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謊言！《揚州十日記》證訛！
1644年，清政權在北京建立，之後在繼續和南明、李自成農民軍進行的三方面角逐中，取得了初步勝利，乃於1645年初，命在陝西的豫親王多鐸率所部「相機即遵前命趨往南京。」開始了統一全國的戰爭。
揚州戰役是清軍渡江前取得的第一個具有關鍵性的勝利。史可法被俘遇難，南明四總鎮及左良玉部的潰降，導致南明沿江防線的全面崩潰，福王被擒，宣布了南明王朝基本結束。因此揚州戰役在清初歷史上成為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 歷史工作者及關心明末清初歷史的人士，自然要重視揚州戰役的史實及其作用。由於這個時期的史料發現的很少，一部《揚州十日記》便受到了比較廣泛地矚目。
明末清初揚州人王秀楚在其所撰寫以記錄清軍在揚州戰役中進行大屠殺為主要內容的《揚州十日記》(以下簡稱為《記》)中說：「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他根據身受目睹並進行「調查」後記錄下來的清軍在揚州戰役中屠殺的人數是「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
《揚州十日記》在史學界影響很大，一些有影響的書籍和蕭一山著《清代通史》、《辭源》、《辭海》，《中外歷史年表》、《清史編年》，科普通俗讀物《簡明中外歷史辭典》、《上下五千年》等都予引用。國外，如蘇聯齊赫文斯基地也在其所著《中國近代史》中引用。諸書引用時都在不同程度上控訴清軍在揚州的「屠殺」，並加以譴責。
歷史是科學。科學是來不得絲毫虛假的。《記》中紕露很多，不能不使人對它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筆者學識有限，僅就《記》的真實性進行粗淺探索，並以管見就教於諸方家。
一 揚州並未形成南明和清兩軍的主戰場。
戰爭中死人的多寡，主要是由戰場的大小、雙方投入兵力多少、時間的長短、戰鬥的激烈程度、使用武器的殺傷力以及軍隊紀律素質等諸方面因素決定的。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南明諸臣在南京擁立福王為帝，建立了南明宏光政權。這個政權班底是由各種勢力拚湊而成，馬士英把持朝政，壓制東林黨。同時，面臨著清軍與李自成大順農民軍、張獻忠大西農民軍的威脅。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更可法的戰略意圖是在加強防禦的基礎上向北進擊，以圖中原。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三日奏設四鎮，每鎮額兵三萬。東平伯劉澤清駐於淮北；興平伯高傑駐於泗水；廣昌伯劉良佐駐於臨淮；靖南侯黃得功駐於廬州，史可法督師屯駐揚州，居中調遣，此外寧南侯左良玉率軍十多萬駐防武昌。
高、黃、二劉等四鎮，擁兵自重，互相矛盾，皆欲搶佔繁富的揚州。在清軍渡淮前，四鎮間已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奪戰。 高傑與南明睢州總兵許定國有隙，許定國遂手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計殺高傑後率所部降清。揚州戰役開始前，四鎮中實力最雄厚的高傑便在自相殘殺中瓦解了。 南明軍事主力之一，駐守武昌的左良玉，袒護受馬士英傾軋的東林黨，以清君側為名，於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二十五日舉兵討伐馬士英，向南京進攻，李自成乘機佔領武昌。馬士英於四月一日密詔史可法督軍渡江入援。當清軍已進入河南、安徽，行將奪取揚州時刻，左良玉不僅未能保守武昌反而掣肘南京。左良玉病死，其子夢庚續統大軍於四月七日陷彭澤、東流，迫使南京倉促宣布戒嚴和急征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三總鎮兵入衛。迨清軍攻取泗州渡淮，史可法退保揚州，連章告急求援時，二劉競然借口入衛，徑自率軍南下。
置揚州危機於不顧的劉澤清並未入衛，反於二十一日降清。劉良佐亦於豫王進入南京後降清。這兩鎮大軍亦未參加揚州戰役。
黃得功奉命截擊左夢庚於板子磯，左夢庚兵敗降清。黃得功率所部兵駐蕪湖。這一鎮兵根本來到江北，當然不可能參加揚州戰役。
四月十九日，多鐸兵臨揚州。史可法「檄各鎮赴援，無一至者」，只有總兵劉肇基率四百兵馳援，斯乃車薪杯水。城內總兵李棲鳳和監軍副使高岐鳳二人慾劫持史可法降清未遂，便連夜「拔營降清」，這對揚州城守來說，無異釜底抽薪。
南明布置在南京周圍重兵數十萬，經過一系列的自相殘殺後，紛紛降清，吏可法實際上是少兵無援地孤守揚州城。
清軍四月自歸德(今河南商丘)分路南下，豫王率所部於十三日取泗州，十四日渡淮，十九日圍揚州。守城兵將雖進行頑強抵抗，但雙方兵力相差懸殊，並未經過殘酷的爭奪戰。
二 對揚州府城人口密度的估算
王秀楚在《記》中記載被清軍屠殺的揚州府人數時，說：「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據此，當時死亡人數當在八十萬以上。依王說，揚州府城居住人口最少也要有八十餘萬。這就需要有容納八十萬餘人的生活空間。那麼揚州府城的面積有多大呢?康熙十四年金鎮主修的《揚州府志》卷一和雍正十一年重修的《揚州府志》卷五所記揚州府城沿革為我們提供了探索的數據：「周顯德六年(959年)韓令坤始別築新城，舊志所謂小城者也。宋初李重進毀之，復茸舊南半為城。南渡時詔呂頤浩繕修，乾道二年(1166年)又修，舊稱宋大城。周二千二百八十丈，蓋南渡後所增修也。淳熙二年(1175年)知州郭棣請即前毀城遺址建築。揚州乃有三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明人取揚州，令僉院張德林改宋大城筑西南隅守之。周九里，為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高倍之。門五，東曰寧海(今日大東，又曰先春)，西曰通泗，南曰安江，北曰鎮淮．東南日小東，各有瓮城樓櫓，敵台雉堞，南北水門二，引市河通於濠。嘉靖乙卯(1555年)，知府吳桂芳以倭寇請於上官，接東郭建城，即宋大城之東南隅也。工方興而遷去，後守石茂華繼之，起舊城東南角循運河而東，折而北，復折而西，至舊城東北角止，約一十里，為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高厚與舊城等，今稱曰新城，為門七，南曰挹江(今日鈔關)，曰便門(今曰徐寧)，北曰拱辰(今曰天寧)，曰廣儲(初亦曰鎮淮)，曰便門(今曰便益)，東曰通濟(今曰缺口)，曰利津(今曰東關)，門各有樓，為敵台十有二，南北水門各一，東南即運河為濠，北鑿濠與舊城濠連注於運河。」
按照上述記載，結合《揚州府志》所刊揚州府城池圖，複製當時揚州府城池的示意
說明：
(一)虛線內為舊稱宋大城處，原來周長2280丈，經明朝張德林改筑後為周9里，計1757丈5尺，即稱為府城處
(二)市河東部為新城區，系明嘉靖乙卯築以防倭寇者，周長約10里， 計為1541丈9尺。府志提供了城的周長，城池圖提供了城為四邊形的，但未說明邊長。在四邊形中以正方形面積最大。
按照正方形進行計算，其結果是：府城區面積約2144760．25平方米。新城區面積約1651255平方米。整個揚州府城的面積約為3795985．25平方米。
按照城池圖估算，城內的民房、官廨、寺廟、學校、廳堂樓閣、園院場橋等建築物及河渠所佔地約為60％。假如王秀楚所記被殺人數「八十萬餘」是實，不把清軍、揚城生存者及其他方式死亡者計在內，這「八十萬餘」人的人均佔有土地面積僅4．7平方米，如將建築物所佔面積減去，則人均僅佔有土地不足1．9平方米。這些人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後要象柴禾一樣地碼起來。人在這樣環境里是不能夠進行生存活動的。更何況揚州的實際形狀不是正方形的，其面積平方米數必定要小於上述數字，而人口採用了「八十萬」這個最小數字。如果把城內面積數字減少而把「八十萬」以外的數字加上，那麼在清軍入城前，揚州府內人一個挨一個也容納不下了，這是根本不可想像的。
現在要搞清揚州府城內人口的確切數字是很難的了。但是通過對明清兩朝揚州的編戶丁口情況進行一個估算，求得人口的近似數字還是可以的。
現把明清兩朝的編戶丁口情況列表於下。
說明：揚州府領屬三州七縣，它們是高郵州、泰州，通州，江都縣，儀真縣、泰興縣、寶應縣、興化縣、如皋縣、海門縣。縣附府治揚州府和江都縣在同一境內。
從上表可以看到：
(一) 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迄萬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揚州府所領三州七縣的編戶丁口，除成化十三年外，變化都不大。無論整個揚州府還是江都縣一縣的編戶數與人口數的比例，基本是在1：5這個數字上下浮動。這和我國的多數比較發達地區編戶丁口人數的比例基本一致。
(二) 萬曆六年(157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近百年內，揚州全府丁口減少約42萬人。萬曆以來，災禍頻仍，崇禎以來，戰亂加劇，人民死走逃亡，人口大量減少是必然的。由於揚州府衙始終和江都縣在同一處，就人口數字而言，府縣為一。從江都縣一縣的登記來看，康熙前期和洪武時期的丁口數字基本持平而稍稍低於成化、嘉靖二朝。約減少了三萬左右。
(三) 百年左右時間裡，江都縣減少人口約三萬，揚州全府在百年左右時間裡減少人口約42萬。揚州府所領三州七縣共十個單位，平均起來，每個單位減少約四萬人。江都縣所減少的人口數字也是接近的。
(四) 自洪武以來，全府丁口最多時是萬曆六年(1578年)，也僅有81萬餘人。揚州府和江都縣同在一城，府屬除政府機構外，並不另有自己直轄編戶丁口。就人口而言，府縣為一，而江都縣全部人口(包括郊外)從未達到過十萬。
王秀楚在《記》中述說得很明確、具體，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筆者按：當年農曆四月為小建，只有二十九天)，其問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他記述的是揚州城內的大屠殺，不是揚州府全境的大曙殺，而揚州城內從來沒有過這麼多人，也容納不下這麼多人，這是明明白白的。所以，即使把全城殺光，也不會超過十萬人，更何況事實上不可能殺光。
三 清軍可能投入揚州戰役的兵力
在科學不發過的時候，戰爭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冷兵器，即刀槍弓弩。一般的每個士兵只掌握（使用）一種兵器，一般的不會比反抗一方手中的大棍、斧、鋤強多少，因此稍具頭腦的軍事統帥都懂得要以大於敵人的兵力（個別的以少勝多的戰例除外）去改擊敵人；最少也要投入和敵人基本同等的兵力。所以對清軍投入揚州戰役的兵力進行核算，對於弄清揚州的「大屠殺」是很重要的。
(一)清軍的總兵力
《清史論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中華書局版)第三輯發表了李新達先生《入關前的八旗兵數問題》一文。據李先生考證，入關前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共有兵數約十四萬六千餘名，此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統率的天祜兵，天助兵共一萬餘人，加上外藩蒙古兵、朝鮮兵以及隨征子弟和奴僕等，「入關前清政權所能動員的總兵力可達二十萬人之多」。
(二)清軍入關的總兵力
據《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丙寅」記載：命攝政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率師經略中原，「統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等三王、續順公兵」入關。李新達先生文章的結尾處也說：「在一般情況下，徵調的兵額佔八旗壯丁的三分之一左右，特殊情況下，則徵調壯丁的三分之二以上。」入關經略中原，自然是特殊情況。按李先生對清軍總兵力的計算結果，所抽調兵數當在十四萬左右。徐鼐在《小腆紀年附考》卷五「吳三桂與闖賊戰於一片石」中亦記為：「攝政王度勢已迫，乃盡發騎兵而西，……全軍始至合十四萬騎。」魏源在《聖武記》中也記為「時流賊李自成將精銳二十萬東擊三桂，……三桂軍其右，我軍其左，尚不及賊陣之半，」
這些不同時間，不同態度人士的記載，認定入關清軍總兵力為十二萬到十四萬這一數字大致是不錯的。
(三)豫親王多鐸南下的總兵力
揚州戰役清軍主帥豫親王多鐸所統大軍的兵力，是證明清軍不可能屠殺「八十萬餘」人的重要依據。
攝政王多爾袞率大軍進入北京，民心浮動，京畿地區人民反抗鬥爭風起雲湧。保守京城，事關重要。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一日，多爾袞命以京城之半屯兵。「以南城為民居，盡圈東城、西城、北城、中城為營地。左翼；鑲黃旗在安定門內，正白旗在在東直門內，鑲白旗在朝陽門內，正藍旗在崇文門內；右翼：正黃旗在德勝門內，正紅旗在西直門內，鑲紅旗在阜域門內，鑲藍旗在宣武門內。」，以八個整旗兵力拱衛京城。每旗按7500人計，共六萬人。順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初三日，在京朝鮮官員任（糹+光）向朝鮮國王報告說：「且聞衙門之言，則累十萬兵經夏屯留。」，兩份材料都說明北京留有重兵，但兩個數字之間相差四萬，這和當時軍事布署、軍隊調動頻繁有關。當時留守京城的兵力，經常保持在六萬到十萬之間是可以肯定的。
在確保京城安全的前提下，清廷以平定抗清起義為首要戰略目標，所以兵分多路出擊，六月遣肅親王豪格及石廷柱，巴哈納等：「往定山東，河南」。遣都統葉臣等「往定山西」。十月十九口，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智順王尚可喜以所部隨從．全軍三萬餘騎經山西攻陝北。」二十五日又以：「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率軍征討南明，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以所部隨從，全軍二萬餘騎，渡黃河南下。」
豫王大軍擊敗李自成農民軍後，自潼關分路南下。此前，南明興平伯高傑兵發徐州時，曾致書劉澤清曰」清兵號稱二十萬，實七八千。」
多鐸兵不會有二十萬，但也絕不會只有七八千，那麼豫王所統大軍究竟是多少?具體數字雖難考訂，但通過概算還是可以搞清楚約數的。
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鐸曾向清廷奏報說：「大軍於四月初五日自歸德府起行，沿途郡邑，俱已投順，十三日離泗州二十里，令固山額真阿山率蒙古固山額真馬喇希、富喇克塔及將士前奪泗北淮河橋，其守泗總兵焚橋遁，我軍逐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十七日遣尚書宗室韓岱、梅勒章京伊爾德、護軍統領阿濟格尼堪、署護軍統領杜爾德率師至揚州城北，獲船百餘艘，是日，大軍距揚州城二十里列營，令署護軍統領碩納代、伊爾都齊、費揚古、吳喇禪、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署梅勒章京格霸庫等，率師至揚州城南，獲船二百餘艘，十八日大軍薄揚州城下，招諭其守揚閣部史可法，翰林學士衛允文及四總兵官、二道員等，不從。二十五日令拜伊圖、圖賴、阿山等攻克楊州城，獲其閣部史可法，斬于軍前，其據城逆命者並誅之」，多鐸的這份奏報基本是可靠的。因為妄奏虛報既會招致對自己的嚴懲，也對參戰諸將的論功行賞影響甚大，而且，多鐸也沒有妄奏虛報的必要。依據多鐸奏摺及《清史稿》列傳中涉及揚州戰役的諸將領當時所任官職，可能帶兵數量，爬梳分析，就可以對多鐸的總兵力進行概算。
現將參戰各將領的筒況摘抄如下：
尼堪：順治元年(1644年)追擊李自成至慶都，晉貝勒。順治二年(1645年)隨大軍趨歸德。定河南，五月從多鐸克明南都。
博洛：順治元年(1644年)從多爾袞入關，破李自成晉貝勒。後從多鐸征河南，二年，破李自成於潼關，五月下江寧。
屯齊：順治元年進貝子。從豫王多鐸破「流寇」，平陝西、河南有功，二年五月從多鐸下江寧，明福王由崧走太平，師還授固山額真。
拜音圖：崇德七年(1642年)授固山額真。順治二年，從多鐸西征，敗敵潼關，封一等鎮西將軍。復從南征，克揚州。
尚善：順治元年(1644年)進貝子。二年，從多鐸南征，平河南，下江南，並有功。
富喇克塔：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授正藍旗滿洲梅勒額真，旋授本旗蒙古固山額真。二年，從豫王多鐸下江南，與馬喇希等為前鋒，克揚州。
馬喇希：蒙古固山額真。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自歸德渡河至泗北淮河橋，明將焚橋走，與拜音圖以紅衣炮攻克武崗寨。
佟圖賴：漢軍鑲白旗固山額真。從豫王多鐸西討李自成，定河南。順治二年(1645年)移師徇江南，先後克揚州、嘉興。
李率泰：順治元年(1644年)授刑部參政兼副都統。二年，移師南征，克揚州，下江寧。分領精兵三百徇蘇州、松江。
韓岱：牛錄章京。順治二年(1645年)與梅勒額真伊爾德率兵南下，渡淮克揚州。三年授鑲白旗固山額真。
伊爾德：一等梅勒章京。從豫王南征，與宗室尚書韓岱等將蒙古兵。自南陽下歸德，至揚州，獲戰艦百餘。
阿濟格尼堪：一等梅勒章京。豫親王多鐸移師下江南，四月經淮安，遣阿濟格尼堪率所部趨揚州，克城北，與親軍合攻，城遂下。
阿山：固山額真。一等昂邦章京。順治二年（1645年）。豫王自陝西移師下江南，阿山及諸將從，與馬喇希等取淮河橋，渡淮撥揚州。
阿哈尼堪：鑲黃旗梅勒額真。大將軍豫王南征，命阿哈尼堪會師，自河南下江南，攻揚州。
鄂碩：擺牙喇甲喇章京。二年隨豫王南征，鄂碩將噶布希賢兵先驅至睢寧，敗明兵，從博洛下蘇州。
努山：噶布希賢噶喇依昂邦。順治元年（1644年）命努山將左翼噶至什賢兵，從豫王西討李自成。二年，移師定河南，下揚州。
阿爾津:二等甲喇章京領擺牙喇章京。順治元年（1644年）從豫親王西破潼關，還定河南，進三等梅勒章京。
都爾德：署擺牙喇章京。順治元年（1644年）從豫王西征，二年，自河南下江南。
顧納代：擺牙喇章京。順治二年（1645年）從豫王徇河南，渡淮，四月至揚州，率擺牙喇兵軍於城南，獲舟二百餘，翌日薄城下，七日而撥。
圖賴：超授三等公。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率百四十騎，直前搶殺劉宗敏部。四月至揚州，令圖賴與拜音圖，阿山攻之，克其城。
除上述外，還有未予立傳的伊爾都齊、費揚古、吳喇禪、革霸庫等將領從征。
從上列情況可以看到隨豫王南下並參加揚州戰役的將領中，可以單獨掌握一個整旗的人，僅有五個。在這五個固山（旗）額真中，蒙古旗二人，漢軍旗一人，滿州旗二人。高級將領很少而中下級將領很多，這就從一個側面反映清軍兵力不會大。像副都領李率泰在「徇蘇州」時，僅「分領精兵三百」，而圖賴在「搶殺」驃悍的劉宗敏部時，僅有「百四十騎」，可以看出清軍兵力之單薄。
豫王多鐸親統大軍於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八日，包圍揚州城。二十三日，清軍從泗州運來攻城之紅衣大炮，尚未對揚州發動攻勢。二十四日，試炮，轟揚州城。二十五是，多鐸知史可法不屈，急攻城破。這裡值得探討的是多鐸為何日急行百里趕到揚州後，兵圍揚州七天而不攻？五次致書史可法，史皆不啟封投入火中，多鐸為何不怒不急？如果真是愛惜史可法，那為何在城破後而立斬之？主要原因是由於揚州城高，厚、濠深，清軍兵力單薄，不宜強攻，採取圍而不打的策略，直到攻城利器運到，不待即試射，隨即城破。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實錄」所載豫王兵數約二萬餘騎，是可信的，基本上是準確的。
四 幾個可以說明《揚州十日記》不可信的問題
（一） 清軍在入關之初的紀律狀況
軍隊紀律是統治階級政策的體現。清軍在進入山海關之前，順治元年（1644年）月二十三日，多爾袞與諸將誓約：「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富，勿焚廬舍，如約者罪之。」在清軍中豫王多鐸是執法較嚴的，據顧炎武《聖安本紀》卷六記載：「豫王攻佔南京後對違犯軍紀，搶財物的清兵，曾進行嚴懲，豫王斬清兵搶物者八人，又示前日大內搶掠各物自行交還江寧縣，藏匿者梟示。」就揚州而言，第一，清軍未遇到頑強抵抗，炮轟城毀，既未進行殘酷的爭奪戰，清軍也未受到重大損失。第二，清軍雖靠武力攻佔揚州，但揚州一役關係到奪取南京，平定江南，招攬明臣，收攏人心，統一全國的大業，影響深遠巨大，清廷不會顧及這一點。
還應當注意到，在屠城與否的政策上，清廷統治核心內部曾發生過激烈爭論。朝鮮官員李（禾+來）在回答國王李（亻+宗）時，曾奏報：「八王（指阿濟格）言於九王（多爾袞）曰：「初得遼東，不行殺戮，故清人多為遼民所殺。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諸王以鎮燕都，而大兵則或還守瀋陽，或退保山海，可無後患。」九王以先皇帝曾言，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況令人心未定，不可棄而東還。兩王議論不同，因有嫌隙雲」。多爾袞以其政治家的遠見卓識，置兄弟生隙於顧而否定了阿濟格的野蠻淺見。如此，多爾袞是不會允許多鐸採取屠城的野蠻行為的。
（二） 如前所述，不足三萬人的清軍，要在五六天內，手刃八十萬餘人，無論上下，老幼，病傷，平均每人要殺死30-40人，姑不論殺人者的心理狀態，就武器而言，一把刀無論如何鋒利、堅硬，也是不敷用的，這樣大量的武器供應如何解決？五月二日持何物向南京進軍的？
（三） 屠城的善後事宜如何進行？
據王氏自云：「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屍，而寺院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而死者，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這就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其一，焚化積屍八十萬餘具，必須搬移集中焚化，這樣大的運輸量從何處來呢？據雍正十一年《揚州府志》載，江都共有古今寺觀六十三座（其中已有幾十座不存在了），甘泉（縣，雍正九年置，與江都縣同在府城內）有四十八座，共有寺院百餘座。如平均每寺有三十人，約有僧人三千名，僧人與居民數的比例是1∶30，即每30居民中有一是僧民，這種假設數字，肯定大於實際僧人數字。即便如此，這三千名僧人全部出動去運輸集中如此多的屍體，也是不可能的。其二，揚州地處江畔，河流縱橫，焚屍用柴量巨大，采自何處？如何運來？要焚多久？這些困難，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不要說是戰爭時期，就是在正常情況下，也幾乎是不可措辦的，遑論焚屍的統計登記工作了。
從南明兵力，揚州守軍，清軍兵力，居民人數，「屠」後處置等幾個主要方面考查，都證明王氏《揚州十日記》關於清軍屠殺揚州府八十萬餘人的說法，是經不住推敲的。
五 《揚州十日記》一文自身的矛盾
王秀楚在這篇不足8000字的文章里，特彆強調了這是他自己在揚州城內親歷目睹了這場大「屠殺」後記下來的，使人不能懷疑文章的虛假訛誤，但經仔細讀後，發現了很多自相矛盾之處，由於經不起推敲之處甚多，現僅舉數例以證其訛。
（一） 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十二日，大學士馮銓、洪承疇因皇上「一日之間，萬機待理，必習漢文曉漢語，始上意得達而下情易通」，遂奏請選派滿漢詞臣向皇帝進講六經。昭連在《嘯亭雜錄》卷二《啟心郎》條記載說：「國初滿臣不解漢語，每部置啟心郎一員，以通曉國語（按即滿語）之漢員為之，職正三品，每議事坐其中。」這都反映了清政權在北京建立之後，實行全國範圍的統治，在語言文字上遇到的困難。1644年以前，清軍雖曾數次入關，但停留時間都比較短暫，滿漢語言障礙不可能迅速超越。迨豫王大兵進入江南地區，戰事緊迫，沒有學習漢語的條件，而且清軍從未到過江南地區，江南（揚州）話比北方話更難於聽懂，即便是講漢語，用漢文的漢人，也不易聽懂，更何況剛過淮河的清軍。另外一方，即揚州人，多數人聽北方話也會感到困難，時至今日，在南方和北方人之間，不是仍然存在著互相聽不懂的情況嗎？，更何況清軍講的是「滿語」呢！王氏卻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聽「滿兵」講話和他與「滿兵」對答如流的講話情節。如「一騎獨指予呼後騎曰：「為我索此藍衣者」。「卒固囑我於諸婦曰：「看守之，無使逸去。」」王秀楚不僅能聽懂滿語，並且能和「滿兵」相問答，現將這段話摘抄如下：
紅衣者熟視予，指而問曰：「視爾非若儔輩，實言何等人」？予念時有以措大而獲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不以實告，紅衣者遂大笑謂黃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蠻子非常等人也。」（引者按：清朝服飾制度，普通人是不準也不敢穿黃色，包括明黃、杏黃和金黃的衣物的，這裡卻是說是穿黃色衣服，豈非大謬）復指洪嫗及予問為誰，具告之。紅衣者曰：「明日王爺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斃。」命隨人付衣幾件，金一錠問：「汝等幾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則曰：「隨我來」。
從這段流暢的對話中，怎能感覺到這是「滿兵」用「滿語」於江南人第一次見面時的直接交談呢！揚州人講的話，不但清軍將官可以聽懂，「滿卒」也聽得懂。如記一「滿卒」對其兄進行敲索時，其兄哀懇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當取獻。」又如在「滿卒」污辱婦女時，被辱婦女說：「此地近市，不可居」。在他妻將受辱時，他對「滿卒」說：「婦孕多月，昨乘屋墜下，孕因之壞，萬不能生，安能起來？」而這個從未到過江南地區的「滿卒」對各類內容的揚州話都聽得懂，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諸如此類的談話，還有多處，不一一例舉。
此處須說明一點，《記》中所能講漢語的「滿兵將」系指滿州旗之兵將而非漢軍旗之兵將。因原著通篇未涉及漢軍旗兵將，同時《記》中多處明確寫道：「領此者三滿卒也」，「突遇眾騎至，中一與卒滿語一、二，遂舍予婦去」、「自相奮擊，內一卒勸解，作滿語」等。
（二） 揚州城破後，南明總兵劉肇基曾率兵進行巷戰，史書不乏記載。而王秀楚根據自己的「目睹」記二十五日城破時情況是：「予復至後窗窺城上，則隊伍（指清軍）稍疏，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雜行，闞其服色皆揚俗。」緊接著他從家中出來，又看見「北來數騎皆按轡徐行，遇迎王師者，即俯首若有所語……迨稍近，始知為逐戶索金也。」在硝煙瀰漫、喊殺震天的戰鬥之際，清軍競攜帶婦女從容地走在城上，將士們挨戶索錢，這是有悖情的。
按軍事常識論，清軍既奪取揚州，戰役的目的已達到，自然應彈壓保守之，而王氏在記敘五月初一的情形時，除描述了清軍的搶殺外，並記有：「是日，興平兵復入揚城而寸絲半粟盡入虎口。」到初二日，府州縣均已任命了官吏，而記述初五日情形時，城內仍然是「往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初不知為清兵為鎮兵為亂民也。」勝利之清軍競能容忍「興平兵」和土匪之流任意進出府城，對其肆意搶掠也不聞不問，這也予情理不合。
（三） 王氏在其書中有三處提到清軍將領，記敘亦頗詳明。其一，四月二十八日，記其兄之遭遇時云：「伯兄亦來，雲是日被動雲負擔，賞以千錢，仍付給令旗放還。」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清軍並非毫無軍紀的野蠻之師。其二，在同一天里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事：「復聞有王姓將爺，居本坊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還些清軍既是強盜--任意搶殺，又是菩薩--救貧賑災，先當強盜，後做菩薩。以搶來的錢再施捨給原主。這樣的記載不禁使人懷疑。其三，二十九日與他談話的紅衣青年將領，曾勸慰他「幸勿自斃」，還給他「幾件衣服」和「金一錠」，當知道他家人已五天未吃飯後，就親自將他帶到一宅院，命人給他家燒魚做飯，他吃飯後，還允許他把魚和飯帶走去喂受傷的哥哥。這又叫人怎麼理解呢？
（四） 王氏在四月二十六日記事中引用「滿卒」話說：「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這裡不談他何以能如此透徹的理解滿語，就征朝鮮一事，史書記載頗詳，後金（清）與朝鮮共發生戰爭二次。第一次是在天聰三年（1627年）正月，由貝勒阿敏率兵遠征，距1645年已十八年，第二次是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這次是由清太宗親征，兩次征戰，均無「擄婦女數萬人」之事，即《李朝實錄》也無此記載。且當時稱「朝鮮」，不稱高麗。
（五） 自古以來，兵火相連。揚州烈火，王氏屢屢述及。令人不解者，如此空前的兵燹之後，城中竟然還存有「督鎮（史可法）所儲軍糧，如丘陵，數千石。」未受任何損失，供清軍用它來賑濟災民。《記》中甚至還有這樣記述：「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幸遇赦，乃紛紛傳說洗城之說。城中殘黎冒死縋城昔大半。舊有官溝，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晝伏，以此反罹鋒，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輒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搜其金銀，人莫敢誰何。」觀此，給人印象是清軍只在城外活動，只是在白天活動，夜晚競無守城之兵，城外不知為誰家之天下，競會有人在清軍「屠殺」的時候，夜入城內送死。這哪裡是戰爭尚未完全結束的揚州城？
上述幾點，僅舉犖犖大端者，給觀全文，矛盾重重，破綻百出，這樣的記錄，怎能成為嚴肅的史料？
像這樣的文章，是怎樣躲過了清嚴密的文網而得以流傳下來的，不屬本文討論的範圍，但它作為孤證，而能夠在史學界廣被引用，左右名家，影響海內外學界，這固然由於它是孤證，另外同辛亥志士的宣傳有關，辛亥志士，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在進行革命宣傳時，難免帶有過激情緒，而至有的宣傳誇大其辭。正象謝國禎先生所說：「大都憑諸傳聞，橫加醜詆，或者是出於個人的愛憎，隨意喜怒笑罵，不甚符合於當日的事實。就是研究清史的專家也不能免」。王秀楚的《記》正好適應了當時宣傳的要求，成為反對清政府的材料而被廣為宣傳利用。「又因史料尚未大量發現，但憑個人信筆出之，這也難怪」。但時至今日，仍在以訛傳訛，必將給歷史學研究工作帶來很大幹擾，在人們認識上造成混亂，所以證訛工作十分必要，應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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