、竹林七賢，以及一時名士王弼、何晏諸輩，多數死於壯年( 四十歲左右)。善養生的阮籍，也只活了五十幾歲。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系服食五石散而死。
作為這場生物戰的最初發動者，匈奴自己也深受其害。從漢武帝征和年間開始，匈奴屢遭大疫，人口銳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 公元48 年)，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 南下附漢的稱為南匈奴，留居漠北的稱為北匈奴。南匈奴屯居朔方、五原、雲中( 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境內) 等郡。北匈奴在漢和帝時期被東漢和南匈奴所擊敗，開始西遷。
北匈奴的西遷路線大致是這樣的：從伊犁河流域，至哈薩克東南部（即錫爾河上游東部地區），再遷至頓河以東地區，最後抵達頓河以西、多瑙河以東地區。
《雅法的鼠疫患者》這幅油畫大約繪製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法國畫家讓安冬尼·格羅在畫布上描繪了巴勒斯坦古城雅法（今為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的一部分）被鼠疫摧殘的場景。這種可怕的瘟疫，可以說是匈奴西遷的「副產品」。自公元91年起，北匈奴被迫向西遷徙，從伊犁河流域，到哈薩克東南部，再遷至頓河以東地區，最後抵達頓河以西、多瑙河以東。在長途跋涉的同時，匈奴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鼠疫，也滲入中亞、南亞、阿拉伯半島、北非，甚至整個歐洲。供圖／文化傳播
而長途跋涉的結果，是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伴隨著北匈奴西行的腳步，公元2 世紀後，傷寒在中亞爆發，2—3 世紀波及羅馬，公元6 世紀肆虐於中亞、南亞、阿拉伯半島、北非，幾乎傳布整個歐洲。其中，發生在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略統治時期(公元161—180年)的一場黑死病（即鼠疫），竟然持續了15年。
「查士丁尼鼠疫」是西方明確記載的第一次流行性大瘟疫。這場瘟疫爆發於公元542 年春天的君士坦丁堡，之後，通過商路和戰爭路線，波及整個拜占庭帝國。次年傳至義大利、安條克、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接著，波斯人也深受其害，從歐洲大陸又傳給了英國人，5 4 4 年，愛爾蘭人不幸「淪陷」。558 年，君士坦丁堡再次被瘟疫吞噬。6 6 4 年，愛爾蘭和不列顛疫情肆虐。
大瘟疫幾乎摧毀了君士坦丁堡。發病高峰期時, 每天死亡人數過萬，總數近億。倫敦大學衛生和熱帶醫學學院的學者保琳·艾倫推測，公元542年，君士坦丁堡的死亡率達到57%，整個地中海世界在這次瘟疫大流行中的死亡率則是33%。瘟疫波及的主要地區是人口密度大的海港、城市和軍營。
有人統計，在查士丁尼統治以前，拜占庭軍隊總數有65 萬人，但到其統治末年,這個數字降至15萬人，也就是說, 武裝力量總數下降了七成以上。兵員數量的直線下滑，直接導致拜占庭在對抗波斯人的戰役中連連失利。
外患尚未解決，內憂又頻頻不已。一邊是糧食短缺，饑荒蔓延，一邊是勞動力和牲畜大量死亡，莊稼爛在地里竟無人收割。查士丁尼起初還可以開倉放糧賑濟災民，但當瘟疫深入帝國的骨髓，國庫也漸漸空盈，暴亂在所難免。
與此同時，君士坦丁堡的所有活動都因為瘟疫而停止了, 失業人口驟增，手工匠人放棄交易，城市陷入通貨膨脹的泥沼，死氣沉沉。整個社會被恐慌和絕望所籠罩。恐懼改變了人們正常的生活規律和價值觀念，有些人索性得過且過，及時行樂；有些人更加篤信上帝的無邊法力和可怕的懲罰，有些人則對從前深信不疑的皇權的神聖性產生了動搖。
這一切，皆因「傷寒」而起。當匈奴人用生物武器摧毀了對手霍去病時，他們也許並沒有想到，這場「戰爭」才剛剛開始。
原文刊載於2014年1月《中華遺產》雜誌 原標題為《匈奴的生物武器》 本文略有刪減
責任編輯／郭婷 圖片編輯／吳西羽 版式設計／楊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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