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教育「供給側改革」
導語：從「小升初」的變來變去，到高考方案的不斷調整及錄取名額分配變動，無不引起尖銳矛盾。其核心問題其實是「優質教育」供給長期嚴重不足。
經濟觀察報 雷頤/文 教育與國家、民族、家庭、個人的關係密切而重要，教育體制的些微調整都與被影響人群命運息息相關，受影響者對此自然極度關心、極度敏感。一些細微的調整，受益者與受損者態度自會冰火兩途。從「小升初」的變來變去，到高考方案的不斷調整及錄取名額分配變動，無不引起尖銳矛盾。其核心問題其實是「優質教育」供給長期嚴重不足。
為緩解這種矛盾，有關方面確實盡心竭力，想出種種辦法，但迄今為止，成效有限。因為種種變革方案多在「需求端」大做文章，相對而言，在「供給側」著力遠為不夠。由於對優質教育的需求極為旺盛，如無供給側大幅度調整、改革，需求端的改來改去也無異於杯水車薪。不僅無濟於事，反因利益格局的頻繁調整、變動而可能引起更多的矛盾。如果這種供需長期嚴重失衡，矛盾長期得不到緩解，不僅會導致教育發展緩慢，還將影響到社會穩定與健康發展。教育體制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應是盡最大可能放開供給。
教育供給側的放開，於國於民，利遠大於弊。清末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面臨著現代化轉型，需要大量現代政治、法律、科學、工程技術、農業、醫療衛生、財政金融、新聞……方方面面的專業人才。但在1905年科舉考試被廢止前，國家教育體制仍是以科考為中心，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完全以科舉考試為依歸，學習內容主要是義理、詞章、考據，尤其是已然僵化的八股文章。雖然洋務派認識到現代社會需要大量專業人才，衝破巨大阻力興辦了一些新式學校，但數量有限，培養的人才也有限。這個階段，官方教育體制外的另一種教育體制悄然而生，漸漸發展，為社會供應了相對多的現代化專業人才。
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來到中國廣州傳教，但迫於清政府的禁教令，只能潛居在英國駐廣州的商館裡活動。1818年，他在馬六甲創辦了第一所教會學校——英華書院，作為擴大都會影響和傳教的工具。
1830年，美國傳教士俾治文寄名美商同孚洋行，居留在廣州洋行貿易特區內。他在廣州收留了幾個學生，開辦了學校，用以傳教。
五年後，德國傳教士郭實臘的妻子在澳門收留了幾個女孩，開了一個讀書班。
1839年，馬禮遜學堂在澳門開辦，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與第一個留英學生黃寬就在該校就讀，後隨教師布朗夫婦前往美國。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大門洞開，香港迅速取代澳門地位。1842年，澳門的馬禮遜學堂前往香港。兩年後，馬六甲的英華書院也遷到了香港。同年，英國「東方女子教育會」的阿爾德賽女士在寧波開設了第一所女子學校；倫敦會在廈門開設了英華男塾。
1845年，美國長老會在寧波建立一所學塾，1867年遷往杭州，名為育英書院，後來發展為之江大學。
1850年，上海有教會辦的英華書院、清心書院、徐家匯公學等。
1853年，福州有教會辦的格致書院，天津有望海樓天主堂附設的法漢學堂，以及誠正小學和淑貞女子小學，1864年山東蒙養學堂、北京貝滿女塾，1867年北京潞河男塾……
到1875年，全國教會學校總數達800所，學生達兩萬人。到19世紀90年代，教會學校進一步增加到2000所，學生4萬人之多。這些學校不僅免收學費，還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費，學生主要為貧苦教徒子弟或無家可歸的乞丐。
19世紀中葉，中西方剛剛開始接觸，外國教會學校很難招到學生，但是傳教士們通過與貧民接觸，用為貧民施衣、施食、施醫、施藥等方法消除了貧民對洋人的疑惑，一些最貧苦家庭的孩子被免費招進了教會學校學習。這時的教會學校更具宗教、慈善性質。
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中國社會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增加，傳教士們便不再滿足於低層次的傳教活動，要求在中國發展高等教育。1864年，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及其夫人在登州設立蒙養學堂，招收6名貧家子弟，施以基本的西學教育和宗教教育，學制六年。這就是登州文會館的前身。1877年，學堂定名登州文會館，學制六年，被認為是最早的教會大學。
1876年，教會學校由19世紀60年代初的不足200所發展到1876年的大約800所，學生人數達到兩萬名左右。面對這種情況，教會學校決定更正規地辦學。此後，教會學校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顯著變化：一，按照西方正規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規的教學體制；二，世俗知識在教學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並開始「中西學並重」，增加中學比重；三，專職教育家當老師；四，招生對象由原來只是社會底層漸漸向富家子弟轉變。
於是，許多教會學校開設了大學課程，逐漸向教會大學過渡，如上海的約翰書院、中西書院，廣州的格致書院，北京的匯文書院，南京的匯文書院，通州的潞河書院等等。19世紀末的教會大學，無論從其學制、課程上還是從其設備、教學手段上看，均還不完善，教學質量更不能與西方普通大學相提並論。但是，因教會大學的出現，一套比較完整的現代教育體制卻移植到了中國，幼兒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等，在中國官方教育舊的體制外形成了一套新的教育體制，打破了官府教育的壟斷地位，推動了現代中國教育向現代的轉化。
與中國傳統教育相比，教會學校的顯著特點有以下幾點：一，男女都有受教育權利，教會女子中學的產生要早於國立女子中學二三十年，並且教會女中學生在所有中學生中所佔的比例，遠遠高於國立中學中的女生比例；二，培養現代知識人才；三，全面教育，德智體美；四，教學方法實行分科、分班、分級教學，強調實驗。
從1902年清廷學部擬定一系列辦新學的文件到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全國掀起興辦新式學堂的高潮，亟需從數理化到音體美的現代學校教育的教師。此時，創辦已數十年的教會學校無意中為各省學堂「儲備」、輸送了一大批教師。如1901年山東大學堂創辦時，美國傳教士、曾任教於山東登州文會館的赫士應山東巡撫袁世凱之請，率領文會館中外教師，在1個月之內就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省立大學，擔任總教習。
據1910年調查統計，登州文會館及廣文大學的180名畢業生中，58%在全國各地任教。1926年，聖約翰大學畢業生有72人在教育界任職，其中大學校長2人，大學教師65人，中學校長5人。1938年，燕京大學統計，其1700多名畢業生中，有39%從事普通教育，15%從事研究和高級教育。據1937年的統計，各教會大會畢業生有41%在從事教育。在國立大學、私立大學以及中學裡，從事英語、農科、醫學、體育、音樂等課教學的，絕大部分是教會大學畢業生。
20世紀20年代起，教會大學由於其本身的不斷完善、發展，開闢了許多學科新領域，從而帶動了中國有關農科、法律、新聞、醫學等方面的教育與研究，如金陵大學農學院、東吳大學比較法學院、燕京大學新聞系和社會學系、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齊魯大學醫學院等，在國內都具領先地位。
與現代化建設緊密相聯的外交、電報、鐵路、海關等部門，不僅需要專門知識，還需要有堅實的英語基礎，教會大學的學生在這方面優勢明顯，在這些機構中任職者也為數甚多，填補了這方面人才之缺。
從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30年代，是我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重要的機關、機構都在此階段建立、完成。官方體制外的教會教育體制，適時為這些機構、機關提供了所需人才。
當然，歷史不能簡單比附。當年的教會學校是在國權日損的情況下誕生、發展起來的，但這種教育體制外「供給」，卻是適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明顯減弱了1905年廢科舉，即舊教育體制崩潰後帶來的震蕩。這個歷史的經驗，仍有意義。
增加供給，就是對內對外的開放。
對國內民間資本進入教育領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領域，應放開嚴格管控以迅速增加供給。現在民辦大學、獨立學院或曰二級學院問題確實既大且多，但從根本上說，這些問題仍是種種體制性障礙造成的。也有人說，現在開始民辦大學是遠水不解近渴，但當年的南開大學、廈門大學，不都是私人創辦的么？都在不算太長的時間內就有了相當的基礎與良好口碑。
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是在主權不斷受損下的「被迫開放」、「被動開放」，而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主權完整下的「主動開放」。這種主權在我的主動開放，使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狀況發生了深刻變化，經過幾十年的努力，GDP已居世界第二。雖然仍有重重困難、問題、曲折，但已經闊步行進在民族復興大道上，對教育的開放，應理所當然地更加自信。這種對外開放，當然是「主權在我」，加強政府的監督管理，揚其長、避其短。
經國家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的「上海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NYU Shanghai），簡稱「上紐大」，就是這種新開放的有益嘗試。根據《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外國大學只能選擇中國境內高校共同辦學才能獲得中國政府的許可，上紐大是美國紐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兩所著名高等學府的強強聯合辦學，也是世界一流大學攜手中國重點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創建的第一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和學位授予權的中美合作大學。上紐大於2012年8月15日正式掛牌成立，一年後第一批本科生正式進入校園開始大學生活。這第一批本科生，今年已是大三的學生了。他們的學習生活可好？學校三年的辦學實踐有什麼值得重視的經驗和教訓？認真總結，對未來的開放當有價值不菲的意義。■（作者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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