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與反思——我的學術之路

引言

我生於抗日最艱苦的1939年，出身於山東煙台一個小康之家。小時在煙台鄉下經歷過日寇的殘暴，親族中有長輩慘死於日軍刺刀之下。小學四年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青島，目睹過美國大兵的耀武揚威和街頭大批流浪的難民與乞丐，並且親身經歷了青島解放的重要時刻。我遇上了從國民黨統治到新中國成立這一當代中國最重大的社會變革，家庭和自己的生活發生巨大變化。建國息亂，開始和平建設，我隨母親回到煙台讀高小，從此在新制度下成長。

祖父是當地有名善人，以接濟貧苦為樂，受到鄉里的敬重。父親活到93歲，為人忠厚，終生篤信孔子之道，寫有不少相關詩文。我在《悼父詩》中感念他：「尊孔讀經，褒揚先賢」，「關切黎庶，時弊是耽」，「追念先祖，忠厚代傳」，「心如赤子，遠離偽奸；一生清白，可表於天」，稱他是「民間儒者，林野文淵」。母親是遠近讚譽的賢妻良母，德壽雙兼，而今已有百歲高齡，仍然神清體健，是我有大福氣。我撰寫《慈母頌》為她祝壽，稱道曰：「巍峨如山仁，柔和似水親。數代皆仰賴，不積亦不矜。風霜歷已久，純厚仍此心。功德何其多，親疏皆沾恩」，「家教溫而雅，家風和且淳」。我有幸生長在這樣一個道德家庭，以父母為啟蒙之師，從小養成了溫和好善的品格。

20世紀50年代的中學生活是值得回憶的。社會在醫治戰爭創傷之後迅速發展，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作為名校的煙台二中朝氣蓬勃，教師盡職敬業，學生尊師苦學，德智體全面發展，沒有後來應試教育的弊端。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本科修完又續讀中國哲學史專業方向研究生，前後八年。那是一個充滿崇高理想、革命熱情高漲的年代，彷彿舊的一切都將過去，新的生活正在呈現，因此破舊立新便成為課程內容的主調。但是校園並不平靜，政治運動頻繁襲來，教育革命衝擊教學，學生不能安心學習，經常陷於苦悶和困惑。好在出現三年經濟困難和之後幾年的社會運動鬆弛間歇，終於能夠潛心讀書，順利畢業。畢業後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在那裡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兩個絕然不同的歷史時期。1987年轉入中央民族大學哲學系（現升格為哲學與宗教學學院）到今天。我在京居住長達59年之久，北京成了我的第二故鄉，從文化上說它是我的精神之鄉、安身立命之地。時間如流水，不舍晝夜，轉瞬間已過古稀之年，感慨良多。我的工作經歷比較簡單，人生卻遭遇了和平時期生存環境下的意想不到的複雜變化，特別是「文革」的災難，這是命運的安排，也許就是為了錘鍊學人的心性，打掉稚氣，促其成熟。如果說共和國前三十年是社會對我的培養期，包括學校教育和實際考驗（社會是更大的學校），那麼共和國後三十年便是我為社會的服務期，主要是從事中國哲學和宗教學的學術研究。再加上「文革」後期勉強做的一點專業工作，我的學術生涯約有四十年之久，也稱得上是一個歷盡滄桑的老學人了。雖然勤奮努力，卻業績不多，只能算是一個學術上的「及格生」。客觀上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前輩學者的家學淵源、國學根基和系統西學訓練，又趕上一個文化激進主義洶湧澎湃的時期，缺乏原典教育，所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主觀上資材平凡，智慧不足，沒有早早自覺遠離「運動」、游心學術，浪費了許多寶貴時間。好在上天眷顧我，使我青年時順利進入北大，接受一批大師級學者的熏陶；中年「文革」的磨難經過轉化，成為親歷者獨一無二的精神財富；後半生又遇上改革開放，有了較寬鬆的學術環境和日漸改善的物質條件，特別是適逢中華文化走出低谷，浴火再生，日漸受到社會各界重視和尊重，自己所學專業有了用武之地；再加上自己肯於學習，勇於反思，並得師友之助，遂略有所成，彌補了前半生許多缺憾，也是人生之幸了。

我從中小學時代即習慣思索，遇到問題喜歡連問幾個為什麼，總想刨根究底，包括宇宙之際、社會之變、生命之謎，常思其來龍去脈而不得解，翻閱一些書冊亦尋找不到滿意答案，但因此增加了對於根源性問題探討的興趣，想學點哲學。高中學業成績文理兼優的我，不顧當時「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輿論壓力，自主報考了北京大學哲學系並被錄取，從此走上只有極少數人才選擇的以「思想」為主業的人生道路。我的學術研究以中國儒、道兩家哲學為主，後來又兼做宗教學理論、中國宗教史、民族宗教的研究。宗教研究雖非當初的選擇，卻也符合哲學與宗教學交叉的實情。哲學與宗教都要窮根究底，也都可以使人安身立命，兩者面臨與回答的問題都具有終極的意義；不過哲學中理性沉思的成份為主，宗教中情感心理的因素居多，兩者的進路有所不同，而又相互融攝，難解難分。

經過大半生的求索，我是否找到了揭示宇宙、社會、人生謎團的最後答案了呢？並沒有。非但如此，我從一個哲學上的純粹可知論者變成兼信不可知論者。相對真理是可知的，終極真理是不可知的。人類是偉大宇宙神秘創生力的產兒，雖有靈性卻渺小而短促，它不可能洞悉創生之母的無限威力從何而來，因此，宇宙之謎的謎底是永遠不可知的，社會人生之謎也不可能徹底揭開。各種宗教描繪了宇宙終極者的情狀，給出了各自的答案，而信者自信，卻做不到遍信；各種哲學提供了認識真理、應對生存困惑的智慧，有助於精神的提升，卻達不成共識。社會與人生並沒有一條確定不移的道路，人們只能在漫漫人生之旅中上下求索，不斷地獲得一些有益於社會人生的啟示，使自己和周圍的人安心受用，改善生活的質量，而無法勾畫出可以令所有人滿意的清晰的終點。所以我給自己的定位是：中華文化的探索者，在探索中不斷反思，在反思中繼續探索。馮友蘭先生認為：「哲學是人類精神生活的反思。」我的理解，哲學並不直接去研究宇宙、社會、人生的具體問題，而是要在更高的層次上對人類的認知過程和結果，包括認識史、思維史、心靈史，回過來作再一次的認識、思索和體悟，總結出其中的經驗與教訓，提煉出根本性和普遍性的真理與智慧，使人的精神生活達到高度自覺。人們不可能都成為哲學家，但應當有哲學頭腦，學會反思，就會使人生減少盲目性、依賴性，而走向明智和成熟。

在學術探索的曲折道路上，我經歷了兩次大的反思和突破。第一次是擺脫「蘇聯模式」和「五四」文化激進派的束縛，回歸中華文化前後相續、有因有革的傳統。從大學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朿，我處在一個矛盾狀態：在內層性情上保持著溫和理性的氣質，在外層認識上追隨著革命激進的反傳統的潮流，努力學習做一名批判舊世界的鬥士式的學者，而總是達不到當時社會主流的要求。「文革」的教訓，使我猛醒。它把反傳統主義推向極致，也充分暴露了民族虛無主義的莫大弊害，使得幾十年來以「革命」的名義橫掃傳統文化的思潮，同「文革」一起破產。幾年的反思，認識到文化偏激主義的破壞，較之文化保守主義的落後，其對國家民族的危害要甚於百倍。保守文化也許會延緩新陳代謝，然而尚有舊文化舊道德支撐社會精神生活，可以慢慢加以改良；掃蕩文化則會斷裂傳統，使整個民族精神上無家可歸，還可能倒退到野蠻。「五四」激進人物喜歡講「禮教吃人」，殊不知「左」傾狂熱也可以「吃人」，吃更多的人，連文化的根系一同吃掉。凡經歷過「文革」浩劫的人，莫不為此而痛心疾首。溯其源，來自蘇聯「階級鬥爭不斷尖銳化」的理論和文化激進派的極端思想。「五四」激進人物標榜「科學」與「民主」，而他們對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棍子打倒，並無科學分析，對待不同學派強烈排斥，也沒有民主精神，只有簡單武斷之言和咄咄逼人之勢，自美其名曰「反對封建專制」，實則要把「科學」與「民主」變成類似上帝的絕對權威，提倡另一種文化專制，這是中國「全盤西化論」者的一種悲哀。20世紀80年代初起，我逐漸走近中華文化，並為它所吸引，走上文化改良的道路。有人把我劃歸「文化保守主義」群體，我則自稱文化改良主義者。雖然「文化保守主義」並非政治保守主義，它包含改良，又廣為流行，我還是要為其「正名」。「文化改良」才是名符其實，既包含堅守優良傳統，又包含剔除陳腐成分，還包含不斷創新。多年來中國前沿思想家在文化問題上破壞有餘，建設不足，最終並未喚出一個新的文明社會。我認為，文化不能革命（不可大破大立），只能改良漸進，否則必然斷裂文明鏈條，造成災難。「不破不立」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不立不破」更有其真理性，學術工作的重點要放在推陳出新上面，這比簡單化地批判要難得多，卻最能有效地推進文化建設事業。在反思中我找回了當初的「真我」，一個溫良中和的人，性情與認知終於取得統一。

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多元文化和中西比較中擺脫西方話語的支配，尋找中國模式，探索中國特色之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哲學與宗教學的研究，由於廣泛吸收西方的學術成果，視野拓寬，方法多樣，出現了新的氣象，中華學術有了新的生機，逐漸進入國際交流平台。同時，主導的話語權仍在西方，影響所及，甚至中國學人判定中華文化的優劣，也要以西方價值觀為標準加以衡量。西方人文學術的優點是理性主義和個性解放，不足是歐洲中心論和鬥爭哲學。例如重外超越本體，輕內超越日用，難以如實闡明儒學的內涵；重邏輯分析，輕直覺體悟，無法正確評價禪宗和道家；重一神教和體制化宗教，輕多神教和民間宗教，不能準確把握中國宗教的特點，如此等等。有些中國學者不自覺地照搬西方理念，及文、史、哲、宗的學科分類標準，套用在中國人文學術研究與學科分類上，扭曲或肢解了中華傳統學術，甚至不承認國學的正當地位。西方文化仍然處在強勢地位，它所提供的民主、自由、法治、理性、人權等普世價值，以及現代學術成果、教育理念、學科分類、教育體制和教學方式，許多內容已成為全人類的財富，我們必須認真吸納，用中國特色的形態加以體現，不如此，中國就無法進入現代文明行列。可是西方近現代文化有兩重性，國內社會管理與國際外交事務用雙重標準。它以殖民擴張所形成的不平等國際秩序為背景，在本質上是自私的大民族主義的，加上資本集團本性的貪婪，它在國際行為上真正信奉的是強權和霸道，並無民主、自由、法治可言，不過依據形勢的變化，經常變換姿態，軟硬兼施或輪替罷了。即使較為開明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的文化「軟實力」論，也沒有擺脫「實力」的考量，並未達到道德境界的高層次，更不用說迷信硬實力的政界主流勢力了。其主導世界潮流的結果，造成族群衝突加劇，地區流血戰爭不斷，軍備競賽繼續進行，經濟與生態危機轉嫁不發達國家，人類前途堪可憂慮。西方學術文化長期佔據國際學界中心舞台和對東方和中國文化的忽略與貶低，也不可能短期改變。但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悠久，其天人一體、天下一家、仁愛忠恕、和而不同的精神和智慧，正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欠缺，成為國際通行的公共規則和當代文明轉型期普世價值的重要內涵。中華學術的傳統與成果又是今日中國發展新學術的必備要素和資源。所以需要進行中西文化互釋互補、平等對話，主動掌握話語權。意識到這一點等於實現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而學術上真正的突破則需要堅毅的精神和持久的努力，這一過程遠未結束。

下面談幾點在學術探索道路上反思的體會。

一、尊師重道，承接前輩學者的學術統緒

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的北京大學哲學系，集中了一大批全國各大學從事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研究的著名教授和學者。中國哲學史學科有：馮友蘭、湯用彤、朱謙之、黃子通、張岱年、宗白華、周輔成、任繼愈、朱伯崑等。西方哲學史學科有：洪謙、朱光潛、鄭昕、熊偉、任華、王憲鈞、張世英、汪子嵩、吳允增等。初期老教授被強調要改造思想，不受重用，1956年以後開始陸續走上講台，與學生有較多接觸。真是天賜良機，我恰恰在這個時期入學學習哲學，這使我能夠就近接受他們的教誨，有一個高起點。當時政治空氣嚴峻，批判運動正在節節推進，民國時期碩果累累的哲學學術傳統已經式微，又不絕如縷，大師級學者僅存於北大和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所。當時學生與老教授接觸存有疑慮，卻又被他們的學術和氣象所吸引，自覺不自覺學到不少知識和治學之道。我聽過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張岱年先生的宋明理學，朱光潛先生的西方美學史，任華、張世英諸先生的西方哲學史，黃楠森先生的黑格爾邏輯學，汪子嵩先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些都是一年或一學期的課。此外還有專題講座，如鄭昕先生講康德哲學，熊偉先生講存在主義，任繼愈先生講佛學。研究生期間選修了中文系朱德熙、周祖謨先生的課，歷史系田餘慶、許大齡先生的課。北大名人講座也很多，我聽過的有政治家陳毅、彭真，文史學家郭沫若、周揚，美學家王朝聞，哲學家王若水等。我也常到校外聽學術講座，現在記得的有吳則虞講訓詁，賀麟講黑格爾哲學，方華講邏輯學等。當時北大哲學系教學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主軸，雖然受蘇聯影響，教條主義比較嚴重，但通過學習自己掌握了一些唯物辯證法的理論方法，特別是其中強調用社會生活尤其是生產方式解釋文化事象的唯物史觀，和透過現象抓住本質以及認識是一個無止境發展過程的辯證觀點，對於後來用以觀察社會問題、進行學術研究和克服教條主義，是有很大幫助的。在老一輩學者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馮友蘭先生，我從本科生到研究生，有8年之久生活在馮先生身邊，雖說不是他的嫡傳弟子，而在治中國哲學應具備中華神韻、兼綜中西的理路、態度、方法乃至通達明快的話語表述等方面，我從馮先生那裡獲得的教益卻是最多的，這是我的幸運。

學術事業繼往才能開來，中國人尊師重道有深厚傳統。尤其是我的上一輩學者，經歷了中國千古以來之巨變，置身於新舊交替、中西文化碰撞時期，以舊學之根基接受新學之營養，又以新學之眼界審視舊學之得失，開拓出貫通古今、融匯中西的當代學術之路。他們的所思、所得、所問、所答，皆關乎整個時代社會的走向、文化的出路，觀點雖不一致，結論未必儘是，但問題並沒有過時，學問堪稱精深，成就令人敬慕，已達到的高度尚須今人努力攀登。如不能認真繼承這份豐厚遺產，我們這一代無法繼續前行。例如賀麟先生關於中西正統哲學融合的主張，關於反思「五四」又超越「五四」的態度，關於「以民族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的理念，關於義利與群己辯證統一的觀點等，至今仍然有鮮活的意義。曾有一段時間，淺薄而激進者貶低他們，妄圖繞過他們而開出新學術，結果表面熱鬧、實際蒼白；時文媚俗者多，名至實歸者少，學術反而衰落了。幾經挫折，我們方才覺悟，必須吸取老一代學者的學術營養，才能真正有所創新。擴大而言，研究中華思想文化，除了根植於先秦孔孟老莊古典，還要返回近現代思想大家，包括：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孫中山、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賀麟、馮友蘭、錢穆、張岱年、方東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人的思想，涵泳其學，有所覺解。譚嗣同的新仁學，熊十力的新唯識學，錢穆的新國學，梁漱溟的新文化學，馮友蘭的新理學，賀麟的新心學，方東美的生命哲學，都是當代儒學的新形態，形成近現代文化改良主義的新統，代表學術發展的方向，我們要「接著講」，把新統發展下去。尊師是由於重道，重道必須尊師。中華大道博而深，恆而動，時顯時隱，一代一代由民眾與精英共同傳承。學者的工作是：原其道而得其魂，吐其故而納眾新，明其體而達世用。當代的中國哲學講壇，師的第一位責任是原道和傳道。我們這一代學人如果不能把上一代學人所原之道承接下來，又如何創新和傳續下去呢？由於種種原因，當代學術傳統出現重度斷裂，我們要高度自覺、加倍努力，才能把學術傳統接續起來，使之常住常新。

二、舊邦新命，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

馮友蘭先生家裡有一副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上聯寫他的人生追求，下聯寫他的哲學路向，而哲學就是他的生命，這副對聯是他一生的寫照。馮先生是社會責任感很強的哲學家，一心想從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角度為振興中華做貢獻。他多次說過，他的學術研究就是闡發中國古典哲學的精神和具有永恆價值的思想，為新時代哲學的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文化營養。早年他研究理學，構建新理學，發掘「共相」與「殊相」的精義，目的是尋找中國現代化的特殊道路。現代化是共相，中國道路是殊相，共相寓於殊相之中。這就超越了全盤西化論和國學獨尊論。現今學術界爭論的「普世價值與中國特色」的問題，理論上就是共相與殊相的辯證關係問題，馮先生半個多世紀以前已經從哲學高度予以解決了。五十年代他提出「抽象繼承」論，是在全盤蘇化和反傳統猛烈的時代為中華思想文化爭取生存空間，把其中規律性普遍性的成分提煉出來，做到古為今用。他八十年代寫《中國哲學史新編》，著力闡發張載的「仇必和而解」的貴和哲學，重釋辯證法矛盾對立統一規律，是由於他敏銳地意識到時代精神開始轉換，包括社會達爾文主義、「耶穌以外無拯救」的原教旨主義、當代形形色色的極端主義在內的貴斗哲學就要過時，中國和世界的和平發展需要確立貴和哲學的主導地位，為此要向人們提供和諧、協調的中國智慧。馮先生由此成為當代貴和哲學的一面旗幟，走在整個時代的前頭。我自己受馮師的影響，不願做考據之學和詞章之學，也不熱心為學術而學術，而喜歡做義理之學和經世之學，研究中國哲學總是帶著強烈的現實關切，努力跟上時代的步伐，力圖把歷史與當代貫通起來，通過自己對古典的覺解，使中國哲學具有真實的活的生命，能幫助當代青年吸收一些先哲的智慧，更好地思考現實問題，共同推動中華文明的當代轉型。這大約是受了傳統「文以載道」思想的影響，既要超越功利主義，也要超越象牙之塔的學術。因此我很讚賞「返本開新」、「綜合創新」、「推陳出新」的三新之方，把它作為儒學繼承與創新的三種途徑。自己所寫《儒學價值的新探索》、《走近中國精神》等書，就是在前行路上留下的一些印跡。

中華民族在當代的振興，已出現蓬勃向上的強勁勢頭。經濟社會發展走上了跨越式前行的跑道。但公共管理體制嚴重滯後，精神文明建設困難甚多，信仰與道德普遍缺失，而功利主義大行其道。如不改變這種畸形狀態，經濟社會發展會失去方向和控制。現代化必須包括民族文化的發展和繁榮。研究中華文化的學者，有責任闡揚中華精神，為重建中華主流文化和禮義之邦，為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創造力做出自己的貢獻。張岱年先生用《易傳》的「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來概括中華精神，我再加上一句：「剛健中正。」即中立不倚、和而不流；自愛愛人，自信信人，自尊尊人。中華民族在歷史上之所以生生不息，昌盛不敗，又沒有走上殖民擴張的帝國霸權之路，就在於它的民族性是頑強的、寬厚的又是中和不偏的，有情理兼具的人文理性精神。近代以來，在西方文明大潮衝擊下，中國積貧積弱，文化面臨新的調整和轉換再生，有些中國人失去了文化自信力，主張全盤西化。當代中國正在崛起，又出現了盲目自大、鼓吹霸權主義的苗頭，小說《狼圖騰》被熱捧多年，至今頗有市場便是證明。該書宣揚野蠻殘忍的狼性，認為它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實際上是要中國走帝國主義道路，這是根本曲解中華精神，為西方「中國威脅論」提供口實，我們要加以抵制。中華民族是剛健中正的民族，不卑不亢，堅毅而好禮，矯健而多姿，既不會像羊那樣怯懦，也不會去效法狼性的兇狠，而會像游龍出淵，騰飛在天地間，給人類帶來甘霖與和平。學者要把握好中華民族的精神方向，致力於道德理性的提倡，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三、比較中西，提煉中國模式和經驗

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由於西學的引進而有新的格局，使傳統學問發生質的飛躍。融會中西是中國人文學科現代轉型的必由之路，不然國學就走不出中世紀，開不出新形態。民國時期人文大師的主要歷史貢獻就在於「融匯中西、貫通古今」八個大字。但是西學以「兩希」（希伯來與希臘）文化為背景，有其民族和地域的局限性，當西方話語鋪天蓋地而來、籠罩中國學界的時候，中華歷史文化研究不能不被曲解、變形，而成為西方學術的附庸，是其評判標準下的東方例證。有人曾經用單線進化論的話語判定中國傳統學術比西方當代學術落後一個歷史階段，否定兩者之間的民族性差異。有人用自由主義話語判定儒學為主幹的中華文化核心是專制主義，妨礙民主與科學的發展。事實上，西方人文學術是多元化的，學界主流在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同時，也重視以往的古典文化傳統，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對中國文化抱有崇高的敬意並認真加以吸收。有些中國學人用來否定中華文化的所謂「西方模式」，往往是不準確的，有很多主觀構想的成分。中國大陸還曾長期使用蘇聯斯大林、日丹諾夫話語來解釋中國哲學發展史，簡單劃分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大陣營、兩條路線，把孔、孟、程朱、陸王作為唯心主義來批判。即使在中國哲學史中找到一些唯物論和辯論法因素，與西方古典哲學相比也只是初級的樸素的不成熟的。在西方話語主導下，中國哲學和宗教的合法性也成了問題，儒學是哲學還是宗教長期爭論不休。事實上，中國人文學術與西方人文學術進路不同，需要平等對話和互補。假如我們能夠既吸收西方普世性話語，又恰當運用中國話語，就不會抹殺中華文化的特點和優點，而能彰顯其民族性與現代性，對西方學術也會有所補益。中國學者應當有跨文化的視野，同時主動向世界提供文明發展的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不能只做西方學術的傳譯者。

例如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側重點不同，中心在人生哲學不在認知哲學，不以思維與存在的關係、主體與客體的關係為主題，因此知識論、邏輯學不發達；而以人格養成、境界提升為主題，因此人性論、修身論發達。20世紀80年代，我曾與朋友們合寫過《中國傳統人生哲學縱橫談》一書，列出「價值觀」、「人性論」、「人格論」、「命運觀」、「生死觀」、「苦樂觀」、「朋友論」、「修身論」、「善惡論」、「忠孝觀」、「婚姻觀」、「養生論」、「解脫論」等十三個專題，進行研討，目的是反思過去的人生，創造當今的人生，探索未來的人生。所思未必盡當，方向卻需要堅持。我還認為，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如西方歷史上那樣相對獨立發展的哲學史傳統，而有包含哲學在內的綜合性的思想史傳統，因此中國哲學史最好能夠寫成中國思想史。馮友蘭先生晚年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就是朝這個方向拓展的代表作。

二十年以來，我的主要精力從哲學轉到宗教學與宗教史研究，借鑒西方宗教學成果，從中國宗教和世界宗教實際出發，在比較中思考中國宗教文化模式問題。世界文明中有四大主流模式：一是以基督教為底色的歐美模式，二是以伊斯蘭教為覆蓋的阿拉伯模式，三是以印度教為主導的印度模式，四是以儒學為底色、儒道互補為基脈、儒佛道三教合流為核心的中國模式。西方學者撰寫的世界宗教史和論中國宗教的著作，以基督教為背景框架，與中國文化有很大隔膜，論及中國宗教，或曰中國宗教是個大雜燴，或曰中國只有世俗迷信而無宗教，或曰儒學是宗教，或曰儒學無超越性，是現代化的阻力，等等，皆不得其要領。中華民族的文化自有其統緒和結構，是多元化的有機整體，又是綿延不絕的流動長河。中華宗教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文化的模式是多元通和，它是建立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基礎之上的、以中和之道為精神方向的文化模式，其特點是具有較鮮明的綜合性、融通性和人文理性；人道引導神道，政教關係是政主教輔；宗教自古就是多教、多神、兼信，包納各民族民間信仰，沒有一神教的傳統；哲學與宗教、宗教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和諧是主旋律，而且漸行漸近，通而不同；以敬天法祖為基礎性信仰，以人本主義儒學為主軸，向外開放，不斷吸收外來的宗教和哲學，包括一神教，並使之中國化，成為多元和諧的因素。溫和主義是主流，信仰之間的矛盾不易引起衝突與對抗，外來一神教受仁和精神的影響，逐漸減弱其排它性，成為其他信仰的好鄰居。中華文化多元通和模式是我們應當繼承和發揚的優良傳統，也會為建設多民族多宗教的和諧世界提供中國的智慧和經驗。這一學術成果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認同。

四、涵泳古典，入其內而後有覺解

北大以馮友蘭、張岱年、朱伯崑諸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哲學研究傳統，是歷史與理論兼治、資料與觀點並重。他們是一流哲學史家兼哲學家，對中國文化史和哲學史史料備熟於心，如數家珍，同時有深刻理解，精於提煉。馮先生指導我的研究生學習時，不一味灌輸知識，而強調態度和方法，就好比「點石成金」，學生不必熱心索要現成的金子，而要學會點石的本領，即所謂「授人以漁」。他提示我與我的同學，學習古典要「涵泳」，這是一個基本態度和方法。「涵泳」二字是馮先生一生治學經驗的結晶，要言不煩，當初不理解，可我牢記到今天，也品味到今天，受用到今天。「涵泳」本義是水中潛游，引申到做學問，就是要求學者深入到研究對象和原典之中，潛心品味體會，爾後達到在其中自由穿行。朱熹曾謂研討古義要「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朱子語類》五）。馮先生不同意帶著成見去讀書，要我們順著古人的思路去想，弄清本義，然後再作評論，這是一種「入其內而後覺解」的功夫。湯用彤先生曾提出研究佛教的十字訓：「同情之默應」、「心性之體會」，正是涵泳的精神。閱讀古典要抱有敬意，踏下心來細讀、熟讀、體味，不急於評判，如馮先生所說：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然後吸收其精華，剔除其糟粕，總結其經驗，借其辭而悟其意，以便增加今人的涵養，激發出更大的創造力。這是治學的著力點，並非盲目崇古，更非蠻橫貶古。涵泳既要求尊重古人，又要求回歸自我，至今是自己堅守的治學態度。現在有人仍居高臨下，對古典隨意指責詆毀，往往是由於思想為某種文化激進主義理論框架所限，脫不出來；或者情緒浮躁，不能靜心讀書、潛心體悟，不能據實自判，遂為流行話語所左右。老子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揭示了事物前進運動中曲折往複、回接源頭的規律性。古代文化經典在文化發展史上有其不可替代的源泉地位，爾後的學術流派或向前衍生或有所偏失，學者需要不斷回到原典作檢討，重新理解它的精義，再向前邁進。所以經典需要終身閱讀，每讀一次都會有新的體會。

讀書有兩種：精讀與泛讀，經典作品精讀，一般作品泛讀；原創性作品精讀，介紹性作品泛讀；代表性作品精讀，流行性作品泛讀。一篇好文章，一個好觀點，抓住不放；故弄玄虛、陳陳相因的論著不讀。這樣才能把有限的時間用在刀刃上。閱讀經典要注重歷史文獻關鍵文字的考證、訓詁、糾謬，以便準確把握文本；同時還要吸收考古發掘新發現的甲骨、簡帛資料，與傳世古籍比較印證，如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皆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治中國思想史必須訓詁與義理並重，不迷信權威，善於選擇和推出新解，成一家之言。還要專精與廣博相結合，在諸多學科之中，以本學科為主，兼顧他科；在儒、佛、道三教中，以一教為主，兼顧二教；在一教之中，以專題為主，兼顧通論；在經典文化研究的同時，還要兼顧民俗文化；在面向漢族主流文化的同時，還要兼顧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季羨林先生提出的「大國學」的概念是重要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走勢，一方面學科分化，越分越細；另一方面學科交叉，日趨綜合。學術研究要求更多學科的知識，而當前知識「爆炸」，作品難以計數，看不過來。因此，做學問難，現在做學問更難。我的天分不高、能力有限，只能盡己之性，朝著兼修方向去努力而已。我涉獵學科較多，有人稱我為雜家，但只是小雜，達不到大雜，大雜需要有大學問。但在雜多之中我堅守主攻方向，用己之長，避己之短；前期以儒道互補為主，近期以民族宗教為主，不敢太多旁騖。我輩乃哲學出身，有理論思維習慣，而缺乏文獻考據學的系統訓練。因此要補課，掌握前人對主要古典的代表性注釋，加以比對選用，以便使用可靠和典型資料進行理論加工，這樣可以持之有據，防止虛妄。但自己不敢接受以考證、注釋為主的研究題目，學力所不及也。這並不妨礙自己認真使用有價值的文獻研究成果，甚至可能從理論的高度對考據名家的某些論斷提出異議和糾正。經學史上常有兩派之爭，義理派斥訓詁派為「支離」，訓詁派斥義理派為「空疏」，實則可以互補，相得而益彰。朱熹的《四書集注》就是訓詁與義理統一的成功典範。

五、綜合創新，開拓個性化的學術之路

綜合創新論是張岱年先生於1987年提出的理論，得到學界普遍認同。綜合是創新的基礎，創新是綜合的目的。只想創新而不能廣泛借鑒已有成果，只能是閉門造車，簡單化的標新立異；只會綜合而不能有所開創，則不過是資料的陳列和觀點的評介，而在理論上必然跟隨他人之後，盲目效法，或者茫然無所適從。在曾經有過的社會生活高度政治化的時代，學術與政治之間還存在著種種緊張關係，學者必須有「以德抗位」的精神，頂住權力不當使用所造成的對學術的壓力和誘惑，需要有堅毅不拔的勇氣。政治講求利害，學術分辨是非；學者不能言不由衷、曲意阿世。陳寅恪先生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我的座右銘。尊重而不依傍他人，保持學者的獨立人格和自由空間，才談得上創新。創新是學者的責任，否則研究沒有意義。但是創新談何容易，要付出艱苦的長期的勞動；做出的成果是否有所突破、有益社會，還要在學術爭鳴與社會實踐中加以檢驗。

人文學術研究既是創造性精神勞作，必然具有高度個性化特點。除了大型文化書典、古籍整理、教學課本等工作需要集體協作外，原創性的研究主要依靠個體腦力勞動和自主思考。迄今為止，自己在個性化的學術探索路上，積累了一些成果。計其大者有以下幾項：

（一），以敬天法祖為依據，提出「宗法性傳統宗教」的概念，用以表述中國人的基礎性信仰，從而澄清「儒學宗教說」造成的理論混亂。敬天法祖是宗教，儒學則是帶有宗教性的人學，兩者有交叉，但統緒有別，並非一回事。

（二），提出中華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儒學是主幹，儒道互補是基脈，儒佛道三教是核心，其他宗教是外層；它是多元的又是和諧互滲和開放的，內部形成有中心有層次的結構，這也是一種良性文化生態。

（三），提出中華大道的特色和本質是「中和之道」。其在儒家，為大中中和之道；其在道家，為陰陽中和之道；其在佛家，為因緣中和之道。中是以人為本，順乎潮流，合乎民心，不走極端，無過與不及之失，謂之「時中」；和是承認事物多樣性、平等性和共生互補性，促其協調發展，謂之「兼和」。

（四），上承孔子、孟子，中接朱熹、王陽明，下續譚嗣同、熊十力、馮友蘭，提出「新仁學」構想的六句要義：「以仁為體，以和為用；以生為本，以誠為魂；以道為歸，以通為路」；把仁學歷史演進不同階段中所包含的「仁愛」與「和合」、「生命」與「真實」、「道源」與「通達」的內涵揭示出來。

（五），提出「溫和無神論」的概念，用以表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觀，劃清與法國戰鬥無神論的界限，超越蘇聯的「宗教鴉片論」和「與宗教鬥爭論」的激進主義。它是無神論的，又能尊重他者的信仰，包括有神論的宗教，形成和諧關係；它維護人們選擇信仰的基本人權，並以開放的心態吸收各種宗教與非宗教文化的思想營養。宗教學者對待宗教的態度，既不是信仰宗教，也不是反對宗教，而是用理性去說明宗教。

（六），將以往平行發展的民族學與宗教學從理論上結合起來，創立民族宗教學，為中國特色宗教學增添一個新的分支學科。《民族宗教學導論》一書已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它是集體的智慧結晶。我所做的工作是：（1）確定它的宗旨與核心理念是「族教和諧，多元互補」；（2）追尋它的中外歷史學術淵源；（3）承接中國學者積累的學術成果；（4）明確它的研究對象、範圍和方法；（5）闡釋它的主要概念之內涵外延；（6）圍繞民族與宗教互動關係的主軸提出它的主要議題和思路；（7）提煉中國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民族宗教學的框架結構已經初步搭建起來，開始用於大學教學實踐，在社會上也產生良好影響，但它還不成熟不完備，期待社會的討論、批評和建議。中國民族報的評論是：幼苗雖小，卻有遠大前程。

六、知行合一，在學術研究中提升人生境界

中國儒家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和「知行合一」之說，道家有「為道日損，為學日益」和「逍遙遊」之說，皆主張求道之學不在積累知識，其要在於叩問真理、提升人生、樂在其中。儒、道、佛的學問都是生命的學問，目的是成就一種境界超邁的人生，成就一個「清明安和」（梁漱溟語）的社會。如不能與人生體驗相結合，不在生活中感受它的樂處，是不能有所真知的。馮友蘭先生認為哲學的功用不在增加實際的知識，而在於提高心靈的境界，這是繼承和發揮了中華傳統哲學的精神，由此他提出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說，至今還在發生影響。我很認同中國傳統的境界哲學，在探索哲學的理論發展時，不忘記與自身的人生價值追求、心態優化相結合，不忘記「明體達用」的目標，使研究不游離於社會現實之外。如此去做，既可以自家受用，據以安身立命，把聖賢和大師的智慧部分地轉成自己的智慧，在人生旅途上發揮助益作用，又可以把所思所悟融入著書立說、研討講學之中，與他人分享，與讀者發生共鳴，從而回報於社會。

孔子的忠恕之道和「三達德」之說，老子的「聖人不積」和「上善若水」之說，孟子的「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和「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之說，莊子的「遊刃有餘」和「法天貴真」之說，王陽明的「致良知」之說，呂坤的「學以自得為宗」，焦竑的「從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都對自己探索人生之路發生重大影響。近世熊十力「尊生健動」的哲學，馮友蘭「人生四境界」之說，張岱年「綜合創新」、「人格尊嚴」之說和他的忠厚益人之德，更直接進入我的精神世界，使我的生命增加了厚度和廣度，增強了回彈力和後續力，充實了能量，有勇氣面對人生難題，在挫折中前行，在反思中探索，不再茫然困惑，終於能夠從容自在地工作和生活。

如果有人問我：你的信仰如何？我可以明白告訴他：在政治方向上相信社會主義，嚮往普遍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共同富裕，人民都過上幸福有尊嚴的生活。在人生態度上，以儒道互補為價值取向。儒家是進取的哲學，它使我有社會責任心，關心國家民族和人類的命運，努力參與社會文明建設，有敬業樂群的精神。道家是內斂的哲學，它使我恬淡豁達，在進取時不忘捨棄，在入世中能夠超脫，進退自如，從容自在，不喪失自我，努力開拓屬於自己的精神空間。這就是今天的真我，過得充實而愉快。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的學者認為，當代儒學不再能夠擔當傳統意義上的塑造國民性格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學理之事，而非真正的實踐之事、生命之事，儒學只能走知識化專業化的道路，新一代儒者不再以傳統聖賢相期許。如此說，儒學不再是關乎生命成長的學問，變成工具性的專業知識，為的是適應當代社會專業分工與專業訓練的需要。這樣一來，儒學必將失去信仰和道德的高度，與護持國格、涵養人性了不相關，也就等於失去靈魂，並會墮落為集團謀求功利和個人追逐名利的工具。儒學遭遇的政治工具化、學問利祿化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時常發生，而為世人詬病。為保持儒學的真精神高品格，孔子強調「為己之學」、「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強調「思誠者人之道」，《中庸》強調「至誠無息」、「不誠無物」，程朱強調「誠敬」、「誠意」，皆擔心儒學失真轉假，淪為偽學。在當今功利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儒、佛、道三教都面臨著被工具化的高度危險性。我覺得，為適應當代教育方式和文化傳播的特點，包括儒學在內的傳統學問，其形態的現代化、知識化是必要的，所以牟宗三先生提出要從知體明覺轉出知性主體。但是此乃「知體明覺之感應而不失知體聖德之本義」，以德為體以智為用是不能改變的。當我看到有些研究儒家的學者「仁」、「智」脫節，乃至個別人觸犯法律，失去做人的底線，感到痛心疾首，益發堅信陽明「知行合一」之真確，「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儒學研究不是普通的職業工作，乃是安頓心靈、理順中華民族文化生命的神聖事業。我對自己的要求是：用儒家的精神做儒學的事業。儒學如不能感動自己，亦不能經由自己感動他人。當然，聖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人格，只須心嚮往之；而做君子不做小人則是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按照馮友蘭先生「四境界說」的要求，做人應當不斷提升精神境界，對多數人而言，關鍵的一步是從功利境界上升為道德境界，不再以名利權勢為最高追求和快樂，而覺解到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以利益社群、創造開拓為最大幸福，在精神和事業中尋找樂地，這樣，人生就有了超出個人的意義。中華人文學者尤其應當率先進入道德境界，以自身的人格和氣象展示中華文化的魅力。

結語

以上體驗和所得僅屬於自家之思，略作概括而寫出來，只不過是想以「過來人」的身份給青年人提供一份參考，或可有助學之用。社會風氣變幻無常，而變之中應有不變之道存焉。學術應本於良知，與權力、財富保持恰當的距離，不可急功近利和隨波逐流。我不能保證觀點正確、體認恰當，我只能保證點滴皆是自得、心意發於真誠。我的人生和為學仍然是進行式，繼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我會在探索中不斷反思，樂學不厭，過則勿憚改，使思想儘可能保持活躍狀態。我的朋友、年逾八十的文庸先生送我一件自撰自書條幅，其文曰：「離經而不叛道，尊崇決不迷信，保守切忌泥古，求索慎勿盲從。」小注曰：「平生孜孜以求者僅此而已」。此乃其一生積學所悟，深得我心。我用它來激勵和提醒自己，不僵化、不退步，學到老、思到老，不停地做點有益於中華學術發展的事情，是來日之所願也。

牟鍾鑒

20160420

（統籌：啟正；編輯：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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