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民國娼妓合法，但民國的警察也「抓嫖」

文史 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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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印象中，在民國開妓院是合法的，這並不算錯，但這也不妨礙民國的警察「抓嫖」。民國成立之後，跟晚清政府學，對妓院進行收捐管理，而妓院如果想正常營業，就必須在警察局登記之後，按時繳納花捐才可以。

1934 年1 月，在北平市財政局關於《北平市樂戶捐徵收章程和妓捐徵收章程》致北平市政府呈一文中對當時妓捐徵收事宜有著詳細規定。《北平市妓捐徵收章程》部分條文如下：第一條：本市各等娼妓，經公安局發給許可執照後，應向市政捐稽徵所納捐。各等妓捐每月納捐額如左：甲、一等四元，乙、二等三元，丙、三等一元，丁、四等五角。第三條：每月捐款，應由娼妓連同公安局所發許可執照及準據，交由搭住之樂戶，於每月一日至二十日，赴所繳納，娼妓更改姓名或移換樂戶時，亦同。第七條：娼妓違犯條例者，罰繳應納一個月之捐款。第八條：娼妓抗不繳納前條罰款者，得由市政稽徵所函請公安局執行，並於繳款前停止其營業。

在當時，徵收妓捐是個肥差，甚至會被公司承包出去。例如在廣州，廣州利源公司承包廣州市南路十六屬花捐，在1932年的廣東省政府公報中曾有這麼一條：

「案照南路十六屬花捐附加公路費，據商人謝信仍以利源公司名義，認繳年響毫洋一萬零五百元。請予續辦。當經核准。……定期該商現屆本年十二月七日期滿後，由十二月八日接辦起餉，以一年為期。除分別函令外，合行布告，仰該縣屬局商民一體知照，務須遵章繳納捐款，毋稍抗違。切切。此布。財政廳布告稅字第一五三二號。」

別看民國娼妓合法，但民國的警察也「抓嫖」

民國時的「妓女請領許可執照申請書」

這些在警察局登記備案，並且老老實實上繳花捐的，是警察局批准「營業」，按月繳納「花捐稅」而發給執照的，一般稱作「公娼」，他們的日常生意都由警察來保護。另一種，就是暗地裡營業的，可能是沒錢的小妓院或者是個體賣淫者，成為「私娼」或者「暗娼」，有時也被叫做「半掩門」。他們多數是在小巷子里的某處小院，或者一間房屋裡招攬客人。由於不受保護，所以隨時都有可能被抓挨罰，一般這些人被抓之後，會被拉著過街穿巷，眾目圍觀，讓當事人羞愧的無地自容，這樣做叫做「捉花捐」。在當時，把正式夫妻當苟合亂抓亂罰的事常有發生，這主要是多數人遭遇這種情況之後，為了避免「捉花捐」出醜，只能是付出高價來買通警察，免遭受遊街之辱。

為防偷漏花捐，當局規定狎客到妓院尋歡，先付費拿到發票一聯，交給服務對象看過才敢接待，以免被突然抽查挨捉。故鴇母、妓女、嫖客三方都不願出事，小心翼翼，照章行事。

五四運動以後，社會上廢除娼妓的呼聲日漸高漲，1922年8月23日，女權運動同盟會在北京成立，其中「禁止公娼」即為成立宣言中提出的七大綱領之一。

是年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耀翔開展了一項民意測驗，其中問到「北京地方亟應取締什麼?」絕大多數人填寫的是「取締娼妓和欺壓平民的警察」。

1923年，北洋政府頒布的臨時刑法第288條規定，對以盈利為目的慫恿良家女子與任何出資者發生非法性關係者進行處罰。幾年後，公共租界警方1926年頒布的規定第23條為：「如有妓女敢在路上拉容取厭行人，一經查出，即由巡捕拘送公廨照例罰辦。」還有一項措施是讓妓院遠離孩童，禁止在學校附近開設妓院。」然而，這些規定不但沒有起到效果，反而成了警察勒索妓院的籌碼。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於1927年9月在南京實行禁娼令，勒令妓女改業，逾期驅逐。1928年，全國局勢趨於穩定，國民政府禁煙政策開始嚴厲起來，南京特別市政府限令公安局2個月內廢止公、私娼，勸其改業、習藝或擇配，逾期未改者驅逐出市。

南京政府所設想的禁娼措施主要有，其一，自1928年8月1日起，停徵花捐。其二，勒令妓女於1928年9月1日前改業，否則驅逐出境。其三，過期仍從事花業的妓女，投入婦女救濟院救濟。其四，開辦女子工廠，使墮落婦女可自謀生活。1928年9月1日開始，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禁止公娼。

但是禁止了公娼，還有私娼，1929年2月，發布了《南京特別市政府取締私娼章程》對娼妓，鶴母，攘客的處罰做出了明確規定：「凡私娼之領家鴻母及媒合人經查出拘獲者應照違警法從重科罰其情節較重者得送法院依刑法治罪。」

別看民國娼妓合法，但民國的警察也「抓嫖」

民國初年上海妓女

饒有意思的是，當時的民國警察竟然還鬧出了一個「科長嫖賭案」，算是在這場禁娼活動中真實的寫照。1934年12月25日的《南京日報》中，記載了這件事。說是在23號的晚上10點，警員在國府路西街地方發現二女子路過，行跡倉惶，該警員察覺必非善類，乃跟從偵查二女行至該街十二號門前。復躊躇不進，四下張望，最後始入。警員知必有異，乃奉同第一署警士數人，至該處實行檢查。當查該戶黃遠寶，正在屋內一塌橫躺，吞雲吐霧，兩女子在旁陪坐嬉笑。旋經盤查，始悉該黃某系警衛處充任科長。兩女子黃某繫於釣魚巷四十九號招徠之娼妓，籍吸煙之餘狎褻取樂。

這位黃科長的職位不算高，但大小也是個公職人員，卻如此這般公然不遵禁令，在家招嫖還吸煙。被抓之後，甚至糾集了市井惡徒十數人大鬧了警察局，下級公職人員尚且如此，高級的會怎麼樣就可想而知了。

國民政府曾在1933年2月針對公職人員的嫖賭之風，下發文件要求嚴查。在新生活運動的第二期工作計劃中，還特意對此進行了規定，官吏軍警職教員及學生，如有賭博及宿娼之行為者，一經查出，由各該機關學校嚴加懲辦。同時，為了保證懲處的落實到位，之後還特別規定，如有奉行不力，或故意違犯情事，應由各該機關學校，新生活運動委員，負責檢事。（《京新運會第二期工作計劃》）

雖然國民政府三令五申，對公職人員公然嫖賭也苦口婆心的加以勸誡，但是仍然未見減少。然而比著更過分的，就是這些警察誣良為娼，無端擾民。早在1930年初的時候，內政部就發現了警察廳在執行禁娼命令的過程中，無端侵入民宅，對普通百姓橫加侮辱。

民國時的中央飯店是南京地區唯一的大飯店，稍有財力的人都會在此住宿，因此這裡成了警察誣良擾民的重災區。1930年發表的《首都婦女之娼妓嫌疑》中，便記錄了兩件發生於中央飯店的誣良事件：

日前有粵籍某高級軍官，攜其婦在該飯店住宿，婦亦粵人，不習普通話。晚間己就寢矣，忽軍警至，叫門而入，對該婦種種盤問，殆完全認之為娼妓。某軍官大憤，遂賞軍警耳光。該軍警即欲將某軍官綁縛帶至警局，幸某軍官與軍界要人通電話，告以原委，經某要人命令軍警不得無禮，始得免，此一事也。又某日某某男女二人正式結婚，晚間即在該飯店住宿，己就寢矣，忽軍警至，欲查該新婚男女房間，經茶房告系新婚夫婦，軍警竟不聽，竟將口叫開，對新婦百般盤問而去，新婦因受人侮辱，痛苦終夜，此又一事也。

在這兩次事件中，被抓的人都是名正言順的夫妻，特別是後一件事，在茶房已經明確說明他二人是夫妻後，仍然要查房盤問，究竟要幹嘛就很明顯了。

這是能證明自己身份的受害者，一般的婦女或者歌女遭受這樣的誣陷結果往往不會這麼幸運，1932年的《中央日報》就報道了這麼一件事：

本京太平路安樂酒店，自入夏以來，即於屋頂另開露天茶社，生涯不惡。樓下設有天聲苑歌場，聘請歌女清唱。前晚該苑歌女於紅艷，馬秀鳳，王桂春及民業公私坤伶陳桂鳳等，歌罷之餘，因天氣悶熱，相約至屋頂啜茗納涼，與經由該酒店旅館部下樓。適該管巡官，率同警士稽查旅館。以該歌女等由旅館部下樓，必有接客嫌疑，當即帶局究辦，每人判罰大詳五元，開釋了事。

只不過是去樓頂納涼經過酒店旅館部都能被認為是娼妓帶走查辦，可見當時警察接著禁娼之名，做了多少勒索錢財的事情。

警察廳在查辦禁娼的過程中主要都是專註罰款的，一般的警察廳甚至以所得罰款的多少作為其政績的標準。一些妓院恰恰就是看準這種心態，只要交足罰款，大可照常營業。

別看民國娼妓合法，但民國的警察也「抓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