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在海參崴有一批耀眼的中國炒房團

文 | [俄]聶麗·米茲 德米特里·安洽

摘編自《中國人在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歷史篇章（1870~1938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月，本文已獲出版社授權，有刪改。

中國人蔡

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第一個「蔡街」

中國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聚居的第一個傳奇性地方是按章程規定所建設的蔡的房產，這棟房子由斯維特蘭娜大街、阿列烏茨克街和北京大街之間相鄰的兩塊土地構成。

中國人蔡的房產，1888年攝

中國人蔡是個謎一樣的人物，他究竟是什麼時候來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還無法確定，但是不會晚於19世紀70年代。無論在任何一份官方文件中都沒有他的全名，只是一個字——「蔡」：「中國籍人士蔡」「滿洲人蔡」。應該認為，他也沒有宣布過自己的名字。蔡有3個妻子，而俄羅斯當局對此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干預別人的「傳統」。

中國人的家庭，20世紀初攝

中國人蔡1882年6月8日「英年早逝」，留下了三房妻子和兩個未成年的兒子——蔡文中和蔡文正。

因為蔡的兒子未成年，不能支配父親的財產，「符拉迪沃斯托克區判決，滿洲人蔡的財產交由監護管理局負責」。

第一個監護人任命了蔡的前管家——常樓司，他在提交了監護報告之後，就從符拉迪沃斯托克消失了，捲走了被監護人的大量財物。

1884年初，市政管理局已經不再信任中國人，任命了退休官員切爾尼亞夫斯基作為監護人，來「監護已故中國人蔡的孩子和財產」。

弗.尼.切爾尼亞夫斯基總體來說謹慎而精打細算地管理著蔡的財產，跟蹤他受託管理的財產，甚至為了防止火災還上了保險。

然而，他與繼承人之間發生了非同小可的衝突，因為切爾尼亞夫斯基只根據自己的裁奪來出租房子，並且用部分由其監護的錢拿去「掙錢」，放貸出去掙利息，而按照繼承者的看法，他把這些錢租給了不可靠的人——切爾尼亞夫斯基個人的熟人。

1887年，蔡的遺孀蔡孟李氏決定「走出陰影」，聲明自己的繼承權。她邀請了官員尼.亞.斯捷潘諾夫作為自己的受委託人。

她提供了自己是「頭房妻子」並與自己親生兒子們的關係，遺憾的是，沒有得到確認。結果在經過半年曲折的調查後，在蔡孟李氏最終對監護人切爾尼亞夫斯基「支配財產損害了監護和繼承者的利益，儘管這些違法行為表面上看是合法的」的訴訟獲勝之時，1888年10月12日，第六街區發生了一場猛烈的大火。起初是被監護的房產中一棟樓起火，很快就席捲了整個「蔡街」，並向鄰近的庫別爾的地段蔓延。這對基本上都是木質房子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造成極大的威脅，為了防止更大的災難，軍隊也緊急出動，幫助消防員滅火。

火災的後果非常嚴重。木質的「蔡街」完全被燒為灰燼，磚房子也只剩下了殘垣斷壁。

可以說，切爾尼亞夫斯基是有遠見的，他為房產投了保險從而為蔡的繼承人保留了35000盧布，這是以保險費的形式補償的。

蔡孟李氏於1888年掌控了「化為灰燼」的產業。

蔡氏兄弟1890年開始建設新房屋，為緩解資金方面的困難，他們賣掉了一部分地塊（總面積的1/3）。

1893年，蔡的繼承人們在第47號和第48號地塊上已擁經有價值達6萬盧布的不動產；1897年為10萬盧布，1900年為12萬盧布，1902年為18萬盧布，1906年為24萬盧布。

根據稅務機構的資料，1914年，房產總收入為30180盧布，凈收入為20522盧布。

做個比較：當年高利潤的「中心」賓館帶給格里登什騰德的利潤總共為3509盧布。

在蘇聯時期，這些建築大部分被轉交遠東海運公司。現在，這裡是「阿列烏特」商務大樓。

阿列烏茨克街和北京大街（海軍元帥福金街）街角處蔡的房屋，如今這裡是「阿列烏特」商務大樓，1940年代攝

中國人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房屋擁有者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擁有不動產的中國人相對來說一直不多。在不同的年代平均不會超過20人。

在十月革命前的年代，擁有不動產的中國人是一些城市老住戶，他們是在1892年6月18日前購買的地產。

1892年之後，所有外國人買地的請求都遭到了拒絕。中國企業家別無選擇，只能租賃建築物或者租地來蓋房子，當然，這有一定風險。主要是，在別人地塊上建起的房子不能在承包官方項目時做抵押。

1917年2月俄羅斯帝國崩潰後，這一法律的合法性被撤銷，其中包括今後的禁止外國人購買土地。

而且，1918年2月，布爾什維克對銀行、工業企業和商業企業實行了監督，俄羅斯商人倉促地把自己的企業自然連同土地，出售給外國人。

至於中國人，十月革命以後，某些過去的租賃者成為擁有完全權利的房主，作為外國人，他們的財產沒有被國有化，這一點保留了很長時間。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國房主，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分為幾種，一種人與蔡類似，把自己的地塊變成了真正的「螞蟻窩」，儘可能從中國住戶那兒獲得最大化的利潤；還有一種人沿著蔡的繼承人的路，在自己的地塊建造起歐洲風格的房屋，在這些建築里出入的中國人中只有傭人或商業企業的職員。

瑪利亞·庫別爾

海參崴最大的「地產主」之一

在中國房主中，瑪利亞·庫別爾的命運引起了人們特殊的興趣，就出身而言，她是中國人，而其家庭——一半是中國人。

美國公民卡爾·亨利·庫別爾是外國「移民先鋒」之一，享有免稅買賣外國商品的權利，這是1862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提供給外國公民的。免稅口岸把外國商人和外國商社的代表吸引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他們中許多人的名字直到現在還廣為人知：德-弗里斯、坤斯特和阿里別爾斯、斯密特、傑姆比、庫別爾。

這個城市的地理地圖「記住」了庫別爾——費多羅夫小海灣區的斯科特半島的一個岬角以他的名字命名，鷹巢山西北坡的山谷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庫別爾在自己的故鄉開始商業活動，之後來到中國，在那裡他與接受了基督教的中國女子美麗結婚，1864年4月又來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這裡一直待到其生命結束（1880年代中期）。就信仰來說，庫別爾屬於基督教的路德派教徒，1864年，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聖母升天教堂為自己的三個兒子受洗，皈依了東正教。1865年4月，25歲的美麗·庫別爾也接受神聖洗禮，皈依了東正教，並更名為瑪利亞·庫別爾。

卡爾·庫別爾在市裡開起了賓館、小酒館，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還從事撈海帶、採金等行業。

根據某些資料記載，庫別爾和瑪利亞夫婦育有14個孩子。最大的3個孩子在中國就出生了，兒子葉夫蓋尼和約瑟夫於1882年被「紅鬍子」在普拉斯通灣殺死，在那裡，庫別爾「捕撈海帶，有房子，並出售滿洲人的商品」。

庫別爾夫婦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最大的「地產主」之一。1870年代初，當土地價格急劇上漲，每平方俄丈上漲超過了3個銀戈比的時候，他們在市中心獲得了10塊以上地皮，然後，他們把其中的一部分轉賣出去，以此獲利，其他的幾塊地皮作為大女兒艾米麗的嫁妝，艾米麗嫁給了美國商人艾斯卡爾·斯密特。

最初以瑪利亞·庫別爾的名義得到的4塊地皮與第六街區的中國房產主蔡的地皮相鄰。第49號和第51號地塊對著斯維特蘭娜大街（現在是斯維特蘭娜大街7號和9號），第50號和第52號地塊對著北京大街（現在是海軍元帥福金街6號和8號，那裡有一家名為「庫別爾之家」的咖啡館）。

作為蔡的鄰居，瑪利亞·庫別爾也遭遇了1888年10月12日的火災。

當然，瑪利亞·庫別爾沒有從當局得到任何「救濟」。她在城裡還留下了足夠的可帶來收入的不動產以「自力更生」，主要是在阿列烏茨克街和北京大街上的房產。

瑪利亞·庫別爾不僅作為19世紀末符拉迪沃斯托克最富有的婦女，而且作為符拉迪沃斯托克第一家劇院的創建者被載入這座城市的史冊。

不同年代有關「瑪利亞·庫別爾劇院」的文章報道說，為了適合進行舞台表演和舉辦文藝節目，她在阿列烏茨克街和北京大街的十字街頭建造了一座大房子。

1872年，在這個劇院里，巴庫舍夫的劇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歷史上首次排演了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歌劇。

1890年代初，又一次傳染病來襲，劇院因為衛生狀況不符合規定被拆毀。但是不久，在這個地址上又建起新的木質建築，裡面開設了「臨時中國劇院」，可以容納400名觀眾。入場門票的價格不一——從50戈比到1.5盧布——取決於演出場次和演員演技水平。

新劇院，確切地說是卡巴萊式的遊藝雜耍咖啡館，是由瑪利亞·庫別爾的繼承者，她的兒子亞·卡·庫別爾建造的。

瑪利亞·雅可夫列夫娜·庫別爾於1890年3月14日去世，埋葬在城裡的波克羅夫公墓，她丈夫卡爾·庫別爾也安葬在那裡。

邰彩玲

遠東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邰彩玲（因為這個名字在她的申請書和聲明書上經常遇到，以後我們就這樣稱呼她）是遠東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如果不是首富的話。眾所周知，她的財富主要來自毛皮買賣，她也出租自己的不動產，並把部分財產用於慈善事業。

邰彩玲

目前還沒有有關邰彩玲家庭的任何確切信息。有一種印象是，她一直是一個人生活。總體來說，儘管她非常出名，但是有關她的信息少得可憐。

邰彩玲多年來是漁業老闆格奧爾基·傑姆比的委託人，因為傑姆比與家人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遠東各個偏遠地方自己的漁場中。邰彩玲作為股東參與了傑姆比的漁業企業，並因此獲得收入。

一個有趣的事實：在1910年發行的「紀念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市和烏蘇裡邊疆區合并50周年」的周年相冊里，他們的照片被並排洗印出來，照片下注有「邰彩玲——中國女人，大地產主，老住戶；傑姆比——大房產主，老住戶，漁業主」。

管理著傑姆比的財產，邰彩玲沒有忘記在57號地塊的建設，1907年，她修建了新的舒適的賓館，起名為「德國人」（1914年與德國的戰爭開始後，改名為「民族」飯店）。如果以後在檔案研究中發現，邰彩玲是這家飯店的共同所有者，這不會讓人驚奇。

邰彩玲本人在斯維特蘭娜大街有房產，這是在1880年代獲得的。就如同以前一樣，如今的地址是：斯維特蘭娜大街23號。在1890年代初期，這裡有商店、倉庫和木質住宅。

1909年，邰彩玲建造了巨大的三層磚樓，這幾乎佔去了她擁有的全部地塊。時至今日已經過去100多年，由於三層樓的第一層裝修用了上釉的綠色瓷磚，故被稱為「綠磚樓」。前一段時間，用新瓷磚替換了已經毀損嚴重的舊瓷磚。但是，遺憾的是，新的比原來的要差很多。建築的第一層和地下層起初用作商業，租給了不同的商社和租戶。第二層和第三層是舒適的房間，女主人的房間也在這兒。

邰彩玲在斯維特蘭娜大街的「綠磚樓」，1918年攝

邰彩玲的房子與斯維特蘭娜高架橋為鄰。在1901年，當提出建設高架橋的問題時，烏蘇里鐵路局向城市當局提出條件：「立即與房主協商，讓他們不要對建設高架橋的賠償提出非分之想，保存好他們同意的字據，就本事件可能產生的訴訟不承擔任何義務。」

俄羅斯人房主可以捍衛自己的權利，拒絕簽署文件；中國房主害怕與當局發生衝突，實際上對管理局和鐵路當局的不合法壓力做了讓步。

新經濟政策取消和私人租賃者被驅逐後，一直到1990年代，在邰彩玲原來的房子里是市工商業局的「成衣」商店，而現在是「綠磚房」商店。

邰彩玲的幾個鄰居也是中國人。西邊與她的地塊相連的是康強（正如在一份文件中說明的，康強是沓官文的兒子）的房產，這個房產佔了朝向兩個街道——斯維特蘭娜大街和北京大街——的兩塊地皮。康強的不動產因為修鐵路受害最重。起初，1891年鋪設道路時，他的房產呈條狀，幾乎全部被收歸國有，只剩下兩塊不大的三角形土地：一塊在斯維特蘭娜大街，一塊在北京大街，康強在這兩塊土地上蓋了商業用途的房產。

後來，1908年，在修建斯維特蘭娜高架橋（康強與邰彩玲同一天被迫寫了同意字據）時，他的房屋的第一層與人行道落在「坑裡」，因而「從人行道旁邊朝房子方向修了一個慢坡台階（高架橋入口），一個寬度為2俄丈的平台」。

斯維特蘭娜大街，右邊與斯維特蘭娜高架橋相鄰的是康強的房屋，這個房屋的後面是楊萊的房子，1918年攝

過了兩年，把人行道路面與馬車路面抬高到同一水平，以防止馬車和行人從2米多高的地方掉下去。

這樣，康強房屋的第一層幾乎被填了一半，事實上變成了半地下室，而房主被剝奪了因此獲得賠償的可能性。

1915年，考慮到大街的新高度，康強在斯維特蘭娜大街重新修改了自己的房子。結果，起初不起眼的二層建築變成了三層（帶地基層），正面（現在是斯維特蘭娜大街17號）做了大量裝飾，具有摩登風格。在康強的新房子里，裝備了各種現代文明娛樂設施，有幾間舒適的房間，還有商務和辦公場所：K·費利佩克鑽石和金飾商店、P·瓦納加公證處、「艾斯佩羅」協會等。

在康強與伊·伊·加列茨基的「金角灣」房屋之間，是中國公民楊萊、他的兒子楊義吉和楊義策及其妻楊楠氏的房屋。

楊萊的房產如同康強一樣，也被分為兩半，一塊朝著斯維特蘭娜大街（現在是斯維特蘭娜大街15號），一塊朝著北京大街（現在是海軍元帥福金街14號）。

從1891年到1897年，楊萊非常密集地建造了各種各樣可以帶來收入的房子，用作辦公室、貿易商店，還有住宅。

商業建築以及其後面的倉庫鄰近斯維特蘭娜大街。其中的一部分1953年被改造為青年劇院（現在是斯維特蘭娜大街15-a號）。

楊萊的住宅「朝向」北京大街。

總體來看，北京大街是為了紀念1860年俄羅斯與中國簽訂的《北京條約》，1964年改名為海軍元帥福金街，以紀念B·A·福金，他從1958年到1962年擔任蘇聯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於1964年1月23日去世。在蘇聯之前的時期，北京大街中國人的房產最多。例如，北京大街與阿列烏茨克街的十字路口完全有理由被稱為「中國十字路口」：它的南面一部分屬於蔡家，另一部分屬於庫別爾；北邊部分屬於胡森海和李成，另一部分屬於何欣欣·康泰和李立浩。

紀鳳台

俄羅斯的親密朋友

還要特別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個房產主——他不僅在遠東赫赫有名，而且在其他地方同樣如此，他是中國的大商人、俄羅斯的親密朋友——紀鳳台（或季鳳台）。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紀鳳台，20世紀初攝

與當地的中國房產主不同，他沒有去開發自己的不動產，沒有招租房客，也沒有把商社出租用於辦公室或倉庫。他的不動產完全服務於他自己的方便和舒適。

他常住的地方是阿穆爾沿岸邊疆區首府——哈巴羅夫斯克，但是他經常一個人或與家人去符拉迪沃斯托克進行商務旅行，在這裡待的時間相當長。

紀鳳台的大宅位於謝夫涅洛夫大街（如今是遠東工廠大街）。他的住宅的一邊是商人O·B·林德格里姆的別墅，另一邊是高級文官巴·葉·哈亞科夫的房子。

紀鳳台在俄羅斯的活動始於1873年，當時他在哈巴羅夫斯克市工程處當翻譯，同時做些小買賣。

中國人的經營頭腦、商業天賦幫助他公開、誠實和可靠地經商，使他無論在俄羅斯人中，還是在中國人圈子裡都快速地獲得了地位和名望。

1893年12月，他加入了俄羅斯國籍。人們開始按照俄羅斯人的習慣叫他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紀鳳台。不久他就成為第一行會的商人，他不僅從事貿易，而且搞工業生產。1901年，他創建了名為「紀鳳台合伙人」的貿易之家，註冊資本為20萬盧布。

在哈巴羅夫斯克，紀鳳台建立了使用蒸汽軋輥機器的石頭磨麵廠、通心粉廠、啤酒廠、生鐵軋制廠、玻璃廠。到1907年，紀鳳台的貿易之家已經有120萬盧布的資本。

在俄羅斯與日本戰爭期間，尼·伊·紀鳳台給予了俄羅斯巨大的幫助，他幫助運輸了給養和軍備。「他能夠組建一支1000匹騾子的運輸隊，用1500輛兩輪大車和6000頭牲畜來運輸，加上還有2000匹可以馱運的牲畜，他鋪設了600俄里的泥土道路，為修築炮台和堡壘挖土30萬立方米。根據第七軍指揮官薩哈羅夫中將證實，『日本人對中國居民造成了毒害性影響，多虧了紀鳳台先生獨特的工作，多虧了他總是在中國人中享有的巨大威望和影響，這些才得以完成』。」

這份報紙還報道說，商人紀鳳台於1896年5月在慶祝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上，覲見了沙皇尼古拉二世。

中國作者段光達和翟鳳輝1998年在《東方明珠——哈爾濱》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描述了紀鳳台與俄羅斯沙皇的另一次會見，那時沙皇還是王儲。根據他們的說法，這次會見的地點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眾所周知，沙皇曾乘坐名為「亞速海紀念」的巡洋艦，以俄羅斯王儲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羅曼諾夫的身份於1891年5月來到遠東。

中國作者在其文章中講述了以前鮮為人知並為俄羅斯研究者漏掉的「事實」：「尼古拉王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散步時偶然走進紀鳳台的作坊，與他進行交流，王儲發現，中國人的俄語講得非常流利。王儲請紀鳳台幫他購買毛皮。中國人當場告訴王儲，他有一個朋友經營毛皮，如果他想買，他們現在就可以去看貨。王儲同意了，當他們到了紀鳳台朋友（尼古拉·紀鳳台是不是去了邰彩玲的小貨鋪呢？）的店鋪時，他看到商品的質量確實很好，價錢也公道。但是王儲出來散步，隨身沒有帶錢。於是紀鳳台說：『沒關係，東西您拿去，我幫您墊上錢。』然而，王儲讓他第二天把東西給它送去。次日，紀鳳台拿了毛皮，來到指定地點，才知道，自己是在跟俄羅斯的王儲打交道。王儲對紀鳳台說：『今天你成了我的朋友，如果我賜予你官職，你覺得怎麼樣？』然而，中國人禮貌地拒絕了。於是王儲授給紀鳳台最高商人頭銜。」

這個動人心弦的「傳說」符合俄羅斯人和中國人關於好皇帝與天真商人故事中的美好憧憬，當然，它與現實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王儲與紀鳳台確實見過面（紀鳳台是知名人士代表團成員），但不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是在哈巴羅夫斯克，在尼古拉王儲回聖彼得堡的路上。確實頒發了獎章，但不是因為他墊錢買毛皮，而是褒獎其做出的重要（且不求回報）的貢獻。

1906年，紀鳳台被授予聖斯坦尼斯拉夫三級勳章。1907年被授予聖斯坦尼斯拉夫二級勳章。

從1890年代報紙的報道看，紀鳳台經常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譬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報》1897年9月7日寫道，在加列茨基大廳上演戲劇時，經常可以看到耐人尋味的一幕：「前排旁邊絕對被中國婦女佔據，她們是哈巴羅夫斯克商人紀鳳台和商務代表帶來的；在後排，也可以看到中國婦女和她們的孩子。人們說，一些中國人帶來3個老婆。」

紀鳳台全心全意地熱愛俄羅斯。他的孩子們在聖彼得堡學習。據歷史學家А·И·彼得羅夫證實，紀鳳台後來住在莫斯科。

根據В·聶米羅維奇·達琴科的資料，在俄羅斯與日本發生戰爭後不久，紀鳳台就說：「亞洲的未來屬於中國與俄羅斯結盟：兩個國家在一起什麼都不怕。」現在人們感受到這一預言的深刻性。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紀鳳台1910年於聖彼得堡去世，按照他的遺願，被埋葬在哈爾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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